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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是20世紀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中國學家。雖然前人對費正清已經作過不少研究，但主要集中在他輝煌的後半生。本文試圖在知識、資本和權力空間中略述費正清早年的求學之路，以此紀念這位傑出的學者誕辰110周年。
費正清於1907年5月24日出生於美國西部南達科他州休倫（Huron）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1911年隨全家遷往同州的蘇福爾斯（Sioux Falls）。1920年他進入蘇福爾斯中學就讀，三年的學習讓他感到該校的課程「沒有太多的挑戰性」（英文版《回憶錄》），於是決心轉學到東部並得到了父母的支持。與西部相比，美國東部的教育要發達得多，不僅有常春藤盟校等著名高等學府，也有美國最好的中學。1923年費正清進入新罕布夏州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學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學習，這是一所高水平的大學預備學校。費正清在此求學期間表現優異，多次獲獎。1925年畢業典禮上，他被推選為致告別辭的學生代表。更重要的是，1925年畢業前夕，他因為論文比賽獲獎，得到了假期前往英國和法國遊歷的機會。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國門，大大拓展了他的視野。他的照片還刊登在《紐約時報》上，這對於一個剛剛18歲的青年來說是很大的榮譽。
青年費正清
按理說，費正清中學畢業後應該選擇美國最古老也是最好的大學——哈佛——作為接受高等教育的場所。但他卻沒有這樣做，而是選擇了一所州立大學——威斯康星大學（當然也是很好的州立大學）。根據費正清本人的解釋，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家族成員中不少人是威大校友，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威大實行男女同校，比老牌大學風氣開放，這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是有吸引力的，儘管基本上來說費正清具有少年老成的性格特徵。但在威大學習兩年後，費正清還是決定轉入哈佛大學，原因正如他本人所回憶：「我面臨著即將成為大學校園內大人物的前景，這預示著拋棄專心求學而改走另一條道路的前景，於是我決定轉學到哈佛大學。我採取這樣的行動，曾經有過先例。在蘇福爾斯中學三年級時，我曾面對站在樓梯和走廊上的同學們發表演說，那時我已成為高年級學生會主席的有力候選人，可是我卻去了埃克塞特讀書。現在似乎是再一次向東走的時候了。」（英文版《回憶錄》）轉入哈佛對費正清一生來說至關重要，他後半生的輝煌事業就是在這裡成就的。
從以上所介紹的費正清一路向東的求學歷程，我們不難看出他多方面的才能。他雖然有向其他方向發展的巨大潛力，卻始終將自己定位為一名學者。但和一般書齋中的學者不同，費正清不僅學業優異，而且活動能力強。他日後的成就很大一部分歸功於他出色的學術組織能力，這在早年已經顯露無遺。
哈佛兩年的大學生活對於費正清的重要意義在於，他正是在此期間決心從事中國研究。實際上，費正清於1927年秋進入哈佛時，他還沒有任何要研究中國的念頭，當時的哈佛也幾乎沒有關於近代東亞的任何正規課程。費正清在哈佛兩年接受的基本是人文學科的一般教育。在哈佛期間影響他最大的不是哈佛的教授，而是來自英國的一位訪問教授韋伯斯特（Charles K. Webster，1886—1961）。韋氏是英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史學者。他在來哈佛之前剛剛訪問了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會見了包括蔣介石在內的中國政要以及蔣廷黻等一批學者。在1929年初哈佛學生俱樂部的一次午餐會上，韋伯斯特介紹了自己的中國之行，特別提到了《籌辦夷務始末》的即將出版，對它的使用前景感到異常興奮。他認為這一文獻能更清楚地說明東亞的疑難問題，所以很可能對改寫中西關係史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參加午餐會的費正清當時正上四年級，對近代史領域有濃厚的興趣，但對於具體研究哪個國家的近代史，則還在猶豫之中。韋伯斯特的講演使他茅塞頓開，為什麼不研究中國的近代史呢？幾天後費正清去拜訪韋伯斯特，並與他進一步討論了這個十分吸引人的課題。這次拜訪對費正清來說是決定性的，他此後的學術方向基本確定，雖然當時他對中國在學術意義上的認識還幾乎等於零。基於有限的條件費正清的哈佛學士畢業論文是關於俄國革命的，但他知道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將是19世紀以來中國的一系列革命。
韋伯斯特
1929年秋費正清前往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而不是留在哈佛繼續求學，主要原因是兩個。其一是羅得斯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該獎學金是根據英國政治家、實業家塞西爾·羅得斯（Cecil J. Rhodes，1853—1902）為增進英語國家間關係的遺願而於1902年在牛津大學設立的。該獎學金有「大學生諾貝爾獎」之稱，所以能夠獲得是很大的榮譽，這也再次說明費正清在哈佛期間表現優異。在20世紀初期，牛津大學的國際聲望顯然在哈佛之上。這是費正清願意去英國求學的另外一個原因。美國雖然在19世紀末經濟實力就超越了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在文化和教育上，它仍然唯英國和歐洲大陸馬首是瞻。
