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夢」凝練鍾揚一生
金力
我是和鍾揚共事了14年的同事和摯友。
在復旦生命科學學院，我和鍾揚是兩個著名的「胖子」，也是著名的工作「瘋子」，平常都太忙了。以至於這兩個多月來，我一直覺得他還沒走。
倘若要讓我用一個關鍵詞來凝練鍾揚的一生，我覺得應該是「追夢」二字。記得他曾說過：「我有許多夢想，它們都在遙遠的地方，為了夢想，我獨自遠航。」我想，鍾揚就是這樣一個一生追夢的人。
1979年，15歲的他高一就實現了大學夢，考入中科大少年班。從無線電專業畢業後，他分配進入中科院武漢植物所工作，開始從事植物學研究。天資聰穎，年少有為，他二十幾歲就成為了當時國內植物學領域的青年領軍人物。
這些成績的背後，是他超乎常人的堅持和勤奮。他曾風趣地說，自己做科研有「新四不像」精神。像狗一樣靈敏的嗅覺，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樣迅速，立即行動；像豬一樣放鬆的心態，不怕失敗；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像牛一樣的勤勞，堅持不懈。
2000年，鍾揚放棄了武漢植物所副所長的崗位，來到復旦做一名普通教授。2003年開始，我和鍾揚同在生命科學學院領導班子並肩作戰了整整5年。
在他心中，對職務和名利總是看得很輕，考慮得更多的是社會、是國家，關注的不僅是當下，還有長遠的未來。
來到復旦後，他和學院幾位老師一起承擔了重建生態學科的使命。他越來越意識到，隨著人類活動和環境變化，很多物種在消失，保存種質資源已經成為一項基礎性、戰略性的工作。為國家打造生態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庫」，成了他心中又一個夢。
他曾得意地告訴我：這十幾年他們已經收集了4千多萬顆種子，佔西藏物種的1/5。在未來的10年，可能再完成1/5。我至今無法忘懷他當時興奮的表情，他對我說，如果能多培養一些人，大家協同攻關，20年就有可能把西藏的種子庫收集到3/4，也許再用30年就能夠全部收集完！
除了科研上的長遠眼光，鍾揚選擇來復旦，也源於他的教師情結。他說：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其結束的一天，但是他毫不畏懼，因為他的學生會將夢想之路延續。在他眼裡，每個學生都是獨特而寶貴的種子，只要用心澆灌，就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在復旦大學任教17年，他培養了80多位研究生。他的生物信息學課，是生科院最受歡迎的課，我的學生都選了他的課。他始終堅持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根據每位學生的特點進行有針對性的培養。他每次午飯會跟不同學生吃，他說這樣才能跟學生有更多接觸，更好地了解學生的特點。
他還有一個特點，那些基礎較為薄弱、研究沒有方向、甚至畢業出現問題的學生，他最後都會收到自己名下，一個個談心，一個個指導。很神奇的是，最後這些學生都能夠順利畢業，甚至有些學生非常優秀地畢業，這是他的能力。
就像大家都知道，他還嘗試為上海引種「海岸衛士」——紅樹林。他知道這些種下的小苗至少要50年後才能長大，長成紅樹林則要上百年甚至更久，自己肯定不能看到這一幕，但他說，這是我獻給未來上海的禮物。他真心希望上海光禿禿的海岸線能長出美麗的紅樹林，成為上海新的生態名片。
所以大家問我眼裡的鐘揚是什麼樣的，我說，他就像一個戰士，衝鋒在最前線，他一心只想著前方的高地，忘記了喘息，也忘記了自己……
不是傑出者才善夢，而是善夢者才傑出。鍾揚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雪域高原的精神坐標
拉瓊
