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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的家規
「他們以為自己了解我，但其實只知道公眾面前的我。」——李光耀
李光耀病危期間，一個冒充新加坡總理公署網站文告的截圖在網上流傳，稱建國總理李光耀已經逝世，導致國內外一批媒體集體陷入爭相誤報的烏龍事件。而這起尷尬事件的背後，折射的是李光耀對於媒體一如既往超乎尋常的牽動力。
人們似乎習慣了一種情形，這個來自毗鄰馬六甲海峽南口的蕞爾小島的領導人，其一言一行總能攪動世界輿論的風雲。
從3月17日開始，新加坡總理公署每天都發布關於李光耀病情的公告。6天之後，在新加坡乃至全世界人的關注、祈福和評說聲中，李光耀歷經91載的傳奇一生走到了謝幕時刻。他沒有等到5個月後新加坡國慶50周年的大日子。
不得已的獨立宣言
3月23日早上8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先後以馬來語、華語和英語向全國人民發表聲明，悼念新加坡的開國總理。在用華語發表聲明時，作為李光耀長子的李顯龍難掩傷悲，一度哽咽。63歲的李顯龍，在悼念聲明中數次尊稱「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父親」這個稱謂，李顯龍只在家中叫。
即便在這樣悲慟的時刻，李顯龍謹守著新加坡公私分明的規矩。而嚴守規矩、「家長式領導」，正是李光耀開創並直接領導逾30年的新加坡最具特色也最富爭議的兩個標籤。
李光耀的家族祖籍在廣東梅州市，自其曾祖父開始定居新加坡。1923年9月16日，李光耀出生，是家中長子。當時的新加坡處於英國殖民時期，祖父是頗有聲望的商人，籌謀長遠，他希望從小就聰慧過人的長孫更多地接觸西洋文化，因此，小小年紀的李光耀只在華文學校裡學習了很短的時間，就被轉到了英文學校。
1935年，李光耀12歲，原本在一所普通英文學校就讀，因為成績名列前茅，被保送進當時頂尖的英文學校萊佛士學院。他的一張成績單裡，老師寫下評語：「他縝密，睿智，有控力，今後一定可以走得很高。」
老師的眼光很準，這個對於孩童來說有些過譽的評價，現在拿來描述李光耀一生的軌跡，仍覺貼切。只是李光耀的人生高度，應該超出了老師曾經的預想。而他後來一步步走高的過程，在一些經歷過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的老人眼裡，早期是「時勢造英雄」，後來是「英雄造時勢」。
在年過七旬的退休機械工程師凌慶榮的記憶裡， 1965年8月9日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但收音機裡，正在播放的音樂突然中斷，傳出一個如晴天霹靂般的消息：迫於形勢，新加坡即日起脫離馬來西亞聯邦，從此自立自理。
廣播員宣讀的90個字宣言正來自李光耀，其身份已經是新加坡首任總理。
對於是年41歲的李光耀而言，這是一次不得已的獨立。李光耀後來在其自傳《風雨獨立路——李光耀回憶錄》中稱，他一生中只哭過兩次，一次是在他母親去世時；另外一次就是這次發表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的宣言時。這一年，新加坡被馬來西亞拋棄，被迫獨立那天的記者會上，他說著說著，開始拿面巾紙擦眼淚。記者會不得不中斷了二十分鐘。重新開始後，他搖搖頭，咬著牙說，「我不是來玩遊戲的，我背負的是幾百萬人的生命和生計，新加坡一定會，生存下去。」他一字一頓，像一隻受傷的老虎，舔著傷口。
自那之後，他就覺得自己處在一場永無休止的鬥爭之中，必須克服這個國家面臨的多個問題：自然資源的匱乏；含有敵意的國際環境；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形成的不穩定的種族組合。
40多年後，已經退休的李光耀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起當年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一事時，依然哽咽。
在宣布完獨立消息後，李光耀所領導的新加坡，是一個陸地面積不到700平方公裡的島國，相當於上海的九分之一，且自然資源缺乏，絕大多數食品，例如穀物、肉類、蔬菜、水果等等，都需要從鄰國進口，就連飲用水也主要依賴馬來西亞供應。
