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毛會師:中國紅軍和革命突破性進展的裡程碑 |
| 餘伯流 |
| 八十年前，在中國南部江西寧岡縣礱市這個偏僻的山區小鎮上，發生了一起驚天動地的重大歷史事件——朱毛會師（亦稱礱市會師、井岡山會師）。越過風雲激蕩的歷史時空，「朱毛會師」這一特別用語，一直成為崇高的、充滿含金量的、人們耳熟能詳的光輝名詞，閃現在官方和民間的政治生活與日常語彙中。雖然「文革」時期她曾一度被蒙上陰影，但拂去陰霾，她又以更加閃光、亮麗的身姿出現在世人面前。 今天，在紀念「朱毛會師」八十周年的時光裡，回顧和審視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人們應如何以新的視野評價它在中國革命史上的歷史地位與作用呢？本文將對此問題作一解讀，商於學界同仁。 朱毛會師的偉大壯舉，舉起了中國革命低潮中一面堅持鬥爭、鮮豔奪目的大旗 1927年春夏之交蔣介石、汪精衛發動「四一二」政變、「七一五」分共後，轟轟烈烈的中國大革命跌入谷底。從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大江南北被國民黨反動派屠殺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竟達31萬餘人，正如《布爾什維克》所指出的，那時「中國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慘的白色恐怖的國家」。 大革命失敗的陰霾籠罩，大屠殺的腥風血雨，使得全國的革命形勢發生了巨大的逆轉，中國革命由高潮轉入低潮。然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徵服、被殺絕。他們從戰友的屍體中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又繼續戰鬥著。 在繼續戰鬥的共產黨人群體中，有兩個偉人。他們高舉革命旗幟，歷盡艱難困苦，意志堅定地帶領著兩支起義後失敗的隊伍，向羅霄山脈中段的湘贛邊界湧動、匯聚，隨後快速發展壯大。這兩個偉人，就是毛澤東、朱德。 毛澤東是黨的八七會議後第一個上山下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他在革命低潮的危難中受中央委託，以中央特派員和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份，全權領導湘贛邊秋收暴動；暴動受挫後又審時度勢，果斷決策，引兵井岡，點燃了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烽火，成為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 朱德在南昌起義主力潮汕失敗後，撤守三河壩，帶領南昌起義餘部遊擊閩粵贛邊境，在陳毅協助下，經過「贛南三整」後，領導發動了湖南暴動；暴動受挫後又帶領南昌起義餘部和湘南農軍向井岡山挺進，成為鞏固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又一位重要領導人。 1928年4月24日這一天，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和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及湘南農軍，在寧岡礱市勝利會師，史稱「朱毛會師」。朱、毛兩位巨人在龍江書院親切會見，隨即暢談「文星閣」，商議建軍和中國革命大計。時年，毛澤東35歲，朱德42歲。為了一個共同的信念和目標，一個湖南漢子，一個四川漢子，雙龍聚首龍江畔，聯袂雄踞井岡山，演繹出中國革命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活劇。 從此，中國革命舉起了新的旗幟，開始走出谷底。 史學界稱袁文才、王佐為「井岡雙雄」，筆者以為，這只能就本地域而言。從更廣闊的視野看，朱德、毛澤東才是真正的「井岡雙雄」，而且是中國革命的「雙雄」。 這裡，還要順便提及一個重要史實問題，就是朱毛會師的時間問題。傳統的說法是依據回憶錄確定的1928年4月28日。隨著史學研究的深入，史學界發現此說與史實不符，否定了這一說法，提出了三個「新說」：一是「4月上旬說」（張國琦），二是「4月中旬說」（陳夥成），三是「4月24日前後說」（中央文獻室）。我和陳鋼合著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全史》（包括2007年修訂新版）一書中審慎採用的是第三說，即1928年4月24日。