今年9月25日，是一個讓我、讓許許多多藏大人刻骨銘心的日子——用生命支援西藏大學發展、全力培養少數民族學生的鐘揚老師，永遠離開了我們……
於我而言，鍾老師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良師、益友，也是我事業發展的精神支柱。原本我可以更好地和老師一起實現科研夢想了，而老師他，卻永遠離開了我們……
當初鍾老師來西藏，是因為青藏高原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高山植物資源，但在全世界最大的種子資源庫中，卻沒有西藏地區植物的影子。他認為這不應該，必須要填補這個空白。西藏需要科學家，更需要長期紮根的科學家。
熟悉鍾老師的人知道，他生活極其簡樸。他常年穿的一條牛仔褲是在拉薩地攤上買的，只花了29元。剛開始我還覺得，一個上海來的大教授，怎麼如此小氣。但後來我發現，他對藏大師生非常慷慨無私。例如，他想幫助藏大的學生開拓視野，私人出資發起了「西藏大學學生走出雪域看內地」活動，組織了80多個西藏大學學生赴上海學習。面對西藏大學老師申報國家級項目沒經驗、不敢報、沒人報的現象，他不僅幫老師們義務修改項目申請書，還提供申報補助。只要是藏大老師申報項目，無論是否成功，他都補助2千元，用於支付申報過程中產生的費用。這些年，穿著舊牛仔褲、背著舊書包，不捨得給自己多花一分錢的鐘老師，自掏腰包給藏大師生的扶持，加起來至少幾十萬。
鍾老師剛到西藏時高原反應特別厲害。並不是說鍾老師去過西藏很多次，高原反應就不存在了。事實上，差不多17種高原反應，鍾老師每次進藏都會遭遇幾種，他還有高血壓、痛風，16年的堅持，其毅力是常人無法想像的。
2002年，鍾老師幫助藏大的瓊次仁老師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當時他常常一邊插著氧氣管，一邊連夜修改申請報告。最終，這個項目成為西藏大學拿到的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極大地增強了藏大老師們的科研信心，也極大增強了藏大老師與鍾老師之間的友誼。2004年，瓊次仁老師不幸罹患癌症，彌留之際，他緊緊拉著鍾老師的手說：「我走時，你抬我，你來抬我」。瓊次仁老師的話，體現了我們藏族人能夠給予朋友最高的信任。鍾老師就像那高原的神鷹，給了我們無限的信心、勇氣與力量！
這些年，鍾老師帶著我們採樣的足跡遍布西藏最偏遠、最艱苦、最荒蕪的地區，不管多麼危險，多麼困難，只要對研究有幫助，他一往無前。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和扎西次仁跟著鍾老師去採集高山雪蓮。我們從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營出發向更高的山地挺進時，鍾老師出現了嚴重的高原反應，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我們都建議他待在帳篷裡等，他卻說「我最清楚植物的情況，我不去的話，你們更難找。你們能爬，我也能爬！」最終，鍾老師帶著我們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穆朗瑪峰北坡採集到了被認為是生長在海拔最高處的種子植物——鼠曲雪兔子。這一次，鍾老師也帶著我們攀登到了中國植物學家採樣的最高點！
16年來，鍾老師對西藏人才培養幾乎傾注了全部心血。他幫助西藏大學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第一」：申請到了西藏第一個理學博士點，為藏族培養了第一個植物學博士，帶出了西藏第一個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帶領西藏大學生態學科入選國家「雙一流」學科建設名單，為西藏生態學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鍾老師是一個永遠在路上的人。2015年中風之後，醫生、親友、同事都勸他終止援藏工作，不能再去西藏，說他簡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賭注。而鍾老師卻再次向組織遞交了繼續擔任第八批援藏幹部的申請書。
