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先生的所謂《播州楊保考》，參考文獻根本未引用四庫全書中的國史證據，和播州出土文物，更未到播州實地考察，僅採信了地方志史料，和某氏家譜不實記載為證，通篇否認遵義府志所載的《楊氏家傳》，於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五日識於上海淮海中路寓齋，閉門推理杜撰。
祥閱《播州楊保考》全文，方知譚先生的所謂「楊保」、「楊保子」僅見於李化龍《平播全書》中的《播地善後事宜疏》一文。
筆者認真查閱四庫全書中的《平播全書》，根本無《播地善後事宜疏》一文，僅有《播州善後事宜疏》，是平播戰爭後，李化龍上疏朝迋，如何處理善後事宜之奏章，在「限田制」一節中李化龍云： 「播州舊民……號『楊保子』者，查果真的，無論原田肥瘠，俱人給田三十畝，上中下攙配均給，若一處皆上田皆下田者，臨時酌給，大率純下田不得多過一百畝，純上田不得少過二十畝，其原非播民，必不能為『楊保』語，亦自易辨，無問其曾否寄住，皆不得妄認，斯詐冒不行，爭競可息，」 李化龍所說的「楊保」、「楊保子」的意思很明確，就是平播之前播州舊有的「楊氏保護(管轄)下的子民」，的意思，這是平播之後丈量田土重新分配，屬原居之民，以「楊保子」稱之，非原播民，就不能稱「楊保」之舊民，以免除妄認欺詐爭競，這裡的「楊保」、「楊保子」，絕對不是指一個人，一個民族。
譚其驤雖然是一代名人，可他杜撰的《播州楊保考》，缺乏史據支撐，引用史料不可信，誤解真實歷史，純屬閉門推理而論，誤將播州楊氏統領視為「楊保」，播州楊氏後裔視為「楊保子」，同時，誤以一個少數民族，一個地域等，予以論述，實屬誤解了李化龍奏章中「楊保」、「楊保子」的真實原委，誤導了不少喜歡研究播州楊氏歷史的人士，引來不少學術屆的爭論，有損世界文化遺產～海龍囤的輝煌形象，不利當今遵義打造歷史文化旅遊業的發展。依據《四庫全書》中所記載《忠烈廟碑》、《楊氏家傳》、《楊應龍列傳》、《播州宣慰司》等，宋、元、明、清代國史記載，和《牧司一方》考古成果的文化、器物、碑文，足以證實：播州楊氏族源史，更準確地說：乾符三年，隨楊端入播的謝、令孤、成、趙、猶、婁、梁、韋等姓氏族源，均屬正宗漢族，絕非夷人或少數民族，是毋庸置疑的真實歷史。現列舉《四庫全書》中所記載播州楊氏族源史，和《牧司一方》考古成果等若干鐵證如下；
一、元朝名臣文學家程鉅夫[1]撰雪樓集第十六卷載《忠烈廟碑》云：……楊氏系本太原，唐乾符初贈太師諱端者，宦遊會稽，後客長安。適南詔陷播州，大為邊患，有旨募能安疆場者，太師慨然自效，遂命為將，以復播州。威暢恩融，夷夏畏服，因領其郡，是為播州楊氏始祖。《忠烈廟碑》即明確記述了「播川之楊」的「用夏變夷」，鹹淳四年，考惠敏公又請於朝，錫今廟號，刻家訓於石榜，崇孝於樓。至是而播川之，楊幾五百載，用夏變夷，子孫蕃衍，益遠益大，傳至於侯，節義不，勳庸益著。蓋侯自幼已能好學秉禮，以文自修，遵禮老成，得其忠，益其承，天寵召民和也固宜。
二、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宋濂[2]全集《楊氏家傳》云：楊氏「其先太原人， 仕越之會稽， 遂為其郡望族。入播始祖端， 唐末寓京兆。南詔陷播州， 端以乾符三年（876 年） 應募將兵復播州， 隨有其地」。楊端交結播州當地土著豪族， 擊退閩蠻與南詔兵， 並與南詔納款結盟。後 「諭以威德， 縻以恩信， 蠻人懷服」， 乃長據播州， 並獲得播州刺史、 武略將軍之職。後楊端逐步鞏固、 拓展其勢力， 取得了播州的長久統治權。
三、明代理學家瞿九思[3]撰寫《武功錄～播酋楊應龍列傳》中云：端故太原人也，後唐莊宗時，仕會稽為望族，徒京兆，居焉，唐乾符三年，南詔叛，陷播州，詔募六郡良家子，遂決策，徑合江，入白錦……。
四、清朝傑出政治家張廷玉[4]奉命勅修的《明史～播州宣慰司》中云：遵義府即播州。秦為夜郎且蘭地。漢屬牂牁。唐貞觀中，改播州。乾符初，南詔陷播，太原楊端應募復其城，為播人所懷服，歷五代，子孫世有其地。宋大觀中，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其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
