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任安書》：司馬遷的無奈與堅守
《報任安書》是司馬遷寫給任安的一封回信。這個名稱是後人附加的。其內容的版本流傳下來的很多，個人認為，目前最為規範可信的當屬《漢書》卷六十二（中華書局一九六0年七月版第二七二五頁）司馬遷傳裡的記載了。
任安是在獄中給司馬遷寫的信。這封信的內容不可考。但從司馬遷的回信中可知，他是叫司馬遷利用他能接近皇帝的便利條件向皇帝「推賢進士」。一個深陷囹圄的人，竟有如此氣節，單就這一點來說，任安表現出了對大漢王朝的忠誠。但從司馬遷的回信中，還可以看出，任安是對司馬遷不滿的，因為司馬遷說「若望僕不相師用」（好像抱怨我沒有遵從您的教誨），意思是司馬遷沒有採納任安的建議。
而實際情況是個什麼樣子的呢？這還要從任安當時所面臨的處境說起。
任安早年是大將軍衛青的門下。在漢庭著名的「巫蠱之禍」發生時，任安當時是護北軍使者，握有兵權。當戾太子劉據派人持節要求他發兵救助時，任安接受了符節，但他卻沒發兵，而且還緊閉城門，沒有接應太子劉據並加以保護。這個事件被平息之後，漢武帝封賞了追捕太子的人，而把跟隨太子及為太子助戰的人都治罪了。然而，很快局勢翻轉，儘管沒有直接真實的史料證明漢武帝承認了太子劉據的無辜和冤屈，但漢武帝是在用實際行動表現著。他把先前的處理倒了過來，就是把之前與太子做對的全部治罪。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漢武帝也怪罪任安了，他認為當時任安沒有幫太子，是因為任安想坐持兩端。於是就將任安下獄。或許任安就是漢武帝內心對太子無辜的祭奠。
由此，不難推測，任安叫司馬遷「推賢進士」，無非就是叫司馬遷替他向皇帝求情，放他一馬。這一點，只可意會，無處尋覓，這封回信中不露絲毫端倪。回信中多次表達了司馬遷本人因宮刑受辱而「動而見尤」（稍有行動就會被指責）、「欲益反損」（想把事情辦好卻導致更加不好的結果）、「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反而讓人恥笑而使自己受辱罷了）等等的無奈。這也是司馬遷的高明之處。一方面褒譽了任安身陷囹圄不忘為國的憂國情懷；另一方面表達了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無能為力的自責。其實，司馬遷當時的處境令他不便再在皇帝面前進言，而更重點的一點是，他太了解漢武帝了，他絕不可能放過任安。因此，司馬遷最後說「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現在我已經身體殘廢成為打掃汙穢的奴僕，處在地位卑賤的人的行列，還想昂首揚眉，評論是非，這不也是輕視朝廷、使當世的君子們感到羞恥嗎？）司馬遷說出了他內心的無奈。
因此，這封回信也就有了雙重含義，一方面，司馬遷充分表達了他不能「推賢進士」的理由，另一方面，藉此說明自己所遭受的恥辱，充分抒發了自己的憤懣之情，以及自己為此要實現的志向。
整體上說，其內容主要有這幾個方面：一是向任安解釋了自己不能按他的要求去做的原因；二是他為什麼要替李陵辯護；三是為什麼會因此而下獄；四是為什麼甘願受辱（其實也是無奈受辱，因為他無助）；五是他為什麼要在奇恥大辱中苟活。
司馬遷的入仕，並沒有像當時的正統的由鄉曲舉薦，而是皇帝看在其父親司馬談的面子上，讓他在朝中當差。而他所從事的工作，並不像外人所重看的那麼光鮮，而是皇帝平常戲弄的對象，如倡優般的低下。如若犯法受誅，就像九頭牛身上的毛失去一根，像地上的螻蛄和螞蟻死去一樣。
即便是職位低下，但司馬遷還是志向遠大，他為了能幹出成就，謝絕了與親戚朋友的交往，甚至「忘家室之業」，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希望能幹出成就，得到皇帝的賞識。
然而，事與原違。他和李陵其實也只是一般的同事關係，兩人連酒都沒喝過。可為什麼司馬遷要替李陵辯護呢？司馬遷的想法其實也很善良很樸素。一是他儘管平日裡沒怎麼與李陵接觸，但也了解李陵是個孝順父親、有節操、懂得禮義、沒有私心的正人君子。他勇敢無比，僅帶區區五千人，竟打到胡地中心，單于的王庭。他的兵敗投降，在司馬遷看來也僅僅是無奈之舉，以李陵的為人，他還會找機會報效漢朝的。二是李陵失敗後，皇帝「慘悽怛悼」，悲痛不已。可是之前那幫在李陵大勝時「舉觴上壽」的大臣們卻沒一個出頭想辦法為皇帝解難。
在這樣的情況下，司馬遷為李陵辯護，他的目的很純粹，就是為李陵說說情，讓皇帝想開一點。不成想他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照他自己的說法，他之所以有罪，完全是他自己沒把話說清楚說明白造成的。在有罪的問題上，他隻字未報怨皇帝，只提了幾個字「以為僕沮貳師」（以為我是在攻擊貳師將軍）。看似簡單的幾個字，其實有深刻的內涵。而且也不僅僅是這簡單的幾個字所表現的那樣。因為貳師將軍李廣利是李夫人的哥哥，是皇帝的外戚。而且，當時的公卿王侯一面倒地落井下石，一是為皇帝找臺階下，二是為李廣利沒能及時營救李陵開脫。在這樣的情況下，相當於司馬遷一人站到了眾人的對立面了。更為重要的是，司馬遷為李陵的辯護僅僅是一種推測，有誰會保證李陵今後不會變節？或許這也是司馬遷之所以認為自己獲罪是因為自己「未能盡明」，自己沒有把話說清楚明白；「明主不深曉」，皇帝沒有理解他的最終心意。