他曾說過，環境越惡劣的地方，生命力越頑強。他就像這青藏高原的藏波羅花，深深紮根，頑強綻放。他把生命最寶貴的時光，獻給了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系列空白，放飛了我們的科研夢想，成為雪域高原的精神坐標，留下了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播種未來的時代先鋒
楚永全
鍾揚院長是2012年9月正式到研究生院任職的，到不幸去世時正好五年。在我們同事心目中，他不僅是傑出的植物學家、貢獻突出的援藏幹部、愛生如子的人民教師、廣受歡迎的科普大家，還是一位卓越的研究生教育領導者、一位忠誠乾淨擔當的黨員幹部。
為了提高研究生教學水平，他上任不久就設立並在全校大力推廣「集中授課式」課程項目。由本校教師牽頭，請海內外名師共同授課，集中講授各學科專業的前沿熱點和新興、跨學科方向的發展動態。為了加強研究生培養質量監督，他連續實施「問題驅動型」中期質量檢查。邀請校外的學科專家、管理專家和德育專家，來校與研究生做「一對一」面談，了解學生個體的真實狀態。專家反饋意見只講問題，不講成績。這種請外校同行來「挑毛病」、「自揭家醜」的做法，顯示出他極大的勇氣。一個連續參加檢查工作的專家談到鍾院長時說：「他敏銳坦誠，敢於直面現實，敢於自我剖析、自我改進，為了理想一直前行。」
在研究生院，鍾院長總是把最大的責任扛在自己肩上。我們工作中遇到困難了，去找他，他說：「不要緊，我們一起想辦法」；「你們放手去做，我來擔這個責任」。國務學院的老師告訴我：他們試點籌辦學校第一個全英文博士項目時，由於政策銜接問題遇到很大阻力，向鍾院長求助，他花了很多時間親自協調解決。今年這個項目的第一批留學生已經畢業了，可是對那個在背後為他們付出大量心血的鐘老師，同學們卻再也沒有機會當面說一聲感謝了。
鍾院長去世後，有人說：他用53歲的人生,做了一般人100歲都做不完的事。他的時間表排得非常滿，經常每天只休息三、四個小時。他腦出血住院時，輪班陪護的研究生在凌晨三點被他手機上的鬧鐘吵醒，第二天問他，才知道這是平常提醒他該上床休息的鬧鐘。他經常在辦公室工作到深夜，為了不影響物業師傅休息，我們就在辦公樓裡裝了個門禁，只給他一個人辦了門禁卡。這不是搞特殊化，而是因為整個樓裡面只有他才會經常這麼晚離開，他辦公室裡的那盞燈總是在深夜還亮著。
我到研究生院和他共事，擔任黨支部書記，他非常支持黨建工作，多次給我們講黨課。他是9月25日早上5點多在趕往機場的路上遇車禍去世的，就在幾個小時前，晚上12點鐘的時候，他還在和我們聯繫，約定26日下午給支部上黨課，帶大家一起學習科學家黃大年的先進事跡。他和黃大年很熟悉，也有很多共同點，所以我們請他來講。誰也沒想到，這成了我們之間最後的約定。
他走後的這段日子，每天晚上我們離開辦公樓的時候，仍會習慣性地抬頭看他的那扇窗，房間裡的燈再也沒有亮過。不過，他已經在同事們的心中點燃了一盞燈，它永不熄滅，將一直引領我們前行。
在我心裡，你永不遠去
張曉豔
首先非常感謝市委，追授鍾揚為「上海市優秀共產黨員」。也非常感謝復旦大學，事情發生後的第一時間，學校就持續給了我們很多關心。很多認識的、不認識的人都給了我們真誠的關懷和無私的幫助。借這個機會，我要一併向大家表示感謝！
這兩個多月來，所有的人見到我的第一句話都會說，張老師，你必須堅強。是的，我必須堅強，而且我別無選擇，我只能堅強。
我和鍾揚一起走過了33年，共同經歷過很多風雨，唯獨沒有考慮過生離死別。我一直覺得鍾揚沒有理由走，因為我們上有四位80多歲的老人，下有一雙未成年的兒子。