五、播州楊氏若干冊老譜記載：楊端，山西太原人唐僖宗乾茯三年（876年），楊端應募,與其舅謝氏率令狐、成、趙、猶、婁、梁、韋八姓,收復播州失地，世襲播州。
楊氏漢族說主要源於明初文學家宋濂撰《楊氏家傳》及其相關文獻,稱楊氏來自山西太原。宋濂撰《楊氏家傳》是受楊氏之託而作,實乃楊氏自說[5]。而文獻對楊氏注重儒學的記載、楊氏婚姻以及考古發現等,均透出楊氏典型的漢文化特徵。播州的地域及建置,是討論這個問題必須考慮的背景。初期播州系徵服或招撫當地少數民族為基礎「開山洞」「開南蠻」「招生僚」所置,人口稀少、經濟落後,為下州。其間經制州、羈縻州交替頻繁。唐代建立伊始，「時天下未定,凡邊要之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太宗貞觀九年(635年)以隋牁郡之牂縣地置郎州,屬於經制州。貞觀十一年(637年),州廢。貞觀十三年(639年)復置郎州,更名曰播州,為播川郡,屬黔州都督府。後又屢次興廢和改隸,並降為羈縻州。從經制州向羈縻州的遞降,可見中央對此地管理權力的下降,這一狀況的存在,一方面是與播州位置遙距中央休戚相關,朝廷之力鞭長莫及;另一方面,亦反映了播州地區民族關係複雜的客觀存在。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中央與地方勢力「此消彼長」,逐漸衍生出了許多「地方大族」,自漢以來「以夷制夷」羈縻之治的優勢凸顯。至元明之際貴州逐漸出現了「四大土司」,即「水西安氏、水東宋氏、思州田氏、播州楊氏」,除水西安氏系沒有爭議的土著」彝族外,其餘三大土司宋氏、田氏、楊氏,文獻均稱源自中原而非本地土著。在經歷唐末五代及北宋時期的戰亂和內部紛爭後。進入南宋,楊氏步入和平時期,漸入「中興」「(楊選)性嗜讀書,擇名師授《子》《經》;聞四方士有賢者,厚幣羅致之,歲以十百計。…軾留意藝文,蜀士來依者愈眾,結廬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蠻荒子弟多讀書攻文,土俗為之大變。……(粲)復大修先廟,建學養士,作《家訓》十條……價好學，善屬文。先是,設科取士未及播,價誦於朝,而歲貢士三人云。[6]13世楊粲自幼好學,讀完《大學》後,即掩卷嘆曰:「此非一部行程歷乎?必涉歷之至乃爾!」[7]，首次在播州修建學宮教學,他制定了《楊氏家訓》十條「盡臣節,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從儉約,辨賢佞,務平恕,公好惡，去奢華,謹刑罰」,體現了楊氏以儒治播治家的核心思想。14世楊價向朝廷申請獲準「歲貢士三人」,嘉熙二年(1238年)就有冉從周榮登皇榜,成為播州歷史上第一個進士,時稱「破荒冉家」。15世楊文於嘉熙三年(1239年)在筆花峰南麓(湘江河東岸今遵義市中醫院側)修建孔子廟。17世楊漢英著有《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內外集》六十四卷。楊粲墓出土「講諸侯五月而葬之禮,棺槨制度,煥然鼎新」墓志銘[8]，亦是楊氏尊崇儒家思想的體現。中央政權要在化外之地推行「王化」,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而播州卻在沒有外力壓迫的情況下,自己進行這種「王化」即「文治」,如此對儒學的推崇和對文教的重視,非西南其他土司所能及,明顯異於沒有任何土著疑義的水西安氏,如果沒有深厚的文化淵源及傳統,恐難及此程度,這不能不與其族源相關聯。楊氏婚姻,也折射出一定的族別信息。除俞氏、苟氏族別不知外,謝、田、張、宋四姓似乎均可判定並非少數民族。謝氏系隨楊氏入播的漢族。田氏貴為思州土司,但其族源或系「京兆」即陝西西安後在黔東北地區發展成大族,逐步奠定起土司政權的基礎，張氏系江西龍虎山張天師家族,族別毋庸置疑。宋氏或祖籍鎮州、即今河北正定,均與楊氏一樣源出中原，而水西安氏是源自土著彝族,與楊氏並無婚姻關係。