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是西方文學界和學術界的一個分水嶺，此後暴力、戰爭、道德、歷史及文化身份等因素愈加受到重視。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等無疑加劇了這一趨勢，有學者指出，「國際舞臺上近年來的一系列事件導致政治暴力重新引起學界濃厚的興趣」。與此同時，理論家也紛紛走出書齋，開始高度介入政治潮流，積極探討倫理學在當代政治中的作用。「當國際恐怖主義幽靈發出信號、雙子世貿大樓的人們由於大火而四處奔逃時，思想家的這一轉型就顯得很有意義。」 鑑於暴力日益受到重視，有必要進行深入討論。齊澤克不少著述都曾涉及暴力，而尤以2008年出版的專著《暴力》最為集中。本文將對此重點分析。
一談到暴力，典型的認識是它是恐怖的、與各種罪惡相聯繫，必須加以譴責，但齊澤克指出，這只是諸多暴力當中最明顯的一種——主觀暴力，問題實際上複雜得多，除主觀暴力外，還有隱藏著的符號暴力和體系性暴力等客觀暴力，他認為後者更為重要，因為正是它們使我們對暴力做出一致性的反應。由於這層隱含關係，對暴力的一概反對就意味著與體系性暴力的同謀。齊澤克尖銳地批判資本主義的體系性暴力，並主張通過神性暴力和「什麼都不做」的暴力來顛覆全球資本主義秩序。在他看來，這兩種暴力是正當的、解放性的，可服務於他近年倡導的全球解放的普遍政治學。
一、主觀暴力與客觀暴力齊澤克並未糾纏於「何謂暴力」「暴力有哪些表現」等問題，而是展開了更為複雜的思考和討論。《暴力》「最重要的特點在於它提供了關於暴力的辯證性的拓撲學，把暴力置於一個三位一體的框架中，分為主觀暴力和客觀暴力」。人們一談到暴力，通常就立即與殺人犯、恐怖主義者和暴徒等聯繫起來，把最明顯的主觀暴力誤認為暴力的全部內容。齊澤克則明確提出，應該抵制此類恐怖暴力的誘惑，放棄把暴力簡單等同於恐怖性的普遍看法。他努力使人們認清這一看法背後的因素，追問是什麼在操控我們，使我們對暴力產生共同反應。很顯然客觀暴力才是他觀察與思考的重心所在。
齊澤克開宗明義提出討論的起點或準則，「我們應學習後退一步，擺脫直接可見的、由明確的行為者展現出的『主觀』暴力的迷人誘惑。我們需要感知那種引起主觀暴力爆發的背景輪廓。退一步可辨識另一種暴力、支撐我們對暴力加以抵制並宣揚寬容態度的暴力」。 在他看來，認為暴力都應該受到譴責，是未加思考和反思的一種定勢或成見。因為媒體總在宣揚暴力的恐怖和破壞性，在此類信息的狂轟濫炸之下，熱愛和平的人們感同身受，認為暴力是非人道、不寬容的，與民主原則水火不容。
但真相併非如此，「依據齊澤克提供的理論框架，讀者會認清採用了如何嚴苛的標準看待暴力，並如何支持客觀暴力這一我們日常經驗的先決條件的」。用他本人的說法，「當媒體不斷用遍地開花的『人道危機』轟炸我們時，需要始終牢記，任何一個報導出來的具體危機，都永遠是複雜鬥爭的產物。比起文化、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因素，真正的人道主義考慮在此扮演的不過是次要角色」。把暴力等同於非人道，未免武斷，認為必須立即制止它發生，就意味著「已受到虛假的緊迫性的脅迫」。所以重要的是破除上述誤解。
齊澤克對反暴力的鼓吹表示強烈反對，認為這是極幼稚或犬儒式的。在列舉了犯罪行為、恐怖事件、社會動蕩和國際糾紛等司空見慣的暴力之後，他明確指出這些都是主觀暴力。所謂主觀暴力，是「由某個非常明確的行為人展現出來的……並表現為對事物『正常』的平靜狀態的擾亂」。它有兩個特點，其一是它本身容易識別，如搶劫行為和戰爭等一望即知；第二是其行為人也易於辨別，如正在施暴的惡棍或恐怖分子等。所以主觀暴力只不過是最明顯的一種，還有更多隱藏的不易被辨別的客觀暴力，如語言等符號性實踐中隱含的種族主義和歧視行為等。暴力不僅表現為對社會偶然的擾亂，還內在於社會體系之中。
