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博期間，生命科學學院的劉慶祥足跡遍及香港、澳門、日本、雲南、上海、湖北、福建……對旅遊的熱愛與開闊的視界，讓劉慶祥充滿了「少年感」。而氣質中的「少年感」與學術研究方面的「老成感」在他身上完美融合，這位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的博士生，去旅行、拿國獎、在SCI上發文章……一樣都不落。
▲劉慶祥在日本衝繩（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59-90
「你就沒有薄弱一點的科目嗎？」「我大一高數期中考沒及格，59分。」「那最後考了多少分？」「90分。」
從劉慶祥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到，績點4.0的學神修煉之路並不平坦。從最開始的不及格，到期末考的好成績，轉變當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對於學習，劉慶祥有自己的「興趣驅動法」，他直言：「興趣和熱情是我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驅動力。但即便是不太感興趣的科目，我也會盡力去把事情做好。」由此他使自己長期保持高水準的發揮，最終收穫了平均績點4.0+的累累碩果。
這種「59-90」的模式還深刻影響了劉慶祥的學術研究。他回憶道：「我一開始幾乎什麼都不懂，甚至不知道第一步要做什麼。感謝我的導師崔雋教授，他教我如何從零開始做科研，在課題的方向與思路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導師的指引，無疑是劉慶祥學術「老成感」的養成中最堅實的奠基。「在研究寨卡病毒時，我們發現表達寨卡病毒的一個非結構蛋白後，螢光素酶報告基因內參總是會發生變化。我們百思不解，起初以為是實驗操作的問題，後來崔老師提出是否因為該非結構蛋白影響了細胞凋亡的猜想。經過實驗驗證，我們發現這個非結構蛋白確實抑制了病毒誘導的細胞凋亡。」
▲劉慶祥在研究室（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談及自己真正著手做研究的感受，劉慶祥坦言：「研究總是失敗多成功少。『令人頭禿』的實驗，多得數不清。」例如，他在研究寨卡病毒的過程中，發現關於病毒感染的滴度和時間問題十分棘手。於是他查閱大量的資料，從而對實驗設計作出調整。然而，終日埋首文獻堆的勤勤懇懇，也未必能換來盡如人意的結果——「反應的緩衝液，感染刺激的時間和強度……太多步驟可能出現問題了」。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再到發現下一個問題，這是劉慶祥在科研之路上繞不開的主題。
但他堅持「盡力去把事情做好」，在這些「令人頭禿」的實驗中不斷成長。可以說，他調整實驗參數，也調整自己，尋找最優配方，也尋找最優的自己。
從醫生到「疫生」，溯源鬥病毒
「我最開始想做一個醫生。」
「那為什麼沒有選擇醫生呢？」
「其實我也在當一種『醫生』。」
談到自己曾經嚮往過的職業時，劉慶祥毫不猶豫地回答「醫生」。不過，高中時期對生物，尤其是醫學健康方面的興趣，堅定了他成為另一種「醫生」的想法。在他眼中，研究分子免疫學、免疫信號通路，就是研究自己身體每天都在經歷的過程。「如果能通過基礎研究創造新的知識，也算是一種推動力。這樣對生物醫學的發展亦會有所貢獻。」懷著這樣的想法，劉慶祥開啟了他深入研究的大門。
