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炳哲著，安尼，馬琰譯
選自《暴力拓撲學》，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
德國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生於韓國首爾，80年代在韓國學習冶金學，之後遠渡重洋到德國學習哲學、德國文學和天主教神學。他先後在弗萊堡和慕尼黑學習，並於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爾的論文獲得弗萊堡大學的博士學位。2012年起任教於德國柏林藝術大學。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18—20世紀倫理學、社會哲學、現象學、文化哲學、美學、宗教、媒體理論等。
暴力的根深蒂固性促使弗洛伊德設想出死本能（Todestrieb)。死本能會製造出破壞性衝動（destruktive Impulse),這些衝動周而復始，直至在一個客體身上釋放出來。勒內·吉拉爾則反其道而行之，並不試圖如此直接地界定暴力的實質，而將其歸因於「模仿性對抗」（mimetische Rivalität)；人在模仿別人的欲求時，就產生了模仿性對抗。吉拉爾的觀點是，一個東西，只是因為許多人同時渴望得到它，便被賦予了一種價值。己所欲，恰為他人之所欲。「佔有模仿」（Aneignungsmimesis)從而引發暴力衝突。當兩個欲求指向同一個客體，就會互相鉗制。由此，吉拉爾得出結論，模仿會被迫走向衝突。他把模仿性對抗解釋為人與人之間暴力衝突的主要來源。他認為在許多文化中都能找到模仿禁令，那是一種暴力預防措施，因為「每個模仿性複製轉瞬即可引發暴力行為」。
《暴力拓撲學》[德]韓炳哲（Byung-Chul Han）著，
2019年版，中信出版集團
然而，吉拉爾的「模仿性對抗」概念並沒有把握暴力的本質。從詞源學上看，競爭者（Rivale)讓人聯想到取水道（rivus)。競爭者之所以渴望水，並不是因為別人也喜歡水。暴力犯罪首先發生在對物的爭奪上，這些物並非因為模仿性慾求才有價值，而是因為它們具有一種內在固有的價值。被爭奪之物都是能夠滿足基本需求（primäre Bedürfnis)之物。吉拉爾的模仿理論用在財欲上也是說不通的。我想有錢，並不是因為別人也想有錢，並非模仿的欲求才讓錢有了價值。錢是一個特殊的客體，因為它就是價值。模仿無疑表達了人類的一個主要行為方式，如果沒有了模仿，也就不可能有人的社會化；然而，模仿首先涉及的是象徵層面，比如語言或行為模式，所以並不一定會引發暴力衝突。
吉拉爾還將復仇歸因於模仿。他稱復仇暴力下的致命螺旋為「模仿危機」：「在血親復仇階段，人們也總是做出同樣的行為，比如謀殺，即以相同的方式，出於相同的理由，對此前發生的謀殺行為進行復仇性模仿，而且這種模仿還會一直繼續下去……連鎖式的復仇就是登峰造極的模仿。」殺戮暴力的螺旋並非源於人類的彼此模仿。模仿說並沒有解釋血親復仇為什麼會產生破壞性的暴力螺旋。在遠古的復仇行動中，起決定作用的是血親復仇造成的殺戮，而不是對殺戮的模仿。殺戮具有一種內在固有的價值。統治遠古暴力經濟的不是模仿原則，而是資本主義原則。人所施加的暴力越多，他手中的權力也就越大。施予他人的暴力增加了自身存續下去的能力。人通過殺戮來克服死亡。殺戮者相信可以通過殺戮來戰勝死亡。這種遠古的暴力經濟學在古代仍然有效。阿喀琉斯為他的朋友帕特洛克羅斯之死而復仇，他毫無選擇地殺戮，並且容忍他人殺戮。被屠殺的不只有敵人。所有人喊著復仇誓言圍在帕特洛克羅斯的屍體周圍，接下來，他們在停放屍體的柴垛旁邊開始大量宰殺豬牛羊。因為重要的就是殺戮本身。模仿在這裡根本無從談起。
勒內·吉拉爾（René Girard，1923-2015）