客觀暴力是主觀暴力隱含的對應物，它更隱晦狡猾，無孔不入。各種歧視行為和煽動仇恨的演說等都是其具體表現。這樣，「我們在媒體中司空見慣的暴力大爆發，就成了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罪行引發的一個後果」。齊澤克力圖揭示自由民主態度和社會制度在暴力方面其實是共謀的。他提出一種不同解讀，引導讀者把注意力從表面現象移開，放棄對暴力的盲目批判，「完全譴責暴力、斥之為『壞』的是一種登峰造極的意識形態操作，是一種共謀性地使社會性暴力的基礎形式隱形化的蒙蔽」。他引導讀者對內在真相進行思考與反思，追問是哪些制度或體制原因催生了暴力現象。換言之，他企圖提供一種新的觀察和思考方式，使人們認識到隱形的暴力，使不可見的東西變得可見。
反對種族歧視。極致的暴力看起來是中性的，不帶任何暴力色彩，但它充當了判斷暴力的標準，「最高暴力不再被體驗為暴力，因為它決定了視域本身的『具體色彩』，正是在該視域中某物被體驗為暴力」。這一悖論表明，決定事物是否暴力的正是最高狀態的暴力。「當我們認為某件事是暴力行為，我們依據『正常的』非暴力情形的預設標準來衡量它，最高形式的暴力其實就是強加這一標準的過程，依據該標準某些事件顯現為『暴力』。」為了使人們從固定看法中擺脫出來，揭示出普遍誤解，需重新「確立一個思考方向，用『斜視』的方式審視主觀暴力的狀況，辨別出在表面平和的日常生活背後真正起主導作用的、隱性的社會暴力模式」。要對暴力進行再審視，撇開一般性的認識，發掘它不為人知或易被忽略的面相。如《暴力》的副標題所示，進行六個側面的反思。為了實現這一理論目標，必須「改變我們據以陳述觀點的主體位置」，轉換視角，放棄對暴力一味反對等簡單化的理解，進行辯證分析，探究引發盲目反暴力行為的原因，使維持中立的、非暴力框架的暴力自身被昭示出來。
內在於社會系統中的客觀暴力分為符號暴力和體系暴力兩個類型。所謂符號暴力，是指在語言等符號性事物中的一種基礎性的暴力形式，如種族主義言辭，或更一般意義上的語言在意義世界中的強加作用等。符號暴力是語言中固有的，滲透在我們的話語和交際實踐之中。它不僅包括言語習慣中不斷再生產的支配關係，還涉及「一種更基本的暴力形式，它從屬於語言本身，從屬於意義世界的某種強制力」。人類任何交際行為都涉及意義交換，也就必然包含暴力因素，「話語本身即『權威性的』。每個符號秩序都建立在某種『暴力的』倫理-政治性的抉擇之上」。
話語以暴力強加為基礎，在承認和運用之前，必須先對該話語表示認可，這也就解釋了在拉康的四種話語中為何主人話語是奠基性的。「每一種具體的、『真實存在的』話語空間最終都基於主人能指的暴力強加之上，而主人能指在嚴格意義上說是『非理性的』：它不能進一步立基在理性之中。」簡單地說，最初在對某一事物符號化時，把它命名為「A」就意味著不能同時命名為「B」或者「C」，所以只要命名成功，就必然靠一定程度的強制力來實現，由它認定這一命名並把其他選項排除在外。這樣，符號化過程即可被視為一個「非理性的」暴力強加的過程。
語言的暴力性遠不止這些，齊澤克還闡發了另一種表現形式：對事物屬性的強力扭曲。「語言簡化了所指稱的事物，把它削減成單一特性。它肢解該事物，毀壞其有機統一性，將部分和屬性視為自主性的。它把事物塞入一個外在於其自身的意義場域中。」語詞即對事物的戕害，符號指稱致使事物死亡。以黃金為例，它原本只是自然界礦物質中的一種，與其他金屬同列。然而「一旦稱之為『黃金』，我們暴力地將一種金屬從其自然特性中抽離，並把它與我們追求財富、權勢和心靈純潔等夢想拴在一起，此類夢想無論如何都與『黃金』的直接實體毫無關係」。