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宏有多重身份。他是市民熟知的「張爸」，是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11月30日，他又多了一個身份：上海市傳染病與生物安全應急響應重點實驗室主任。
此外，他還有一個重要身份——教師，在學生們眼中，他是醫教研全面開花的「超人」。
11月公布的「寶鋼教育獎優秀教師特等獎」獲獎名單中，張文宏的名字打頭陣，這表明評委會兩輪投票表決後，他得票數排名第一。
12月2日，復旦大學發布一則深度對談，張文宏分享為師之道。
「走上教師崗位，不在計劃之中」
問：你是怎麼走上教師崗位的？
張文宏：走上教師崗位，事實上不在我的計劃之中。應該說，我原計劃只是做一位醫生，純粹的醫生，但是進了曾經的上海醫科大學、現在的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的這個門，畢業後又留在學校附屬醫院工作，我的任務除了做醫生以外，同時被自動賦予了另一個身份，那就是老師，跟那些帶我的前輩和導師一樣。
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是最早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醫學院，也是國內醫學教學水平最高的醫學院之一。附屬醫院承擔著醫學院所有的臨床教學工作，我們一批批醫生走向臨床，都必須在醫學院這個醫生的搖籃裡成長。所以我也是在這裡，做醫生的同時，學著怎樣做老師、怎樣做研究。
問：你的老師翁心華對您有什麼影響？
張文宏：翁心華老師給我一個非常大的影響，就是他做事情非常專注，比如他做臨床，可以專注到別的事情都不管，一輩子都在臨床兢兢業業工作。所以他是我們整個內科學界非常著名的泰鬥，也是大家公認的感染病領域以善於診治疑難疾病的「福爾摩斯」。
這種對醫療的無比專注，在當下新的社會環境中，對我們這一代醫生提出了挑戰。今天是一個信息爆炸、技術快速變革的時代，我們每個人每天接觸海量的信息、無數的事情，所以我們也出現了略微的改變。
除了關注臨床經驗，我們更關注把新技術不斷應用到臨床前沿。所有研究如果脫離了臨床前沿，對於我們從事臨床的醫生來講就會變得毫無意義。對於做臨床研究的醫生，我們一定是要注重基礎科學研究的成果，在臨床中不斷應用，同時發現新的問題，一旦發現新問題，再進一步和基礎醫學的專家進行討論，看看有沒有發現新的現象、新的機制。這是不斷互動的過程，互動的基礎就是臨床本身。
我們的臨床醫學研究生分兩個體系，一個是臨床型，一個是基礎研究型。哪怕是純粹做基礎研究的，我都要求他們一定要在臨床每年工作兩個月以上。這樣才會讓我們所有的研究工作能夠聚焦於要解決的臨床問題。
問：感染病學科的人才培養，有哪些特殊性？
張文宏：感染病學科跟其他學科相比，有比較大的差異性。其他學科研究的都是器官，比如心臟病科研究的主要是心臟和血管，風溼科研究的主要是免疫系統，血液科研究的是血液系統，呼吸科研究的是整個呼吸道。只有感染科，你找不到身上有個叫感染的器官。
我們人類一直跟微生物相處，但不是每種微生物都會讓我們生病。上千萬種微生物從自然界中進入了我們的人體，超出正常範圍，就會產生疾病。這千萬種感染性疾病會分布在人體的各個部位，是一個非常泛化的概念，使得這門學科顯得非常複雜。但我們感染科醫生又不是全科醫生，而是針對全身各系統專門研究微生物感染問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有趣、值得探索的疾病體系，影響著人類的過去、當下和未來，甚至可以殃及全世界、全人類，比如說今年的新冠、歷史上的鼠疫、大流感等。
但很多年輕醫生一開始可能很難理解這到底是一門怎樣的學科，真正入門以後才會理解其中非常豐富的內涵。這就對我們的教學提出很高的要求。如果在這門學科教學不好，學生了解不夠，就會把它聚焦到某個器官的感染，比如把新冠肺炎看成一個肺炎而已，事實上完全不是那麼簡單。除了新冠肺炎，還有其他很多感染性疾病，包括細菌耐藥，這些造成自然界微生物和人類相互作用的一個非常複雜的局面。
「沒有不好的學生，只有不好的老師」
問：從教20年，你覺得一名合格的大學教師，特別是醫學院教師，需要具備什麼樣的素質？
張文宏：我現在越來越覺得老師非常重要。應該說，沒有不好的學生，只有不好的老師。有的老師會覺得是不是學生不夠聰明、不夠努力，沒有完成我交給他的任務，導致自己做的工作取得的結果不是很理想。但是我想，中國的教育史不是一天兩天，是幾千年，從孔子開始就說「有教無類」。別的醫學院我不知道，我一直跟我們的醫生講，在中國，能考上復旦大學的學生應該都是非常優秀的。如果連這麼優秀的學生，我們都不能培養他成才，我覺得還是要反省自己作為老師有沒有盡到職責。
