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濟大學教授張曉豔站在自家的大書架前，左右翻找，取出一本已經翻爛的《大流感》。
就在之前，她收到一位相熟領導詢問這本書的簡訊，稱「到處都買不到」。這才意識到，丈夫鍾揚這本2008年出版的譯作再度成了暢銷書。
讀過《大流感》的人們感慨，書中所描繪的百年前情景竟與新冠疫情如此相似，仿佛曆史的輪迴。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反覆引用書中一位流感專家所言「只聞鐘聲滴答，而我們卻不知道時間」，意指人類始終與病毒共存，無法預知病毒會在何時捲土重來。
陸續地，有細心讀者在譯者那行留意到了「鍾揚」的名字，並追問：「是那位已故的復旦大學教授鍾揚？」「他不是植物學家嗎？不是在西藏研究生物多樣性的嗎？」
也只有張曉豔能明白，這些耗費心力、看似與專業無關的工作對鍾揚來說是怎樣的意義。
2020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當天，由張曉豔作序，盧洪洲、張文宏特別推薦的《大流感》特別紀念版在網絡上「雲首發」。
這本特別紀念版，從構想到落地，實際只有短短一個月。與鍾揚長期合作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總編輯王世平覺得，不同於前幾個版本，這是一本真正「獻給鍾老師的書」。
「如果鍾揚還活著，他會怎麼做？」
所謂的特別，凝聚在比前一版本多出的4頁。
其中第1頁僅一行字，「紀念本書主譯鍾揚教授」。隨後1頁，是鍾揚的照片和簡介。照片是張曉豔選的，背景是看不出地點的崇山，鍾揚穿著短袖polo衫淺淺微笑著，「就是他最真實的樣子」。
鍾揚曾經的學生、同為譯者的復旦大學生物科學院實驗師趙佳媛在各個環節看到了參與者的用心，「大家都想把書做好，給鍾老師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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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豔為《大流感》特別紀念版挑選的照片。
圖片來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5年，趙佳媛第一次看到了《大流感》英文版。時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金力，2004年從美國回上海，候機時買了這本書，然後在回國的十幾個小時裡讀完了它。他越讀越感受到價值巨大，覺得最好能翻譯出來讓國人都看看，便介紹給了時任該院副院長的鐘揚。
書翻譯了幾年，比出版社預想的時間要久。但書出版前，2007年禽流感在全球多地發生，出版後一年2009年墨西哥又爆發甲型流感，「所以雖然拖了一下，但正好拖到了一個容易火的時間點上，所以當時就有出版社老師說鍾老師未卜先知，知道什麼時候書能好賣，就挑在這時候翻完。」
誰能想到，12年後，書又一次火了。
早在去年12月，趙佳媛就感受到了《大流感》的走俏。她在朋友圈貼出了前3個版本在購書平臺的價格，最高漲了5倍。此後不斷有同學、朋友、媒體記者詢問她，書哪裡還能在哪裡買到。
一位好友將《大流感》和幾部相關的電影看了一遍後，對她感慨，電影裡、書裡的災難好像正在現實重演。
彼時，當當網等購書平臺上《大流感》已經銷售一空。3月初，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向大眾薦書時也介紹了《大流感》。「我們並沒有主動去推薦。」王世平說，而這正體現了《大流感》在當前的價值。
王世平一直與張曉豔有聯繫。在那段時間，出版社將《大流感》部分章節做了書摘，在公眾號定期發布，王世平經常把評論分享給張曉豔。
有一天，在王世平詢問張曉豔想法時，張曉豔發來了一條微信，「王老師，以你對鍾揚的了解，要是鍾揚還活著，他會怎麼做？」
「也不知道為什麼，腦子裡就出現了這個問題。《大流感》對現實社會是有一些警示的，如果鍾揚還在的話，他會不會再寫一些文章去作進一步的闡釋呢？」張曉豔解釋了自己的想法。
這個念頭在張曉豔是一閃而過，卻對王世平產生了影響。
一個共識逐漸達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本來考慮加印，但與其加印，倒不如出一個「獻給鍾老師」的特別紀念版。王世平希望張曉豔能為紀念版寫一篇序言。
「他一定會是最積極戰『疫』的那一個」
只有一周時間，張曉豔心中忐忑，卻決心接下寫序的任務。
她對王世平說：「我試著寫一下，但千萬不要覺得我寫了你不用不好，你們覺得能給書增光就用，我反正也就是有感而發。」