「黃金」這一語詞徹底改變了黃金本身，使之與人類的其他追求聯繫起來。稱之為「黃金」時，其自然屬性被粗暴地剝離，轉而被賦予權力、財富和心靈純潔等符號意義。作為金屬的意義被抽空，只剩下人為的意義，所以說對它的命名導致其死亡。「齊澤克表明，對某一物體的命名並不能理解成關於其屬性的斷言或者該名稱所特指的性質。」這與莊子的「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以及「得意忘言」等觀點異曲同工。語言是有限度的，與所指並不對應，它還具有殺傷力，能扭曲事物原本的屬性，在這種意義上說，人類由於會說話比動物更具暴力性。
客觀暴力是「內在於事物『正常』狀態中的暴力。它是無形的，但它支撐我們用以感知某種與之對立的主觀暴力的那一零層面的標準。因此，體系性暴力就類似物理學中臭名昭著的『暗物質』，成了所有顯在的主觀暴力的對應物」。之後齊澤克又提到，「把某種做法看成暴力行為，我們的標準是一種預先假定的『正常』的非暴力狀態，最高形式的暴力正是把某事件視為『暴力的』的這一標準的強加」。暴力並非在本體論意義上給定的，不是某些行為中的固有物，而是處在特定語境或意識形態所建構的社會象徵框架之中的。
要對客觀暴力進行嚴肅認真的分析，就不能單純附和或補充對主觀暴力的批判，而要以相反的路徑，揭示出上述關切實際上是如何有助於支撐客觀暴力這一隱含的暴力形式的。當下主流的人道主義與自由主義無不把重心放在主觀暴力方面，典型的做法是對施暴者嚴加批判，對受害者表示同情，而齊澤克則獨闢蹊徑，指出這只是淺層理解，更重要的是把暴力豐富的層次和複雜的功能揭示出來。與主流派別「大力倡導移情式想像的教化功能」 相反，他告誡人們應該拒斥反對主觀暴力的意識形態引導。「我潛在的前提是，直接面對暴力時存在某種固有的神秘化現象，即，對暴力行為的過度恐懼以及對受害者的同情，將冷酷無情地成為阻礙我們思考的誘餌。」 在他看來，認識暴力必須從新的角度展開真正的思考與剖析。
二、體系性暴力批判體系性暴力是齊澤克批判的主要目標。它與經濟和政治緊密相關，是「我們經濟和政治等系統平滑運行時經常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很顯然這是一種隱藏的、常被忽視的壓制性力量，既處於一種基礎層面，又常是分散性的，對社會行為形成有效的強力約束。當今資本主義的投機行為即為一個典型例證，它是非個人化的，「這個自我繁殖的怪獸在追尋其路徑時使一切對人類和環境的關切逐漸瓦解」，但由於意識形態的蒙蔽，資本投機又被當成中立化的正常運行的社會現實。對於經濟與政治的順暢運行與其災難性後果之間的聯繫，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視角，通過批判性實踐才能使之現出真面目。
以美國的生產和社會關係為例，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就會發現，其繁榮富足背後的不公正現實，在內部它持續盤剝弱勢群體的利益，在國際層面對發展中國家實施剝削和壓迫。因此從根本上說，針對美國的暴力事件，如衝向美軍士兵的人肉炸彈與9·11恐怖襲擊無不起因於上述非正義現實。養尊處優的美國上層人士發出疑問「為什麼他們這麼仇恨我們？」也就顯得特別幼稚。他們體驗的只是經濟政治的正常運行，未認清自己的優裕處境與世界上很多人的悲慘現狀之間的隱含聯繫。只看到針對自己的暴力，無視美國壓迫他國的客觀暴力。其實他們在譴責別人暴力的同時，自己正是助長體系性暴力的一分子。齊澤克認為此類偽善行為正是維持資本主義體系性暴力的表現。「在一個體量巨大的超我勒索中，發達國家用援助、貸款等方式『幫助』落後國家，以迴避關鍵問題，迴避它們在造成落後國家悲慘現狀方面所扮演的共謀角色和連帶責任。」