▲劉慶祥的研究團隊發表的論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劉慶祥看來，醫生的職責更多地落在病人個體身上，但對生物醫學領域的研究者而言，「責任」二字有著不一樣的涵義。2016年，劉慶祥所在的課題組在《Cell Research》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便揭示了TRIM9s分子在病毒感染過程中的調控功能，這對於開發抗病毒、抗腫瘤藥物及療法都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用劉慶祥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向應用邁出的一步」。用生物研究，在源頭環節為醫學創造「助推力」，或許就是生物醫學研究者對「責任」二字的最好詮釋。
要想更好地履行這份責任，更為開闊的眼界也必不可少。除了提供公共儀器如雷射共聚焦顯微鏡、超速離心機等之外，學校與學院還為研究生們提供了不少參加各類學術會議的機會。回憶起一次細胞信號網絡會議時，劉慶祥顯得特別興奮：「參加這次學術會議時，我見到了諾貝爾獎得主和其他很多只在文章上見過名字的大牛，真的特別開心。」開拓眼界的各種學術會議也啟發了他研究的新思路，他感嘆道，「搞科研，不能只盯著自己手上課題的那一點東西，像閉門造車一樣。要多了解現在整個國際領域裡，哪些問題比較重要，哪些新的方法得到運用。」
高壓之中謀高效，生物博士屢出招
在研究過程中，「高壓」、「高效」始終是主題。2018年，劉慶祥所在的研究團隊在《The EMBO Journal》發表了有關寨卡病毒逃避抗病毒反應的文章，而這一成果背後的經歷，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在選擇寨卡病毒作為研究方向時，疫情正處於爆發期，國內外在該領域的研究成為熱點。
「很熱門的東西，你不做，就會有別人做出來，你做出來的才真正是你的。」面對巨大的工作量和有限的研究時間，要高質量地完成研究，便意味著劉慶祥和他的團隊必須在研究的全過程做到高效：「我們的每項工作都要追求不失敗，一次就做好，不僅認真，還要多思考，不能做無用功，想好了再做，只有這樣才能達到高效。」他和鄭嚴琰、伍耀星、馬凌等團隊成員，分工明確又通力配合，有人負責病毒侵染，有人負責蛋白檢測，又或者分工研究不同非結構蛋白在不同信號通路中的作用及分子機制，每個人把屬於自己的那部分工作做到極致。
高效率的工作要求與貫穿實驗、投稿過程的種種困難，讓團隊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時刻處於「精神緊繃的狀態」。但即便如此，大家依然「積極地把自己負責做的事情做好，把自己負責的部分在約定的時間內完成」。「讓壓力來得再猛烈一些吧。」劉慶祥說道。這份熱情的背後，是劉慶祥家人的理解與支持。醉心實驗之餘，劉慶祥也不忘與家人聯絡。電話中的幾句寒暄、幾聲囑咐，在疏解心緒的同時，也讓他信心滿滿地投入到實驗與研究中去：「我幾乎沒感受到什麼壓力，我的抗壓方式就是再多做一些，這樣可以讓我感受到自己比較忙，心裡也踏實一點。」
另一方面，作為「另一種『醫生』」，劉慶祥參與的不少研究都涉及醫學等其他學科分支的知識。這時，為了將「高效」貫徹到底，與其他團隊合作便成了劉慶祥的選擇。在研究細胞的信號通路的相關實驗中，劉慶祥便與專注於病毒研究領域的團隊合作，從而消除團隊對病毒學專業知識了解不深的「硬傷」：「例如要進行病毒感染的實驗和細胞、動物水平的實驗，我們常常請他們幫忙做一部分，兩邊同時開動。」跨學科合作成為了他謀高效的「大招」。
除了家人的支持與其他團隊的「助攻」，享受平日團隊內部的閒暇時光也是劉慶祥舒緩身心的途徑。2016年11月，團隊在廣州城市定向戶外挑戰賽上順利獲得完賽證書。「我們整個團隊組了好幾個小組一起完成活動，每次一起玩都挺享受的。」
用一句話總結來劉慶祥的科研生活，就是「熱愛我的熱愛」。正是因為他有著對生物始終如一的熱愛，才會以積極而熱情的態度全身心投入，在取得非凡成績的同時履行「另一種『醫生』」的責任。而有了這份感情，他與科研之間的「持久戰」，將會一如既往地充滿活力與驚喜。
來源：中山大學黨委宣傳部、研究生院 採寫：陳潤欣 鳴謝：生命科學學院 編輯：趙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