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來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使得人口流動的意義以前所未有方式凸顯出來。靠控制人口流動來控制疫情具有極大的社會成本，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項飆認為，因為「流動不僅僅是一個附生的人類行為，其實它已經成為了全球經濟運行的基礎，以及社會怎麼組織起來重要線索。」「可以說人類社會是被流動挾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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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在北京大學讀本科和碩士時開始，「流動」就成為了項飆關注的中心。他見證了他的浙江老鄉們不遠千裡輾轉到首都北京，在城市的邊緣落地生根，抱團取暖，在北京發展出規模龐大的浙江村。博士期間遠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後，他把目光放到更廣闊的世界，開始研究跨國的印度技術勞工，「毫無顧忌地和五個印度同伴以及無數的蟑螂一起睡在地板上」，根據這項研究寫成的著作《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技術勞工》（Global "Body Shopping"：An Indian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在2008年獲得了重要的人類學研究獎項安東尼利茲獎（Anthony Leeds Prize）。他目前著手寫作的新著延續「流動」主題，以東北跨國勞工為主要研究對象，聚焦跨國移民過程中的秩序建立。
2003年，還在寫《全球「獵身」》的博士論文的項飆去國際移民組織做短期研究工作，他注意到歐洲新出現了不少來自中國東北的移民。當時中國東北經歷了重大的社會變革：1990年代東北國企改制，大量城鎮職工下崗，失去了他們原有的「鐵飯碗」，開始往外尋求工作機會。與此同時，中國的勞務輸出管制從90年代開始放開。2002年起，中國政府允許私營公司搞勞務輸出。2004年開始，項飆進行了長達十幾年的對東北跨國勞務輸出的調查研究。他發現，大部分的東北跨國勞務人員實際上並非去往歐洲，而是到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亞洲國家。不同於人們的一般印象，他們的流動也並非非法和無序，而是在一套複雜中介鏈的嚴密操作下有序地流動。他稱這套使個體勞工「被流動」的政策制度設計為人口流動的「基礎設施」。
這項關於跨國勞工移民的研究揭露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普遍情景——在今日的世界，「流動」看似越來越自由、越來越正規，但這些流動網絡之下，隱藏著鮮為人知的複雜性：不僅有作為推手的資本，還有國家權力更靈活、更有效地延伸，而身處其中的跨國勞工在流動正規化的同時，也弔詭地變得更加孤立。
訪談的下半部分，項飆談到了90年代以來勞務流動中個體的變遷、在中國人數眾多卻邊緣化的「社會人」群體、極端消費主義的困境以及疫情之下「流動」和「邊界」的重新顯現。
項飆2016年在香港大學做講座。受訪者供圖。
流動中的個體變遷
澎湃新聞：
你的研究從2004年持續到2018年，這十幾年來出國的東北勞務人員有哪些比較明顯的變化？
項飆：
比較明顯的變化是出國的吸引力下降了，因為中國工資收入水平快速上升時，海外打工的工資基本上沒有上升。