「要了解新加坡，弄懂它為什麼成為現在這樣，你就必須以一個事實為出發點：按理它不應該存在，而且無法存在。」2007年，已卸任總理職務的李光耀在接受西方媒體採訪時說。他坦言，新加坡原本沒有成為國家的要素，缺乏了一些基本因素：一個同質的群體，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命運。
「一些國家原本就獨立，一些國家爭取到獨立，新加坡的獨立卻是強加在它頭上的。」李光耀在自傳中稱。隨著新馬分家，新加坡變成了一個沒有軀體的心臟，又如何才能使一批來自中國、印度、馬來西亞、印尼和亞洲其他地區、使用多種語言不同民族的移民形成一個國家呢？
1954年11月21日，李光耀與新加坡左派學生及工會領袖成立了人民行動黨，他自己出任秘書長。當天，李光耀宣讀了黨綱，第一條就是結束殖民統治，建立一個包括新馬兩地的獨立國家。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僅相隔一條1400米寬的柔佛海峽。歷史上，新加坡曾是馬來西亞大家庭的一員。公元18世紀至19世紀初，新加坡即為馬來亞柔佛王國的一部分。二次大戰期間，新加坡被日軍佔領；1945年日本投降後，英國恢復對新加坡的殖民統治。1959年6月新加坡實行內部自治，成為自治邦。此前一月，人民行動黨在立法議會大選中大獲全勝，成為多數黨。在新加坡內部自治後，年僅35歲的李光耀受新加坡總督威廉古德邀請擔任新加坡總理。當時的李光耀一直希望與馬來亞(馬來西亞獨立前的稱呼)合併，他認為，只有人口比較多，幅員比較大，才有可能建國。
1961年5月27日，當時的馬來亞總理拉赫曼經反覆權衡，提出成立「馬來西亞」的計劃，擬將新加坡、沙撈越、沙巴和馬來亞合併成一個新國家，即馬來西亞。在該計劃獲得各方同意後，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正式併入馬來西亞。
李光耀原本以為新加坡在加入馬來西亞後能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但他始料未及的是，當時印度尼西亞不滿意身旁突然出現一個強大的鄰居。在馬來西亞成立後，印尼便斷絕了和馬來西亞的外交關係，禁止馬來西亞的商人到印尼做生意，很多新加坡商人因此破產。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政黨關係及緊張的種族關係亦為接下來的分離埋下伏筆。1964年，新加坡發生兩次種族騷亂，數百人傷亡。李光耀指責馬來西亞聯邦政府試圖推行「種族沙文主義」，使馬來人在聯邦內享有特殊的高等待遇，並在幕後煽動在新加坡的馬來人反對新加坡自治邦政府。
1965年，以李光耀為代表的人民行動黨同馬來西亞的所有反對黨聯合成立了「馬來西亞團結總機構」，並發起「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運動」，反對聯邦政府的種族歧視政策。人民行動黨在馬來半島越來越活躍，聯邦政府擔心人民行動黨會成為馬來西亞最大的政黨，從而主宰整個馬來西亞，把馬來半島變成華人的天下，於是他們決定將新加坡逐出馬來西亞。
因為新加坡有優良的港口，如果分離出去，對馬來西亞也是一種損失。起初，這只是一種具有威脅性質的驅逐，聯邦政府的本意是想教訓一下李光耀及其追隨者，讓他們乖乖屈服。
李光耀雖然不想分家，但一向行事風格強硬的他沒有選擇屈服，做出了也許是他一生當中最迫不得已、「在當時看來很不務實的選擇」。
就是這個讓李光耀一生耿耿於懷的選擇，讓新加坡和李光耀本人都成為奇蹟。新加坡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從「第三世界」國家躋身「第一世界」行列，而李光耀也成為近半個世紀裡世界政壇最閃耀的政治明星之一。
1960年，新加坡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為428美元，是不折不扣的窮國。到李光耀卸任總理職務的1991年，其人均GDP為14504美元，31年裡翻了近34倍，年均增長率為12%。而新加坡的人口還從1957年的144.6萬增至1991年的313.5萬，翻了一番還多。
