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姜昆《笑面人生》
提醒:點擊上面藍字 即可免費訂閱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那可真是大浪啊。多少人被卷進這時代的洪流中，它點燃了我心中希望的火。記得在沒幾個月前，一想起畢業、分配，腦子裡便浮起一層晦暗渾濁的迷霧。但上山下鄉一動員，我木然的情緒活躍了起來。我想：在荒涼的異鄉，在偏僻的山溝裡，可能需要我了吧！那同樣是祖國母親的懷抱，在那裡，我不是照樣能把我赤子的心獻給她嗎！一想到這兒，血就沸騰了起來。
我在學校裡主動報名，首批離開北京，奔赴祖國的東北邊疆——北大荒。 在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沒有安慰爸爸、媽媽，也沒有給弟弟、妹妹留下什麼囑咐的話。
登上了北去的列車，我和幾個剛剛在車廂認識的青年組成了「列車宣傳隊」，我唱呵、跳呵，使盡全身的解數，謳歌新的希望。晚上，在列車昏暗的燈光下，我給同學們寫信：「在過去生活的路上，我的希望全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那樣破滅了。今天，就是在列車開出的一剎那，我感覺到真正開始了新的生活。」踏上北大荒黝黑的土地，我們就陷入熱情歡迎的感情潮水之中。我們這群十七八歲的學生，一點乏勁兒都沒有，稍微填填肚子，我們就開聯歡會，慰問貧下中農。這個聯歡會上，我一個人拳打腳踢，演了五個節目，一會兒獨唱，一會兒朗誦，一會兒拉手風琴，把我累壞了，也把我樂壞了！（姜昆 1969）
一個當地的紅小兵拉著我的手說：「叔叔，你老在我們這疙瘩嗎？」我扯著唱啞了的嗓子大聲說：「不走了，老和你們在一塊兒！」晚上，分配方案下來，我被分配在農場的場部，參加了農場「業餘宣傳隊」。新的生活開始了！我們十個北京青年和農場的業餘文藝骨幹在一起，一邊勞動，一邊搞宣傳。
我學著大人的樣子，在「深入生活」中開始「創作」了。北大荒的夏天也熱得厲害，還得挨蚊子和小蟲的襲擊。每天早上四點多鐘就要起床，晚上一寫東西又興奮得睡不著覺，而十七八歲，又是正貪睡的時候，我真感到了有點兒「艱苦磨練」的勁頭兒。在日記本上我寫下了魯迅先生的一句話「我願中國青年只向上走」來激勵自己。宣傳隊演一場節目，我創作的佔一多半兒，上臺就是從頭盯到尾。扁桃腺化膿，發燒到39℃，也得上臺，不然「影響戰鬥」太厲害。我在群眾熱情的掌聲中尋到了自己奮鬥的快樂，一天到晚嘴裡總是哼哼唧唧的。（姜昆1970）
這樣的日子沒過兩個月，宣傳隊的指導員找我談話了，他說我「不穩重」、「浮躁」，要我不要「鋒芒外露」，要注意「突出政治」。我想了很久，覺得他說得有道理，照辦了，並且也學著怎樣「穩重」。
可是有一次，不知哪股心氣兒鼓動我，我嘴裡冒出了一句過去流行的歌兒：「深夜花園裡四處靜悄悄……」，被領導知道了。全宣傳隊開了一個會，說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讓大家幫助我。大家的措詞非常嚴厲，我也害怕極了，痛哭流涕地作了檢討。從此，宣傳隊裡流傳著一句話：「姜昆啊，有才無德。」一天，我們宣傳隊正在排練，一個夥伴偷偷地告訴我，基層的知青反映我們這十個人，沒有經過艱苦的鍛鍊就到場部工作是錯誤的。他們質問：這十個人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來了，還是教育貧下中農來了？！（十六團宣傳隊）