之所以確定這一天為會師日，除了不僅是認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毛澤東年譜》的口徑外，經我們考證，主要依據是兩個歷史文獻資料：一是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央的信》寫道：「據吉安來人報告，毛澤東部確與朱德部會合。」二是國民黨追剿部隊第十三軍第二師周參謀長梗酉電稱：「職協同第八軍一部於漾日（23日）收復酃城，朱毛殘部數千竄贛西。」上述正反兩則文獻表明，江西省委於4月25日即向中央報告朱毛兩部確已「會合」，可肯定在25日前會師；國民黨追剿部隊報告朱毛部已於4月23日撤離酃縣接龍橋戰鬥，從酃縣接龍橋到寧岡礱市，一日可到。據此大體可判斷確定：朱毛會師在4月24日。當然，如有新的史料披露，會師的準確時間還是可以討論的。 朱毛會師，意義非凡。在中國革命的低潮中，朱毛會師高舉起一面堅持鬥爭、雄踞井岡的鮮豔奪目的大旗，給全國民眾樹立了對革命的信仰，為中國革命的復興帶來了希望。 粟裕同志在《激流歸大海》一文中寫道：「井岡山會師，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它不僅對當時堅持井岡山區的革命，而且對以後建立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堅決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動全國革命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朱毛會師後的軍事大捷，拓寬了「以寧岡為中心」的工農武裝割據勝利發展的空間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寫道：「四月朱、毛兩部及湘南農軍退到寧岡，再開始邊界的割據」，「於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個月的各次軍事勝利和群眾割據的發展。」 「革命雄師會井岡，集中力量更堅強。紅軍領導提高後，五破圍攻固戰場。」這是朱德1957年留下的詠誦「朱毛會師」的詩句。 朱德部上山前，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已在井岡山苦心經營半年之久，取得了新城戰鬥（第一次擊破贛敵「進剿」）等重大勝利，創建了茶陵、遂川、寧岡三縣紅色政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已初具規模。 朱德所說的「五破圍攻」的軍事勝利，特別是著名的「龍源口大捷」、「黃洋界保衛戰」，都發生在朱毛會師之後的四個月內。這五次大勝是： 首戰五鬥江。朱毛會師後，極大地增強了井岡山根據地的軍事實力，卻也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恐慌。朱毛兩軍剛一會師，贛敵聞訊，想奪首功。國民黨軍第二十七師師長楊如軒率七十九團、八十一團，於4月底從永新開拔，從七溪嶺、拿山、五鬥江迂迴側擊，合圍寧岡。毛澤東、朱德、王爾琢等巧妙部署，設定包圍圈，潰敵於五鬥江，並乘勝追擊，一佔永新。5月2日，毛澤東在永新城致信中央報告：「追擊毛部之楊如軒部，結果反被毛部趕至贛邊。其八十一團擊潰於遂川之五鬥江，七十九團前被毛部繳械，三營現在亦被朱部擊潰於永新。」此役「繳槍三百支」，敵潰逃吉安，紅軍第二次擊破贛敵「進剿」。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毛部」、「朱部」的戰績。 二戰草市坳。紅軍攻佔永新城後，蔣介石急令湘贛兩省國軍「加緊剿匪，不得有誤。」江西國民黨省府主席朱培德命令楊如軒率全師從吉安返攻永新，加調王均第七師一個團、楊池生第九師一個團，合圍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王爾琢等率部主動撤離永新，避敵鋒芒，退回根據地中心寧岡，隨即奔襲高隴，設伏草市坳黑棟山，於5月19日獲大勝。是役殲敵一個團，擊潰敵師部，擊斃敵團長劉安華，擊傷敵師長楊如軒，繳獲山炮、迫擊炮9門和大批槍枝彈藥及20餘擔銀洋，紅軍第三次擊破贛敵「進剿」，乘勝二佔永新。 三戰龍源口。同年6月底，朱培德奉蔣介石之命，重振旗鼓，以第九師師長楊池生為總指揮，率九師三個團，加上慘敗的楊如軒二十七師的兩個團，共五團之眾，從吉安進攻永新。紅四軍退至寧岡，部署迎敵方略。6月23日這一天，大霧迷漫，紅四軍和邊界農軍在毛澤東、朱德、陳毅、王爾琢、袁文才等領導下，在新、老七溪嶺激戰一日後，於龍源口殲敵一個團，潰敵兩個團，繳槍七、八百支，「不費紅軍三分力，打敗江西兩隻羊（楊）」，紅軍乘勝三佔永新。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總結說：「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永新寧岡交界）一戰，第四次擊破江西敵人之後，我區有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縣東南部，是為邊界全盛時期。」 