比爾·蓋茨和喬治·索羅斯等慈善家，動輒捐巨資給愛滋病患兒、無力受教育者、非洲的飢餓兒童等，受到世人的尊敬和讚賞，但在齊澤克看來，這只不過是把鈔票從左手傳到右手而已，因為正是他們一手造成了當下驚人的貧富差異，他們努力消除的正是自己金融投機行為的後果。齊澤克嘲諷他們是「自由主義共產主義者」，認為他們想用金錢擺脫罪惡，抵消追逐利潤時的冷酷無情，中和資本全球化的負面結果。齊澤克指出，資本主義的動力自身並不邪惡，那些既從中獲利又試圖從其毀滅性後果中全身而退的人才是邪惡的。
他點出此類「幫助」的真相所在：「不論真誠還是偽善，它都是資本主義運行的邏輯終點，必然嚴格源於經濟立場，因為它延遲了資本主義系統的危機。它重新建立了平衡，以將財富賦予需求者的再分配方式避免跌入一個致命的陷阱中：報復的毀滅邏輯以及強制性的國家強制實施的財富再分配只能以廣泛的不幸而告終。甚至可以再加一條，它避免了另一種需耗費極大來重建平衡並獲取榮耀的方式：戰爭。」
2005年8月，美國紐奧良市受強颶風襲擊的民宅。2005年8月，美國紐奧良市遭受強颶風襲擊。齊澤克揭露了災後「種族主義幻想」的巨大破壞性。他為左翼政治學雜誌In These Times撰文寫道：「我們都記得公共秩序瓦解、黑人暴力的爆發、強姦和劫掠之類報導。但調查表明，絕大多數此類所謂的暴力放縱並沒有發生：未經證實的謠言被媒體當成事實報導。
例如，紐奧良警察局長9月3日就市會議中心的狀況對《紐約時報》說，『一些遊客在那裡散步，這些人一看到他們就視為獵物，當街毆打並強姦他們。』僅一周後此公受訪時就承認自己的驚人言論並非事實：『官方文件中沒有任何關於謀殺的記錄，沒有一例強姦和性騷擾的官方報告』。」 警察局長前後矛盾的陳述有力地證實，黑人暴力的大爆發完全是子虛烏有之事，是某些白人想像出來的「事實」。
齊澤克以《被假定為劫掠和姦淫的主體》為題，一針見血地點出其種族主義本質：黑人一旦被預先假定為有搶劫和強姦的犯罪傾向，即使行為完全符合法律和道德規範，也洗脫不了汙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種族主義的邏輯是，黑人無論怎麼做都必然是暴力的，他們骨子裡就有犯罪傾向。警察局長所以對媒體公然撒謊，正因為他早已認定黑人具有暴力天性，一有機會就原形畢露，幹些罪惡勾當。災後一片廢墟正提供了想像「暴行」的條件。從這一事例可見，與顯在的主觀暴力相比，這種無形的暴力更具傷害性。在今日，各種暴力嚴重影響到人們的生活，越是如此，做出同情受害者等情緒反應時越需小心謹慎，以避免無意義的抵制行為。
齊澤克尖刻地嘲諷道：「假如努力控制紐奧良式爆發時，法律和秩序力量發現對手是最純粹的資本主義的本性——由資本主義動力製造出來的個人競爭、無情的自我維護邏輯，一種比任何颶風和地震都更暴力、更危險的『本性』，那又將怎樣？」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的冷酷本性才是我們最大最危險的敵人，譴責黑人莫須有的暴行完全錯失了問題的關鍵。他戲仿了康德關於崇高的定義：在康德那裡，自然力的爆發是精神高於自然的反面證據，無論兇猛的大自然多麼狂暴，都無法觸動人們心中的道德律令。紐奧良災難則是一個類似的崇高例證：無論颶風的漩渦中心如何狂暴，都無法破壞資本主義動力的漩渦中心。
因此，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因為西方世界與伊斯蘭恐怖分子之間並非文明與野蠻的衝突，而是兩種野蠻之間的衝突。問題不是如何選擇其一而是對兩者都要拒絕。齊澤克尖銳地指出：「正是資本自我驅動的形而上舞蹈在操控整個表演，它是導致真實生活發展和災難發生的關鍵所在。在此存在著資本主義基礎的體系性暴力，它比所有直接的、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暴力更加詭異：再也無法把它歸咎於任何具體的個人和他們『邪惡』的意圖，它是一種純粹『客觀的』、系統的又莫可名狀的暴力。」 這種暴力儘管是無形的、但它輕易就能造成千百萬人死亡。如16世紀的墨西哥與18世紀的剛果所示，資本全球擴張帶來的災難並不亞於殘忍嗜血的殺戮。