熱情下降了，人的心散了，宣傳隊每況愈下，腦筋稍微活絡的在找路子去哪個生產隊。一天，我拿著新寫的節目找指導員，沒等我開口，他說：「你要做好艱苦鍛鍊的準備，組織上把你分配在一個新建點。」新建點就是荒原上建一個新的生產隊，住的木板房，鋪的是草墊子，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我的眼睛紅了，不是為了新居的孤寂、荒涼，而是為了手上那一摞稿紙上的字……
（姜昆1970）
我抱著再一次邁開生活步伐的奮鬥信心，來到了小興安嶺支脈腳下的一個新建點——七連。
我是六六屆，年齡稍大點。沒幾天，領導讓我當班長，帶著十一名上海青年脫土坯。時間一長，這些「小上海」給我起了個外號，叫我「柴爿」。
原來，他們看我比較瘦，又那麼沒命地幹，說我就像個木頭一樣，一形象就成了「柴爿」。突然，一個念頭閃進了我的腦裡：我得學會上海話，不然他們說什麼我總聽不懂怎麼能行？馬上交個上海朋友，讓他教我上海話！沒有一個月，上海話我全會了。我們班很快成了全連的「先進班」。當時我真高興，今天成了先進班，明天成了模範班，全團一出名，幹得有成績，團部會不住說：姜昆在下面鍛鍊得不錯，再調上來搞宣傳吧！想到這兒，心裡真痒痒。（姜昆在三連）
一轉眼就到麥收了。一天，領導找我談話，他說：「麥收任務這麼重，可是咱們的炊事班總搞不好，我們決定，選一個能力強的班長去炊事班當班長，把全連的夥食搞好。」我的心轟的一下，也說不清是什麼滋味兒。領導問我：「有畏難情緒？」我說：「行，幹吧！」搞炊事班真是個苦差事，但我硬著頭皮幹。先帶著大家學語錄，然後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提出三項任務：一是淘井，把臭井淘幹，往下挖出甜水；二是改灶，把火灶改成迴風灶；三是種菜、養豬。連裡也很支持我。沒多久，炊事班面貌有了改觀，領導一個勁兒地表揚我。聽了表揚，我一方面想：這回不能說我缺「德」了吧！另一方面又在想：這個小套兒我是拉上了，要放下談何容易！「幹一行，愛一行」是光榮的傳統。可我愛的是藝術，我矛盾著……生活的道路可真像人們形容的那樣是「坎坷、崎嶇」的！我遇上的頭一個大坎坷，竟把我摔得鼻青臉腫。
1969 年底，開始了整黨建黨運動。上級派來了工作組，不久省裡又下來通知，整建黨運動要結合三清（清經濟，清思想，清政治）運動同時進行。老連隊搞運動有搞頭，因為攤子大，人多，成份複雜，又有牛棚，又有「階級敵人」。可我們這個連隊清一色的全是知識青年，也得抓出「階級敵人」，也得要搞出「新動向」來。這樣清著，清著，就清到我頭上來了。我是炊事班長兼上士，稍微管那麼一點兒帳，於是被列為「清經濟」的重點對象，而且果然「清」出了問題，那一天恰恰是我十九歲的生日。他們說，外來人員的零星夥食費（每頓一角五分），從來沒有明帳。姜昆是炊事班長，一年來如果全貪汙了，怕是筆了不起的帳。我被送進了「監督改造隊」，每天的勞動是打「條子」，備冬天的柴禾。食堂的事不許我插手，怕我「報復投毒」。派一個排長監督我們這個隊三名有「問題的人」：一名是由於和女同志談話過多，有「作風問題」；一名是團支部書記「野心太大」，有要「篡奪支部領導權」問題；一名是我，有「經濟」問題。這樣的日子我過了三個月。
那個時候，我覺著周圍是一個黑暗的世界。過去幻想過的天國，早在我的頭腦中破滅了。每天清晨，我還像當炊事班長時那樣比大家早起一個小時，去到野外吸收新鮮空氣，只有在這時，我才稍稍感覺到一點心靈上的寧靜。這個時候，我在炊事班養的那條狗從遠處向我跑來，它把前爪搭在我的肩上，然後用它長長的嘴巴在我的臉上磨來磨去。我想：他要是懂人事的話，大概也不會理睬我了。因為周圍的人對我全是施以「白眼」。我也不敢給家裡寫信，我向父母說什麼呢？但是，終於有一天，我實在受不了了，提筆給團裡比較了解我的副政委寫信，告訴他這兒進行著多麼荒唐的一件事。求他上這兒來，把情況查清。敢情「政治運動」在那時也不是神聖得不得了。副政委一個批條下來：「調姜昆去三連」，就了事了。