永新困敵。1928年7月下旬，在湖南省委「左」傾錯誤的指令下，紅軍大隊（紅二十八團、二十九團）冒進湘南，兵敗郴州。井岡山根據地內的軍事實力只剩下紅三十一團、三十二團。蔣介石下令湘敵吳尚第八軍、贛敵王均第三軍、金漢鼎部、胡文鬥第六軍共計11個團，協同「會剿」井岡山。毛澤東、何挺穎、朱雲卿等領導、組織紅三十一團和永新萬餘群眾，以四面遊擊的方式，將敵11個團圍困在永新城內及附近30裡地內達25天之久。永新困敵遏制了湘贛敵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一次「會剿」，創造了紅軍遊擊戰爭史上的奇觀。 黃洋界保衛戰。紅軍大隊在湘南遭受「八月失敗」後，湘贛敵軍趁紅軍主力欲歸未歸之際，奉命調集7個團，通電合謀，「會剿」井岡山根據地。當湘敵吳尚部3個團、贛敵王均部1個團進逼井岡山時，紅軍以不足一營的兵力，在朱雲卿、何挺穎、陳毅安等領導下，發動群眾構築五道防線，憑險抵抗，於8月30日打敗了敵人四個團的進攻，取得了「黃洋界保衛戰」的勝利，擊破了湘贛敵人的第二次「會剿」，又一次創造了紅軍遊擊戰爭史的奇觀。毛澤東稱此役為「邊界名戰之一」，吟就了《西江月·井岡山》的著名詞篇。 由此可見，朱毛會師後，在短短四個月內，連續取得五鬥江、草市坳、龍源口、永新、黃洋界戰鬥的勝利，五次擊破敵人的「進剿」和「會剿」，大大地拓寬了「以寧岡為中心」的工農武裝割據勝利發展的空間，井岡山根據地由此進入全盛時期並得到了鞏固發展。這是毛澤東、朱德的軍事領導才幹和指揮藝術的傑作。 朱毛會師後的紅色勁旅，構築了中國工農紅軍成長壯大的根基 朱毛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隨後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亦稱朱毛紅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兼前委書記。紅四軍是中國工農紅軍乃至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老根」、基石、源頭。 從紅四軍發展到紅一軍團，再發展到紅一方面軍，中國工農紅軍經歷了一個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艱難而光輝的歷程。在此期間，朱、毛紅軍尤為突出的貢獻是，鑄造了我軍聽黨指揮、黨指揮槍的軍魂。這是我軍「根基」的精髓所在，靈魂所系。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是人民軍隊的立軍之本和不朽軍魂。 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魂的鑄造，起源於南昌，初鑄於三灣，形成於古田，定型於延安。這是一個不斷發展、日臻完備的歷史過程。 南昌起源。南昌是軍旗升起的地方，也是我軍軍魂的發源地。南昌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支人民軍隊，軍魂的根基是軍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誕生，何談軍魂的存在？而且，在南昌起義的全過程中，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受黨中央之託，堅持黨的領導，牢牢把握起義部隊的政治方向，成為起義軍的堅強領導核心。參加起義的軍隊，大都是在黨掌握和影響下的武裝力量。起義軍主要軍事將領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都是堅決「聽黨指揮」的，這一點在非黨人士、總指揮賀龍身上尤為突出。黨的領導中樞中共前敵委員會不僅堅決貫徹中共中央的暴動決策，確保南昌起義的如期實施，而且在起義勝利前後制定頒布了各種政綱、政策，闡釋共產黨實行土地革命、解放工農的政治主張。以前委為代表的黨的領導，是南昌起義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也是部隊南下廣東浴血奮戰的重要保證。南昌起義部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具有明確政治傾向、「聽黨指揮」的武裝集團，這就為人民軍隊軍魂的鑄造奠定了最初的基礎。南昌起義主力潮汕失敗後，朱德又毅然率部轉戰，經「贛南三整」整頓了黨的組織，確立了黨的領導，最後挺進井岡山，實現朱毛會師，踏上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正確道路。 三灣初鑄。