作為一個醫學院的老師，我們要像對待醫生職業、像對待子女那樣認真對待學生。因為教學往往是沒有報酬的，雖然有時上課也有點津貼，但這些津貼根本沒辦法跟你看專家門診、去會診相比，但這份工作關乎整個學校、國家、醫學的未來。這是對學生的一份責任，這個責任跟我們醫生對病人的責任，事實上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第一點非常關鍵，就是要全身心替學生著想。把他們培養成才的意念比任何事情都來得重要。我們帶學生，很多時候不是讓學生來幫你完成什麼事情。當然，導師要做很多事情，有時候也需要學生幫忙，但作為導師，首先不是想到學生可以為你做什麼，而是我們可以為學生做什麼。其次，我們要堅決相信「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強」，相信學生有超過你的能力。第三，就是要付出大量的時間。沒有大量的時間付出，學生也是不能夠成長的。如果做到責任、信心、付出這三點，那麼在我們這樣的醫學院，相信大多數學生都可以成為比較好的醫學人才。
問：你希望培養什麼樣的學生？
張文宏：我從來沒有希望培養什麼樣的學生，我唯一的希望是每一位學生都能夠做到最好的自己，因為在我眼裡沒有最好的學生，只有他們自己認為最好的學生，所以我培養學生基本上沒有統一的模板，但希望幫助學生達到自己理想中最高的層面。
我跟學生在一起，更多的時候是我在幫助他們，同時他們也在幫助我。我幫助學生成長是因為我在這個領域待了幾十年的時間，國內外都去過，所以比他們更有經驗。但是我的學生有時候會比我更有創意，也更具敏感性。在這種互相幫助的過程當中，教學相長的特點就出來了，所以在我這裡無所謂要把學生塑造成什麼樣。你如果到我的科室來，會發現我的學生每個人各不相同。
但我對他們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他們都具有合作性。醫生是一個非常獨特的職業，醫學教育體系是一個獨特的教育體系，所有的人通過合作才能達到共同的目標，所以我的學生既具有非常強的個性，又可以團結互相協作。在這次新冠疫情，中國其實就是通過各個學科的合作協作、全民的配合和政府的領導，最終取得了勝利。
問：感染科不算是一個熱門的科室。戴自英老師曾說，感染科醫生需要「挑得起擔子、經得住考驗、放得下名利、守得住清寒」。你在招收和培養學生的時候，會不會遇到一些困難？
張文宏：其實感染科曾經是很熱門的科室，因為在中國，感染性疾病早期非常多，發病率很高，最近幾年似乎有下降，但最關鍵的一點還是因為感染病學科收入基本上偏低，造成很多優秀的學生不願意選，這是全國普遍存在的現象。
但我可以非常自豪地告訴你，華山醫院感染科近10年來，特別是近5年來，有一批非常優秀的學生，復旦大學八年制、五年制臨床醫學生，我們稱他們是整個醫學界皇冠上的明珠，他們在自主選擇專業和導師的時候，我們總能挑選到當中最優秀的人。在我這裡，聚集著八年制、五年制的班長、團支書、班級前幾名，而且畢業的學生大多數都是每年一等獎學金獲得者。所以我事實上並沒有覺得招生困難。總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大家願意走在一起。
但只有我這裡不困難，我認為是不可以的。在全國範圍內，確實是非常困難。這就涉及到國家的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我想經過這次新冠疫情，國家在這個領域應該有相應布局和安排。
「跟學生定期交流，和我的門診查房同等重要」
問：近三年來，你一直在為本科生開設專業基礎課《傳染病學》。為什麼這麼重視基礎教學？疫情期間，你怎麼上課？張文宏：基礎教育一直是我們醫學發展最最重要的基礎。沒有誰生下來就可以做醫生，如果基礎不紮實，其實到一定程度就走不遠了。為什麼我們在本科階段就要設置感染病的教學？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這些學生畢業以後，在各個領域都要接觸到感染性疾病，另一方面，感染性疾病在內科學中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體系。
除此之外，我認為本科生是醫學教育的最早期階段，在這個階段，他們對醫學的理解將會決定他們未來走多遠。來自前輩的一句提醒、一次啟迪很可能影響很多晚輩的一生。所以我們非常關注本科生教育質量。