暴力很可能是人類第一個宗教體驗。對於遠古時代的人而言，摧毀一切的自然暴力和野獸的殺戮暴力一定會造成創傷、引發恐懼，同時又引人入勝，所以他們把野獸擬神化，或者提升到一種高於人類的現實。對暴力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將其外向化（Externalisierung)。在遠古文化中，那種自然暴力還不為人知；而如今，人們清楚知道其自然內部的肇因，因此也就不會受到震懾。就連社會內部的暴力也被解釋成那種從外部闖入社會內部的暴力所造成的後果。疾病和死亡同樣不是身體內部的產物。相反，它們被歸結於外部暴力的影響。每一種死亡都是殘暴的，既不存在自然而然的死亡，也不存在自然暴力。
遠古宗教是一種情結，是同（在外向化至神聖高度之後的）暴力彼此互動的結果。獻祭就是最為重要的互動形式之一。阿茲特克人甚至發動儀式性戰爭，以獲得戰俘，繼而當作人祭獻給嗜殺成性的戰神。走在戰爭隊伍前面的是教士，這樣就把戰爭本身表現為一種祭神行為。在這裡，無論是戰爭還是集體殺戮，都成了宗教行為。在遠古文化中，暴力扮演了宗教交流的主要媒介。與此同時，人們就在暴力的媒介中同暴力之神交流。一旦暴力被當作神性體驗，那麼與暴力的關係就迥然不同於從前了。暴力不能被簡化為防禦和預防，正如吉拉爾所解釋的：「暴力在這些社會中可能引發的弊端如此巨大，而療治之方又如此孱弱，以致人們將重點放在了防微杜漸上，而預防領域之首選就是宗教領域。宗教層面的預防可以具有暴力性質。」如此看來，宗教行為首先就是緩和暴力，而阻止其爆發，當然還得藉助暴力。一個社會內的一切暴力行為都將由具有和解意味的祭品來承擔，通過屠殺祭品將暴力排出這個社會：「首先，祭品本身要求消除兩個親近之人彼此間的不和、仇怨、嫉妒和爭執；在共同體內部重新製造出和諧關係，強化社會紐帶。」祭品就好比一枚避雷針。略施小計，暴力就被轉移到替代品身上了。
吉拉爾一再強調，預防暴力是宗教的本質。不容置疑，祭品也是為了預防暴力，不過，宗教卻不能簡化至此。暴力的宗教實踐不僅僅是反應—預防性的，而且還是主動—生產性的。如果一個社會完全認同暴力或戰爭之神，那麼它本身就會以侵略和暴力姿態示人。因此，阿茲特克人以暴力的戰神名義發動戰爭。他們主動製造暴力。暴力對人們起到提升和讚美的作用。尼採寫道：「一個尚存自信的民族，也會有自己的神……這個民族把興趣投射向自身，把權力意識放進一個生命（Wesen)……一個不識憤怒、仇恨、妒忌、嘲弄、詭計、暴力為何物的上帝，甚至連對人們在取得勝利和大肆破壞時的那種飄飄然都一無所知，這樣的上帝有什麼能耐？」不計其數的死者頭顱，裝點著阿茲特克人的廟宇，它們表達的不是對暴力的預防，而是主動製造暴力。用於獻祭的頭顱被堆砌在一個木架上，效果就如資本積累一般。殺戮暴力製造出一種蒸蒸日上的感覺，一種有權有勢的感覺，也就是永生不死的感覺。遠古社會在暴力面前表現出的不僅是免疫—預防的姿態，而且還有資本主義的特徵。
在遠古世界，每次死亡都被解釋為外部暴力的結果。人們通過以暴制暴（Gegengewalt)來嘗試避免從天而降的致命暴力，通過主動施暴來保護自己免遭暴力，為了不被他人所殺而去殺人。殺戮他人可保自身不死。你越是暴虐，越是殺人無數，就越覺得自己堅不可摧。暴力的職能類似一種死亡術（Thanato-Technik),它為活下來的人服務，儘管後者也時刻處於死亡威脅之中。
實施暴力會提升人的權力意識。暴力越多，意味著權力越大。在遠古文化中，權力還不能表示統治關係，它既不產生主人，也不製造僕從。相反，它被假設成一個超自然的非人實體，你可以佔有它，積累它，還可以失去它。馬克薩斯群島上的原住民把這種神秘的權力實體（Machtsubstanz)叫作「曼納」（Mana)，從被殺者轉移到勝利者手上。一個勇敢的戰士完全可以通過努力獲得曼納：「從前人們以為，一個戰士的身軀可以將其所殺之人的全部曼納收入囊中……每成功殺一次人，他的矛也就增加了一些曼納……為了直接將曼納合併，他吃掉死者的肉；為了將打仗時新增的實力牢牢綁縛在自己身上……他把戰敗者身體上的部分殘肢作為戰爭裝備戴在身上——一塊骨頭，一隻乾枯的手，有時甚至是整個頭顱。」
