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記者 武傑
百餘年前，美國詩人亨利·朗費羅曾經說過：「如果我們能讀懂每個人秘藏的歷史，在每個人的生命裡發現他的哀傷和痛苦，所有的仇視也就放下了。」南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熊培雲在他的《西風東土》一書中引用了這句話，他相信了解是和解的前提。
2014年，熊培雲受邀到東京大學做客座研究員，他帶著中日和解的想法，踏上了這次徵程。
從2014年6月10日踏上開往日本的飛機，直到10月15日回國，短短的四個月裡，不僅有熊培雲風裡雨裡的探尋、精神身體的疲乏、磨破了的皮鞋、消瘦了的身體，更有一本沉甸甸的《西風東土》。在這本日記體的遊學筆記裡，熊培雲以記者的敏銳和學者的深度，詳細地記錄了在日本旅居期間的所見與所思。
從北海道到衝繩，這是一次漫長的思想遊歷。其中熊培雲思考著中國與日本的現實問題，也回望東方與西方的世紀糾葛。這是「菊與刀」之外的另一個日本。
最熟悉的陌生人
北京萬聖書園總經理劉蘇裡說，《西風東土》滿足了他一直以來的期待，看見一個活著的、被專業眼光過濾過的鮮活日本。
許多人剛到日本的時候都會有一種親切感，隨處可見的漢字、黑頭髮、黃皮膚，常常讓人有一種未出國門的錯覺。熊培雲也在看到「日暮裡」車站的時候立即想起了唐詩「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還沒從親切感的感嘆中出來，一個加拿大華裔青年的詢問又打破了他的這種熟悉。「我的行李會不會丟？」「日本人發現我是中國人會不會打我？」「是不是我不能說自己是中國人？」
這個8歲就移民加拿大的華裔，對日本的了解來源於中文網站裡的消息。在萬聖書園舉行的該書研討會上，來自中國傳媒大學的魏曉陽教授，中國社科院的李兆忠、靳大成研究員等都表達了中日之間互相了解的差距。中國對於日本的了解，比日本對於中國的了解更少。他們認為，雖然現在有很多的抗日電視劇，也有一些相關的研究書籍，但是介紹當下真實日本的文章、著作太少了。
2011年，那是熊培雲初次到訪日本，剛剛踏上東京的土地，文化上的親緣性讓他印象深刻。熊培雲說，這種感覺在歐洲、在美國，在去過的其他國家從來沒有感受過。然而恰恰是這樣的兩個國家，從甲午戰爭到抗日戰爭，經歷了不堪回首的歷史，而在此之後的更長時間裡，也沒有達成真正意義上的和解。
早些年在法國，熊培雲時常驚訝於法德之間的和解，也充滿了羨慕，而東亞，尤其中日、韓日之間的紛爭讓他不得不嘆息，中日之間的隔膜更成為他的一個心結。「對日本了解越多，就越覺得中日交惡是兩國人民的不幸，更是整個亞洲和人類的悲劇。如何超拔苦難，翱翔在血淋淋的過去之上，需要兩國幾代人的努力。銘記苦難，是為了明辨是非，而不是為了活在苦難之中。」
所以，熊培雲去日本的目的很簡單，儘可能地了解日本。和解，是他想盡的一份努力。
他用一貫的輕聲細語補充道，「其實一開始我是想去休養的」，但到了日本以後，他卻更忙了。每天的日記都是滿滿當當的，記錄著他去了什麼地方，見了什麼人，談了什麼話題，讀了什麼書。
熊培雲每天背著相機，看到有意思的東西就拍下來，他說這是當記者時留下的習慣，另外一個必帶的則是一臺筆記本電腦，與人交談的時候，現場就開始記錄。熊培雲整日背著相機和筆記本電腦穿梭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一個黑頭髮黃皮膚的人，隱身於另一群同樣膚色的人中間。
隔著紙張，劉蘇裡都能感受到熊培雲日程滿滿的那種緊張感，「我從晚上11點半拿到書，一口氣看到第二天早上7點半，已經兩年多沒有這麼看書了，我看到他每一天都面對著繁複的工作，身體不是這兒不舒服就是那兒難受」。他笑言，「今天主要是來看看培雲完整地回來了沒有」，說著打量了一下身旁的熊培雲，如同跟著他在日本走了一遭。