從以上楊氏婚姻關係,或說明楊氏有不與少數民族通婚的習俗。這也可對楊氏的族別進行反推,說明其有著不與地方少數民族通婚的心理和傳統，權當楊氏是漢族的一個旁證。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了對播州楊氏土司墓地的考古工作,近些年因海龍囤遺址申遺而啟動的土司考古,使播州楊氏土司遺存考古工作得以持續推進,對播州楊氏土司遺存有了更系統和深入的認知。楊氏「陰陽二界」的遺存均體現出強烈的漢式特徵，如包括海龍囤新王宮遺址、永安莊等莊宅均為中軸線對稱的官式建築格局、海龍囤等遺址內還出土了體量巨大的鴟吻等脊獸。各處墓地中的漢式特徵同樣豐富,目前確定的6處土司墓地,主要分布於遵義湘江河及其支流沿岸的風水上佳之處,這體現出楊氏濃鬱的風水堪輿觀念。從土司墓地的分布、風水堪輿思想、墓園的格局、墓主昭穆入葬制度、墓祠的使用、墓葬形制、裝飾雕刻、建築的中軸線對稱布局以及出土器物等,均體現出濃鬱的漢式風格。楊粲墓誌殘片存於前室，楊文、楊漢英墓均有神道碑,說明播州楊氏土司墓葬一般都有墓誌且有神道的存在,墓誌一般安放於墓室外中軸線上,由篆書志蓋和楷書志文各一方構成,出土時志蓋、志銘相對疊合,用鐵皮封成十字,盛裝於一石盒中。楊粲墓出土墓志銘亦稱楊氏「……講諸侯五月而葬之禮,棺槨制度」直接體現出典型的漢制。無獨有偶,楊價墓的發現,獨特的土坑木槨墓,不光是對楊粲墓志銘所說的楊氏對於禮制的遵循、對棺槨制度的遵從、這一獨特葬制,直接是漢式特徵在楊氏墓葬中的體現。楊粲墓是黔北宋墓的典型代表,其墓葬形制、雕刻題材及風格均與川渝地區石室宋墓同。楊粲墓墓室之結構布局及裝飾題材,均布置巧妙、耐人尋味。楊粲像是整個墓室的核心,端坐於後壁壁龕正中的龍椅上,楊粲頭戴展翅幞頭,身著圓領寬袖長袍,腰束帶,面部豐滿,目光炯炯有神,嘴角略微收斂,似含笑意,幾條簡單的衣折線勾畫出他肥碩的軀體,出土時椅背兩角龍頭,靠墊及袍服上殘留著貼金及紅綠色彩繪痕跡,和兩宋時期帝王像如出一轍。墓主、文官、武士、進貢人、負重力士以及整個仿木構建築、桌子、屏風、獅子戲球、野鹿銜枝及各類團花雕刻題材,均襯託出以楊粲為核心的播州司治衙署氛圍,南宋播州首領的形象呼之欲出。分立於左右側壁的文官、女官,亦著官服。這些雕像均無絲毫「夷」因。左右墓室之後室墓頂後部斜坡藻井的「慶棟」「德宇」匾刻以及人物雕刻從墓主到力士的布局安排,均體現出嚴格的等級和尊卑觀念及典型的儒家傳統思想。播州楊氏土司墓葬出土器物,除了銅鼓有著少數民族元素外,其餘金、銀、玉器等,均與播州以外同時期器物如四川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明代藩王墓等的器物極為相似,可見其風格還是以漢風為主。對於播州楊氏族別,雖然眾說紛紜,或漢或夷,本書將文獻記載、楊氏的儒學傳統、楊氏婚姻習俗和考古材料相結合,認為楊氏生活及喪葬習俗均漢風濃鬱,源出山西太原的記載或非空穴來風。播州屬西南夷地,境內原住民為西南蠻以「僚」為,到明時期,「十三姓苗夷:其關外苗夷則有仲家苗、黑苗、仡兜苗、木老、子姜苗、花苗、蔡家苗、九股苗」[9]。散見於史籍的有「黑腳紅腳苗、苗、水賤、仡佬、羿子」等。楊氏自己的碑刻材料其實也真實地反映了此情況。元朝程鉅夫便受楊漢英所託撰有《忠烈廟碑》,即明確記述了「播川之楊」的「用夏變夷」:「鹹淳四年,考惠敏公又請於朝,錫今廟號,刻家訓於石榜,崇孝於樓。至是而播川之楊幾五百載,用夏變夷,子孫蕃衍,益遠益大,傳至於侯,節義不替,勳庸益著。蓋侯自幼已能好學秉禮,以文自修,遵禮老成,得其忠,益其承,天寵召民和也固宜。若夫致嚴於宗祏,崇飾於本原,之思以微顯闡幽,垂裕永永,是又孝子慈孫之大節也。……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10]該碑銘透露出楊氏對其族源的傾向性,亦體現出播州處於西南夷地的客觀事實。而且,生動地描述了楊氏的「用夏變夷」,即楊氏與本地民族交流融合的過程。[1]程鉅夫(1249年5月30日-1318年8月14日) ，初名文海，因避元武宗海山名諱，改用字代名，號雪樓，又號遠齋。