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聯合國婦女署與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發布《反家庭暴力法實施20個月監測報告》，報告對反家暴法落地後的實施效果進行了監測和分析，並呼籲關注針對跨性別人士的家庭暴力。的確，由於長期以來的汙名化與邊緣化，跨性別人士常常面臨著社會歧視、家庭暴力、認同缺失等困境。
撰文 │?王彥入（鳳凰WEEKLY）
編輯 │?李克難（鳳凰WEEKLY）
秦旭東（騰訊新聞）
他洗澡換衣時，絕不照鏡子；平時為了不進女廁，他可以憋超過12小時的尿；「生理期時胸部腫脹，就用刀去割乳房，而且要用最髒最鏽的刀，這樣也許能造成感染潰爛，讓醫生不得不幫我割掉它。」面對臺灣《鏡周刊》的採訪，身體為女性卻有一個男性靈魂的謝海盟直言不諱。刀最終劃下去了，但因為太痛，沒有成功。（為尊重其意願，文中跨性別者第三人稱均以其心理性別為準）
作為電影《刺客聶隱娘》的編劇之一，臺灣青年作家謝海盟一直為媒體所青睞。父親唐諾、母親朱天心的文學世家光環，更是一直籠罩頭頂。但他的性別身份卻是一個纏繞他一生的問題。
出版第一本書《行雲紀》時，謝海盟在自我介紹裡公開了「女同志」的身份。待第二本書《舒蘭河上》付印，他改口「跨性別者」。
「以前是藏在女同志群裡，現在出櫃啦。」他向《鏡周刊》吐露，「會寫『女同志』，是家人給的建議，一來是誤會，二來是擔憂，若『同志』是少數，『跨性別者』就是極少數。」
他繼續說明：「跨性別者跟同志完全兩回事。如果我喜歡男生，我跨性別出去，就是跨性別男同志。但我不是，我是跨性別異性戀，我是男生、喜歡女生。」
狹義地理解，跨性別，是指一個人心理上無法認同自己出生時的指派性別，相信自己屬於另一種性別。即性別認同與指派性別的不一致。醫學界曾使用「性別認同障礙」、現改為「性別不安」這一名詞來將其解釋成為一種心理狀況以及對社會的心理反應。
由於長期以來的汙名化與邊緣化，他們常常面臨著社會歧視、家庭暴力、認同缺失等困境，性別「越軌者」能見度非常之低，被迫深藏於暗櫃之中，能成功性別重置者少之又少。
關於中國跨性別人群的數量，目前尚無一份權威統計。
如何看待非二元性別？美國先鋒性別理論家與實踐家凱特·伯恩斯坦在其著作《性別是條毛毛蟲》中寫道：曾經，有人站在文化的沙灘上畫了一條線，並且用自命不凡的口吻宣稱：「在這一邊，你就是男人；在那一邊，你就是女人。」是時候讓改革之風吹散這條線了。
「我厭惡自己的身體」
雖生為女兒身，但自打有意識起，小白就覺得「我是男生」。他堅信，自己靈魂裝錯了身體。每次被叫小姑娘，小白都強忍難受，心裡第一反應是，「誰是女的，你才是女的。」
上廁所時，他總會反覆考問自己，「為什麼我要蹲著上？」他說，「很小的時候，就有想要站著上廁所的那種欲望。」
他厭惡留長髮、穿裙子，與男生打成一片。高中時，學校舉辦合唱比賽，因需統一服裝，租賃裙子，他便佯裝抱病，臨時退賽了。
小白心中一直有個未了的夙願，他認為自己欠缺一個作為男生的童年，「小時候，我喜歡車、槍，但不好意思跟父母說。父母會給買裙子、洋娃娃，但我並不想接受。」
回顧過去的27年，小白一直在與自己錯位的身體搏鬥。青春期階段，女性特徵越發明顯，胸部發育，來了月經，小白焦慮不已。「很煩，我很討厭胸，討厭月經。」他搞不明白，「我明明是個男的，為什麼會有這種東西？」
整個高中時期，他沒有穿過母親購買的文胸，工字背心是他當時為數不多的救命稻草。直至大學，他知道了束胸。
一方面，束胸能幫助小白隱去令他生厭的女性特徵，但代價是，「夏天穿，會勒得喘不過氣。」甚至影響進食。
2016年5月，深思熟慮後，小白開始注射激素。效果很好，他立馬變聲停經。掩飾不住的渾厚嗓音，讓他做出了向父母宣布出櫃的決定。