但這是有起伏的。2016年後中央再次提出「去產能」，引起新一輪的對有汙染的、能源消耗型企業的關閉。同時農業部又提出農村土地確權的問題，這為土地轉包提供了有利條件，背後一個很重要的意思是鼓勵土地規模經營，同時，農產品價格下降。這些因素導致了小規模經營的人更無利可圖，只有大型的、有能力搞規模經營的稍微好一些，所以很多人把土地轉包給了經營大戶。這就出現了新一波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同時，2016年日元升值，一下子大家又都想去日本打工了。所以在2016年前後重新有了一波出國的熱情，招工也變得比較容易。
另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是勞務人員出國的經濟動機減弱了，對於僱主而言，他們私逃的風險增加了。原來出國主要是為了賺錢，拿到錢就可以。錢對現在很多出國人員已經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有一些人出國是為了看看世界、多些經歷等，如果工作不愉快他們可能就不幹了。
另外，有了微信等社交媒體之後，他們跟其他在國外的中國打工人員聯繫加強，更容易發展出了一些新的社會關係，例如臨時夫妻、性伴侶這樣的關係增加了。社交媒體沒有打破他們跟當地社會的區隔，他們還是很孤立，但是增加了他們跟同在異國的中國打工人員之間的交往，也增加了彼此信息的交流，例如了解哪個企業工資更高。這增加他們了私逃的可能性。從中介的角度，他會覺得這些因素讓他們管理難度增加，所以更要想辦法強化勞工管控。
澎湃新聞：
你的研究一直是關於流動。1990年代浙江村的流動似乎是一個比較生猛的力量，這些人自發性地流動到北京，建立了這樣一個社區。但現在到東北的這個研究，看到的是流動後面很秩序化的東西。為什麼有這樣的變化？
項飆：
原來浙江村裡有很強的自發秩序，他是通過親戚關係關聯起來的。為什麼裡面的服裝製造業發展那麼快，多少年拆不掉趕不走，就是因為內部有很強的關係網絡。所以他們的流動是非常理性的，知道這裡有機會，就把家裡人一個帶一個，過來一起幹，最後可以發展出自己的產業。雖然這種網絡不是成建制的，但不是分散的，而是像河流一樣，有自己的內在秩序。
浙江村跟東北的跨國移民不能完全拿來比較，因為浙江村是國內移民，東北是國際移民。今天的國內流動裡，還是有一點那樣人帶人的關係。但總的來說，現在老百姓在鄉土關係上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變得很不重要了。通過商業操作而形成的社會秩序越來越重要，整個秩序更正規化、行政化了。
今天國內的流動，勞務派遣公司作用也是越來越大。原來我們1990年代初到東莞調查，老鄉關係在找工作的時候是很重要的。但2008年以後，勞務派遣成了非常大的一塊。相比老鄉關係，勞務派遣顯然更加正式。從社會學人類學看來，正規化就意味著一種僵化的不平等和潛在的剝削關係。這種正規化把很多不正規的行為，放在一個正規化的形式下，但又沒有允許其他社會關係進來。
原來老鄉圈在工廠裡是很重要的一個社會力量。如果在工廠出了事什麼，老鄉圈裡的工人可以互相幫助。當然老鄉圈之間，例如廣西的、湖北的、湖南的，可能也會矛盾衝突，這負面的效果，但正面效果是確實對個體有一點保護作用。但正規化之後，在國內派遣公司或者國外勞務輸出公司的鏈條下，工人都變得非常個體化。
移民網絡也是，原來是連鎖式流動，老鄉一個帶一個。這個情況現在基本沒有了，中介故意不找親戚在日本的，就是要打斷這個連鎖，這樣流動人口就變得比較容易控制，就成為了孤立的個體。
澎湃新聞：
從這個角度來看，個體變得更加弱勢了？
項飆：
是的，個人在社會行動意義上是更加弱勢了。當然總體上講，老百姓物質生活確實有所改善，這也跟國內福利制度的推進有關係。勞工被保護的力度增加了，因為國家管制下，中介鏈也要給予保護，但勞工的自我保護的能力是下降了 。
比方說，現在的控制可能是通過表面上看非常正規化的商業合同，有糾紛的時候可以通過法律手段解決。但在真實世界中，情況是比較複雜的，法律程序對普通勞務人員造成的心理壓力、精神壓力有的時候會比行政手段大得多。我講一個例子，有個勞務人員在日本受不了她的工作，「私逃」了。中介要打官司罰她的錢，窗口公司在長春，所以在長春開庭，但離她在農村的家很遠。每次開庭她父親和她要花兩百塊錢租車跑到長春，人生地不熟，在法庭上不知道該說什麼，也聽不懂窗口公司的律師在說什麼。這給勞務人員造成的壓力是非常大的。我去她家的時候，她父親一直低著頭唉聲嘆氣，說這官司是輸定了的，肯定要賠死了。