令人悲哀的是，西方學術界大都無視這種客觀暴力的存在，受意識形態蠱惑，認不清與資本的同謀關係，他們忘記了西方人從對第三世界的盤剝中獲益的事實，仿佛自己與那裡遭受的苦難全然無關。真正的左翼必須徹底放棄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支撐行為，進行批判性分析，採取行動消除體系性暴力以達成全新的社會政治秩序。
在齊澤克的理論視野中，進步的政治變革只有在把世界視為一個矛盾整體時才是可能的。他一方面對資本主義體系性暴力的種種毀壞性結果進行分析，另一方面又仔細辨別該過程所揭示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能拆解一切意義而且適應性極強，使得它既十分強大又必定帶來災難性的危險。它造成了一個「無世界的」社會空間和「無調的世界」，這是其主要的危險之一，「儘管資本主義是全球性的並且造成了整個世界，但它支撐著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無世界的』意識形態星叢，剝奪了大多數人對一切意義的認知圖繪。
資本主義是首個使意義離散化的社會經濟秩序：在意義層面它並非全球性的（不存在全球的『資本主義世界觀』，沒有專屬『資本主義的文明』，準確地說，全球化的基本教訓是資本主義能適應一切，從基督教、印度教到佛教文明，從西方到東方世界）；資本主義的全球維度只能在無意義的真理（truth-without-meaning）層面形成，以作為全球市場機制的『真實』」。生活在這一秩序中的人們，由於意義指引和政治判斷力的缺失，把握不了方向，容易跌入唯我論的陷阱。如2005年巴黎西郊騷亂那樣，訴諸「零-層面的抗議、沒有任何訴求的暴力」，單純為了宣洩憤怒或表達受挫感而爆發出來，毀壞汽車、焚燒商店和銀行，甚至與警察正面衝突，但這只是其內心病態欲望的表達，而並非目標清晰的政治行動。
《暴力》的一個重要前提是，杜絕未來的社會災難必須對社會基礎結構進行革命性的變革。齊澤克的批判實踐認為，資本主義表面是一個為了彼此利益而和平交換的網絡，而實際上在背後起支撐作用的是侵害和壓迫。如批評家魯尼格所指出的，「我們的文化已依賴一種令人刺痛的衝動發展……一旦中學男生停止暴力，整個文化帝國和自由市場就會崩潰……如同離不開合作一樣，我們獨特的文明也同樣依賴衝突和滅絕」。
2005年法國巴黎恐怖騷亂事件。在資本主義體制中、在經濟相對富足的被包括者與被排除者之間存在著一個基礎性的裂縫，傳達出一種內在的緊張：階級分化正日益加劇，富裕者與無產者正被不可見的圍牆隔離。如今在約旦河西岸、歐盟外圍和美墨邊境，這種圍牆隨處可見，歐盟甚至計劃建立邊界警衛隊以阻止新移民湧入，民粹主義新右翼勢力的興起也可視為樹立新圍牆衝動的表現。
「在此，我們幾乎忍不住要復興舊式馬克思主義的『物與物關係』以及『人與人關係』之間的『人道主義』對立：在廣受讚揚的、被全球資本主義打開的自由流通中，自由流通的只是『物』（商品），而『人』的流動則日益受到控制。我們當下面對的並非未完成的『全球化』計劃，而是真實的『全球化之辯證法』：人的分隔就是經濟全球化的現實。這種發達國家的新種族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比舊式種族主義更加殘忍：它暗含的正當化理由不再是自然主義的（發達的西方『天然的』優越性），也不再源自文化主義（我們西方人也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認同），而是厚顏無恥的經濟唯我主義。根本的隔離乃是經濟相對富有的圈內人和圈外人之間的隔離。」