2013年，新加坡的人均GDP為55183美元，而美國該年的這項統計數據為53152美元。
你可以叫我「功利主義者」
1950年8月，李光耀攜妻子柯玉芝從英國劍橋大學學成歸國。當時的李光耀沒想過搞政治，「只想做律師，過上好日子，做一個好的(法律)顧問」。
李光耀與大他兩歲的柯玉芝相識於新加坡萊佛士學院，同為學院的高材生。當時，16歲的李光耀以優異成績畢業，並通過了英國劍橋大學入學考試，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炮火和日軍對新加坡的入侵，讓李光耀的海外求學路不得不中斷7年之久。直到日本投降、二戰結束後，1946年，李光耀再次遠赴英倫。一年後，柯玉芝也到英國劍橋大學求學。在英期間，兩人瞞著雙方家長註冊結婚。1949年，李光耀和柯玉芝都獲得劍橋大學法律系「雙重一等榮譽學位」，柯玉芝還是亞洲首名考獲一等榮譽學位的女性。
「沒有她，我會是個不同的人，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2010年，在夫人的葬禮上，李光耀悼念陪伴自己度過了63年的妻子的長信感人至深。
因為一系列的政治動蕩，李光耀沒能夠繼續自己既定的律師職業生涯，而是走上從政之路。
1952年，馬來亞郵電工人大罷工，李光耀被聘請為郵電工會的法律顧問。因代表「新加坡罷工的郵差」與政府談判，李光耀聲名大噪，在工會中建立了群眾基礎，開始更多參與政治運動。
李光耀的從政並不偶然。在英國殖民時代的新加坡成長並經受過日軍佔領時期的白色恐怖，政治基因其實早已種進他的身體裡。在劍橋求學時，李光耀結識了一批馬來亞留學生，並參加了「馬來亞論壇」，這個論壇旨在爭取將馬來亞從英國殖民主義者手中解救出來或獨立。
而在日軍佔領時期，他耳聞目睹新加坡人受欺辱的遭遇，其本人還曾險些喪命於日本士兵的槍口下，這讓李光耀的性格中，在「先天遺傳的強勢」之外，又多了力求自立自強的成分。
新馬分家後，新加坡失去了傳統的經濟腹地，而英國決定撤出位於新加坡的軍事基地，加劇新加坡獨立初期的失業問題。誓為新加坡強大付出的李光耀，開始思考自己面臨的問題：夾在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更加豐富、生活空間更加廣闊的鄰國之間，新加坡該如何生存下去？而新加坡又該如何才能使自身不同於鄰國？
「它們的體制不清廉，我們要清廉；它們的法治一塌糊塗，我們要厲行法治。」李光耀後來回憶說。他當時做出的選擇，新加坡要打造世界級的基礎設施，擁有世界級的服務員人員，以全球為經濟腹地，用良好的體制和法治環境，積極吸引外資，解決就業問題。
作為劍橋大學法律專業的一等榮譽學位獲得者，李光耀深諳西方法治之道，他採納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及法治觀念，但有著華人血統並成長在新加坡的他，對於儒家思想已有研究和體察，這又讓他選擇擯棄西方放任式的民主及個人權利至上的思想。
在被問及一開始設計新加坡政治體制時所想達成的目標時，李光耀本人曾經解釋過選擇這種體制的理由。他說，「我們以英國制定的憲法為依據，但我們必須修改某些方面來符合我們的國情。主要的特徵我們保留了下來。第一，官僚機構、國會和政治領導必須分隔。第二，每五年舉行自由選舉。所以不論每個政黨當選，它將接受一個照常運作的制度。我們建立的制度確保新加坡人如果認為我們不合適，他們可以通過投票推翻我們。他們有得選擇。但是我們沒必要設計讓自己倒臺，我們沒理由讓新加坡退步」。
大選期間時，在新加坡經常能看到，新加坡議員候選人在選區追著居民問候討好，而居民愛理不理的情形，而當選議員不僅每周都要安排固定時間接見選民，努力幫他們的各種問題，包括給從年輕人找工作、到孤寡老人家裡換燈泡等。根據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江雨的觀察，由於議員要定期面對選舉(這包括總理和所有的政府部長)，他們也一定要直接深入社區、面對選民，爭取每一張選票。