三連的指導員知道我能搞文藝，他們也缺這方面的人，派一個小馬車來把我接走了。（在兵團的同學合影）
（1970 年探親回家）
1970 年探親回家，分別兩年多的夥伴們又聚在了一起。從山溝回到了北京，什麼都新鮮。尤其是夥伴們不是這個參軍加入了文工團，就是那個搞了什麼文藝專業的消息，更震驚了我。我問他們：「你們說，參加部隊文工團，我行嗎？」他們回答：「你比我們強多了，準行！」我又問：「什麼行？」他們說：「參軍！」我說：「我出身不好！」他們說：「現在部隊不那麼嚴了，現在缺文藝人才呀！」我心中的火又燒起來，我覺著希望在向我招手，我要去當文藝兵。
濟南軍區話劇團的一個夥伴，答應在那邊為我活動。我則回到北大荒，積極地投入準備工作。
（兵團戰友江帆）
在三連我又當了班長，兵團戰士委員會還選我為文藝委員，兼搞報導。白天，我要帶著全班勞動；晚上，我一個人到連隊的一個小學校，點上蠟燭，先寫上兩篇連隊的報導，然後就搞副業——寫劇本。
寫什麼呢？得寫適合部隊生活題材的呀，可是我一點部隊生活都沒有。
一天，報上有一條新聞「越南九號公路大捷」。我腦子一動：我不能寫個越南題材的嗎？過去看過多少遍《南方來信》這本書，那裡邊的人物栩栩如生，印在我的腦子裡。我開始構思了：南方人民配合北方的軍隊，在九號公路上粉碎美國的「天藍」號計劃，劇名就叫《在天藍號行動計劃前面》。整整一個半月，蠟燭不知點了多少支，四萬字的獨幕劇寫成了！我的高興勁兒甭提了。儘管付出了心血，但整個劇本卻全是憑空杜撰，多麼幼稚的「創作」！
到了1971 年，又有許多值得高興的事兒。我被評為「五好戰士」，我所在的三連宣傳隊，被評為全團的」優秀連隊演唱組」。七連的帳目也查清了，根本沒那麼回事。我的心痛快極了。就在這種情況下，我的頭腦膨脹得過分了，作出了向「奮鬥目標」最後衝刺的決定。9 月15 日，我不辭而別，來到一個小鎮上，賣掉了手錶，幾個要好的朋友給了我點兒全國糧票，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車——投考濟南軍區文工團。
寫什麼呢？得寫適合部隊生活題材的呀，可是我一點部隊生活都沒有。
一天，報上有一條新聞「越南九號公路大捷」。我腦子一動：我不能寫個越南題材的嗎？過去看過多少遍《南方來信》這本書，那裡邊的人物栩栩如生，印在我的腦子裡。我開始構思了：南方人民配合北方的軍隊，在九號公路上粉碎美國的「天藍」號計劃，劇名就叫《在天藍號行動計劃前面》。整整一個半月，蠟燭不知點了多少支，四萬字的獨幕劇寫成了！我的高興勁兒甭提了。儘管付出了心血，但整個劇本卻全是憑空杜撰，多麼幼稚的「創作」！到了1971 年，又有許多值得高興的事兒。我被評為「五好戰士」，我所在的三連宣傳隊，被評為全團的」優秀連隊演唱組」。七連的帳目也查清了，根本沒那麼回事。我的心痛快極了。就在這種情況下，我的頭腦膨脹得過分了，作出了向「奮鬥目標」最後衝刺的決定。9 月15 日，我不辭而別，來到一個小鎮上，賣掉了手錶，幾個要好的朋友給了我點兒全國糧票，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車——投考濟南軍區文工團。
（逃跑前夕）
在濟南軍區文工團的排練室，我接受考試，先交了「見面禮」——劇本。然後朗誦，獨唱，吹笛子，拉手風琴，表演小品，他們考了我整整一個鐘頭。從大家滿意的歡笑中，我得到了安慰，我覺著，希望在向我招手。
我實在不是「幸運兒」。就在我擅自離開邊疆的前兩天，林彪叛國了。這一年的徵兵，軍委下令全部停止。我只好回過來去啃自己種出的苦果。雖說年輕人幹的蠢事，容易得到寬恕，但今天回首往事，仍然不免臉紅。這也是那個年代的產物，是我這個有狂熱追求而又魯莽天真幼稚的青年人難免要走的彎路。我追求藝術錯了嗎？不！只是我還不懂得生活，我的腳步還歪歪斜斜。