在去銀川的路上，兒子反覆問我，到底怎麼回事？為什麼我們要去銀川。他很快從鋪天蓋地的媒體上得知事實，然後在QQ空間悄悄寫下：「父親，我們還沒有長大，你怎麼敢走！」我想，鍾揚離開我們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太累了，就像兒子在網上發的話所說的，「爸爸，你終於可以好好休息了！」
我和鍾揚1984年一起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研究所。鍾揚是學無線電專業的，負責所裡唯一的一臺計算機，他把當時國外最前沿的科研文章都找來和大家分享。在九十年代初的時候，我們先後到美國做訪問學者和留學。當時選擇回國的人很少，但是鍾揚從沒有糾結過這個問題。回國時，別人都會帶一些彩電、冰箱，而鍾揚把我們攢的生活費都買了計算機設備，回來捐給了單位。我們一起去提貨的時候，海關都不相信，怎麼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錢給公家買設備。他頭腦裡經常想的是：我應該為這個單位，為這個國家做些什麼事？
2000年，復旦大學的陳家寬教授找到了他，希望請他到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當老師。當時鐘揚雖然剛剛30出頭，卻已經是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所的副所長了，當時的前景也是看得見的。但他一直有一個教師夢。他經常開玩笑說，他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就註定要成為老師了，因為他媽媽在生他的前一個小時，還在課堂上給學生上課。那天晚上他回家後很激動，覺得自己的這個夢想終於有機會實現了！於是他毫不猶豫就接受了陳家寬老師的邀請。
到上海後最開心的事情莫過於迎來了我們的雙胞胎兒子。關於孩子的培養，我們曾有一個約定。鍾揚說：我確實不是很擅長帶孩子，孩子15歲以前，你就多管一點；15歲以後交給我來管。
後來鍾揚又成了援藏幹部，孩子照顧得就更少了。我當時寬慰自己：等他三年援藏期結束，也就回來了，情況會越來越好的。可是每一期的援藏結束，他都有無可辯駁的理由繼續——第一次是要盤點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當地的人才培養起來；第三次是要把學科帶到一個新的高度。
從高原到平原的不停切換，伴隨的是17種高原反應和醉氧，這些都需要極強的意志力來克服。他的心臟跳動已經到了臨界值，對身體的傷害很大，我們也一直跟他說，必須要考慮健康問題。他說我知道，我想讓西藏的事業有個可持續的發展，那時候我會考慮留在內地幫助西藏。
2015年，他有過一次腦溢血。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經過這次大病，他會放慢工作的腳步。可是後來，他不僅沒有放慢，反而還加快了。他說他有一種緊迫感，希望老天再給他十年，讓他把這個人才梯隊真正帶起來。
鍾揚剛剛到西藏大學的時候，那裡連碩士點都沒有，他對我說，他心裡有一個很大的夢想，夢想都是需要付出心血，付出犧牲的。對孩子的培養和付出，鍾揚雖然留下了永遠的遺憾，但是他這樣做，並不是逃避父親的責任，而是為復旦，為西藏，為國家培養了更多人，那也是他的責任，更大的責任。
今年9月9日，是孩子們15歲生日，因為下午西藏大學的同事過來開會，他給在山東的小毛訂了蛋糕，然後中午和大毛一起匆忙過了個生日。他非常高興地說起，西藏大學生態學科上了「雙一流」，這是個很大榮譽，是西藏的第一個，看得出來他非常自豪。他在西藏開創性的工作，真的像一個襁褓裡的嬰兒，最後長成了偉岸的男子漢，讓他覺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在西藏工作16年，鍾揚對西藏的愛是深入骨髓的，包括他讓小兒子在上海的西藏班讀書，學習藏語，也是希望有一天兒子能繼承他的事業。