不是每個人都如小白一般，能在生命初始便意識到自己性別身份的底色。有的跨性別者，「第一，TA不一定知道；第二，TA可能不需要知道；第三，TA不一定以你知道的方式知道。」前聯合國開發計劃署LGBT項目官員、《性別是條毛毛蟲》譯者廖愛晚解釋道。
但有一點不會變，一個人要意識到自己不同，總是在對比發生的時候。性別要跨越，總是在性別邊界被凸顯的時候。比如，一個習慣裙裝打扮的生理男性，有一天，突然被告知，不準穿裙子，不準留長髮。這些「不準」的出現，會讓TA意識到，自己與別人的不同。「以前TA都是自然而然的，根據自己的意願，隨心所欲地去做這些事。當性別規範出現時，跨性別者就會意識到自己是跨性別了，當然，TA可能不是用的跨性別這個概念。」廖愛晚說。
逾越性別規範，碰壁、受挫，指派性別為男的超小米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探清了自己的性別謎底。
見到超小米，是在TA位於鼓樓西大街的服飾店裡。這位因參加《奇葩說》而廣受關注的跨性別者，是這家小店的店主。
超小米將自己定義為「流性人」，即流動性別者。「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那樣，我就是那百分之一的人。」TA享受非單一性別在自己身上的衝突感，男女特徵在TA身上平和相處、相互糅合，TA喜歡穿裙子，但依然留有青色胡茬；TA舉止陰柔，但嗓音依舊溫厚低沉。
從性別認同與指派性別不一致的學理概念以及當事人的自我認同看，超小米是一名跨性別者。
超小米，2016年參加《奇葩來了》讓TA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受訪者供圖）
TA留過耳短髮，身高一米六八，腳踩一雙鞋跟5釐米的鑲鑽銀色高跟鞋，在一襲紫色旗袍的襯託下，腰身線條顯得恰到好處。
與超小米打過交道的人，都不會否認TA的端莊與優雅。TA左手手腕戴一玉鐲，指甲修剪整齊，桃紅色的指甲油，襯出手的纖細。因為待客，TA特意塗抹了鮮豔的口紅，以掩蓋前晚熬夜拍攝略顯憔悴的膚色。
TA曾經一直都以為自己是同性戀。舉止雖陰柔，但著裝上，依然是偏中性的男生打扮。直到25歲那年。
TA喜歡上男同圈子裡的一個男生，兩人相處一段時間，皆有好感。直至某天，男生提出，如果超小米能剪成短髮、寸頭，倆人便可以正式交往。
這樣一個看似無意的要求，徹底刺激了超小米，「男同性戀圈子，喜歡有男性器官、男性氣質的人。就像那個男孩兒，他會覺得，一定得短髮、寸頭，才更偏男人，他才能有性慾。而你可能是長著男性器官的女人。」 那一刻，超小米意識到，自己並非同性戀，性別在TA身上，是流動的。
「二十幾年的抑鬱，在那一刻，就炸了。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做出改變，不然，我可能就瘋了，抑鬱了。」轉身，超小米直奔王府井，在商場裡購買了一雙40碼的黑色高跟鞋。第一次穿上，儘管不合腳，磨得腳後跟都是血，TA依然強壓著不適感，穿著那雙鞋，走到了日光下。
恰逢下班高峰期，超小米踩著高跟鞋，昂首挺胸卻又搖搖晃晃地路過一排排非議的眼光。「剛好碰到一些建築工人，他們用各地雜雜的方言，對我指手畫腳，『你看那個人，不男不女的。你看那個人，是不是精神有問題啊』。」
街邊的說三道四潮水般湧來，超小米卻很滿足。「我真是開心得不得了」，TA重複了兩遍，語氣裡透露著興奮，「我就覺得，我終於，沒有做手術，也沒有怎麼樣，就用這樣一個性別表達，在幾公分的高度裡，釋放了自己，證明了我和你們是有區別的，除了身份證性別一欄一樣，其他都不同。」