「換言之，他們要貨真價實地參加競選。」王江雨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亞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江雨看來，李光耀對新加坡最重要的框架貢獻有三個：一是採取和鞏固了英式的議會民主制度；二是他在新加坡確立了法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三是他主導了一些很重要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新加坡穩定的基石，像租屋制度、公積金制度。
對於新加坡借鑑的英式議會民主制，李光耀本人曾坦言，他不認為一人一票是最好的。但「我們現在搞這種制度，因為這是英國人給我們的遺產，而且我們還沒有真的發現挑戰這種制度的必要性」。
他認為，如果給那些40歲以上且有家庭者每人兩票，新加坡就會擁有一個更好的制度，因為這樣的人極有可能更加認真，畢竟他們投出選票時還要考慮孩子們的利益。在他看來，年齡為40歲至60歲的人是理想的選民，而年齡超過60歲的人也只能享有一張選票。不過，他也承認，「這種情況安排起來有難度」。
美國知名專欄作家湯姆·普雷特在和李光耀的對話中，這位政治家不諱言稱，自己屬於「狐狸型」政治家，而不是刺蝟型，「你可以叫我『功利主義者』或諸如此類。什麼能起作用才是我的興趣所在。」
普雷特對他說，新加坡人對他的理解程度讓很驚訝，但李光耀搖搖頭，很快又恢復原狀：「他們以為自己了解我，但其實只知道公眾面前的我。」
後來，普雷特寫道，「李光耀可以這一小時粗魯冷漠、令人生畏，兩個小時後又變得和藹迷人、通情達理，也許只有他的亡妻柯玉芝才懂得這位公眾偶像背後的故事。」
以「保姆」為榮
聽到戈巴契夫(前蘇聯領導人)在莫斯科對民眾說「不要害怕克格勃」時，李光耀倒吸了口涼氣。「我說這個人真是個天才……克格勃這個恐怖機器維持著一個亂糟糟的國家，他卻坐在這個機器上說『不要害怕』。」李光耀在接受採訪時直言不諱。
當時李光耀還想戈巴契夫肯定有一個很好的民主化方案，但當他見到後者時，「發現他被周圍的事情弄昏了頭腦，他一頭扎進了遊泳池的深水區，卻沒有學會遊泳。」
對於新加坡改革之路的一步，李光耀除了考慮目標的務實，還在實現目標的路徑上深思細琢。
新加坡宣布獨立後，面臨官方語言的選擇。當時新加坡的200萬人口中，新加坡華人佔了75%，其他是馬來人、印度人。按照慣例，應該拋棄馬來語而選擇使用人口最多的華語，但李光耀卻確立了各民族都不是母語的英文為官方語言。英國殖民時期的新加坡沒有做的事情，李光耀卻在英國人撤走後去做了，而且做到了。李光耀的理由是，作為一個國家，要想生存下去，需要具有某些共同的屬性，而當時內外交困的新加坡需要主動與主流世界接軌，以全球為經濟腹地，而英語也是吸收知識的最方便媒介。
英語作為新加坡官方語言後，李光耀又開始鼓勵雙語教育(主要是華語)，並請來美國、臺灣等地多位融匯儒學與西學的大家，把儒家經典與傳統文化翻譯成英文，編寫進中小學英文課本中。
「如果我把英語強加給所有新加坡人，那我就會四處碰壁。如果我把漢語強加給所有人，那麼我也會立即遭到抵抗、立即遇上麻煩。」李光耀選擇讓每位家長決定他們的孩子是學習英語還是他們的母語，並通過市場機制去推動，「家長很精明地預見，孩子進入以英文為第一語文(母語為第二語文)的英校讀書，將來更容易出人頭地，因此，他們紛紛把孩子送到英校去」。
李光耀清楚，如果他非要在5到10年內完成這項變革，而不是通過家長的自由選擇和市場的激勵在30年內完成，那麼會帶來災難。
儘管這項雙語改革讓李光耀飽受爭議，也成為外界指責他搞「大家長式獨裁」的一個目標靶，但李光耀卻很少在意外界對他的批評，並且幾乎不刻意迴避，只要他認為自己做對了。他坦言，如果說新加坡是個「保姆國家」，那他會以身為保姆為榮。
他直言自己從沒有因為民意調查而過度憂慮或糾結過，也不會介意新聞媒體說什麼，不能讓新聞媒體抓住了靈魂，「如果你為此而過度憂慮或糾結，你就是一位虛弱的領導者」。
「我不是說我做的所有事都是對的，而是我做的所有事都是出於崇高的目的，」2010年，在接受美國《紐約時報》採訪時，他用一種反思的口吻坦承自己之前的所作所為，「我迫於無奈做過一些醜惡的事，比如不經審判就把一些人關起來。」
這也是李光耀最為人詬病的，他早期利用《內部安全法》，強硬對付政治反對者，採取不經正當程序和公開審判的方式，將數百人抓捕入拘留營，有些幾十年後才釋放，此外也有大批人被他驅逐到國外，終生不許回新加坡。