自2017年鍾揚去世，張曉豔很少在媒體露面。讓大眾最印象深刻的，還是她在復旦大學舉行的告別會上深情而克制的發言。「我和鍾揚一起走過了33年，共同經歷過很多風雨，唯獨沒有考慮過生離死別……你的生命，屬於科學、屬於國家、屬於人類。」3年過去了，她覺得對鍾揚好像理解得更深了。
「有時候在做一些事情時，我會想，如果他還在，他會怎麼做？這樣就會覺得有一種力量，覺得好像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張曉豔說。
正值孩子高三備考。用玻璃門隔開的客廳裡，兒子在裡面上網課，她在外間把電腦攤開，開始梳理思緒。
武漢算得上鍾揚的第二故鄉。他在中科院武漢植物研究所工作了16年，2000年去復旦大學任職。2003年SARS期間，他和張曉豔正帶孩子在武漢爺爺奶奶家過春節，兩個小傢伙還不到半歲。「當時局勢也是比較嚴峻，到底是留在武漢還是回上海，很糾結。」
今年過年，張曉豔的糾結有些許相似。每年她都會帶孩子們去武漢陪爺爺奶奶過春節。今年因孩子們高三，課上到很晚，又可能早開學，爺爺奶奶心疼他們來回折騰，便勸別回武漢，但張曉豔希望能有人陪伴老兩口過節，便聯繫了湖南一位親戚前往。一切準備就緒，疫情突然臨近，到底是讓親戚們去還是不去，一番糾結後，張曉豔讓親戚把票退了。
人未前往，心系武漢。1月底，張曉豔在鍾揚母親的朋友圈看到了一則來自武漢某醫院的物資求助。後來張曉豔才得知，求助人正是被稱為「疫情上報第一人」的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重症醫學科主任張繼先。她是鍾揚母親教過的學生。
得知對方醫療物資缺口很大。張曉豔立馬在朋友圈發布消息，通過一位媒體朋友牽線，聯繫上一家位於中關村的醫療物資廠家。她將企業可生產的物資轉給張繼先看時，張醫生連說：「這是好東西！」
要把物資從北京運送到武漢市區的醫院裡，著實花了些功夫，但張曉豔覺得，這是她覺得對的事，因此做就好了，不要考慮其他太多因素。「我以前體會也不深，因為他以前做這些外面的事我都不管的，他走了以後，很多事情必須我去面對，這時候才覺得要做成一件事真的很難。」她感慨。
花了一個晚上，張曉豔寫就一篇《致鍾揚以及這場疫情中逝去的人們》。
她寫道：「鍾揚已經走了兩年多了，我仍然能從這本書裡，感受到他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拳拳之心。」
「今年中國的疫情能夠如此快速地得到控制，離不開許許多多醫護工作者與科學家的辛勤工作。鍾揚曾經做著與他們一樣的工作。如果他還活著，他一定會是最積極戰『疫』的那一個。」
……
她將文章發給了幾位學生修改，然後把自己的和其他兩個版本都發給了王世平。「你選吧，我不太懂，不知道哪種表現形式好，你們搞文字的人畢竟還是有直覺的。」
王世平最終選了張曉豔最初的版本——「沒有過於雕琢，也沒有過於使勁。」
翻譯，絕對是一個再創作過程
對於趙佳媛來說，她還有另一樁緊迫的任務。
《大流感》出版以來，她曾一直關注各平臺的評論，記下讀者覺得有問題的地方，想著如果以後再版，要把這些錯誤給糾正過來。現在正好有了機會。
趙佳媛是鍾揚的研究生，也是鍾揚翻譯科普書團隊的核心成員。圓臉，講話實誠、做事細緻——這似乎都是從鍾揚身上傳承到的特點。她至今保留著當年翻譯的底稿，以及鍾揚手寫的一張便籤。沒事時，她會去鍾揚的墓碑前看看，「和鍾老師說會兒話」。
在翻譯《大流感》之前，鍾揚已帶領實驗室翻譯出兩本科普書——《基因·女郎·伽莫夫》和《林肯的DNA:以及遺傳學上的其他冒險》。趙佳媛參與了後者，到了翻譯《大流感》時，她成了團隊的主力。
團隊一共5人。先各自翻譯一些章節，最後由鍾揚和趙佳媛再梳理一遍。鍾揚總是三令五申，「絕不能靠機器翻譯」。他給學生們舉例一位曾經的學生，先拿機器翻譯再人工梳理，結果後來出了不少邏輯上的問題，鬧了笑話。
團隊常會一起幹活，然後統一到鍾揚家裡吃飯。鍾揚喜歡做菜給學生們吃。
有時吃著吃著就能冒出靈感來。趙佳媛記得，書中提到1918年那場大流感最初被稱為「spanish lady」，按字面，應該翻譯成「西班牙女士」，但總覺得哪裡味道不對，最後大家一討論，翻成「西班牙女郎」，就覺得妥帖得多。
「鍾老師英語水平是我們中間最好的。我們一直很佩服他，你說他是學理科的，但其實他文科也非常棒，說任何方面的知識或是寫東西都是信手拈來。」趙佳媛說。
鍾揚的英語為什麼好？張曉豔說，鍾揚去國外是當訪問學者，跟在國外讀學位還是兩回事。但他是真的下功夫。他不能忍受對問題一知半解，會深究一些用詞細微的差別。最後他還能創造一些好玩的說法，比如人家問他過得怎樣，他就說「better than ok！（比ok好一點） 」在《大流感》裡，張曉豔也會在某些字句中讀出屬於鍾揚特有的冷幽默。
與前兩本書不同，《大流感》有更多醫學的專業內容，這加劇了翻譯的難度。