就是那一天，那雙不合腳的高跟鞋，讓TA確認了自己跨性別的身份。
各種家暴甚至包括謀殺
出櫃前，小白精心準備了一番。他寫了一封兩千字左右的電子郵件，交代了自己過往二十幾年的心路歷程，迫切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訴求，以及希望父母明白的跨性別基礎知識。文畢，他將郵件分別發送給了遠在新疆的父母。
父親的反應是激烈的。郵件送達不久，一通電話打來，「你是要把我們家毀了嗎？不要我活了嗎？」隔著冷冰冰的手機屏幕，小白也能感受到千裡之外父親的沮喪與失望。「你以前是很優秀的一個人嘛，現在怎麼這樣？」
父親的失落迅速從電話那頭蔓延開來，每一句責備，都似一把無形的刺刀，扎得小白傷痕累累。事實上，眾多跨性別者都遭遇過類似的、來自於原生家庭的阻力。
楠本和也不例外。2013年冬天，在一次普通出行中，楠本和向母親坦白了自己的性別認同。那天，母親開著車，楠本和坐在副駕駛。閒聊中，母親突然挑起話題：「如果你和女孩子接吻，我會鄙視你的。」
幾年過去，楠本和已經記不清母親說這話的來由，但他對當時自己不知所措的狀態，仍然記憶猶新。他沒想到，心目中開明的母親，能說出這般刺傷他的話，他哭了，低聲嘟囔：「我覺得我不是女孩兒」。
楠本和（Kusumoto Kazu）原名楠本和惠（Kusumoto Kazue），中日混血。母親來自日本北海道，父親出生於河北石家莊。倆人因赴俄留學相識，而後有了這段姻緣。楠本和還有一個弟弟，出櫃前，弟弟總以生理性別來稱呼他，「每次都叫我姐姐，我就不是很高興。」出櫃後，弟弟每向朋友介紹，都會幹淨利落地說，「這是我哥」。
完成平胸手術、服用雄性激素後，楠本和身體上的女性特徵幾乎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低沉的嗓音、生長迅速的青色胡茬以及大腿上濃密的腿毛。今年8月下旬，他改了名，將「Kazue(和惠)」改為了「Kazu（和）」，因為在日語發音裡，前者是社會普遍認同的女孩名。
但這一切改變，在四年前的那個冬日，是不可想像的。在他哽咽著說完那句表達自我身份的話後，母親沉默許久，才緩緩開口，「原來我們家，沒有女孩兒是嗎？原來我一直養的，是兩個兒子。」
楠本和的生活照，攝於日本千葉市。（受訪者供圖）
赤誠相待的坦白偶爾也是一記毫無防備的重擊。但冷靜過後，一些父母也不得不作出退讓與包容，或許出於理解，或許僅僅是因為血緣之愛。
放下電話，小白的父母上網查詢了諸多跨性別相關資料，並在那個周末，專程從新疆坐了三天兩夜的火車前往上海，與小白當面詳談。他們最終做出選擇，接受小白不留長髮、穿男裝、不找男朋友、不結婚，至於手術，他們仍未鬆口答應。
楠本和的母親，也未為難他，她默許楠本和服用激素，陪他至專業醫院完成平胸手術。情緒平靜後，父母也在嘗試用恰當的方式與孩子相處。
但並非所有人都像小白、楠本和一樣幸運。「跨性別」三個字一旦被投擲到父母面前，一些家長會將不理解、不認同硬生生轉化為暴力，企圖以此矯正孩子，「修理」好了，方可天衣無縫地重新放入男或女的二元性別裡。
「家庭是可以無所顧忌去施加暴力的一方。大多數人的認識還停留在，這是我自家的事，我自己的孩子，我要打就打。」對於跨性別群體，最深的隱痛來自家庭的不接納，廣州跨性別中心負責人HC說。
自2017年4月以來，HC所在機構開始著手處理跨性別社群家暴事件。截至8月，已介入25起家暴案例。其中11起，是針對未成年人群體；其中8起，導致當事人嘗試自殺；其中兩起，父母要跟孩子一起赴死；還有一起，父母謀殺孩子未遂。
由於諸多因素，跨性別社群家暴案例難以全部被統計，尋求民間機構幫助的受害者僅為實際發生案例的冰山一角。
「家暴形式大同小異，基本上就是，家人發現你吃激素，覺察到你是跨性別人士，之後，個體便會遭遇暴力。」HC解釋。