新加坡可能是全世界規矩最多的國家。上世紀90年代，有記者問李光耀，新加坡人是不是全世界生活在最多規矩套子裡的人，李光耀說，新加坡是靠法和教育發展起來的國家，「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們現在所有的繁榮，經濟上的發展，都是因為我們去幹預相當私人的事情：你的鄰居是誰，你怎樣生活，你製造的噪音，你怎樣吐痰，你在哪裡吐痰……要是當時沒有那樣做，並且有效執行的話，就不會有今天的我們。」
外交上的「中轉站」
李光耀的辦公室裡掛著一幅字，「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出自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鄭必堅之手。這句話出自王羲之的《蘭亭序》，意思是抬頭看天地的廣闊,俯身體會萬物種類之全。
2000年至2004年，張九桓出任中國駐新加坡大使。他赴新加坡履新後不久，前往拜會已是新加坡內閣資政的李光耀時，在其辦公室見到了這幅字。
1990年，李光耀辭去他已經擔任了31年的總理職務，後留任內閣資政，直至2011年5月。
「李光耀對於中國是友好的。對於他個人，我也很尊敬，很欽佩。」張九桓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張九桓在多個場合和李光耀有直接的接觸和交流，除了他和李光耀兩人之間的會談外，中國多位領導人和李光耀會面時，他也時常在場。
李光耀早年的華文基礎並不是很好，但後來他通過自學說得一口流利的中文。通常情況下，李光耀見中國領導人和客人時，會先用中文寒暄幾句，然後為了表達準確，再說英文。但有兩次，他在會見中全程用中文，「一次是會見當時還是蘇州市委書記的陳德銘(現全國政協常委、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另外一次就是和鄭必堅的會見。」張九桓回憶說。
在張九桓看來，中新關係的發展和李光耀的務實是分不開的，「只要條件允許，先把能做的事情做起來」。在李光耀任上，中國和新加坡的關係取得了全面發展。而李光耀在中新兩國沒有建交時，就以總理的身份訪問了中國，在世界外交史上恐都是罕見的。
顧及到鄰國的看法，新加坡直至1990年才與中國建交，成為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東協國家。但李光耀在1976年5月就首次訪問中國，兩年後，他在新加坡熱情接待了來訪的鄧小平。
也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李光耀幾乎每一兩年也前往中國臺灣一次。正是他在海峽兩岸之間的穿梭，促成 「汪辜會談」。1993年，首次「汪辜會談」地點正是新加坡。
在1976年首次訪華後，他此後對中國的訪問超過30次。在很多外交場合，他稱讚中國的和平發展，在亞洲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但人們也時常聽到，李光耀主張美國在亞洲維持軍事力量，並認為這是區域穩定的基石。
「李光耀是新加坡的領導人，他自然是完全出於新加坡的利益來考慮問題。」張九桓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處理對外關係上，李光耀的核心理念與他在新加坡的治理上如出一轍，也是以務實為核心。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說，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新加坡扮演的中轉站角色，不僅是在經濟層面，也表現在外交領域。「對他而言，沒有人虧欠我們，要生存與發展，我們就必須對其他國家有價值。另一方面，小國要避免淪為附庸國，就不能依靠大國的恩賜，而是確保大國之間的勢力均衡」。
「我們沒有意識形態。」在2007年接受媒體採訪時，李光耀非常明確地指出，這實際上已經成了新加坡的意識形態。「它有效嗎？如果它有效，那我們試試。如果效果不錯，那我們就繼續。如果沒效果，那就扔掉它，試下別的東西。」
「李光耀的治國理念，並沒有遵循任何教條，而是通過實踐而來。」在李光耀逝世後，新加坡《聯合早報》的社論如此評價。
(本刊記者/徐方清 周瑤 文/江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