所以現在越來越正規化的趨勢，更多地用商業合同、法律程序，這看起來是好的。但我們也要問，這對老百姓來說意味著什麼，實際上不一定意味著更加透明化。這可能對老百姓來說變得更可怕，因為那些優勢權力轉化成了一種合法的手段，讓你連商量的餘地都沒有。原來用行政權力在村裡還有一定的商量餘地，就是說你看看我們家是什麼情況，現在要去長春根本沒有人管這些，法院的人也不知道你究竟是誰。
「社會人」與極端消費主義困境
澎湃新聞：
你研究的東北勞務移民的主體，基本是你稱之為「社會人」的人群，類似於Guy Standing提出的precariat「流眾」，也即一個結合「不穩定」和「無產者」兩個詞的概念，用以形容工作和生活非常不穩定的、沒有穩定保障的人。「社會人」和「流眾」兩者可以劃等號嗎？
項飆：
在客觀指標上，例如短工化、沒有社會保障，「社會人」跟「流眾」很像，但是如果我們看他們的主觀意識，他們和主流社會的關係，兩者很不一樣。「社會人」這個概念，實際上不是我提出來的詞，而是老百姓在用的詞，他們用的時候顯然是覺得這些人社會地位是比較低的，是比較邊緣的人群。「社會人」定義的核心不是收入水平，而是跟體制有沒有一個穩定的關係，例如，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沒有固定的職業規劃。
西方precariat的概念背後很重要的一個意思是說，後福特之後，國家福利大規模減縮，過度市場化、自由化，原來工人很好的福利被消解，讓這些人感到非常不穩定、不安全。他是國家政治變化的一個產物。所以西方的流眾會有Occupy這些運動，變成政治上非常活躍的群體。
中國「社會人」群體的發展，背後有兩條線，一個是從勞工關係、制度上來說，就業變得越來越不穩定。中國1990年代末改制之後提出「靈活就業」的政策，實際上就是非正式就業，打短工。2008年以後，勞務派遣合法化，等於把靈活就業、不穩定就業制度化了。勞務派遣的增長也是爆炸性的，現在很多事業單位裡也是用勞務派遣的方式來僱傭員工的。
勞務派遣公司門口擺著很多行李箱。 視覺中國 資料
另一個是從經濟結構來講，原來大型的、有組織的國有企業退出主流，逐步轉化為分散的、碎片化的、不穩定的，以服務業、平臺方式組織起來的經濟。網店等形式的電子商務興起，經濟變得非常分散化。這些都是社會人就業的依託。
但中國的情況跟西方不一樣的是，對於「社會人」來說，現在物質生活上比以前增長了，總的來說他們對國家還挺感謝的。他們不像流眾，他也不明白這種要Occupy的憤怒是從哪裡來的。
澎湃新聞：
這個群體好像不太能嵌入原本對社會階級的想像，這對中國社會階層的討論會不會帶來新的變化？
項飆：
「社會人」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他沒有一個很強的階級意識。中國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是，不管有錢沒錢的人，他們追求的生活方式、看的娛樂節目、享受的這套象徵體系、對於什麼是好生活的認知，跟其他階層有很強的同構性。他們不會根據自己在物質生產系統裡的位置給自己確定一個生活方式，他們的生活方式是跟著大眾消費的潮流走的。這跟社交媒體是有關係的，大家享受的文化消費是很一致的，特別是年輕一代。因此雖然經濟上不同構，但在意識形態上是比較同構的。
在中國，這種經濟上的不平等常常被視為一個當然的事情，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要有差別，認為如果你去報復這種差別，那是傻子。大家總覺得這個差別是一個遊戲的基本規則，大家要在這個遊戲裡繼續一起在玩，但對遊戲規則本身不會提出很多質疑。大家說自己是屌絲，覺得很喪，這表現的是對自己經濟地位的認識，但又覺得這個體系是不能改變的。