作為超自然和非人格化的權力手段，暴力還令血親復仇帶著一種完全不同的色調亮相。如此一來，它不是報復了，不再適用於對謀殺負有責任的人。這裡不會追究任何個人的責任，兇犯也不會被置於罪責關係之中。遠古的血親復仇不受審判，因此也就極其可怕。死亡削弱了被殺者所屬的群體，因此後者必須靠殺人去重拾受損的權力意識。無所謂殺誰，只要殺人就行。每一次死亡，即便是自然死亡，也會引發復仇。因此，人們毫無選擇地殺人，每一次殺戮都為權力的天平加碼。恰恰是這種神秘的權力經濟學，擺脫了任何理性邏輯，從而令血親復仇如此具有殺傷力。甚至會出現這種情況，復仇者不僅打死兇犯族群成員，就連恰巧路過的無關之人也不放過。只有殺戮可以彌補由死亡造成的權力流失。
權力的遠古形式就像一個神秘的實體，效果立竿見影。實體權力到了後來才發展成等級關係中的權力。由於直截了當的特徵，實體權力不為任何政權（Herrschaft)奠基，因為政權是一個複雜的調解性、反射性實體（Vermittlungs und Reflexionsgebilde)。等級結構乃政權之根本，而遠古社會沒有任何明顯的等級結構，所以族長也不是原始意義的掌權者，而只是一個媒介：「族長嘴裡說出來的不僅僅是話語，而且還道出了這個社會如何講述自己，這個社會靠這些言論得以自稱是一個不可分的共同體（ungeteilte Gemeinschaft)……」佔有曼納雖然賦予一個人族長的身份，卻並未讓他成為神一般的君王。相反，他不得不動輒盤算，一旦哪天失去曼納，他就會被殺死。
懲罰是對復仇的合理化，禁止了復仇的雪崩式膨脹，因為那會令復仇變得萬劫不復。在遠古社會，對暴力做出的唯一可能的反應就是以暴制暴。一個激進的範式轉移將懲罰體系同復仇體系區別開來。前者把暴力變成一種由個人承擔的行為。它不再是非人格化的、以暴制暴的事件；它脫離了權力關係，被置於一個罪責關聯當中。暴力沒有讓我強大，而是讓我有罪；懲罰不是以暴制暴，不是國家代替我去復仇。客觀的罪責關聯讓懲罰看起來公正，或者合理。這樣就不會出現暴力的螺旋。懲罰性暴力（Strafgewalt)放棄了遠古復仇中典型的不審而判，不再令暴力逍遙於一切監管之外。審判和定向（Richten und Richtung)彼此決定。懲罰體系遵循的並不是復仇邏輯，而是調解邏輯（Vermittlungslogik)，而調解邏輯產生於客觀的法律關係。就此而言，懲罰體系阻止了暴力肆意蔓延膨脹，因為它不同於復仇體系，它意不在製造暴力，而在預防暴力。
有一個廣泛流行的觀點，即認為遠古社會的戰爭首先是生存鬥爭，由生活必需品的匱乏引起。對此，皮埃爾·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提出反駁。他認為，戰爭純粹以侵略為基礎。列維-史特勞斯說，戰爭與交換具有密切關係，而克拉斯特則說，戰爭以一個獨立的破壞性能量為基礎，與貿易和交換毫無關係。以他之見，遠古社會生活在一個相對獨立的狀態下，乃至沒有哪一場戰爭的爆發是因為物質匱乏；戰爭的目的僅僅是捍衛本族群的自治權和身份同一性不受外族侵犯：「對任何本地族群而言，所有他族都是陌生人：陌生人的形象（Figur des Fremden)證實了當地族群的信念——擁有自治權的我們就是這個族群的身份同一性。這跟永久戰爭狀態是同一個意思……」永久性戰爭製造出一種「離心力」，通過抵抗一致性或反對統一，這個離心力會催生一個多樣性的世界。克拉斯特的核心觀點值得商榷，即永久性戰爭阻礙國家的形成。他認為，遠古社會是故意拒絕國家政體，他們發動永久性戰爭，從而阻止國家的建立。作為「反對國家政體的社會」，遠古社會是一個「贊成戰爭的社會」。克拉斯特的論調頗具挑釁意味：「即便沒有敵人，他們也會發明出敵人來。」國家政體是一個複雜的權力實體，它把權力想像為一個等級統治關係並以此作為存在的前提，而遠古社會由於自身的意識結構，並不存在這種關係。
在現代社會，遠古的暴力經濟學並沒有輕易消失。核軍備競賽遵循的正是遠古的暴力經濟學。潛在的毀滅力量像曼納一樣越積越多，為的是製造出力大無比和堅不可摧的感覺。從深層心理學層面看，遠古時代的信仰——通過積蓄殺戮能力來逃避死亡——仍然奏效。增加殺戮暴力，被闡釋成了減少死亡。就連資本經濟學也顯示出同遠古暴力經濟學的驚人相似，不是製造流血，而是製造流金。在鮮血與金錢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似的本質。資本的運作方式就像現代曼納一樣，你擁有的越多，就越強大，越堅不可摧，甚至越妄想長生不死。金錢從詞源上就已經點明獻祭和狂熱崇拜之間的關係。因此，還可以說，金錢原本就是人們用來贏取動物祭品的一個交換手段。誰如果擁有許多錢，那也就意味著他佔有許多動物祭品，可以隨時用來宰殺獻祭。如此一來，他就得到了一種巨大的野獸般的殺戮暴力。於是乎，金錢也好，資本也罷，都成為一種對抗死亡的手段。