如何面對日益加劇的社會割裂局面？怎樣才是解決之道？「唯一的解決方式是推倒真正的圍牆，要推倒的不是移民局那道牆，而是社會經濟之牆：變革社會，使人們不必因絕望而逃離自己的世界。」 齊澤克坦陳自己討厭暴力，但「要點在於社會革命需要暴力」。改革是在既定秩序之內的變遷，而革命則意味著基本規則的改變。為了實現真正革命性的變化，他主張訴諸真正的暴力。這與他倡導的解放政治學聯繫起來。
三、解放性的暴力之一：神性暴力真正的暴力並不必然涉及體力或武力。根據齊澤克的定義，真正的暴力指的是徹底改變社會現實坐標和轉換社會關係的行為，但為了達成目標，革命恐怖既是無法避免又是不可或缺的。在當今世界，佔支配地位的是全球資本主義，而齊澤克最擅長對這一世界體系造成的破壞進行診斷。他猛烈攻擊這一全球秩序是不公平和非正義的，還援引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骯髒現實的經典描述，「資本瘋狂的、自我加強式的流通，它單性繁殖的唯我論發展路徑，在當今對期貨的元-反身式投機中達到了極點」。所以必須用一場解放所有傳統範疇的革命，用革命的暴力徹底顛覆既存秩序，以打開一個全新的局面。
齊澤克強調「真實」（Real）概念，希望藉此明確當今霸權意識形態的非連續性並打斷符號性的現實。「齊澤克試圖揭示出此類遭遇真實的實踐所蘊含的解放潛能，迫使讀者直面與資本主義體系性暴力之間的共謀關係。」真實所倚助的正是「神性暴力」。這一概念借自德國哲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本雅明，在《暴力批判》 一文中，本雅明區分了兩種暴力，實施並維持法律的神話暴力和打破國家暴力循環的神性暴力。
齊澤克對兩者進行了闡發：「如果說神話暴力是立法的，神性暴力則是毀滅律法的；前者確立疆界，後者無情地摧毀疆界。神話暴力帶來罪與罰，神性暴力則帶來救贖。前者是恐嚇，後者是打擊，前者血腥，後者殺人不見血。……因為血是純粹生命的象徵。合法暴力的終結……源自純粹自然生命的罪愆，它報應無辜的不幸生命，以『救贖』純粹生命的罪愆。它無疑可洗脫有罪者的罪名，但並非由於其罪惡，而只是違法。就純粹生命而言，律法的統治不再有效。神話暴力是一種出於自身目的統治純粹生命的血腥權力，神性暴力則是為了生命目的而統治生命的純淨權力。前者要求犧牲，後者則接受犧牲。」
齊澤克提醒我們，神性暴力雖然旨在摧毀律法和疆界，但與宗教原教旨主義借上帝之名而施行的恐怖主義並無任何關係。其次，神性暴力不是「實施國家權力的手段」，而是位於人民手中。如果國家用恐怖手段提前清空人民的神性暴力，就是對神性暴力的偏離。第三，與神話暴力服務於建立律法和社會秩序相反，神性暴力清除舊世界的碎屑，它「不服務於任何手段」。
俄國十月革命。就歷史而言，法國大革命以及俄國十月革命所呈現的正是神性暴力。「神性暴力不是復仇行動，也不達成具體的政治目的，而是一種極端的暴力行動，它攪擾社會秩序的肌理，運用恐怖手段實現其政治意圖。」以法國大革命為例，它激進地拒斥以往的社會準則和習慣，無疑是與過去的徹底決裂。齊澤克援引了羅伯斯庇爾反駁別人對革命恐怖的指責，「停止在我面前搖晃暴君的血袍，否則我將相信你們想用鐵鏈統治羅馬」。