在鍾揚走後，我在家整理舊照片才發現，我們全家最近的一張全家福竟然已經是12年前了。最近幾年也有過一些全家一起拍照的機會，但是幾乎每一次鍾揚都因為工作又臨時缺席了。
雖然鍾揚陪伴我們的時間很少，但是我們全家人的心始終是緊靠在一起的。每年我生日的時候，他總會記得給兩個孩子一些錢，讓他們去給我準備禮物。他也會在孩子很多關鍵的問題上進行引導。出意外的前兩天，他還在微信裡指導大毛科創活動的申請書。而那也是他發給兒子的最後一條信息……
回首33年，從與他相識、相愛，直到今天，有太多太多美好的回憶。直到我們在這裡緬懷鐘揚，我依然感到，他並沒有遠去。鍾揚還在的時候，有時到了凌晨兩三點，我會想，他怎麼還沒回家呢？是啊，他工作太忙了，也許現在還在某個遙遠的地方忙碌著呢。
國家的教育事業是他一生的牽掛。我們家人商量，準備把他的車禍賠償金全部捐出來，用於支持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才培養工作。我想，這是我們家人能為鍾揚未竟的事業做的一點事，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紮根大地的初心力量
顏維琦
在我11年的記者生涯裡，採訪過的人有很多，但讓我忍不住一次次回頭看的，並不多。而鍾揚，就是那個讓我採訪了一次就再也忘不了的人。
我是2015年的夏天第一次見到鍾揚，在復旦大學8號樓，研究生院的院長辦公室。那天，我們一直聊到午後時分。從攀上海拔6000多米的雪原採集種子，到十多年堅守開墾西藏的高原生態學科，從學術援藏如何常態長效，到怎樣在孩子心中播下科學的種子……
後來我才知道，我的這次採訪機會是從死神手裡搶來的。就在三個月前，51歲生日那天，鍾揚突發腦溢血，死裡逃生。可在醫院才住了13天，他就迫不及待溜回了學校。
他輕描淡寫地笑著說：「要不然你是不會在這個時間找到我的。現在正是在西藏野外工作最好的時候，每年的這個時候我都在那裡。」
走進高原，鍾揚為祖國採集珍貴的種子，還為尋找一種高端人才培養的援藏新模式，把科學研究的種子播撒在高原。在他的推動下，西藏大學的高原生態學科已經建起了一支站在世界前列的科研隊伍。
記得採訪時，他翻出新寫的文章對我說，「我是學生物的，生物講究群體效應。就拿高原生態學這個領域來說，再用10年，培養10名博士生，聚集起20個人，肯定能做出有世界影響的成果。」他還說，「沒有持久的熱情和長期的投入做不成事情。」
在那年突發腦溢血甦醒後，他第一時間口述記錄下一封給黨組織的信，信中寫道：「這十多年來，既有跋山涉水、冒著生命危險的艱辛，也有人才育成、一舉實現零的突破的歡欣；既有組織上給予的責任和榮譽為伴，也有竇性心律過緩和高血壓等疾病相隨。就我個人而言，我將矢志不渝地把餘生獻給西藏建設事業……」
一位院士在追思鍾揚時說：「他所做的工作不是去辦幾次講座，做幾個項目，而是沉下心來把在上海、在復旦的科研和學識輸送到民族邊遠地區，深深紮根，矢志不渝。他是真正愛國的，愛她的每一寸土地，正是這種至誠熱愛，讓他不畏艱險。」
一位只聽過鍾揚一堂課的學生說，鍾老師的課終生不忘。他對生物學的態度，在科學以外，透著對人類命運、生命價值的深深思考與關懷。對於學生而言，這種思想的啟發，是一生莫大的財富。
隨著採訪的深入，我還發現，在上海，有很多中小學生認識鍾揚。他是最受歡迎的明星專家、「科學隊長」，常常擠出時間辦公益科普講座，甚至客串講解員，他的實驗室也一直對中小學生開放。走在上海自然博物館，近500塊中英文展板上的文字都經他親自修改、反覆斟酌。他參與了上海科技館、自然博物館的籌建，並作為學術委員會成員義務服務17年。
從第一次採訪鍾揚，到幾次撰寫報導介紹鍾揚，一次次聽他的同事、友人、學生講述鍾揚，一個感受越來越強烈：鍾揚一生的故事，就是種子的故事。鍾揚雖然走了，但我相信，那顆名叫「鍾揚」的種子必將生根發芽，滋養大地，將伴著我們，一路追夢，一路前行，一路奮進！
（記者 彭德倩 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