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
摘自:《書屋》2008年第6期 作者:趙剛
獨裁與荒誕就像是一對孿生兄弟。有什麼樣的專制獨裁，就會有什麼樣的荒誕事情發生。
在前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所推行的政策中，最恐怖、最荒誕的要算他的禁止節育和人口增長政策。為了提高人口數量，增強國力，1966年齊奧塞斯庫廢除了以前關於個人可以自由流產的法律，實施了禁止墮胎的政策。他宣稱，胎兒是社會的財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國家的人。他規定，禁止離婚，每對羅馬尼亞夫妻至少要生四個孩子。緊接著，國家頒布法令，節育和墮胎都屬違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納稅金，墮胎者將受到判刑和囚禁，婦女月經期要受到嚴格地檢查與盤問。
為保證政令暢通，依據齊奧塞斯庫的指令，執法者紛紛進駐機關、工廠、農村、學校以及各個單位，對婦女進行嚴格的監控，督促她們每月必須做婦科檢查，以確保沒有使用避孕工具；對那些避孕的婦女和默許墮胎的醫生一經查出，嚴厲打擊、處罰監禁。羅馬尼亞的老百姓把這些執法者鄙夷地稱作「月經警察 」。在恐怖的高壓下，許多絕望的婦女鋌而走險，試圖偷渡多瑙河，到鄰國匈牙利尋求庇護，但在邊境線往往被當作叛國者，遭到羅馬尼亞士兵用機關槍的掃射。
在這項政策實施一年之後，羅馬尼亞的嬰兒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績顯赫。但地下流產與墮胎的服務也隨之出現，懷孕婦女的死亡率不斷上升。更讓齊奧塞斯庫感到鬧心和棘手的是，隨著嬰兒的大量出生，婦產醫院的設備、婦產專家、產科醫師、兒科醫師以及婦幼保健工作者嚴重缺乏，這可不是單靠行政命令就能馬上解決的。僅僅一年中，羅馬尼亞的嬰兒死亡率就增長了145.6%。消息傳出，全世界譁然，各國政要、媒體紛紛譴責:這簡直就是「現代社會的濫殺無辜 」。面對國內外政治壓力，為掩蓋這種愚蠢而可怕的後果，齊奧塞斯庫下令，嬰兒出生一個月以後，再發出生證。如此一來，那些在未滿月中夭折的嬰兒就不會填寫在死亡嬰兒的統計當中了。正如一位羅馬尼亞作家指出:「很多嬰兒從來沒有合法地生存過。」這項政策的惡果，還不僅局限於此。在羅馬尼亞的兒童養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許多被遺棄或身體及精神殘疾的孩子，他們的生存狀況更加令人震驚。
其實，禁止墮胎的法令並非只有羅馬尼亞一家，但為什麼其他國家並未出現像齊奧塞斯庫政權下這樣極端、這樣缺乏人性的殘忍？
1991年，愛爾蘭一位14歲的女孩子被她朋友的父親強姦後懷孕。罪犯受到了法律的嚴懲，但無辜受害的女孩也陷入法律對她的傷害。因為，法院援引憲法中「國家承認尚未出生的嬰兒生命權」的條文，阻止女孩進行流產。於是，這個事件使整個愛爾蘭陷入了一場政治和宗教上的危機。三分之二的愛爾蘭人，包括當初投票支持憲法的人，都對女孩的遭遇表示同情。最終，政府支付了訴訟費用，女孩獲準可以到愛爾蘭以外地區自由旅行，以妥協方式結束了這場危機。
愛爾蘭的妥協與齊奧塞斯庫的僵硬，充分體現出兩種制度的截然不同。美國歷史學家魯道夫·J·魯梅爾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書中估算了一個數字:在20世紀，單是種族殺戮的死難者就達1.7億人。這一數字中幾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戰爭所造成的「正常」死難者人數，同樣也不含該書出版後發生的種族殺戮死難者人數，比如在盧安達或者巴爾幹地區發生的種族殺戮死難者。在人類歷史中，如此多的人死於暴政，在此前是亙古未有的。
在《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中，哈耶克認為，壞事不一定是壞人幹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義者幹的，特別是，那些極權主義暴行的原則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學者們奠定基礎的；「自由」常常在「自由」的名義下被取消，「理性」則是在把「理性」推到至高無上的地步被摧毀的。因此，一種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適應人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強迫改變人性的政治制度，如果一種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改變人性的基礎上，這樣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會帶來暴力與恐怖。
蔡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