與之鮮明對比的是，德國納粹則與神性暴力無關，因為它只是虛假的激進，並不敢對社會基本制度做任何動搖。「納粹還不夠激進，它不敢擾亂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空間的基本結構，這也解釋了它為何會把主要矛頭對準猶太人這一假想出的外部敵人……希特勒缺乏真正改變事物的『勇氣』，他全部行為都只是被動行為，即，他帶來的結果是對現狀的維持，其角色是保持資本主義秩序的革命的巨大幽靈。」同樣的道理，與當代全球資本主義決裂也需要神性暴力。
當然齊澤克承認，暴力行為失控時常發生，並非什麼怪事，然而，「做出真正暴力的行動、將一種暴力地擾亂社會生活之基本坐標的行動付諸實踐卻尤為困難」。 以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為例，它不是對過去的真正否定，只是暴力毀滅性的大爆發，是一種無能的失常行為。所以它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涉及「資本主義再生產所強加的全部生活-形式的永遠解體」，它是徹底推翻舊制度的政治行為，也因此比中國的文革激進得多。
四、解放性的暴力之二：「什麼都不做」的暴力齊澤克曾針對抵抗政治的局限性，提出巴特比政治學。這是一種不同於西方左翼主流的新學說。他認為抵抗政治倡導的具體而微的對抗只是表面激進，其實是無效的，原因是此類抵抗是由資本主義自身啟動的，「所有形式的抵抗都通過確保人們參與其中……幫助體系進行再生產」。因此，抵抗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適得其反，會淪為權力的同謀。借用齊澤克式的俏皮話，就是「抵抗意味著投降」（他2007年冬發表於《倫敦書評》的一篇文章的標題），於是他推出一種相反的理論方式：減法的政治或巴特比政治學，立基於梅爾維爾筆下的人物——「什麼都不做」（I prefer not to）的巴特比，主張從抵抗中徹底退卻。但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退卻，而是為了進行更基礎性的抵抗先從直接對抗中撤出，它蘊含真正的暴力，比抵抗政治還要根本。
齊澤克指出，依據量子力學理論，「達成『無』比實現『有』付出的代價更大。做一個簡單類比，社會性的『空無』（系統的停滯狀態，它在不變之中純粹的再生產）『比得到某一事物（某種改變）代價更大』，它需要巨大能量才能實現。因此，引起系統變革的第一步就是撤回所有活動，什麼都不做」。舉例來說，總統宣布召開新聞發布會，但無任何媒體到場，其震驚性效果遠遠超出記者提出質疑或反對意見的情況。因為它體現的不僅是兩種勢力（政府與批評它的記者）之間的對抗，而且包含著更令政府恐慌的內容：媒體缺席在某種意義上挑戰甚至取消了政府存在的合法性。
這可與政治選舉中棄權票的功能相媲美，齊澤克的論證顯得別開生面：投棄權票絕非只是表明已失去對政府的信任，「真正發生的是，通過放棄投票人們實際上取消了政府——不只是在推翻某個既存政府這一有限的意義上，而是更加激進。為何政府會對選民棄權如此恐慌？因為它被迫面對這一事實，它的存在、它對權力的行使必須在其臣民接納、即便是以拒絕的形式接納時才是可能的。棄權行為比政治內否定和投不信任票走得更遠，它所否定的是整個決策框架」。這一論斷是反直覺的，乍看之下會覺得荒誕，但思考之後不得不承認它發人深省。媒體不到場、選民棄權與巴特比「什麼都不做」行為一樣，均非表面意義的後退，而是內含可怕的、中止現存社會關係的力量，這是一種激進的、正面的開創性力量，能夠給現實帶來根本性變革。
著名攝影師馬克.呂布 1967年-使美國停止越戰殺戮的名作。齊澤克對這種革命性的暴力孜孜以求，因為正是它可與資本母體中隱含的系統暴力展開有力的對抗。他明確指出：「如果說暴力可指稱對基本社會關係的根本撼動，那麼不管聽起來多瘋狂多沒品位，我還是要說，那些屠殺數百萬生靈的歷史惡魔的問題就在於他們的暴力程度還不夠。有時候什麼都不做就是最暴力的行動。」或者用他新著中的話來說，「實際上，一個人要達致純粹的『無』，首先必須已經是某種東西」。 這也就解釋了巴特比何以蘊含巨大的突破力量。
