一
江湖遼闊，美女生生不息。而在金庸心裡，或許西施，才是他心裡永遠的白月光。那麼美，美得無法運用正面的文字描寫來形容；那麼柔弱，又那麼強大，強大到不用一刀一劍，就讓一個天才武學少女殺意滿滿而來，柔情滿滿而歸。
金庸一定是有西施情結的。不然，歷史上的「四大美女」，他為何偏偏只寫了西施？
金庸筆下，美女俠女無數，她們一個個都美得驚天動地，比如黃蓉：
「只見船尾一個女子持漿蕩舟，長髮披肩，全身白衣，頭髮上束了條金帶，白雪一映，更是燦然生光。郭靖見這少女一身裝束猶如仙女一般，不禁看的呆了。那船慢慢蕩近，只見這女子方當韻齡，不過十五六歲年紀，肌膚勝雪、嬌美無比；容色絕麗，不可逼視。」
比如小龍女：
「但見她臉色蒼白，若有病容，雖燭光如霞，照在她臉上仍無半點血色，更顯得清雅絕俗，姿容秀麗無比。世人常以美若天仙四字形容女子之美，但天仙究竟如何美法，誰也不知，此時一見那少女，各人心頭都不自禁的湧出美若天仙四字來。她周身猶如籠罩著一層輕煙薄霧，似真似幻，實非塵世中人。小龍女聽楊過稱讚自己美貌，心中喜歡，嫣然一笑，真如異花初胎，美玉生暈，明豔無倫。」
又比如王語嫣：
「只見一個身穿藕色紗衫的女郎,臉朝著花樹,身形苗條,長發披向背心,用一根銀色絲帶輕輕挽住.段譽望著她的背影,只覺這女郎身旁似有煙霞輕籠,當真非塵世中人。」
……
這些描寫細緻入微，有正面亦有側面，讀者大可以根據文字，在心中勾勒出一個大致的美女形象。或者腦海裡浮現的乾脆就是明星形象，比如，翁美玲飾演的黃蓉，李若彤飾演的小龍女，劉亦菲飾演的王語嫣……
可是對西施，金庸竟然沒有一點點的正面描寫，只是通過範蠡和阿青的對話，有過一段描述：
「範蠡輕輕說道：『她的眼睛比這溪水還要明亮，還要清澈……』阿青道：『她眼睛裡有魚遊麼？』範蠡道：『她的皮膚比天上的白雲還要柔和，還要溫軟……』阿青道：『難道也有小鳥在雲裡飛嗎？』範蠡道『她的嘴唇比這朵小紅花的花瓣還要嬌嫩，還要鮮豔，她的嘴唇溼溼的，比這花瓣上的露水還要晶瑩。湘妃站在水邊，倒影映在清澈的湘江裡，江邊的鮮花羞慚的都枯萎了，魚兒不敢在江裡遊，生怕弄亂了她美麗的倒影。她白雪一般的手伸到湘江裡，柔和得好像要溶在水裡一樣……』」
《越女劍》是金庸為數不多的短篇小說，「為了使得讀者容易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長、中篇小說書名的第一個字湊成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短篇《越女劍》不包括在內，偏偏我的圍棋老師陳祖德先生說他最喜愛這篇《越女劍》。」在廣州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的金庸作品集（新修版）中，金庸在序中提到《越女劍》。相比於他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這十四部巨著，《越女劍》不過一萬多字，以它為藍本的影視劇也很少，目前所知只有一個亞視版本。
但顯然，金庸是鍾愛《越女劍》的。他用一支妙筆，真正詮釋了「人間只有美是無敵的」（語出諸暨籍作家楊佩瑾以西施為主角的長篇小說《浣紗王后》），當阿青見到西施，她「凝視著西施的容光，阿青臉上的殺氣漸漸消失，變成了失望和沮喪，再變成了驚奇、羨慕，變成了崇敬，喃喃的說：『天……天下竟有著……這樣的美女！範蠡，她……她比你說的還……還要美！』纖腰扭處，一聲清嘯，已然破窗而出。」
你看，真正的美，不僅能徵服異性，而且能徵服同性。在金庸筆下，也就只有西施才配享有這份榮耀。
一部《越女劍》，有人讀出了「權謀」，有人讀出了「愛情」，有人讀出了「犧牲」，有人讀出了「劍術的傳奇境界」，而我，領悟的是一份「愛的成全」。這份「愛的成全」，它的情感源頭，是對人間之美的致敬。
能讓一個妒忌她的同性為之傾倒而放棄刺殺，這難道不就是金庸對西施之美的一種致敬嗎？金庸創造了那麼多美女，只有西施，他沒有創造，只有仰望，「兩千年來，人們都知道，『西子捧心』是人間最美麗的形象。」《越女劍》的結尾，金庸寫道。
《越女劍》寫於1970年。那一年，金庸46歲。在《越女劍》之前，金庸寫的都是長篇巨著。但46歲時，金庸計劃要寫33篇短篇，對應「33幅劍客圖」。可惜的是，寫完《越女劍》之後，金庸就「歇手」了，給讀者留下的是遺憾。但是，也就有了這部與他14部長篇格格不入的「孤品」《越女劍》，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與他從前營造的江湖格局截然不同的意境和體系。