其實，如果費正清留在哈佛，也不是沒有機會。1928年哈佛燕京學社成立，吸引了不少年輕學子投身中國研究，如魏魯男（James R. Ware，1901—1977）、顧立雅（Herrlee G. Creel，1905—1994）、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1906—1988）、卜德（Derk Bodde，1909—2003）等。當然，剛成立的哈佛燕京學社一時仍然解決不了中國研究師資和資料的問題，但是憑藉雄厚的資金，它可以把學生送到歐洲（主要是巴黎和萊頓）、日本（東京和京都）、中國（主要是北京）去留學和研修。同時，更重要的，它花重金所要培養的是傳統意義上的漢學家，也就是以古代中國文明為研究對象，具有紮實的文獻功夫和廣博的知識結構的純粹的學者。費正清從一開始便走上了與同時代人——美國最早一批專業中國學家——不同的道路：他所前往的是漢學傳統不如法國、荷蘭的英國，他所要研究的是近代中國，他的獎學金來自哈佛燕京學社之外的其他渠道。這一切都預示著他將成為一個異數，一支異軍突起的力量。
1929年費正清從哈佛大學畢業後，作為羅得斯獎學金的獲得者於同年秋赴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早在1876年，牛津大學就設立了漢學講座，聘請著名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 ）為首任教授。但遺憾的是，其時對漢學感興趣的學生一直很少，漢學課程處於聊備一格、裝點門面的狀態。1929年秋費正清在貝利奧爾學院註冊時，牛津大學仍然沒有正規的漢語課程，而且對於博士學位也沒有語言必修的規定。
對於選定中國近代外交史作為研究對象的費正清來說，掌握漢語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於是貝利奧爾學院特別為他安排了一位指導教師蘇慧廉（William E. Soothill，1861—1935）。蘇氏曾經作為傳教士在中國生活多年，漢語熟練，1920年被聘請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接替1915年去世的布勒克（Thomas L. Bullock，1845—1915）。1929年費正清抵達牛津時蘇慧廉正忙於編寫一本中國佛教術語詞典，無心幫助費正清學習漢語，只是給了他一本布勒克編寫的漢語教材讓他自學。
費正清和漢語老師
1935年底，費正清向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提交了題為《中國海關的起源：1850—1858》（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50-1858）的博士論文，並於1936年4月通過答辯獲得博士學位。這篇論文的主要部分是在北京完成的，但選題和構思則可以追溯到他剛到牛津時和馬士的交往。
馬士（Hosea B. Morse，1855—1934）於1874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同年與三位同學一起考入中國海關，在上海學習漢語三年後，於1877年出任天津海關幫辦，翌年調入北京總稅務司任職，1887年任上海副稅務司，嗣後又在北海、淡水、龍州、漢口、廣州等多處海關任職。1903—1907年馬士任總稅務司的統計秘書。1909年退休後馬士擇居倫敦郊區的坎伯萊（Camberley），開始著手研究中國海關史。馬士在中國海關工作三十多年，又曾經當過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1863—1911年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助手，對赫德為核心的海關史進行研究可謂近水樓臺，最合適不過了。但赫德的家人卻不予以配合，不願意將赫德的日記（共74冊）和一些重要的書信提供給馬士作為研究之用。無奈之下，馬士只好重新設計自己的思路，把研究對象擴大為自1834年至1911年的中國外交史，其最終成果就是三卷本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這部巨著自1910至1918年陸續出版，並很快成為國際漢學界標準的中國近代史參考書。
1929年秋天，費正清在橫渡大西洋前往英國的輪船上，仔細閱讀了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特別是其中關於鴉片戰爭的章節。到達牛津大學後，費正清很快通過蘇慧廉的介紹前去拜訪住在倫敦郊區的馬士。深居簡出、專心著述的馬士對於這位來訪者表現了很高的熱情，一來這個年輕人與自己有著同樣的研究興趣，二來兩人又都是哈佛大學的校友。初次見面，興奮不已的馬士就滔滔不絕地向費正清講了一大通有關海關和晚清政府的情況，並承諾以後會給費正清的研究提供一切可能的幫助。從日後費正清的學術道路來看，馬士的影響是巨大的。