回到連裡，處境自然非常困難，每天默默不語，低頭勞動。有的人告訴我：「沒什麼了不起，哪兒跌倒哪兒爬起來。」有人說：「好好幹兩年，你還是你。」還有的人勸我：「姜昆，該說說，該叫唱，聽不見你唱歌，我們可悶得慌。」老職工還把我請到家裡去，吃上一頓飯，勸我打起精神。可是，宣傳隊不讓我搞了，報導也不讓我寫了。我怎麼辦？沒事就寫點兒小品，記記生活的素材。一天，我把連隊一個老貧農積肥的事寫了一首小詩：
屋外，黃土幾筐，
屋內，菸灰迷茫；
大爺一個勁兒整炕，
大娘進門兒就嚷：
「老頭子，鼓搗啥？
屋裡攪成這個樣！」
「炕洞鋪黃土，
燻肥一筐筐。
連年奪高產，
俺要獻力量！」
「嘿！俺們一起幹，
家裡辦個化肥廠。」
大爺忙掏炕。
大娘運灰忙；
鬢角眉梢掛菸灰，
滴滴汗水地下淌。
屋內，紅心精造炕洞肥，
屋外，躍進歌聲嘹亮！
給大家一讀，大家咂咂嘴，「有點意思」。但我當時是那樣的處境，連裡的黑板報肯定不會發。靈機一動，我把它裝進信封，投到《兵團戰士報》社，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投稿。沒一個月，報上居然刊登了。那個時候，報紙上能登我們小山溝裡的一個作品，可不是簡單的事。連裡開始傳開了：「嘿！姜昆的詩，報上都登了。」「這小子還是有點『水兒』。」我受寵若驚，一連寫了十幾篇小品，全投到報社。沒些日子，又陸陸續續地登了幾篇。我拿著報紙，看著自己的作品，手都顫抖了。我想，我二十剛出頭，這個世界上還有多少事要我去做，我該不懈地努力，只是要冷靜地總結過去，不能像沒頭的蒼蠅那樣去亂撞。
大概由於我沒有自暴自棄，1972 年8 月份，我被調到團宣傳股的創作組，從事創作。離開連隊那天，大家擺酒席送我，烈性的「北大荒」一進肚，全身的血都沸騰起來。但痛定思痛，對於如何做人，對於藝術的理解，似乎清醒了一些。
在連隊時想上來，一上來還真懷念連隊的生活。不錯，幾年中跌了不少的跟頭，可這也是不可多得的磨練啊！
我在宣傳股搞創作，把在連隊裡生活的積累一點一點地倒出來寫節目，供宣傳隊演出，效果還不錯，於是我又寫呀，寫……
1973 年，我加入了共青團。
一天，我寫了一個故事《小王探親》，講反「返城風」的事。交給宣傳隊，沒人演。宣傳隊長跟我說：「姜昆，你演吧！正好借這個機會到宣傳隊來，也算重操舊業吧！」我同意了。演出引來了不少的笑聲，大家特別歡迎。一次，我隨宣傳隊到鶴崗市去演出，我一個人竟演了一個鐘頭，觀眾還不讓我下臺。演完後，一位熱心的觀眾跟我說：「你說得真逗，跟聽相聲似的！」相聲！我在小的時候聽過，但總是一笑就過去。那時候，電臺只播馬季的一段《友誼頌》，我幾次想試筆寫一段，可是不得其門而入，便不敢問津了。（姜昆演出小品《節日相》）
事也湊巧，這年的年底，有一天我正在宣傳隊裡排練，有人告訴我：「姜昆，兵團接來了中央廣播文工團兩名相聲演員，今天晚上在兵團演出！」我聽到這個消息，高興極了，馬上找領導請示，要幾個宣傳隊員一起，到兵團去看節目。因為在山溝裡，要看「中央團」的演出，多不容易啊。我們要求得迫切，領導答應得痛快，沒有一會兒，我們坐上火車，出發了。
（李文華）
兵團俱樂部裡，觀眾的情緒熱烈極了。臺上就是兩名演員，一個是郝愛民，一個是李文華。他們兩個人妙語連珠，詼諧幽默，一舉手，一投足，都把觀眾們樂得前仰後合。我驚呆了，就是你說一句，我說一句，能有這麼大的力量，一千五百人的座席裡擠了近兩千人，個個目不轉睛，張大了嘴，伸著脖子洗耳恭聽！我一邊看臺上，一邊看周圍歡笑的人們。啊！我想到了，人們需要笑聲，在那時的政治氣氛中，想這麼笑笑哪兒容易呀，生活中也沒有呀！有了這麼好的機會能酣暢地笑，可以說能忘掉一切地笑，人們能不鼓掌嗎？哪兒還想得起來演員累不累呀？鼓掌，讓他們演，讓我們笑！我們看完演出，離開劇場已經11點了，可上火車要等到夜裡2點半。夥伴們圍在車站的爐子旁取暖，我則把大衣往身上一裹，偎在一個牆犄角兒，閉上了眼。我睡了嗎？不！我在咀嚼郝愛民、李文華表演的每一句話。多有趣呀，相聲！多有魅力呀，相聲！我尋找那語言排列的蹊蹺，啊，……原來這麼一安排，「包袱」（相聲中的笑料）就響了，人家怎麼想的？！