熊培雲每天早出晚歸，晚上回到居住的東京大學別館，他還要把白天的內容整理出來，常常工作到凌晨一兩點，也常常寫著寫著就睡著了。幾個月下來，他竟然寫了四五十萬字的遊學筆記，「旅日數月，甘苦自知」。
隨著時間的推移，書裡的主題也漸漸增多，就像流瀑從山上的峽谷飛出，散開，至潭底而浪花四起，形成許多線索。
面對數量如此龐大的資料，熊培雲也曾苦惱用什麼樣的形式體現，寫成純理論，那麼就可惜了這些一手的素材以及自己這些天的辛苦。為了保留內容的原汁原味，熊培雲決定使用日記體，即使對有些受訪者的觀點不太同意，他還是忠實地記錄了下來，「我拿出一手的材料，實際上就是我的一份誠意，我把自己看到的寫出來，我的觀點、思考的過程也寫出來，讓大家去判斷」。
「邂逅石橋湛山—6月11日—陰雨」，題目、日期、天氣……讀者決定如何看待這些日記，如何思考這些內容。
小日本與大日本
在中國的電視劇中常常有「打倒小日本」的口號，熊培雲說這裡的「小日本」有些許輕蔑的意味，當時日本也曾自稱「大日本帝國」，然而很多人不知道，日本歷史上曾經有一位首相提出了「小日本主義」。
提出這一概念的正是石橋湛山，日本第55任內閣總理大臣，也是著名記者和政治家，在百度百科的介紹中還有一條註解：中國人民的朋友。
20世紀初，日本出現過「大日本主義」與「小日本主義」之爭。熊培雲解釋說，大日本主義是把軍事力量和武力徵服放在首位的軍國主義、專制主義、國家主義，是以國家為主要價值訴求。而石橋湛山則提出不要用槍炮去徵服世界，去侵略滿洲，而是通過改革內政，促進個人自由和活力，立足於產業主義，以達到利國富民之目的。
在日本對外擴張領土時，他說日本應該放棄滿洲，努力開發本土資源和國民的腦力；當日本深深地捲入太平洋(601099,股吧)戰爭時，他祈禱日本趕緊戰敗，好讓時間重新開始。
熊培雲認為，「二戰」以後，日本的經濟崛起正是因為石橋湛山「小日本主義」開始佔上風，使得日本的生活重新回到正常的軌道，將其經濟版圖擴張到全世界。如果沒有石橋湛山及其背後的「小日本主義」傳統，美國對日本的改造以及日本在戰後的迅速崛起就不會那麼順理成章。
熊培雲認為石橋湛山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也有責任去挖掘更多的信息。在日本，熊培雲幾乎詢問了每一個他見到的人，日本的國會議員、學者、記者、甚至街邊的商販。「你知道石橋湛山嗎？」然而石橋湛山在中日都是一個盲點，對他了解的人甚少。雖然這幾年因為「大日本主義」有些抬頭，人們開始慢慢記起石橋湛山，但是不同界別、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經歷的人對石橋湛山的認識有很多的區別，這其實也正體現了日本當下的情況。
「可能這個時候，最關心他的還是我。」熊培雲原本想以石橋湛山為中心寫一本關於「小日本主義」的書，但隨著尋訪的深入，他很快發現還有更多內容需要記錄。比如，新宿自焚案，媒體的集體失聲是一種合謀還是一種克制；西山案，守衛和平憲法第九條，各方人士的不同表現；右翼人士、右翼書籍的活躍等。當然也有國會的記者們是如何工作，他們與議員們又如何相處，甚至還有他的日本友人是如何在東京繁華之處自籌資金建房以及鄉下音樂節那久久不散的觸動……
有關石橋湛山的追問也因此退而成為本書中最重要的一條線索，但不再是唯一的線索。
在日本的一百多天裡，除了旅日華人，熊培雲的訪問對象還包括日本的學者、議員、律師、雜誌主編、新聞記者、家庭主婦、企業家、小商販、皮條客、公務員、維權者、自建房屋者、年屆九旬的老人、侵略者和被屠殺者的後代、不同年級的大學生以及在價值觀上完全不能接受的右翼作家和右翼出版人。
就立場而論，他們有的支持日本向右轉，有的模稜兩可，有的完全反對。無論如何，熊培雲相信和他們交流對思考日本和中日關係都是有益的。