最喜愛這篇《越女劍》的圍棋老師陳祖德（1944年2月19日-2012年11月1日），是中國圍棋國手,中國棋院第一任院長，上海人。而金庸是痴迷圍棋的，他小說中的大俠，圍棋也是「必修課」，棋子和棋盤都能當武器。1980年，陳祖德被查出絕症，甚至被下了病危通知單。金庸一直對他非常仰慕，親筆去信邀請陳祖德到香港養病。1981年，陳祖德欣然前往，一住就是半年。「之前我對武俠小說並不了解，也沒看過他的書，但住在人家家裡，不了解人家的作品非常無禮，所以我就開始翻看他的小說，結果，一看就停不下來了，我看完了他寫的14部小說。」「他的書裡，最讓我著迷的就是他所熟練運用的歷史、文化，非常淵博，而且描寫得非常逼真，那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最讓我感嘆。」（上海《青年報》2012年11月5日，《憶陳祖德：曾在金庸家養病半年 與聶衛平打過架》，作者：陳宏）。
陳祖德為什麼會最喜歡《越女劍》？我們現在已無從知曉。但是，作為一名上海人，陳祖德在地域和情感上，或許會與西施故裡——諸暨有著一份共通，他肯定也聽說過西施的故事，於是著迷於這樣的傳奇。從這一角度分析，他最喜歡《越女劍》也是情理之中了。
二
金庸和諸暨，是有淵源的。
首先，他的小學啟蒙老師陳未冬，是諸暨人；他小學時的習作，曾發表在《諸暨民報》上。
陳未冬原名陳維棟，1911年出生在諸暨陳宅，後來考入紹興的省立第五中學，畢業後在諸暨楓橋的大東公學堂任教。1933年，他應同學之邀，赴海寧縣袁花鎮龍山小學堂任教。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陳未冬赴陝北抗大學習，當年8月回諸暨從事抗日活動，新中國成立後任輕工業廳副廳長等職，2003年5月去世。
金庸，原名查良鏞，1924年3月10日生於浙江省海寧，1948年移居香港。1931年，7歲的查良鏞被送往村口巷裡的十七學堂。幾年後，轉入袁花鎮的龍山小學堂就讀。龍山小學堂是一所現代小學，建於光緒十八年（1902），是海寧最早的4所高等小學堂之一。
在龍山小學堂，金庸遇上了陳未冬。
那時候，陳未冬並不會想到，他所教的孩子當中，有一位叫「查良鏞」的孩子，後來會成為舉世聞名的「金大俠」。
陳未冬是很喜歡這個學生的，「當時，查良鏞（金庸）在本校就讀，是五年級成績最佳的學生。他聽課、做事都很認真，特別是作文寫得好，我對他的每篇作文都細加圈點、認真批改，作為範文在課堂上評析。我曾把他的作文本交給《諸暨民報》的駱文華，他看後認為很不錯，還選了幾篇在《諸暨民報》上刊登了。」在自傳《我的故事》中，陳未冬如是記述。
師生分別之後，陳未冬一直把查良鏞小學時的一本作文簿珍藏在諸暨老家，直到「文革」期間造反派多次抄家，這本作文簿才與被稱為「四舊」的東西一起被燒掉。
上世紀八十年代，當鄧小平在北京會見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的消息在報紙上刊登後，陳未冬才知道，金庸就是他當年的學生查良鏞。
雖然已分別良久。但心中，仍有念念不忘。
事實上，金庸也沒有忘記他的啟蒙老師。
他與日本創價學會名譽會長、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的對話中（《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池田大作對話錄》，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曾有這樣的對白：
池田：「您的『恩人』是哪一位？當然，有各個不同時期的『恩人』吧。」
金庸：「說起我的恩師，一位是小學五年級時的班主任兼國文老師陳未冬先生，前年在杭州相會時幾乎已相隔六十年。我仍記得當年他為我改正的作文錯字，提到這些字時，他不禁大笑，贊我記性好，並說牢記錯誤是求得進步的要訣……」
這場對話，曾被輿論界稱為「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兩位優秀代表的世紀性對話」。
金庸對啟蒙老師的這份銘記，可見一斑。