建昌軍(今江西南城)人，祖籍郢州京山縣(今屬湖北)。元朝名臣、文學家。程鉅夫自少與吳澄同門。南宋末年，隨叔父降元，入為質子。因受元世祖賞識，累遷至集賢直學士。至元十九年(1282年)，奏陳五事，又請興建國學、搜訪江南遺逸、參用南北之人，其建議均被採納。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於江南推薦趙孟頫等二十餘人，皆獲擢用。丞相桑哥專政，程鉅夫上疏極諫，幾遭殺害。其後歷官大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翰林學士承旨，並參與編修《成宗實錄》、《武宗實錄》。延佑五年(1318年)去世，年七十。泰定二年(1325年)，獲贈大司徒、柱國、楚國公，諡號"文憲"。程鉅夫歷事四朝，為當時名臣，其文章雍容大雅，詩亦磊落俊偉。有《雪樓集》三十卷。[2]宋濂(1310年11月4日 -1381年6月20日 )，初名壽，字景濂，號潛溪，別號龍門子、玄真遁叟等，漢族。祖籍金華潛溪(今浙江義烏)，後遷居金華浦江(今浙江浦江)。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與高啟、劉基並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又與章溢、劉基、葉琛並稱為"浙東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譽為"開國文臣之首"，學者稱其為太史公、宋龍門。[3]瞿九思，字睿夫，黃梅人，明代理學家。十歲從父宦吉安，三十七年，以撫按疏薦，授翰林待詔，力辭不受。詔有司歲給米六十石，終其身。撰有《樂章》及《萬曆武功錄》。[4]張廷玉(1672年10月29日-1755年4月30日)，字衡臣，號硯齋， 安徽桐城人。清朝傑出政治家，大學士張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入值南書房，進入權力中樞。康熙朝，官至刑部左侍郎，整飭吏治。雍正帝即位後，歷任禮部尚書、戶部尚書、吏部尚書，拜保和殿大學士(內閣首輔)、首席軍機大臣等職，完善了軍機處制度。乾隆帝即位後，君臣漸生嫌疑，晚景悽涼，致仕歸家。乾隆二十年(1755年)，卒於家中，年八十四，諡號"文和"，配享太廟，是整個清朝唯一一個配享太廟的漢臣。張廷玉先後任《親徵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省方盛典》、《清聖祖實錄》副總裁官，《明史》、《四朝國史》、《大清會典》、《世宗實錄》總裁官。[5]楊氏22世土司楊升墓志銘有載:「按楊氏自太師公端,逮公之考庸齋府君為世二十有一,官伐行績,載諸世家及宋景濂所著《家傳》傳世者,茲不泛述,乃斷自公書之」,據此知《楊氏家傳》雖為宋濂所著,但其文或據楊氏所述而來。見貴州省博物館:《遵義高坪「播州土司」楊文等四座墓葬發掘記》,《文物》1974年第1期。
[6](清)鄭珍、莫友芝編纂,遵義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整理點校:《遵義府志》卷三十一,第586、587頁。[7](清)鄭珍、莫友芝編纂,遵義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整理點校:《遵義府志》卷三十一,第586頁。[8]貴州省博物館:《遵義楊粲墓發掘報告(初稿)》(油印本)。[9](明)李化龍:《平播全書》卷八《宣諭》,第284頁。[10](元)程鉅夫:《雪樓集》卷十六《忠烈廟碑》,《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2冊,第221、222頁。
審核：楊通海、楊明芳、楊明德
編輯：楊長富
法律顧問：楊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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