在和馬士見面後，費正清決定研究中國海關的創建問題，而這個問題與英國的關係最為密切，所以第一步就是要考察英國的立場。按照當時牛津大學的規定，一個學生在撰寫博士論文之前，必須首先獲得副博士（B. Litt.）學位，為此費正清每天從牛津前往倫敦的英國公共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查閱資料。利用各條約口岸英國領事館的檔案，費正清完成了題為《1850—1854年英國對中國海關創建的政策》（British Policy in Relation to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ImperialCustoms Service, 1850-1854）的論文。1931年春天，費正清正式遞交了這篇論文，並獲得了通過。如果說這篇論文存在什麼問題的話，那就是沒有使用任何中文材料。這也是馬士的問題。馬士的著作體大思精，考證翔實，但他完全依靠外文資料。馬士並非不懂中文，他這樣做固然有學術上的偏見——認為中文材料不甚可靠，但更主要的還是因為中文材料的不易獲得。這一狀況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轉變，特別是隨著《籌辦夷務始末》等檔案的影印出版，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研究近代中外交往中中方的態度不僅是完全必要的，也已經是可能的了。
為了進一步掌握漢語，從而為自己的研究做好準備，費正清決定前往中國。1931年春，他說服蘇慧廉為他進行了一次漢語能力測驗，並請老師就他的成績和他的真誠努力出具一份書面證明。利用這一證明費正清向羅得斯獎學金委員會申請前往北京進修。他的申請很快獲得了批准。1932年2月費正清抵達上海，稍後到了北京。
費正清知道自己要想超越馬士，就必須在中文方面下功夫。1932年初，他再次漂洋過海，來到了上海。上海是中國近代最早建立海關的地方，時間是1854年，費正清希望從這個起點開始，一步步地進入赫德的世界。但一個意外人物的出現把費正清擋在了這個世界的門口。這個早已埋伏在半路上的「程咬金」就是魏爾特（Stanley F. Wright，1873—1951）。魏爾特出生於英國，1903年來華進入海關工作，歷任幫辦、副稅務司、稅務司等職務，並長期擔任總稅務司機要秘書。對於這樣一個重要人物，費正清一到上海就拿著馬士的介紹信前往拜訪。總稅務司是辛亥革命予以保留的晚清機構之一，1929年後從北京移至上海。費正清在魏爾特那裡沒有得到馬士那樣的歡迎，他的到來一下子讓主人大為警惕。原來魏爾特正在計劃寫一部海關史，或者說是一部赫德的傳記，因為在他看來，中國海關在赫德工作的那段時間，基本上就是赫德的傳記。
這樣的傳記由魏爾特來寫自然頗為合適。魏爾特長期供職海關，熟悉業務，接觸過海關有史以來的大量材料，而且作為機要秘書還能夠看到一般海關人員無緣一見的機密文件。面對這樣一個優勢明顯的對手，費正清立刻決定把自己研究課題的下限劃定在1858年——赫德是1859年才入海關的，這樣絕對不會和魏爾特衝突；並且他明確地告訴魏爾特，他將把以後四年的留學時間主要用來學習漢語和閱讀中文文獻，並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北京而不是上海。
魏爾特長達900多頁的《赫德與中國海關》（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一書於1950年問世，三年後，費正清的博士論文《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也出版了，這篇論文是在他1935年提交給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和擴寫而成的，那篇論文討論了1850至1858年中國海關的起源問題，而1953年的論著則不僅把論題擴大了，而且時間也調整為1842至1854年，離赫德掌管海關的時間更遠了。
從博士論文的參考書目我們知道費正清在北京期間閱讀了大量的中文文獻，這使他比馬士站得更高，也對近代中國歷史看得更為全面。費正清在北京期間一直致力於漢語水平的提高，他研修漢語所在的「華北協和華語學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是當時中國北方最好的培訓機構（1913年正式建立，1949年停辦），三年多的培訓使他能夠比較熟練地閱讀中文文獻，同時口頭表達能力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費正清是西方學者中率先使用中文檔案進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這固然得益於他良好的漢語能力，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在北京期間得到了蔣廷黻的指導。蔣廷黻早年留學美國，1923年獲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教，先後任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他是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開創者，所著《中國近代史》（1938）和所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1931）影響深遠。