師生在分別多年之後，終於輾轉取得了聯繫。1988年10月14日，金庸覆信問候陳未冬：「生受老師教誨，已五十餘年了，但老師的聲音笑貌歷歷就在目前……數十年來編報，老師當日之指點，固無時或忘也。分隔五十餘年，回思教誨愛護之恩，感懷良深。明年如能抽空，當來杭州叩見。奉上近照一幀，以代先此致候……授業弟子查良鏞叩上。」
1996年11月5日，金庸來到杭州，特邀陳未冬出席晚宴。致辭時，他十分動情地說：「今天我很高興，在座的有我小學時的老師，他已經80多歲了，給過我許多指教，我很敬重他……」
金庸和他的小學啟蒙老師陳未冬的故事，後來被收入一些名人錄和教育類的書籍中，比如《人民日報名家寫真系列歲月的智慧:金庸和他的師友們》(作者蔣連根)。有趣的是，一些論述小學教師對一個人成長的影響力之類的教育論文，也往往會採用這一事例。
三
金庸的少年求學時光中，亦有諸暨人的身影。
斯宅人斯杭生先生寫過一篇《我和金庸的一段友情》，文中記錄了他在浙江省立聯合初級中學（簡稱聯初）和浙江省立衢州中學高中部（簡稱衢高）求學時，與金庸同窗的一段情誼。
1923年生的斯杭生，是從諸暨走出去的船舶行業專家，他是上海江南造船廠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曾兼任國務院上海經濟區（包括上海市和蘇、浙、皖、贛、閩五省）船舶行業規劃組長、上海市海洋石油服務總公司董事、中國一勃朗駱特海洋工程公司董事、上海船舶工業空調冷藏工程公司董事、《船舶工業》雜誌編委、《中國造船》雜誌編委、《造船技術》編委會副主任委員。
那是抗戰初期，浙北杭州、嘉興、湖州相繼淪陷，浙江省教育廳把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師範、杭州民眾實驗學校、嘉興中學、湖州中學等七個省立中學搬到浙南麗水碧湖成立了浙江省立聯合中學，內分高中、初中、師範三部，後來又分為聯高、聯初、聯師三個學校。查良鏞原在嘉興中學讀書，斯杭生則在杭州初中讀書，聯中成立後，他們都遷到碧湖去讀書。
「查良鏞比我高一學期，當時我們並不認識，我只聽到我的堂叔、曾是杭初和聯初的語文老師斯倫（志彝）對我們說起過，他說他在聯初三上教語文，班上嘉興中學來的學生查良鏞的語文基礎很好，文章寫得很有新意，是我們杭初的學生所不及。」
後來查良鏞比斯杭生早一學期畢業於聯初，並考入聯高讀書。當時浙江省教育廳規定聯高只接收家在淪陷區的學生，而當時諸暨尚未淪陷，斯杭生在聯初畢業後，考入了衢州中學高中部讀書。
「我有一個在杭初讀書時的同班好友餘兆文，他和查良鏞是聯初的同班好友（我在杭初讀書時曾因病休學一學期，故在聯初讀書時比餘兆文低一學期），餘在聯初畢業後考入衢中高中部讀書，且也因病休學了一學期，故和我又成為衢高的同班好友。當時查良鏞在聯高讀書，因不滿學校訓育主任對學生實施的高壓措施，就在壁報上寫了一篇諷刺文章《阿麗絲漫遊記》，引起了全校的轟動。訓育主任則大為光火，一定要開除查良鏞。這時餘兆文知道查在聯高繼續讀書已有困難，就向衢中校方請求，讓查轉學到衢中來繼續讀書，並得到衢中校方同意，查良鏞就轉學到了衢高，我們又成為同校的同學，他仍比我高一學期。當時聯初畢業到衢高讀書的同學很少，除查良鏞、餘兆文和我外，還有俞兆康（諸暨楓橋人）、蔣培初（諸暨磨石山人）、斯伯郎（諸暨斯宅人）等幾人，課餘飯後我們常在一起玩樂。又由於餘兆文的關係，我就和查良鏞熟識起來了。」
這份同窗之情，彌足珍貴。
多年之後，雖然同學們各奔西東，各赴前程，但少年情誼在心懷，縱使白髮蒼蒼，向歲月深處望去，從前走過的路、伴過的人，依然是心中那道溫暖明亮的白月光。
1992年1月11日，金庸寫信與斯杭生：「……吾兄精神矍鑠，風採依然，至以為慰。兄在造船工程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弟聞之亦欣喜不已。我們已四十多年未曾晤面，但昔日在碧湖情景，仍歷歷在目，臨風想念故人，仍有溫暖之感。如有機緣，自當趨府拜候。」
臨風想念故人，仍有溫暖之感。
是啊，我總在想，為什麼金庸會寫《越女劍》、寫西施和範蠡，或許也跟他感念一生的老師和同學來自西施故裡有關吧。當年，某個月光醉人的夜晚，少年們秉燭夜談，他們會聊一聊吳越爭霸，會感懷一個生長於農家的絕世美人，如何激蕩起風雲起伏的歷史。就在那樣的氛圍中，她深深地根植於心，只待某一天，付之筆端。
西施，那也是金庸的一個故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