正如書名「西風東土」，西風是流動的，它像是一種觀念的潮流，四處飄蕩；而東土是凝固的，土地裡有什麼樣的種子，孕育什麼樣的果實，終究都是土地自己的事。
藥或鏡子？
靳大成研究員給中日關係開了一劑藥：理解第一，友誼第二。
熊培雲認為，歷史問題通常被理解為阻礙兩國和解的絆腳石。表面上的分歧是，日本擔心中國沒有解決「未來的問題」——中國崛起將會對日本構成威脅；而中國擔心日本沒有解決「過去的問題」——歷史問題不解決，軍國主義就會捲土重來。然而真正需要和解的是現實，而不是歷史。
「在過去，日本媒體曾經和軍國主義者一起將這個國家拖入戰爭的深淵。今天的日本媒體同樣為了趨利避害而不斷誇大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製造了兩國的分歧與對立。」熊培雲說。
2012年，中國多地爆發了反日遊行，熊培雲描述由於日本媒體有傾向的報導，日本民眾認為中國使他們十分沒有安全感。如果讀者的媒介素養好一些的話，他們就會發現這些遊行是局部的，持續時間也很短。而對於中國人來說，熊培雲認為並不存在純粹的反日意識形態，更多的還是一種歷史的宣洩。「當各方媒體像政客一樣在尋找敵人、唱衰兩國關係時，現實卻給出了另外的答案——2014年上半年來自中國內地的訪日人數首次突破百萬。」
但「蜜月期」過後，熊培雲發現了日本社會一些負面的東西，比如親情淡漠、格差社會(民眾之間形成嚴密的階層之分)、媒體丟失新聞理想、沒有實質意義上的違憲審查、三權分立但隨時三權合謀，甚至可能與媒體一起完成四權合謀。
但他也認為，日本社會的發展模式或許可資借鑑。他在日本看到的一些優點恰恰是今天中國社會缺乏的。至於借鏡的藥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對日本的態度。
熊培雲從國家、社會、個人這三個層面介紹了中國社會與日本社會的結構。中國是凹形結構，即「強國家-弱社會-強個人」，而日本是凸形結構，體現為「弱國家-強社會-弱個人(集團社會下生活的個人「責任過度」)」。
他認為，如果認真學習日本的社會建設、個人責任等方面的培養，那麼日本將是一味良藥。
熊培雲舉例說，因為日本的國家權力弱，所以在日本防衛省要求東京大學進行軍事研究的時候，東京大學可以拒絕並發表了公開的聲明，表示不參與戰爭相關的研究。日本學校的學生既不升旗，也不唱國歌，老師教育學生們，發生戰爭第一個就跑，不要去打仗，他們不再相信原來的那些觀念，不再為天皇去死。
而因為社會強，組織系統完備，所以那個活躍在新宿歌舞伎町一番街的「皮條客」李小牧，能夠成為專欄作家，可以在日本的媒體上「呼風喚雨」，甚至成為各黨派拉攏的紅人，去參選國會議員。這足以說明日本社會的開放。
弱個人，使得每個人在「社會空氣」的宰制下生活，集體主義壓倒個人，創造了不給別人找麻煩的性格，使人人顯得有教養，但是這也讓日本人缺乏同情心。
當然，熊培雲補充到，日本企業管理的細緻程度，對傳統的保護以及近似古板的認真都值得我們學習。而同時日本又具有一個開放的環境，吸收現代化的東西、西方的先進觀念，因此右翼的言論也有空間。
魏曉陽教授承認，清末民初的時候，日本的確是一劑藥力很猛的藥丸，當時很大地刺激了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包括法律的改革等多個方面。但是時至今日，背負著沉重的歷史，日本之於中國，更像是一個窗口或者一面鏡子。
劉蘇裡作為一個書店經理人發現，最近六七年，中國人開始關注起日本來，在此之前，關於日本的圖書曾經沉寂了十五六年，如今通過越來越多的交流和研究，
（責任編輯：羅浩 HN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