蔣廷黻對近代中國歷史研究的最大貢獻在於首倡研究原始檔案資料。他指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一樣，要以事實為基礎；歷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規律，規律之一就是必須從原始資料的研究入手。在談到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時他強調指出：「外交史的特別在於它的國際性質。一切外交問題，少則牽連兩國，多則牽連數十國。研究外交史者必須搜集凡有關係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據一國政府的公文來論外交等於專聽一面之詞來判訟。關於中國外交的著作，不分中外，大部分就犯了這個毛病。」（《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因此要克服這個毛病，就要從原始文獻，特別是中國的原始文獻入手。蔣廷黻自己身體力行，為搜集和整理中國近代外交原始資料付出了大量心血。
費正清到北京後，立刻和蔣廷黻取得了聯繫，並就如何使用《籌辦夷務始末》和其他中文資料向蔣廷黻請教。費正清的第一篇學術論文《1858年條約前鴉片貿易的合法化》（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正是在蔣廷黻的指導下完成的，他也成為最早使用《籌辦夷務始末》的外國學者。著名華裔美國歷史學家何炳棣（1917—2012）回憶1953年7月第一次見費正清的情形時寫道：「我自我介紹1934年秋清華入學之時，費已赴牛津完成博士學位，剛剛錯過在北平結識的機會（按：此處何炳棣記憶有誤，費正清是1935年底離開北京赴牛津大學提交並答辯博士論文的）。然後極度誠懇地恭維他是蔣廷黻之後，舉世第二位學者研究引用《籌辦夷務始末》的。他馬上糾正我：『是第三人，張德昌早我半年。』」（《讀史閱世六十年》）與何炳棣一樣，張德昌也是20世紀30年代求學於清華，是歷史系的高材生，他利用晚清檔案寫出了《胡夏米貨船來華經過及其影響》《清代鴉片戰爭前之中西沿海通商》等高水平的論文。雖然事隔近二十年，費正清對於當時的北京學界和自己最初使用《籌辦夷務始末》的情形顯然還記憶猶新。
蔣廷黻
蔣廷黻不僅在學業上給予費正清指導，在生活上也給予他幫助。1932年費正清到北京後不久，羅得斯獎學金就到期停發了，為解決生活費用，他曾兩次申請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但均告失敗。這時蔣廷黻伸出了援助之手，安排費正清在清華大學歷史系兼課，幫助他渡過經濟危機。
關於兩次被哈佛燕京學社拒絕的情形，費正清本人有比較詳細的回憶，第一次是這樣的：「我在申請書中說明我正從事中英外交關係的研究，同時在一家傳教士培訓中心（按即華北協和華語學校）學習漢語口語。我的申請讓人難以看出我能夠成長為一名傳統的漢學家。我沒有說明自己要在像洪業教授那樣的學者的指導下研習中國古代經典，或者去巴黎、萊頓等漢學中心從事這樣的研修。……我的申請被拒應該說是不奇怪的。」第二次還是同樣的結果：「當1932年快要結束時，我再一次向哈佛燕京學社提出申請，申請內容沒有太多變化，只是說明除了學漢語，我還會學日語。我說明我將繼續在北京完成我的牛津大學博士論文，但是需要去最早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上海、寧波、福州、廈門以及廣州）查看當地領事館的原始檔案。這幾乎與哈佛燕京學社關注的研究方向完全無關，所以我的申請再次遭到拒絕。」（英文版《回憶錄》）在我看來，這兩次被拒是費正清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對他後半生的學術和事業產生了不可小覷的影響。
哈佛燕京學社自建立以來，基本上還是沿襲歐洲漢學的傳統，關注古代中國，重視經典文獻。這從當時派遣到北京來的哈燕社的留學生那裡也能看得很清楚，如魏魯男的專長是魏晉佛教，顧立雅主要從事中國上古史和哲學史的研究，西克曼專攻中國藝術史，卜德則潛心研究中國思想史。總體來說，由哈佛燕京學社派來的留學生基本以古代中國作為研究對象，採用的依然還是傳統漢學亦即文獻考證的方法。他們對於近現代中國的事情只是一般關心，並不納入自己的研究領域。他們的老師、哈燕社首任社長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1889—1975）甚至非常極端地認為，1793年以後的中國不能構成真正的學術研究的對象，頂多只能屬於新聞學的範圍。與這種「厚古薄今」的傾向不同，費正清將自己的課題鎖定在近代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其研究方法在歷史學之外又特別注重使用社會學、經濟學等多學科交叉的方法。所有這些使費正清顯得與眾不同。他兩次申請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都被拒絕是不奇怪的，這一經歷也使費正清清楚地認識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人研究中國問題存在兩大陣營：一個是哈佛燕京學社，它資金雄厚，並真誠地遵從歐洲的模式；另一個是更富有本土色彩的美國陣營，較為分散，基本上沒有資金支持。」（英文版《回憶錄》）費正清日後全力以赴將要做的就是募集資金髮展美國陣營，並在方法論上建立具有美國特色的中國學。1955年他在哈佛大學倡導建立東亞研究中心來與哈佛燕京學社分庭抗禮，就是這一努力的一個集中體現。費正清在北京的兩次失敗經歷對他日後決心另起爐灶顯然產生了不容低估的心理影響。
在蔣廷黻的幫助下，費正清渡過了1933年的經濟危機，1934年他獲得了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的資助，不必再為生計奔波，可以安心地撰寫論文了。1935年底費正清完成論文寫作後離開北京前往牛津答辯，1936年4月他順利通過答辯並獲得博士學位，結束了早年的求學之路。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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