在深層心理學領域，資本主義實際上與死亡和死亡恐懼有很大關係。資本主義的遠古維度也在於此。對積累和增長的偏執，是與對死亡的恐懼互為條件的。本也可以被闡釋為流淌的時間，因為人們可以用金錢驅使別人為自己工作。無休無止的資本製造出幻象，以為時間沒有盡頭。資本的積累對抗著死亡，對抗著時間的絕對流失。鑑於人生有限，人們才要累積時間資本。
鍊金術的目的是將非貴重金屬變成貴重金屬。首先，鉛被視作廉價品。它歸屬於時間之神——土星。在中世紀，土星常常被說成手持鐮刀和沙漏的老者，那是時間流逝和死亡的象徵。由鉛向金的熔煉之旅，就好比一場把時間和暫時性變成無限和不朽的實驗。賢者之石（aurum potabile)承諾永恆的青春。克服死亡，是鍊金幻想的內容，這種幻想同樣近似於資本經濟學，近似於對增長和積累的偏執。由是看來，證券交易所就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神奇導管（vas mirabile)。
救贖經濟學也遵循著積累邏輯。對加爾文主義者來說，經濟學的勝利本身就可以製造出救贖正確（certitudo salutis),好讓你屬於被挑選者，逃離永恆的詛咒。無休止的進款就好比得到救贖。救贖恐懼總是跟死亡恐懼緊相連，產生出資本主義的積累強迫症。人們投資並投機拯救事業。在遠古的曼納經濟學、資本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和救贖的基督教經濟學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似性。它們全都是一種死亡術，目的在於消除死亡，把死亡變沒。
資本主義經濟學把活下來變成絕對原則，不關心生活是否美好。滋養資本主義經濟學的是一種幻象，即資本越多，生機越多，生存能力越大。將生與死蠻橫地一刀切開，會為生活本身蒙上一件僵硬的幽靈外套。本該關注如何過上美好生活，卻因擔心活不下去而患了魔怔，或曰怕死癔病（Hysterie des Uberlebens)。把生活簡化成生物的、生命機能的過程，讓生活本身變得赤裸。僅僅為活而活，是低劣的。那樣一來，生活就被剝奪了活力，後者遠比純粹的生命機能和健康的身體要複雜得多。當生活變成赤裸裸的鈔票，當一切敘事內容被排空，接下來對健康的狂熱追求就粉墨登場了。面對社會分裂，沉渣泛起，只有我的身體保留了下來，所以要不惜任何代價保持身體健康。理想中的價值都流失了，這個想要得到關注的我，除了可以拿出來展示，就只剩下健康價值（Gesundheitswert)了。赤裸裸的生活讓任何目的論、任何「為了……而……」消失不見，由此你獲得了健康。健康變得只與自己有關，並且把自己排空，變成一個無目的的合目的性（ZweckmäBigkeit ohne Zweck)。
生活從未像今天這樣短暫易逝。無一物能夠持續長存。由於存在的缺失，神經質出現了。調動並促進生命進程，就是在嘗試與空虛較勁，而空虛是死亡的前奏。一個被怕死癔病籠罩的社會，是一個活死人社會，既不能生，也無法死。弗洛伊德也清楚這種致命的倖存辯證法，所以會用這樣一句話為《合乎時代的戰爭與死亡》一文作結：「如果你想生，那麼就先面對死。」（Si vis vitam,para mortem.)這也就是要在生活中賦予死亡更多空間，以免生活被粗暴地簡化為不死的生命：「在現實中，在我們的頭腦中，為死亡留有一席之地，給它應有的地位，讓我們迄今為止如此小心翼翼地壓抑在潛意識裡的死亡觀多見見光，難道不是更好嗎？這似乎不是一種進步，反倒像是某種程度的退步，一種倒退；但它卻有個優點，即正確認識真相，讓日子重新變得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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