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今天社會人類學領域的新型理論視角中，無論是否與其他學科進行合作，我們都可以從中提煉出兩大方向。 第一種方向是對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它得以超越過去文化區域的劃分，這種劃分曾以傳統的方式將人類學家們劃分為三個「貴族」部落和兩個被支配的部落。
美洲學家、大洋洲學家和非洲學家一度是社會人類學中的王者：他們研究的社會是「原始 的」「隔絕的」與「環節的」，這些社會代表了人類逝去的天堂。相比之 下，專攻於亞洲和歐洲的人類學家則受到雙重的支配：一方面，在社會人類學中，他們所 研究的社會，往好了說，是有文字的文明；往壞了說，只是歐洲殖民下的代表。另一方面，研究亞洲的人類學家受到歷史學家、文學家和語言學家支配，而研究歐洲的人類學家 則受到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支配。 這種新的跨國和跨文化的研究尤為關注城市研究，作為領導者之一，薩斯基亞· 薩 森就成為跨學科研究的大師。一種嚴格意義上全球化的民族志，正在伴隨著對「多點」民族志的反思而在建立之中。
這一來自喬治· 馬庫斯的術 語，旨在讓民族志從空間的定義中解放出來。然而，其中仍然存在著成為標準術語的模糊性：民族學當然必須追尋它所研究之處的跨知識之鏈，就像它研究羅斯柴爾德的跨國家族或塞內加爾的移民那樣；但是它有必要像馬庫斯聲稱的那樣，必須去累積旨在比較的地方化民族志嗎？至少，為了能最終避免田野調查的隨意而帶來的比較的隨意，必須要去對民族志的選擇進行證明。以往人類學研究中的統計數據轉向，無疑 是對定量社會學的令人滿意的回應，但這必須要打破定量社會學與經常對人類學進行批評的定性社會學之間的壁壘。
第二種創新的研究方向，在於關注不同文化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它主要揭示的是 社會人類學和研究科學的社會學之間的關係。這類研究已經在三個相對較為封閉的核心領域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第一個領域，按照布魯諾· 拉圖爾提出的術語來說，是對非人類的人類學研究，或者按照菲利普·德斯科拉提出的術語來說，是對自然文化的組合的人類學研究。這一領域在發展時與針對環境的新科學並沒有太大的關聯，後 者包括了社會學、地理學和政治科學。
第二個領域，認知人類學重新提出了生理學意義上的人類與社會意義上的人類之間關 系的問題，並且伴隨著與偏向生物醫學的認知科學、語言學與社會人類學之間對話的種種困難。總之，認知人類學重新展現了在充滿危機的社會人類學之前的人類學的初級場景。 人類學可以回歸到一邊是生物學與人類古生物學，另一邊是社會學與語言學的區分嗎？這 裡難道沒有重蹈亞歷克西斯· 卡雷爾覆轍的風險嗎？後者應當重寫他的《人，難以了解的萬物之靈》這本書。
我們是否可以同生物學家一起在整體性中思考人類這一種族，同時 又不拒絕與文化多樣性不同但同樣具有合法性的分析，從而糾正關於族群性的諸多錯誤？ 第三個領域，已然成為性別研究的女性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是美國和英國人類學中最為積極與活躍的潮流。出於法國女性主義政治史的原因，這一方向並沒有成為法國的主流。然而女性研究通過質疑生物性別、性的社會實踐與作為社會關係的性別之間的關係，重塑了人類學理論的普遍性抱負。生物科學業已成為伴隨著科學研究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而上述方向則在生物科學與研究親屬關係的新人類學之間重新架起了橋梁。
在以上三個領域中，關鍵在於生物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合作只會在一種情況 下是可以期待的，那就是避免以下兩塊暗礁：一是避免兩個世紀以來時常出現的將人類學化約為生物學，另一個是避免將生物學家轉變為當地人，這雖然可以推動生物科學知識的進步，但並不必然有益於人類的知識。 從學科史來看，人類學是所有關於人類的學科實現前沿性跨學科合作的最佳場所，前 提是不要忘記這一學科的科學進步應當歸功於其創始人博厄斯和涂爾幹的努力：他們使得社會人類學在人類的自然史中得到自主性。
