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料之中的是，《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遭遇了與其他著名文章和書籍同樣的命運：它們因錯誤的原因時而受到讚揚，時而受到批評。無論什麼原因，只要新聞標題在任何地方都特別沉悶，「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就會周期性地出現。相反，每當有好事發生，特別是在非洲，「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就會周期性地被貶低。我所寫到的具體地方在5年、10年、15年後發生的事情現在已經被遺忘了；文章本身的細節也是如此，因此剩下的只是一個模糊的、籠統的印象。因為隨著新聞周期變得更加生動和激烈，它們也會更快地從記憶中消失，因為新的圖像取代了舊的圖像。如果等待的時間夠長，新聞周期就會到來，這將證明任何大的想法要麼是錯誤的，要麼是正確的，這取決於具體情況。福山的文章也遭遇了類似的命運：他那細緻入微、精闢論證的論文已淪為一張保險槓貼紙。事實是，《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準確地捕捉到了世界重要地區的解體和動亂的弧線的開端，這些弧線現在可能已經完成，並因此正在轉變成某種新的東西。
近十年前，在我的《季風：印度洋與美國權力的未來》一書中，我寫到一個全新的經濟發展周期，這個全新的經濟發展周期剛剛開始描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尤其是東部非洲這一重要廣闊地面的特徵，這一地區被我包含在一個新興的印度洋繁榮圈中。事實上，把非洲看成非洲越來越膚淺。全球化正在產生更多可識別的地區：隨著波斯灣、印度和中國能夠在東非投資越來越多的資金；隨著南部非洲在羅伯特·穆加貝在辛巴威以及雅各布·祖馬在南非災難性統治結束後，試圖獲得更多的西方投資；隨著西非的幾內亞、獅子山和賴比瑞亞經過幾十年的真正和初期無政府狀態後繼續掙扎；以及隨著廣袤而又森林濃密的非洲內部大陸仍然被種族部落爭端和嚴重的欠發達所困——這塊區域遠離任何海岸線，因而不受全球化和外部世界的影響——從中非共和國和南蘇丹直到整個剛果民主共和國都是如此。
現代主義對西非和更廣闊的非洲內陸地區都特別殘酷，那裡的種族、部落和語言邊界「縱橫交錯，重疊交叉，沒有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西方政治家所鍾愛的那種清晰的劃分」，這是法國非洲問題學者傑拉德·布魯尼耶注意到的。他說，在這裡，邊界最好是作為「多孔的膜」，而不是西方帝國主義者青睞的「鋼鐵鑄成的」線。《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恰好在傳統文化仍然被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的錯誤邊界撕碎的時刻，在新的政治和社會形式能夠紮根之前，描述了西非。
然而進化是不可阻擋的。尤其是科技，與其說它打敗了地理，不如說是縮小了地理範圍。這意味著，隨著西方的命運越來越與非洲和其他地區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地緣政治的世界正在變得更小，更幽閉恐怖，因此也更加緊張。當歐洲的本土人口停滯不前時，非洲的人口到本世紀末可能從10億增加到40億，即使人口增長率在下降。奈及利亞的人口為2億，到那時，隨著農業土壤的侵蝕，其人口可能達到7.5億。因此，從南到北的移民時代可能才剛剛開始。正如專家們所言，在這個時候，自動化、人工智慧和所謂的3D列印的綜合效應，可能會讓西方企業對窮國廉價勞動力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從而進一步破壞它們的穩定。儘管一些非洲國家的中產階級正在崛起，但這只會讓更多的人有能力用腳投票和移民。紮根於當地的農民在政治上要比剛剛受過教育且期望越來越高的民眾要穩定得多。
任何時候都不要認為經濟發展會緩和非洲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政治動蕩。事實上，它只會導致另一種大動蕩。亨廷頓在他《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這一最重要的書中寫到，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和經濟變革要求建立新的制度，要求對現存制度進行激烈改革，從而導致了更加複雜的政治動蕩。一個日益相互聯繫的世界，被巨大的技術變革和最貧窮國家人口的絕對增長所困擾，根本無法實現和平。這意味著，我對主要的州際戰爭方面的忽視可能是錯的，尤其是考慮到正在不斷增強的中國和俄羅斯等威權國家的軍事實力。混亂的變化，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其中一些是劇烈的，而且是非常劇烈的——都必須發生。因為沒有守夜人來維持世界秩序（也沒有秩序所能依賴的已經建立的等級制度）。當然，正如已故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家肯尼思·沃爾茲所暗示的那樣，這就是無政府狀態的定義。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我關於大規模的地緣政治分裂的觀點，根本不是悲觀的，僅僅是歷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