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和農村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調整,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青壯年人數迅速膨脹,現階段我國進城農民工的數量已經達到2.47億人,而隨之一起進入城市的未成年子女也越來越多,2015年已突破1367萬人。這些未成年子女的入學,受教育問題也越來越凸顯,並逐漸成為了最具挑戰性的重大社會問題之一。」
全國人大代表、東莞鼎泰鑫電子科技公司董事長王馨在向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提交的《關於優化現行教育體制,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中寫道,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製造業的高速發展,中西部地區農村青壯年進入沿海城市求職務工的數量持續增長,而跟隨父母一塊進城的未成年子女數量也越來越多。
她引用國家人口計生委的統計稱,截止2015年,我國流動人口約2.3億人,而這些流動人口中佔絕大多數的就是上述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現在社會上一般稱之為進城農民工。這2億多人口的背後,有7000萬他們的子女,這其中有4000多萬的年齡是在十四周歲以下的兒童。
王馨分析,進城務工農民工隨遷子女無法獲得良好教育問題近些年日益凸顯出來,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需要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一是輟學現象嚴重。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子女得不到相應的教育機會,被迫或主動放棄了受教育的機會,不少農民工子女到了受教育時間因為經費或者找不到入學學校而推遲入學。
二是教育費用高昂。教育部已經出臺政策取消了「借讀費」、「贊助費」等,有些地方雖已取消了各項額外收費,但按照當地學生設定的書費和學雜費對於收入並不高的農民工家庭來說依然是個不小的數目。雖然也有的地方實行了公立中小學免費義務教育,但公立學校給農民工子女的學位有限,絕大多數農民工子女只能進入收費高昂的其它學校就讀,給這些農民工家庭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
三是教育質量差。由於農民工子女的戶口不在當地,經濟條件薄弱,但又要佔用當地教育資源,因此,一方面受到少數流入地政府的排斥,另一方面被就讀的公辦學校排斥,經常是「插班」或者是被「單獨編班」,人為地劃歸另類,加之其父母工作流動性大,管理難度較大,學校有時會疏於管理;由於沒有學籍,成績不計入教學考評,甚至無機會參加學校或當地各級政府舉辦的各種活動,缺乏學習積極性;再就是由於農民工子女生長的環境與城市學生不一樣,生活習慣、學習養成也不一樣,常常被公辦學校的城市學生排斥。
四是就地入學困難。農民工隨遷子女的就學渠道主要有:在公立中小學借讀;就讀於流出地政府在流入地所辦的學校;進入民助公立(或公助私立)學校;就讀於農民工子弟學校等。
其中,公立中小學主要是滿足城市學生,由於教育經費、場地、師資力量等因素給農民工隨遷子女的學位有限;由於農民工流動性大,且分散,流出地政府在流入地辦學難度大,只有在同一地流出的農民工數量較集中的地方才具備辦學條件,因此,這樣的學校數量也屈指可數;民助公立(或公助私立)學校由於以贏利為目的,收費都比較高,對於低收入的農民工來說難以承受;而農民工子弟學校由於教育經費匱乏,辦學條件相當惡劣,師資力量嚴重不足,學生安全和教育質量很難得到保證,不僅拿不到許可證,有的私自開設後隨時都有可能被政府部門取締。
王馨在《建議》中表示,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問題,不僅是對農民工子女權益的尊重,更關乎國家、社會的長期穩定和長遠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講,能否解決好其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是穩定農民工,吸引農民工留在城市安居樂業的關鍵,吸引他們繼續為城市服務,創造更多社會財富。
針對上述問題,王馨建議,調整現行的「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教育管理體制,改變過度分權的現狀,變「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為「中央統管,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強化中央的統管職能,建立多級政府共同管理機制,破除城鄉分割局面,保證教育資金的投入,維護教育公平,促進教育和諧健康的發展。
同時建立「就地入學」的教育機制,加快現行義務教育體制改革,建立全國性的電子學籍管理系統,為做好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工作提供科學依據,凡是在當地居住滿一定年限(例如一年以上)的學生,均可就近入學和參加升學考試,農民工隨遷子女與城市學生平等地享受城市教育資源,真正實現城鄉公平、地區公平的國民義務教育制度。
此外,王馨認為,調整教育投資體制,政府應作為承擔義務教育費用的主體。她建議中央政府要把握好宏觀調控,從中央財政中提取一定的專項經費,用於經濟條件薄弱地區的農民工隨遷子女義務教育補貼,以促進義務教育區域平衡和協調發展;流入地政府應根據當地農民工數量及其創造的財富、當地現有公辦教育規模和水平、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需求與供給比例等參數來提取相應經費用於改善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而且要設置一定的底線,從而強化流入地政府的責任,這樣既有利於在全國範圍內降低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區域差異,又有利於國家實施統一的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評價標準以及調控、監督機制,從而提高我國義務教育整體水平。
王馨代表已經連續五年關注留守兒童問題。她認為解決留守兒童問題需要從根源上找突破,而深化我國戶籍制度改革,推動農民工市民化,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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