司馬遷對自己的遭遇總是輕描淡寫的：「卒從吏議」。皇帝最後是了遵從大理寺審理的意見而定司馬遷有罪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按照當時的刑法規定，司馬遷是有機會自贖的。然而，他「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家裡貧窮得根本拿不出可以救贖自己的錢財。而且「交流莫救」，親朋好友都不伸手相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朝廷裡竟沒有一個為他說一句話的人。這是何等的心寒啊！除了制度的殘酷，難道沒有世態的炎涼與冷漠嗎？
面對如此大的恥辱，司馬遷之所以沒有殺身成仁，是因為他地位低下，而且他自己的罪也是罪有應得，就是死也並不能顯示出他有什麼氣節。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恨私心有所不盡」，他自己的志向和抱負還沒完成。由此，他對人生的認識也提高到了一個無與倫比的高度：「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這就是他找到的生命再生的突破口。接著司馬遷一下子列舉了四個不辱、五個受辱，以至「最下腐刑，極矣。」看得令人痛心不已。接著，司馬遷引述了西伯被拘羑裡；李斯受盡了五刑；韓信被戴上刑具；周勃被辦請室；季布賣身當奴；灌夫居室受辱等等，這些人的聲名遠遠高過他司馬遷，可是他們並沒因受刑而選擇自殺。說明自殺與氣節並無多大關係。
另一方面，不自殺，也並不是說自己是「貪生惡死」，他自己是「早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無牽又無掛的。「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採不表於後世也。」這才是他給任安回信的核心思想。也是他要以此為自己洗清屈辱的唯一目的。
作為一個專業修史的人，司馬遷若不能從歷史中汲取到些許的經驗或教訓，那就太不是司馬遷，也太對不起那些古代的聖賢了。「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那些受難後名垂千古的人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這些都是他學習和效法的榜樣。於是，司馬遷就「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試想：假若司馬遷當時因受辱而取義自殺，那麼，他必如一粒塵埃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他忍辱而作《史記》，非但為自己洗白了恥辱，更因他特殊的遭遇而使他及他的《史記》名垂青史。為我們留下了「史家之絕唱」的寶貴財富。
述說了自己的心路歷程，最後，司馬遷又回到他回這封信的主題上。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在這個社會上，背負著侮辱罪名的人是不易立身安命的，更何況地位低下的人又常常被人詆毀。這是多麼令人心寒啊。而且自己又「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這也真如司馬遷所感受到的「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因此，他說「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讀到這裡的人，難道沒有背涼的感覺嗎？故此，司馬遷只能無奈地改變了自己「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這種痛苦只有司馬遷自己知道，他的浮沉於世俗，俯仰於時事，不正是向現實低頭認輸嗎？而「狂惑」也不過是無為的掙扎罷了。
在這樣的心境下，任安教司馬遷「推賢進士」，明顯是與司馬遷的想法相背離。而且，即使是司馬遷想冠冕堂皇地為國家著想，為大漢王朝「推賢進士」，像司馬遷這樣受過極刑的人，非但沒有任何益處，反而會被人恥笑為不知天高地厚，自取侮辱罷了。
所以，司馬遷只能無奈地婉拒任安的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