毛澤東在引兵井岡後，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將「支部建在連上」，從組織上、體制上開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人民軍隊的軍魂由此得以明確。正如親自參加改編的賴毅將軍在《三灣改編前後》中所說：「支部一建立，連隊立刻有了靈魂。由於支部設在連上，支部就真正形成了連裡的核心和堡壘。」三灣改編是人民軍隊軍魂初鑄的標誌。 古田形成。古田會議前，紅四軍黨內經歷了一場有關重大原則問題上的紛爭，一度產生過「分權主義」，削弱了黨的領導。毛澤東還在「七大」選舉前委書記時落選。後在黨中央和周恩來的鼎力支持及其「九月來信」的影響下，毛澤東回到前委領導崗位，重掌軍中「帥印」，並在朱德、陳毅的協助下，成功地召開了紅四軍黨的「九大」即古田會議。會議系統地批判了黨和紅軍中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強調「進行正確路線的教育」，明確規定「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建黨路線和建軍綱領。我軍黨領導軍隊、黨指揮槍的軍魂框架由此正式形成。 延安定型。長徵途中，當紅一、紅四方面軍達維會師後，張國燾自恃有八萬人馬（時朱毛中央紅軍僅一萬餘人），兵強馬壯，擁兵自重，屢屢向中央伸手要權，甚至以武力要挾，另立中央，與朱毛紅軍分道揚鑣。張國燾的錯誤做法，對「黨指揮槍」提出嚴峻挑戰。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黨中央進駐延安後，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張國燾「槍指揮黨」的錯誤，在1938年11月6日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毛澤東的這一重要論斷，正確處理了個人兵權與黨領導軍隊的關係，使人民軍隊「黨指揮槍」的原則得以確立，從而完成了我軍軍魂的鑄造，至今相傳不變。 從朱毛會師（成立紅四軍）——汀州整編（成立紅一軍團）——永和會師（成立紅一方面軍）——長徵勝利（三軍大會師），中國工農紅軍在「黨指揮槍」軍魂原則指引下，走過了艱難曲折、波瀾壯闊的輝煌歷程，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考驗和錘鍊，終於成為一支擁有現代化裝備的強大的人民軍隊，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朱毛會師後的理論創新，奠定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和紅色政權理論的基礎 朱毛會師後，在「四月至七月的各次軍事勝利和群眾割據的發展」中，毛澤東、朱德等及時總結經驗，進行了重大的理論創新。其理論創新的主要成果是「十六字訣」、「七項政策」和紅色政權理論。 「十六字訣」是紅軍遊擊戰爭的基本戰術原則，是兩軍會師後毛澤東、朱德、陳毅共同智慧的結晶，毛澤東作了理論上的總概括。 「十六字訣」的形成和提出有一個過程。它是毛澤東在井岡山鬥爭初期遊擊戰爭的實踐中總結和提出的。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攻打茶陵時，毛澤東就提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賺錢就來，蝕本不幹，就是我們的戰術。」1928年1月攻打遂川時，毛澤東又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十二字秘訣」。1928年5月五鬥江戰鬥、6月龍源口戰鬥勝利後，毛澤東在總結戰鬥經驗時，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有當時萬安縣委書記張世熙的歷史報告和一些老同志的回憶為據。 「十六字訣」的形成，也蘊含了朱德的遊擊戰爭經驗。朱德1944年在編寫紅一軍團史座談會講話時曾說：「過去從1911年辛亥革命開始，在川、滇同北洋軍閥等打仗，打了十年，總是以少勝多。在軍事上的主要經驗，就是採取了遊擊戰爭的戰法。記得在莫斯科學習軍事時，教官測驗我，問我回國後怎樣打仗，我回答：戰法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當時還受了批評。其實，這就是遊擊戰爭思想。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起了一點帶頭作用。」朱毛會師後，朱德在指揮五鬥江、草市坳，龍源口等重大戰鬥中，實際上都運用了含有「十六字訣」要素的遊擊戰術。 「十六字訣」的實際形成是1928年朱毛會師後的五、六月間，但正式進行理論概括、見諸文字是朱毛紅軍下山以後。