媒體缺席、投棄權票和巴特比政治學均與精神病的「剔除/棄絕」（Verwerfung）行為有內在相通之處。在精神分析學中，「剔除」是一種比「壓抑」（Verdr鋘gung）更激進的行為。「受壓抑者在知性上已被主體接納，因為它已被命名同時又被否定，只是因為主體拒絕承認它，拒絕承認受壓抑者中的自己。與之不同的是，剔除直截了當地將此項目從象徵系統中清除。」「壓抑」儘管是某種拒認和拒絕，但始終局限在象徵之中，相比之下，剔除則完全撇清了與象徵的關係，更加激進和徹底。如果進行類比，抵抗政治學就如同壓抑行為，而巴特比政治學則屬於剔除之列。二者的區別顯而易見。
推出巴特比政治學基於如下清醒的認識：抵抗政治之類的理論方式非但無效，反而會使資本主義要素得以加強。那麼選擇另一種相反的路向，從抵抗中抽身而退，像巴特比那樣徹底退卻更為可行。如巴迪歐所言，「與幫助創造使已被帝國認可的既存事物變得可見的那些正式方法相比，什麼都不做反而好得多」。既然抵抗意味著與權力共謀，那不如後退一步，放棄這一無效的行為。用齊澤克直白的表述來說，「什麼都不做，比參與那些最終使系統運行得更為順暢的地方化行動（諸如為大量新主體提供空間的行動）更好」。
但遺憾的是，當今大行其道的正是抵抗政治學，學者們無時無刻不在介入，忙於進行「多樣性的、地方性的抵抗實踐」，積極參與各式各樣其實毫無意義的討論，一廂情願地認為在對世界進行批判性參與，很少仔細思考此類理論方式能否奏效，更做不到退後一步，從各種對抗中擺脫出來。他們所忽視的是，當權者在對手虛假的批判性參與和真正的無動於衷之間，更傾向於選擇前者。原因是所有那些參與都在他們的掌控之中，甚至是由他們所推動的，其統治地位自然不可能受到任何動搖；相比之下，真正的沉默或無動於衷反倒令他們無從捉摸，更令他們感到不安和恐慌。在此情況下，巴特比式的拒絕就可視為齊澤克意義上的行動，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行動，它強有力地讓我們直面當代民主制的空洞」。
因此，巴特比政治學儘管是「減法的」（subtractive），但清晰地體現出齊澤克超越抵抗政治暴力陷阱的理論意圖。與「做些什麼」相比，「什麼都不做」更為根本、屬於更高層次的暴力行動，而且與齊澤克再政治化或重建政治性本體的目標相一致。他旨在為真正的抵抗或對資本主義的整體性顛覆奠定理論基礎。
結 語齊澤克提出一系列發人深省的洞見，對破除偏見不無裨益。在人們習慣接受媒體對暴力的渲染時，他提醒我們「學習、學習再學習」，消除思維慣性，仔細辨別各種暴力類型尤其是體系性暴力，思考如何為實現全新的社會關係而努力奮鬥。齊澤克對暴力的討論，除了實現普遍性主體的哲學訴求外，更重要的是反全球資本主義的理論目標，他主張訴諸正當性的暴力，以政治行動對現實秩序進行整體性再安排。他努力探究的是暴力在實現普遍主義以及在全球解放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其相關理論探討都是圍繞這一主軸展開的。接下來的問題是：暴力在何種情況下能夠被正當化？如果暴力合法，限定它的邊界又在哪裡？和平主義或類似主張在什麼條件下顯得合適？這些或許均非新問題，但至少在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會限定我們思考暴力的理論框架。
本文發表於2015年第九期《學術月刊》，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