她曾遇到一位求助的跨性別女生，初中生，未成年，主動向家人出櫃後遭遇肢體暴力，後被趕出家門。如此折騰幾次後，她被家人送進所謂的「勞改學校」。在裡面，她被迫喝潔廁劑，被迫在太陽下曝曬，整整幾個月，被施以各種虐待。
無法接受子女是「跨性別」而焦灼的父母們，正催生出一條試圖「矯正」這種「非正常」性別認知的灰色產業鏈。
「電擊、扭轉治療、勞改學校、精神病院，這都是從（跨性別）家庭暴力延伸出來的暴力。」回憶起自己經手的案例，HC仍有些激動，聲音微微發顫。
一位未成年跨性別者，被父母強制帶至精神病院，儘管醫生已明確告知，跨性別不是病，不需要治療，也不可能治療。父母依舊固執己見，動用當地勢力，強迫醫生，將孩子收醫治療。「醫生澄清也沒用，即使是科學，也沒用，父母寧願相信迷信的辦法。」HC說，甚至有父母，試圖通過偽裝意外的方式，謀殺出櫃的孩子。所幸，未能得逞。
排斥像氣體滲透在方方面面
性別教育的缺失，也放大了校園對性少數群體的不友好。基於性別認同、性別表達的校園歧視和校園暴力廣泛存在。娘娘腔、變態、人妖……這些極具攻擊性的詞彙，籠罩著超小米從學校到職場的一切。
「跑得還沒一個女生快，你配當一個男生嗎？」由於在跑步、扔鉛球等力量型運動上的經常性墊底，某次，當著全班同學面，體育老師的數落毫不留情地向超小米砸來，「你以後別來上體育課了，拉低班級達標率，你轉學吧。」
那一刻，年幼的超小米難過得要死，「全班都在那兒看著你，你拖了後腿，你恨不得，能有個地縫，鑽進去。」
力量上的欠缺，讓超小米暗自下定決心，在功課上發力。但即使TA能取得優異的成績，也躲不開同學的嘲諷，「學得再好又怎樣，你不過是一個娘娘腔」，「你當啥科代表，男不男女不女的」。
「只能忍，只有忍，那個時候挺自卑的。」面對攻擊，超小米別無他法。
學校嚴苛的性別規範以及肢體、言語的校園欺凌，導致部分跨性別者情緒無法疏導，積久致鬱，最終難以完成學業。
輟學的副作用很快顯現，沒有學歷，缺乏經驗，再加上外界的有色眼鏡，讓TA們只能從事創造力較低的工作，一部分跨性別女性無路可走，只能以性工作為業。
公開資料顯示，在亞洲地區，有相當一部分跨性別人士從事性工作。已有數據顯示，下列國家中有一定比例的跨性別人士從事性工作：印尼81%（2011），馬來西亞84%（2009），柬埔寨36%（2009），印度90%（2009—2010）。由於缺乏中國的數據，暫無法了解在中國有多少跨性別人士從事性工作。
而這份職業最直觀的影響，便是背後居高不下的愛滋病感染率。從全球範圍來看，跨性別女性感染愛滋病的機率是一般成年人的 49 倍。跨性別女性性工作者的愛滋病感染率為 27.3%，是女性性工作者的九倍、男性性工作者的三倍。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認為，跨性別女性性工作者是受愛滋病影響的重點人群。亞太地區愛滋病委員會估計，到 2020 年，亞洲地區的愛滋病新發感染將主要集中在跨性別人士和男男性行為者中。
儘管如此，針對跨性別人群的流行病學研究、愛滋病幹預和服務仍極為缺乏。
對跨性別人士而言，免於歧視、免於恐懼是奢侈的。縱使在學業上有建樹，校園之外，職場的狙擊，也會令他們心灰意冷。
小白本科畢業於廈門大學，研究生考至上海外國語大學。但就業時，屢因外形著裝被拒。「他們都需要office lady 的形象，要女性化，穿正裝，化妝，穿高跟鞋。」類似的要求，幾乎貫穿於大公司的招聘啟事。
這對自我認同為男性，留著短髮，只穿男裝的小白來說，難於登天。「我肯定不會去，我也不會做這種妥協。」
二元性別框架下的職場，要求男性西裝短髮、女性裙裝高跟鞋，稍有逾越，工作機會轉瞬即逝。