「翻譯時語言是一方面問題，但你還可以通過查字典來彌補。但對大背景的了解也是能否翻譯的關鍵。」趙佳媛當年買來好幾本醫學書參考，鍾揚就讓他們把學習到的背景寫成「譯者注」，說：「你們不了解的，讀者說不定也不了解，寫下來也能幫助讀者閱讀。」
「翻譯，絕對是一個再創作，」張曉豔說，「他經常一改就是二三十稿，有些地方，我們覺得差不多就行了，他就特較真，比如說圖片的說明，原文人家是那樣寫的，但翻譯後，中國讀者是不是能理解？你還要用最少的字去最準確的表達，某個地方有疑問的話，他會在家可能會叨叨好幾次。」
不過，厲害的鐘老師也有弱項。他打字太慢了，都是「一指禪」，所以他的修改稿基本上都是手寫的。這當然對他也最方便。趙佳媛曾目睹他隨時在開會的間隙、在各種交通工具上，掏出稿紙修改。
「當然得承認，前幾版都還存在一些錯誤。比方說這一段，」趙佳媛翻到某一章，「這裡寫的是這位科學家已經60歲了，但實際原文的意思是，他和另一位科學家關係足夠好，好到他會帶那位科學家去他從6歲就一直去的度假地。」
這些錯誤，在特別紀念版中都得到了修正。
今天重讀《大流感》的價值
重讀《大流感》，張曉豔依然在思考，鍾揚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有時候我在想，其實人生就是一個選擇題，你最後能成為什麼樣的人，可能真的不僅僅在於我們的能力，而是取決於選擇。鍾揚的選擇跟很多人不一樣，他其實完完全全可以選擇一條特別輕鬆的路。」
在張曉豔看來，鍾揚完全可以順著最早的本行計算生物學做下去，國外的教授也覺得他做得很出色，但當他覺得學科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了，他轉而就去做更艱苦的、沒有人做的領域；去日本交流，他想的不是去發幾篇文章，而是去當地探討日本人為什麼能獲諾貝爾獎，關注別人是怎麼辦學。
兩人的一些國外朋友，也不太理解鍾揚。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時候，他和張曉豔先後到美國做訪問學者和留學。當時選擇回國的人很少，但鍾揚從沒糾結過這個問題。回國時，別人都會帶一些彩電、冰箱，而鍾揚把兩人攢的生活費都買了計算機設備，回來捐給了單位。兩人一起去提貨時，海關都不相信，怎麼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錢給公家買設備。他頭腦裡經常想的是：我應該為這個單位，為這個國家做些什麼事？
他總是超前10年、20年思考一些事情。他在翻譯《大流感》時，他曾提出「科學家要和流感競賽，民眾要與流感共舞」，放在今天依然對抗擊疫情有幫助。
復旦大學常務副校長金力在當初向國內介紹《大流感》時，曾與鍾揚一起探討過這本書的價值。
金力認為，《大流感》的首要價值是，對於了解傳染病如何會影響人類，其次是在對我國在科學技術、醫療領域的世界競爭中實現超越具有參考作用。「當年，美國GDP已經走在世界前列，但在醫學領域與歐洲傳統強國，尤其是德國，還是有差距。美國一些有志之士對此做了很多思考和嘗試，當時創建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在這次疫情中成為美國最權威數據發布的來源。這些思考對今天的中國很有參考性。」
第三個價值在於，通過大流感事件，美國迅速建立起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醫學體系。「我們這次面對的病毒也許是百年一遇，將來也許還會碰到千年一遇的、傳染力更強、毒性更強的病毒。究竟如何做好準備？書裡提供了一些參考。」
「做成一件事，要有多大的推動力，就有多少阻力，因為他做的事情很多都是別人從沒做過的。我說他可以有1萬個理由放棄一件事，但他就能堅持十幾年，而且默默無聞的。在他走之前並沒有太多人知道他做的事，但他並不在乎。」張曉豔說。
他只在乎他認為對的事。
「只聞鐘聲滴答，而我們卻不知道時間。」這句話在這次疫情中經由張文宏的引用，突然紅了。然而這句話並未出現在最早的翻譯版本中，是作者在後來發行版本中更新的一句。且書中只提到這句是出自一位流感專家。到底是哪位流感專家說的？引用時是否有偏差呢？
在特別紀念版出版的前夕，趙佳媛反覆核實，最終找到了出處，並獲知了那位醫生的名字。
她嚴謹的作風像極了老師鍾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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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凱玥
原標題：《鍾揚12年前翻譯！張文宏力薦！這本《大流感》最近又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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