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利昂·P·巴拉達特（Leon P. Baradat）
美國加利福尼亞米拉科斯塔學院名譽教授，曾擔任加利福尼亞社區大學學術理事會主席，加利福尼亞州立法議會教育顧問等
圖1 政治光譜中現狀的位置
圖2 政治光譜中現狀的位置
某些人可能聲稱自己是保守主義者，甚至是自由主義者，但是在特定議題上，他們卻偏好先前的制度甚於現行的制度。這將使他們成為反動主義者嗎？是的，就該特定議題而言確是如此。雖然他們正確地認識到自己在一般情況下所處的政治光譜立場，但就像我們大多數人一樣，在形形色色的特定議題上，他們或許發現自己處在數個不同的政治光譜位置上。我們之間很少有人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也沒有任何特殊的理由必須如此。事實上，在經過仔細的審視後，多數人將發現，把自己歸類於任何的單一範疇是有困難的。因為他們在各種不同議題上的態度橫跨政治光譜上的兩個（或甚至更多）區間。然而，一般而言我們還是能夠找出自己的政治態度的普遍模式；換言之，我們或許會發現自己對自由主義的政策，比對政治光譜上任何其他立場的支持率要更高，於是我們將自己歸類為自由主義者，即便在某些想法上我們的觀點可能不是自由主義的。當我們試圖在政治光譜上找出我們所希望的政策選項的位置時，必須決定的第二件事是變革的深度，即所希望的變革是對社會做大幅度的還是微幅的調整？它是修正還是改變現存的社會基本建制？所提議的變革一旦被執行，它引起無法預知及無法控制的效應的可能性如何？舉例來說，美國州級的一份提議要求大學畢業生必須學習政治學導論的課程，此舉無疑會帶來許多的不便，也會讓某些學生感到苦惱。然而，這種政策變革對整體社會幾乎不會造成任何破壞性的影響。另一方面，如果有一個州打算大幅削減其大學體系的財政支出，這一政策的衝擊將是深遠的，因為它會改變數千人的命運，而且最終也許會影響到整個社會。就如同變革的方向一樣，在政治光譜上變革的深度的分水嶺，也正是保守主義和反動主義區塊之間的分隔線，或者位於「維持現狀」的點上。人們距離「維持現狀」越遠，他們對於現存秩序就越感到不滿，越渴求改變（參見圖3）。圖3 政治光譜上的變革深度
在討論了變革的方向與深度問題後，我們必須考慮的第三個方面是人們期待變革發生的速度。顯然地，人們對於現狀越感到不安，他們越可能對現狀感到不耐煩，也因此一般而言，他們越想看到現存秩序做快速的改變。我們必須考慮的關於變革概念的最後一個因素是達成變革的方法。政治變革能以多種方式發生：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合法的、違法的，或不受法律規範的；平順的或顛簸的；和平的或暴力的。有些人容易輕率地做出斷言：使用暴力來達成其政治目的人都是極端分子，事實上未必如此。暴力的確是某些政治極端主義團體經常採用的一種主要手段，但是政治光譜上每一個位置的人實際上都在使用暴力。死刑、財產沒收、扣押和其他警察手段，以及戰爭等等，都是廣布於政治光譜上的多數人所支持的暴力形式。因此，對於他人用來達成其政治目的的方法妄下斷論，是相當不明智的。不過，我們還是能夠對政治變革的進行方式理出一些通則。舉例來說，我們距離政治光譜上維持現狀的位置越遠，我們越可能發現自己是反對現行社會法律的，因為法律是傳達社會的目的、目標與結構的一種溝通形式。反對現存的社會目的、目標或結構者，必然與現行法律不合。因此保守主義者通常都是守法的、愛國的，因為他們對現存體制感到滿意。相反的，激進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或反動主義者會覺得，心甘情願地遵守所有的法律，或者像他們的保守派同胞那樣熱情地揮舞國旗，是極其困難的事。然而，我們不應根據上述的討論便認定，保守主義者絕不會違犯法律來實現他們的政治目的。有些時候，甚至是掌管社會法律的人，在某一時點上，也可能無法從現行法律中獲益。在這種情況下，自詡屹立不搖的「社會中流砥柱」，不理會甚至違犯法律並非是不可能的事。這類例子包括：企業拒絕遵從法律所規定的衛生和安全要求；股市和能源大鱷詐騙民眾數十億；以及普通民眾的偷漏稅。即使是國家的最高階層，也不乏這類例子。例如20世紀70年代，「法律與秩序」的總統尼克森捲入令人難以置信的水門事件；80年代中期裡根所從事的極度違法的秘密外交，導致了「伊朗軍售案」；90年代，柯林頓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所犯下的桃色醜聞；以及當下以反恐戰爭為名大肆剝奪公民自由的小布希。由此可見，人們用來達成其政治變革的方法是相當複雜的。聲稱某些手段是政治光譜上單一區間的人們所專屬的，這種說法並不正確。牢記前述的一般性規則後，我們接下來將轉而討論政治光譜上的每一個術語，以明白各個團體對於政治變革這一概念所抱持的特定態度。個人的觀點會隨著時間的更替而有所修正，因而改變他們在政治光譜上的位置。即使一個人維持在同一位置不動，在政治光譜上也可能變換至左邊或右邊。裡根在20世紀30年代是一名支持新政的自由主義民主黨員，到了60年代，則變成一名反動主義共和黨員。也因為這個原因，使他在成為美國總統（1981—1989）之前，連任了兩屆（1967—1975）加州州長。在裡根的第一任州長任內時，曾有一名記者問他為什麼背棄了自由主義，他回答道：「我沒有背棄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背棄了我。」裡根所說的是，他在30年代所企求的事物都已經落實了，他對這項成就感到滿意，因此不想再做進一步的變革。裡根對於自己的評定是否正確並不是我們的關注點，我們所要關注的是，如果一個人的政治態度維持三四十年不變，而周遭的世界卻不斷改變，則他很可能從過去的一名自由主義者變成一名反動主義者，因為現狀在這段時間內可能已經發生了許多變化。
我們也可以說，一個社會的政治光譜不會與另一個社會的政治光譜相似，除非兩者的現狀是相同的。因此，對一個社會是保守主義的政策，對另一個社會可能是自由主義的，對第三個社會則可能是激進主義的。（參見圖4）
我們假定現在正在處理的議題是：如果懷孕婦女選擇不保留胎兒，她是否有權利墮胎。在荷蘭，墮胎權是被普遍接受而且合法的。當然社會中的一些人也反對一經請求就允許墮胎，但是國內形成了針對此議題的強大支持輿論。因此，在荷蘭支持一經請求就允許合法墮胎的人在此議題上是保守主義者，因為這是對現狀的支持。另一方面，在美國雖然墮胎的權利是合法的，但是此議題離大眾輿論支持還很遠。因此，假設美國的一個人支持一經請求就允許合法墮胎，一般他會被視為在此議題上的自由主義者，因為這還沒有確定下來。
然而，如果是在沙烏地阿拉伯，所有人工流產都是非法的。因此，支持一經請求墮胎合法化就離現狀很遠，而處於激進主義的位置。換言之，就經請求的人工墮胎而言，荷蘭人的政治光譜位於美國人的政治光譜左邊，而沙烏地阿拉伯的政治光譜在最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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