1929年4月5日毛澤東在瑞金寫作《前委致中央的信》時，總結了井岡山時期以來的遊擊戰爭經驗，明確提出： 「我們三年來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我們的戰術就是遊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蹤，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 陳毅在1929年9月1日《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也記載了井岡山鬥爭以來的紅軍14條遊擊戰術，諸如「紅軍不攻堅」、「打圈子脫離敵人包圍與窮追」、「不明敵情，絕不作戰」、「用群眾封鎖的襲擊」、「出敵不意殲滅之」、「不打硬仗，不能有十分把握的仗就不打」、「敵人若進攻我根據地，我軍則繞道去劫其後方」、「埋伏得好好的，俟敵一來一網打盡」等等。這些戰術都是對「十六字訣」的豐富和發展，陳毅稱這套戰術為「四軍的法寶」。 黨中央和周恩來在1930年1月15日的《中央軍事通訊》上發表了陳毅的上述報告，向各地紅軍推介朱毛紅軍的經驗，並在「按語」上讚揚道：朱毛紅軍的經驗「在中國『別開生面』，在過去所沒有看過的。」此後，朱毛紅軍的經驗傳遍全國蘇區和紅軍。 「七項政策」是朱毛會師後5月到10月間形成的邊界黨的領導經驗的總結，見諸於文字是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以前委名義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毛澤東寫道： 「我們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和敵人鬥爭了四個月之久，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擴大，原因就在於邊界黨（地方的黨和軍隊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邊界特委（毛澤東為書記）和軍委（陳毅為書記）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鬥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布置長期鬥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 上述「七項政策」的制定和形成，是在總結四月朱毛會師後鬥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在邊界5月黨的「一大」上提出的。這「七項政策」基本上概括了井岡山時期武裝鬥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個方面的要點，也是中國紅色政權理論的內核。隨後，毛澤東在1928年10月提出了著名的「工農武裝割據」的總概念，形成了中國紅色政權的理論，由此成為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基石。毛澤東在論述紅色政權理論的歷史條件、主要內涵的同時，還論述了小塊紅色政權的發展前途，提出了「取得全國政權」的偉大構想。他指出： 「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不但沒有疑義，而且必然地要作為取得全國政權的許多力量中間的一個力量。」「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於全國政權的取得。」 可見，毛澤東當年身在井岡山，就胸懷全中國，萌生和提出了「取得全國政權」的雄心大志和科學預見。中國革命從井岡山到天安門的22年歷史巨變，雄辯地揭示和印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一偉大真理。 朱毛會師的歷史影響，還輝映著井岡山道路和井岡山精神形成發展的徵程。可以說，沒有朱毛會師，就沒有井岡山道路的開創；沒有朱毛會師，就沒有井岡山精神的孕育。這方面的歷史影響和精神感召，本文就不展開論證了。 總之，朱毛會師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始進入鼎盛發展新階段的轉折點，是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實現突破性進展的裡程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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