為此，小白會刻意找一些規模雖小，但不會對服裝有所要求的單位。他目前在一家小公司從事幕後的翻譯工作，「公司氛圍很隨便，穿個T恤短褲就可以來上班。沒有人管，我會很舒服。」
對跨性別人士的排斥遠不止於校園、職場，它像無色無味的氣體，滲透在社會的方方面面。
「人不人妖不妖的，你也敢在大路上走。」忘了那是哪一天，身著連衣裙、高跟鞋的超小米獨自在北京胡同溜達，經過一位搖著蒲扇的老太太，惡語不期而至。「別晴天一個霹靂，把你給劈死。給你劈死，你也是活該。」
被視作洪水猛獸、妖怪，這已不是第一次。
某年九月的一天，同樣在馬路上，一位四十歲上下的男人，騎著電動車，載著孩子，從超小米身邊經過。忽然，男人踩下剎車，在幾米開外的拐彎處停下，轉過身去對著孩子，扯著嗓子地教訓，「你看見沒，後頭走的那個人妖。你以後要是敢跟這種東西一樣，看我不打折你的腿。」
坐在後座的孩子，被父親的一番話嚇得直哆嗦，他甚至不敢抬頭，多看超小米一眼。
難堪、憤怒、無辜，複雜的情緒迅速湧上超小米的臉頰，TA聽到自尊被踩碎發出的刺耳聲。
在一次次受辱面前，超小米清晰感受到，「言語像刀子，割了我一下。」
如果能屏蔽掉不友好的社會偏見，超小米在北京的生活安閒舒適、無拘無束。大學畢業後，TA當過白領做貿易，學過化妝奔走於中央臺、北京臺，還曾混跡於公關公司、網際網路公司，做編輯，採寫一體。
如今，告別了主流職場，TA獨立經營一家古裝小店。一些藝術家、小提琴家、舞蹈愛好者等常常光顧。這裡，成了他們發掘時裝另一面的小部落，也成了超小米展示自我審美的小舞臺。TA期待，能以小店為圓心，向外發散能量，終有一天，帶領更多的LGBT人群，從暗處走到陽光下。
讓自己成為真正的男人或女人
內心對尋求性別認同的渴望，以及外界不斷施加的壓力，讓部分跨性別者期待通過手術的方式「讓自己成為真正的男人或女人」。
小學時，小白曾在報紙上讀過一則通過手術「男變女」的報導，性別重置從此走進了人生規劃。「仿佛看到了光，覺得未來有了希望。那個時候就告訴自己，長大我也要做。」
性別重置手術，是指通過外科手段（組織移植和器官再造）使手術對象的生理性別與其心理性別相符，即切除原有的性器官並重建新性別的體表器官和與之相匹配的第二性徵的醫療技術。
在內地，如果想修改身份證上的性別，實現變性，必須完成該手術。跨性別女性（男跨女）的手術包括上中下三部分，「上面是去喉結，中間是隆胸，下面是摘除男性外生殖器官，同時，做一個女性外生殖器官的再造，包括陰道再造，外陰成型。」上海第四一一醫院整形外科主任趙燁德介紹，完成一例男跨女的手術，基本只需四小時。
相較之下，跨性別男性（女跨男）的手術需分為三個階段，步驟更複雜。趙燁德介紹，第一步，需去掉所有女性的特徵，「這裡包括上下兩部分，上面是切除乳腺組織，胸廓外形男性化；下面是對女性的內外生殖器官進行改進。」接下來，還需分別完成尿道再造、陰莖再造的手術。
手術結束，手術對象需臥床休養七至十天，每輪手術的間隔期必須在一個月以上。從業以來，趙燁德經手接收的跨性別人群數量在三四千名左右，完成全套手術的跨性別人士大概一千兩百多例。
昂貴的手術費用、手術本身可能存在的安全風險，使部分即使有嚴重性別焦慮的跨性別者望而卻步。手術之外，他們選擇服用激素的折中方式，來滿足個人的性別認同。
服用激素，雖不能使生殖器官發生改變，但第二性徵會發生微妙變化。比如，服用激素後的跨性別女性（指派性別為男，心理性別為女），面部輪廓會更加女性化，皮膚會更加細膩，胸部也會發育；服用激素後的跨性別男性（指派性別為女，心理性別為男），他可能會長出喉結、鬍鬚、肌肉，或者在短時間內停經。「通過接觸一些服用激素的孩子，你會感受到，第一，激素可以減輕患者心理上的焦慮；第二，可以讓他們獲得自己想要的一些生理特徵，從而心情愉悅。」趙燁德說。