而且我們把不同的職業、生活方式放在同一個鄙視鏈裡，等於把這些差別放在了一個等級下面，背後的邏輯就是大家要共享同一個追求的目標和夢想。例如大家都要結婚，所以產生了剩女的話語，你不跟著大家的潮流來，大家就會鄙視，而且這種鄙視有時候是通過強制性的關愛表現出來，讓你更加痛苦。
「社會人」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群體，但大家認為他們很邊緣。這也是主觀意識形態和事實之間的斷裂。真正符合大家想像的所謂「主流」生活方式的人是非常少的，但就是所有人都在共享這個意識形態，這意味著可能80%的人是邊緣，20%的人是主流。那80%的人發展不出自己的一套想像、自己的話語，來講述自己的生活狀況。
澎湃新聞：
像快手這些平臺上的內容，有許多不同階層生活的展現，可否視為不同階層開始發展出自己講述的方式？這些平臺有沒有可能重新塑造他們的身份和階級認同？
項飆：
這個我沒有做過研究，憑我的印象說，快手的視頻直觀地表現身邊發生的事情，展現的東西當然和城市中產的品味有一定的區別，但最後要表達的事情，跟主流價值其實沒有很大的差別，對好的生活的想像還是認為大家都要有車有房，並沒有對身邊發生的事情有重大的反思或者提問。這個意義上我覺得他們跟主流的想法是比較一致的。
現在滴滴司機、快遞小哥這些群體，他們內部有很多相似性，但大家有沒有覺得是一個共同的階層，我比較懷疑。像快遞小哥是一個流動性很強的階層，他們進來就是搞幾年，最後的目標也是要買房買車。所以如果只是通過這種社交媒體上的互相映照，我覺得是很難形成那種群體意識的，更不要說階級意識了。但這個要做實證研究。
總的來講，21世紀要討論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可能還是新型福利國家的問題，有沒有可能重新創造全民福利，也就是不通過階級分化鬥爭推進福利，而通過公民權加高科技來實現普惠。比方說現在講的基本工資（Basic Income）制度。全球疫情其實把這個問題空前尖銳地提出來了。另外一個問題，未來社會會怎樣重組？會不會靠我們說的附近居住的鄰近性來組織？也不一定按照原來我們群體、階級的想法。
澎湃新聞：
如果把「社會人」這個群體放在全球的語境下面，他們是什麼樣的存在，未來會走向什麼樣的情況？
項飆：
這樣的群體在發展中國家數量是很大的。中國有點不太一樣的是，底線相對高一些。中國幾十年來的快速發展，讓現在年輕一代的父輩積累了一定的資產，可以幫他們兜底。另外，2003年後中國的社會福利政策，五險一金、醫保等都在推進，這樣國家也有一個託底的作用。當然國家的福利鋪得比較廣，但是每個人享受到的很有限。家庭轉移支付比國家福利的作用更重要。
所以在中國「社會人」真正赤貧的狀況是很少的，甚至父母可以幫他們買房，給一點錢支持他們創業。
另一個角度，是看中國在世界上的定位，然後看這個人群在中國的角色。 原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是很需要這群人維持的。但中國現在製造業對勞工的需求量在逐漸縮小，未來會更依賴機器甚至人工智慧，那麼這群人今後慢慢不再是世界工廠裡不可或缺的勞動者了，他們會更多作為一個消費大國的消費者出現。他可能是一個巨大的、平均消費能力較低的消費群體。像三和大神，他們其實也就一半時間在工作，另一半時間是在消費，玩遊戲、抖音，這些都已經變成了非常重要的消費。
長期來看，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的角色轉變不一定是壞事。社會生產能力提高之後，消費應該是在生活上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像教育、養老，這些都是消費，從現在看來今後發展空間也很大，需要很大的人力投入。
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比較極端的消費主義的興起。把人從生產中解放出來之後，大家沒有把自己放到一個在社會共同體中，去關愛其他人，或者重新反思跟自然的關係，而是在做消費的狂歡。 網紅、直播，對商品、牌子分析得非常細微 ，最後生活就是購物，生活的意義最後轉化成了一個消費行為。