不過跨學科並非內在的目標，而是一種工具，這種工具得以分析那些過於複雜而無法 由單一學科完成的當代問題，並且使得問題的譜系更為完備。21世紀巨大的挑戰需要通過人類學的視角進行觀察。我們可以嘗試列出一份清單：新興工業經濟尤其是能源領域帶來的對全球範圍內的生態系統的威脅，當地人是最 初的見證者；多元世界的地緣政治張力，其中既沒有二元的邏輯，也沒有不受質疑的領導者；在不同大洲的社會中，期待視野的轉型；資本國際流動的增長，並且伴隨著國家對個人流動的限制；國家內部和國際之間新型不平等的出現；思考國際層面的公共健康和社會保障的必要性。
一方面，社會人類學繼承了其學科史上舊時期的百科全書式的開放性，另一方面，它 還繼承了民族志分析的細緻性，以及在不同層面理解社會進程的能力。上述這兩個方面就 是人類學理解當前和面向未來的王牌。社會人類學並非人類的自然史。這一原則也可以表述如下：社會人類學與社會學無異。面對生物科學的自主性不得不被多次強調：在對原始人研究近一個世紀的 自然主義偏移之後，這種自主性先是在18世紀末期被強調，接著又在19世紀被再次強調 。
這一自然主義計劃一邊用來思考人類的起源，建立人類古生物學以及研究人類群體的遺傳學；一邊又面臨著被混淆的風險：這是一種在語言群體、文化群體和「種 族」或生物學群體之間的混淆，它曾在1862年由布羅卡和勒南反對皮克泰特的爭論中被極力避免，並且最終於1902年伴隨著美國人類學協會的成立而被完全排斥；這同樣是在自然 選擇與社會選擇之間的混淆，由於它隱藏於強者的道德舒適感之中而更加難以被根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一次新的政治上的偏離使得這種混淆重新被質疑。今 天似乎仍然要注意維護一種社會科學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反對建立在生物學之上的新興 認知科學的帝國主義。社會人類學是與所有社會有關的科學。
這一原則是最難被確立的。自18 世紀末起，這一原則就被沃爾內寫了下來，接著又在20世紀初被涂爾幹和莫斯書寫。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與去殖民化的風暴中，這一原則曾遭到質疑，繼而又在20世紀末作為對社會 人類學危機的回應而被再次提起，這種社會人類學的危機出現在對行將消亡的冷社會的研 究之中。對第一個和最後一個原則的提出，要大大歸功於與我同一代的人類學家。對於這一成 長在越南戰爭後期的時代來說，相互原則是一種政治見證，沒有這種見證我們就無法成為人類學家。1977年當我進入人類學的研究中時，就像我那些阿爾及利亞和拉丁美洲的同事們那樣，我有著去殖民化的強烈政治信念。
我們完全被以下的觀點說服，那就是人類學並 非一門歐洲的科學，而現在正是由當地人參與到關於他們自己社會的知識發展的時刻。正是普遍原則確立了我們對遠方和近處本土社會的復原：我們把合法性歸功於對歐洲的研究，因為社會人類學的方法和理論可以被無差別地運用在大分裂的兩端。相反，其他兩個原則的提出，則要歸功於認識論上的信念，這種信念大大超越了我們 這一被政治化了的時代。反思原則代表著對科學的嚴肅性的簡單要求，這一要求可以聯繫 到對《社會學家的技藝》的閱讀。這本書中指出，自然科學的認識論澆灌了社會科學的認識論。
研究社會的科學的自主原則，從19世紀末起就被長期遵循，在21世紀初期之前一直 沒有受到過質疑。然而21世紀初期是這樣一個時代，研究人類的自然科學，伴隨著認知科學與它們社會學的擴張，重新拾起了一度被拋棄的帝國主義計劃。 在不同時期與不同土地上的人類學家與民族志學者的共同體中，上述這些原則都已經 出現在他們日積月累的工作中。這些原則誕生於歐洲霸權之前，它們使得人類學得以生存下來。社會人類學不僅是一種普世文化的重要維度，同樣也是一種建立在經驗證據之上的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經驗主義化，社會人類學建立在允許參與觀察的調查關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