（李文華）
夜愈深，天愈冷，我睜開了眼，盯住火爐裡的小火苗……寫相聲！說相聲！讓人們笑！我仿佛越過那火苗，看到我們的夥伴們在怎樣開心地笑……我起身叫過了兩位宣傳隊的夥伴：「咱們回去就說剛才人家說的那幾個小段行不行？」夥伴們驚異了：「我們沒本子！」我信心十足地說：「我回去給你們追記下來，放心，保證差不了多少！」看他們兩疑惑地點了頭，我撞了他們一人一拳說：「記住，你說郝愛民，你說李文華，李文華真逗，北京味多濃呀！……」我又在想他們的演出。那時，我怎麼也沒想到李文華竟是我後來藝術生涯的合作者。
快4 點才回到團裡，夥伴們倒在炕上就睡著了。我一點睡意也沒有，跑到我搞創作的小草屋裡，一點一點地回憶，甲怎麼說，乙怎麼說……沒2個小時，4個小段全記出來了，我把它謄在稿紙上。事後連我自己都驚奇，我那天的記憶力怎麼那麼爭氣，居然和舞臺上表演的腳本不差幾句話。
就是在那幾天夜裡，我作了個夢，夢見我當相聲演員了，而且我說話的那聲音和電臺裡的馬季居然一模一樣……
（馬季）
我為自己立下的理想，奮鬥了這麼久，這個理想到底是什麼內容呢？我總喊我愛藝術，我愛藝術，藝術就是舞臺上的蹦蹦跳跳嗎？我寫了不少對口詞，朗誦詩，小劇，歌曲，寫這些究竟是為著什麼？說句老實話，我從沒細想過。
（1975年姜昆和師勝傑表演相聲）
在我當了相聲演員，有了一點小名氣後，記者前來採訪，我幾乎全向他們講了底下的一段經歷，可遺憾的是他們都沒在文章中反映。
粉碎」四人幫」不久，《黑龍江日報》整版地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圍繞著〈三戰校門〉的一場階級鬥爭》，對《三戰校門》的內容及其在省內的影響作了深刻的批判，而這個作品的作者就是我——姜昆。
1975 年，文化部給全國各省市下了通知，準備節目迎接全國曲藝調演。於是從最基層調演開始，一級一級往上選拔節目，篩選的結果，我和另兩位同志合演的三人相聲《大鋼連長》被選到全省參加調演。我還擔任了兵團代表隊的副隊長。
1976 年在到省裡匯演的前幾天，「兩報一刊」發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社論，我們當即組織學習。在佳木斯開往哈爾濱的列車上，我一晝夜沒睡，趴在臥鋪上寫下了三人故事——《三戰校門》，內容是根據報刊上的材料編湊的。寫一個貧農的兒子，在「文革」前被轟出了學校，「文革」中又以工農兵學員的身份進入大學，在1975 年的整頓中，又和學校的領導展開了鬥爭。為了趕「時髦」，裡面還在許多處用了「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這個節目一演，就像石頭入水激起了波浪。有的大加讚揚，有的尖銳批評，相當一部分同志則保持沉默。有一位老作家卻偷偷跟我說：「姜昆，你太年輕，你前面的道路還長……」我惶惑了。
以往生活的遭遇，使我逐漸有了不斷冷靜地分析過去的習慣。我開始考慮我創作的原始動機，我這個作品的生活根據，我開始懷疑了，懷疑我自己憑空杜撰和幾年來習慣寫「標語口號式」作品的真正價值……
後來這個節目終於參加了全國的調演，雖然粉碎「四人幫」以後，我才認識到《三戰校門》的政治錯誤。但那個時候，我已經隱隱約約地感到，像寫這個作品那樣去「創作」，不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28歲的姜昆和25歲的師勝傑）
正當北京調演高潮的時候，趕上了1976 年唐山大地震。這場強烈的地震，把我們忙忙亂亂地震回了黑龍江。