而這樣的消費、網購在帶來很大方便的同時，也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網購是極其消耗能源的，全世界10%的電是網際網路消耗的，網絡直播的耗電量更高。然後任何一個東西，小到一杯咖啡、一杯茶，都可以有人給你送過來，要包裝、運輸，消耗的能源是很大的。
我不是在提倡要重新生產化，但現在這種奇怪的消費主義，我希望能夠扭轉。
那麼我們怎麼樣去構造一個新的環境？中國歷史上很多農村基層慈善性的機制，都是看到自己附近的人有需求，相互幫忙，想辦法解決，這樣發展出來的。但現在這些「附近」正在消失。那我們現在在農村地區，是否可以重構農村社區，鼓勵社會性養老；教育方面，是否能夠辦小的、分散的、高質量的教育，而不是現在教育資源高度集中。按現在的技術條件，全國有一個數學老師就夠了，大家上網課。但是這能培養人嗎？這和你一個老師面對五個學生，在一個房間裡討論，效果能一樣嗎？牛津大學800年來就是靠一對一的導師制才培養了那些有貢獻的人的。為什麼不能有牛津式的鄉村小學？
辦小的教育、分散式的養老，就會產生出很多工作需求，能解決很多人的就業，就能重新構造出「附近」。「附近」的構造是非常勞動密集型的構造，因為需要人力投入，可以一下子吸納很多勞動力。物質生產會越來越集中，對勞動力的需求總是在下降的，但日常生活中，大家在這種附近的生活裡要投入很多勞動，而且不僅是勞動，還要有這個心思。這也是我對「附近」的一個想法。你是帶著人情、帶著心思去泡一杯茶、做一個蛋糕，這份心思要得到它的價值回報。這個看起來是不理性的，效率很低。但我們現在是效率過剩了，已經造成了很多問題，所以要逆趨勢而動。
疫情下重思「流動」與「邊界」
澎湃新聞：
從公共衛生的角度，現在全球各地間高速流動的可能使流行病變得空前危險。作為人類學家，你怎麼看待流行病與流動？
項飆：
首先流動不僅僅是一個空間上的流動，空間上的流動總是跟各種社會關係聯繫在一起的。現在中國社會流動變得這麼強，不僅僅因為有高鐵、有飛機，也是因為各種社會關係的變化，比方說我們有勞務派遣，有不穩定的工作關係，有工作洞這種懸浮的狀態。所以現在人不僅流動的能力強了，而且流動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所以會出現短工化，本來合同是兩年的，可能因為鬧矛盾、要跳槽，幹半年就走。
現在中國流動的頻繁度空前高，但距離變短了。1980、90年代從中西部流動到東南沿海這種大規模的跨省流動現在少了，越來越多的是省內、市內流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日常流動，例如通勤性的流動、卡車司機的流動、物流配送員的流動。這種流動極度加強，不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這裡面反映的是經濟和社會關係的變化，跟第三產業的不斷發展是有關係的。病毒的傳播雖然看起來是一個空間上的流動，但你也要關心他的頻次、距離、時間上的周期變化，這裡面就要看經濟和社會關係的變化。
第二點是，看流動的時候我們要看到不同類型流動的組合。比如這次疫情中，很多卡車司機沒活幹了，滴滴司機也很難。但快遞騎手就成了一個新興行業。所以很多滴哥、飯店服務員就變成快遞騎手。這也就意味著疫情的風險是不均勻分配的，有的人是要加速流動，例如醫生護士，但有的人可以停止流動，這也是我現在關心的一個視角。
快遞騎手 新華社 資料
這種不同流動之間的組合，流動機會的分布，也是我們在疫情之後要重新考慮的，有一些流動可能應該減少，有一些流動可能應該改變。不僅是人的流動，還有物的流動。像這次物資配送中，有公交系統、有商業的、有物流公司的，他們掌握著流動權。流動本身是一個很重要的資源，誰掌握這個資源是很重要的。現在我們好像覺得流動似乎變得更分散，那麼大家都可以加入進來。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現在流動背後地域間的不平等明顯在加強。