但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尚無一套激素服用的指導規範，有需求的跨性別者只能根據口耳相傳或網絡流傳的指導意見盲吃，缺乏安全保障。
「在國外，比如泰國、美國，會有醫生的專業指導，測試你的激素水平，告訴你如何合適地服用劑量，能夠使服用者維持在一個健康水平。但國內沒有，大家都盲吃，這會導致很多健康問題，甚至癌症。」HC說。
小白已於去年開始服用激素，身體也有了相應的變化。但他仍不滿足，依然嚮往手術。橫亙在他面前最要命的難關，是父母的一紙同意書。
根據衛計委頒布的《性別重置技術管理規範（2017年版）》，手術對象需在手術前，提供當地公安部門出具的無在案犯罪記錄證明、醫生開具的易性病診斷證明、手術對象本人要求手術的書面報告以及直系親屬的同意書。
即使開明如小白的父母，能接受他的出櫃與性別表達，但談及手術，仍然是搖頭。他們深信口水能淹死人，擔心孩子變性後承受不了周遭的異樣眼光與流言蜚語。當然，手術的安全性，也讓他們存疑。
小白能理解父母，但沒辦法順從父母。「我知道我是絕不會以一個女生的身份去活一輩子的，這個我做不到。」他希望能先完成第一期平胸手術，去掉身體上讓自己不適的第二性徵。
當初考研，他特意選擇上海外國語大學，是因為這裡距上海411醫院僅8公裡的距離。畢業後入職公司，離醫院也僅兩站遠。所有的選擇，都以醫院為圓心展開，對於手術的迫切不言而喻。
「我最反感的，就是這個人為設置的門檻，」一向溫和的小白，突然提高了嗓音，「我認為，一個人過了一定年齡，經濟獨立，便可自行做手術。為什麼要直系親屬同意呢？」
事實上，小白最強烈的訴求是改身份證，這樣方可在酒店、機場、職場等各類場合，理直氣壯地表明自己男生的身份。做手術，只是他為達到改證目的，不得不妥協的手段。
HC說，一部分跨性別者無奈做手術，只為得到社會的認同，順利修改證件上的性別。當然，確實也有一部分手術對象，是為了得到自我認同的身體構造。
「在一些國家，只要心理醫生開具證明，你確實是跨性別人士，那你便可以直接修改身份證，與是否完成手術無關。」HC認為，這才是針對跨性別人士合理友好的制度設計。
據媒體報導，2013年5月，澳大利亞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引入「第三性」性別承認法律的國家。按照澳大利亞法律規定，在申請所有個人文件時，個人可以選擇第三類性別，無論他們是否接受過變性手術或激素療法。
此後不久，德國業已開始發放「第三性」出生證明，即允許父母在孩子性別欄留為空白，以待孩子日後自己決定性別。
這些舉措都令小白們歡欣鼓舞。但回到現實，他又再次歸於沮喪。
即使如願完成手術，小白也不會立馬修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憑藉醫院開具的變性證明，雖可更改戶口本、身份證、護照等證件上的性別，但學歷證書無法修改性別。也就是說，需要承擔教育經歷清零的風險，這會造成TA們在求職上的諸多不便。
「只能說，等我掙到較多的錢，或者是選擇去創業、做自由職業者，再來實踐改證的問題。」
各種矛盾在小白的生活中交織混合，長久以來，他一直飽受抑鬱症的困擾。規則面前，即使憤怒也無濟於事。「走一步看一步吧」，他希望今年春節能勸服父母，拿到手術同意書，但結果如何，目前仍是未知。
本文由騰訊穀雨計劃支持
鳳凰WEEKLY（公眾號ID:phoenixweekly）特稿
如果你需要尋求幫助，可以嘗試聯絡婦女支持熱線/微信號碼：15117905157
運營編輯 | 小 砂
製圖 | 北京同志中心
特別鳴謝?|?為平婦女權益機構 聯合國婦女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