臨離開北京，家裡人囑咐我：「姜昆，現在形勢緊張，寫節目可得注意，千萬別在這方面出錯。」又告訴我，正在給我辦困退。當時，我家有五個孩子，三個在鄉下，按北京的規定，可以調一個回到父母的身邊，爸爸決定讓我這個大兒子回來。這件事，我早已經知道，因為困退的材料好幾個月以前已經到了兵團，可是兵團領導一直沒有批。我知道，領導確實是捨不得一個比較得力的文藝骨幹離開。可是，我沒有把這一切告訴爸爸、媽媽，我不願意在他們希望之火上潑冷水。
代表隊回到省城，我們住在哈爾濱市體委招待所。一天晚上，已經10點多鐘，我們幾個小青年正在屋裡說笑。忽然，進來一位民警，要我跟他走一趟。我真愣了，雖然心裡坦然，但也仍有點忐忑不安。
走出招待所，馬路邊昏暗的路燈下，停著一輛三輪挎鬥摩託，我剛坐進挎鬥，車就開了起來。車開得飛快，風吹得我的身上冷嗖嗖的。這時民警說話了：「別怕，馬老師來了！」馬老師？誰呀？我實在反應不過來，白白眼，看看他。只見他用一隻手拍拍我的腦袋：「馬季！」呵，馬季找我？！對了，前幾天聽省裡的記者說，馬季和中央廣播文工團的領導一起看了我的演出，並且傳出了要調我到北京的風。當時我不敢相信。但現在，馬季來了，又叫我去，莫不是……
車在大慶駐哈爾濱市辦事處的門前停下來，民警帶我走上樓。一開門，馬季、唐傑忠在裡面，他們一見我進來，就熱情地招呼我坐下。馬季告訴我，他們去大慶為一個會議演出，路過哈爾濱問我點事。我等著他們問。「你願意當演員嗎？」「願意！」「你願意從事相聲事業嗎？」「願意！」「你願意到我們團來嗎？」「願意！」我一連說了幾個願意。難得的機遇，我不允許我的思維和語言有一點遲疑和疏忽。
馬季、唐傑忠幾乎是訴苦衷地說：他們發現我是個相聲演員的「苗子」，想調我到中央廣播文工團去工作。但是，當時要調一個相聲演員，全要憑在當時適應那種不正常的制度的方法。他們說「渠道」他們可以疏通，可辦手續，全得憑我自己的「神通」。忽然，我想起來了，我有困退的材料，只要兵團領導點頭兒，困退回北京沒問題。馬季、唐傑忠眼睛一亮：「嘿，太好了，我們去兵團匯報，請他們幫忙！」
那天從大慶辦事處回到我的住地，已經深夜一點半了。離開的時候，馬季、唐傑忠一點兒困意也沒有，我聽到他們喃喃地自語：」現在，辦成一件事，真不易呀……」
為了我，準確地說是為了他們所熱愛的相聲藝術，馬季、唐傑忠帶著在大慶演出的疲勞，星夜驅車去了佳木斯。他們的「匯報」可真費勁兒，走到哪兒演到哪兒，坐著火車趕場。事後，馬季和我說：「小姜，為了你這麼個人，我和老唐的嗓子在兵團都演『橫』了！」可領導的思想「順」了，他們說：「我們放！」
一個星期後，我在哈爾濱聽見了這個「放」字兒，心呵，像長上了翅膀，在湛藍的天空中飛了起來。我恨不得扯著那天邊幾抹輕雲去擦拭自己灑在心靈上的淚花。祖國呵——母親，您的兒子，在您的懷抱中的幸福，莫過能把一顆赤誠的心獻給您。我不會忘記興安嶺那幽幽的山谷，也不會忘記三江平原那一望無際的麥海；我不會忘記那從小走過來深淺不一的腳印，更不會忘記那生活中不斷給我溫暖的人們。
1976 年的9 月中旬，在我差一個月滿二十六周歲那天，我坐上南去的列車，走向了新的藝術生涯。
火車開動時，我把我的臉緊緊地貼在了車窗的玻璃上喃喃自語：北大荒的土地，北大荒的人民，我去了。不是為了離開你們，而是為了更貼近你們。如果說，從我在襁褓中算起，我是吸著媽媽的奶水長大，那麼，真正長成為祖國大手大腳的兒子，則是吮著東北肥沃大地的乳汁。我知道，從這天起，意味著我人生道路的又一個起點。但是，我真能用藝術去為親愛的祖國、親愛的人民服務嗎？我將怎樣去服務呢？多年的夢想實現了，但到這時才發現原來那夢想竟是如此朦朧……我發現，我肩上沉甸甸的，而展現在我面前的路卻很長，很長……
文章來源：「姜昆笑友會」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