現在為什麼流動變得這麼普遍，是因為我們非常強調效率。我覺得今後通勤性的流動應該逐漸減少，增加附近的、小範圍的、走路和自行車可以到達的流動。另一方面，我對那種先將生產做地域性分工，然後通過長距離流動、搭建一個統一市場的模式是存疑的。我想今後一個小區域內要有多樣性還是很重要的。比方說江西的一個縣，不能常年只種一樣橘子，然後通過物流把它變成全世界的單一品種中心。每個縣都應該要有品種的多樣性，隨著季節變化種植，我們吃也吃當地當季的東西，這是我們多年來的生活智慧，現在也是提倡的。
所以這些就是讓我們重新思考這個流動的意義，流動不僅是一個附生的人類的行為，而且流動現在好像成了一個經濟運行的基礎，也成了一個社會怎麼組織起來的核心線索。
這兩個視角跟流行病沒有直接的關係，但這個流行病讓我們看到了流動裡面這些複雜的意義。這個是我在疫情中的觀察，特別是跟2003年的對比。這次傳播快主要是跟病毒本身有關，但問題是，大家都在流動，你不能針對某個群體，讓那個群體停下來。這在2003年還是有可能，當時大部分人不太流動，民工是長距離流動，民工那時候長距離流動頻次也很低。但現在大家都在頻繁流動，沒有一個群體可以針對能讓他停下來，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大家都別流動，是一個板塊式的防疫。
澎湃新聞：
「邊界」在這次的疫情中被極端地突顯出來。國與國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都在爭相防守邊界。你如何看待此次疫情下這種邊界的突顯？同時，這個「邊界」實際上也並不全然是物理意義上的，治理機制、意識形態如何塑造了這個公共衛生語境下的「邊界」？這種防守的合理邊界在哪裡？
項飆：
第一是提醒了我們這種各種各樣邊界的存在，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我們原來以為已經消失的邊界其實是隱藏在那裡的，這次又突然出現了。像在廣東，口音都變得很重要，很多地方也有舉報湖北人的。
第二，特別要強調的一點是，這種邊界對防疫措施是極其不利的。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即便是北京協和醫院的醫護人員這樣社會地位相對高的群體，他們居住的小區不讓他們進來，醫護人員也受到了歧視。另一個是地域黑這樣的歧視造成了大量的隱瞞、隱報。防控傳染病最重要的一個是信息的透明度。形成這種歧視性以後，最大的問題是大家不敢把自己真實的情況說出來，都要隱瞞。
第三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邊界？恐懼、對公共衛生系統和防疫制度的不信任，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邊界出現的最重要原因是自保。當他們對整個防疫制度不信任的時候，他只能把一切有危險的人跟自己隔離開，不要沾邊。如果對比農村和城市，農村的這種邊界、硬核防疫比城市嚴重，因為農村醫療系統更弱，沒有別的辦法，所以才會恐慌。疫情中對亞裔的歧視在美國要比在歐洲嚴重，東歐又比西歐嚴重，這和大家在多大程度上要靠自己保自己是很有關係的。
如果每個地方、每個人自己都嚴防死守，短期內確實能抑制病毒的傳染，但這種辦法在長期的效果是什麼樣？特別是這個病毒如果成為一個長期和人類共存的病毒，你不可能永遠嚴防死守。嚴防死守可能會使現在的階段性成果會成為地方政府的政治負擔，如果哪個地方又重新出現了爆發，就變成是不可接受的事情。
最後一個是，這次像針對湖北人的這些攻擊和身份洩露的問題，我們今後要在法律上採取措施，不能讓這種事情再大規模發生。
人類社會現在像是成了流動的人質，被流動挾持了。每個國家對於限制流動都經歷過一段猶豫，包括中國。因為流動太重要了，不到萬不得已不太敢去停止流動，因為流動是很多人生計的基礎。這次疫情也說明流動對我們有多重要，我們要對流動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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