在疫情期間，我們最早開設了一門傳染病學的網絡課程。這門課的選課人數就超過了10萬次，據我所知，很多非醫學類的人都在學習這門傳染病課程，創造了中國大學生慕課的紀錄。可以說，借新冠疫情對全民進行一次傳染病教育，我們應該是走在了前面。
問：你現在跟學生相處的時間，一周大概有多長？聽說你之前每天早上6:30跟學生討論課題。
張文宏：是的，前幾年我工作量沒這麼大的時候，為了保證跟每個學生每個星期都有超過一個小時的交流，我會每天早上6:30-8:00分批跟2-3個我帶的研究生進行個人情況溝通。因為白天我們非常繁忙，會議、臨床、會診、教學等等。
最近兩年因為工作量一下子增加，我的年紀也越來越大，身體不一定能夠勝任，所以現在基本是一星期分幾次，早上7:30-8:30跟學生交流。我要求他們每周向我匯報自己的工作和想法，這是最基本的、跟我的門診查房列為同等重要的一件事。對於已畢業的、仍然留在我科室的學生，我希望每兩周跟他們有一次的溝通。前段時間因為新冠疫情，很多事情也受到影響，最近上海疫情防控進入了新常態，我們也慢慢恢復了常規交流。
問：你主編、參編20多部教材，如此大量和迅速，怎麼做到的？
張文宏：我主編的其實不多，也就3-4本，因為這件事很累。但基於我們這個學科在全國的地位，基本上全國只要比較有影響力的教材要編寫，一定會邀請我們來參加，所以我也是很多教材的副主編。
我們也編了一系列教材，包括2003年的SARS，我協助翁心華老師出版的《嚴重急性呼吸症候群》，這是中國第一本關於SARS的專業書籍。今年我們又出版了全國乃至於全球第一本關於新冠肺炎的專業書籍《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第一時間以學術語言記錄了這個傳染病歷史上的關鍵事件，及時總結了我們的經驗，同時以中國、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出版，也是非常有價值的一件事。
這也得益於我們的醫學教育，因為在我後面站著一群有志於感染病研究的醫生和科學工作者，所以我總是能夠完成比較多學術論文和書籍。
「我的角色一直都在切換」
問：你今年獲了不少獎，有的表彰您作為醫生，有的作為教師。對這些身份，你如何把握？張文宏：事實上，我的角色一直都在切換。就像今天你在這裡採訪我，前面約了幾次一直沒成功。因為我昨天還在北京國家自然基金委開會，進行一些有關新冠和傳染病流行數學模型的討論，昨天夜裡我回到上海，今天晚上還要去北京，因為明天要在中國自然基金會環境學部討論人、環境與傳染病相關的課題。
今天我為什麼必須在上海？因為今天有兩場跟教育相關的會議，都是我的本職工作。今天上午和下午是我們整個研究生八年制的開題，我是內科學系系主任，這個事情是我負責。下午還有一場上海市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的總結會。住院醫師的規範化培訓，對於我們培養青年醫師是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也是我們上海市率先在全國做出來的一個醫療衛生教育方面的改革，所以這樣的一個會議我也必須參加。這些就是我今天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的任務。實際上，今天一天，我從事的工作全部是教學，也是非常繁忙。
如果你問我這個禮拜做了哪些工作，我周一、周二一般是門診、查房，今天周三算是教學，明天算是科研，所以對於我們現在的醫生來講，從事醫療工作不再是單純的醫療，還涉及到非常重要的醫學教育、醫學研究。醫、教、研三者，對我們來說都同等重要。
在這次新冠當中大家也看到，如果說脫離了醫學研究，脫離了人才隊伍，那麼新冠這一仗，事實上你是沒辦法去打的。今天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比如說我出了很多書，做了很多演講、科普，發表很多研究論文等等，實際上都凝結著教學的力量。沒有一支很好的醫生團隊和研究團隊，這些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問：你還帶學生做「華山感染」的微信公眾號，包括和媒體溝通。對於公眾人物的身份怎麼看？
張文宏：「華山感染」公眾號其實2014年就有了。只不過這次疫情來了，閱讀的人比較多而已。公眾號也不是我創建的，是我的學生創建的。這是一群熱愛感染病學的醫生。我會在上面也發表幾篇文章，有時也跟學生一起寫，這個公眾號最多的一篇閱讀量有1500萬，加上轉載，閱讀量超過幾個億也是常有的，但整體上，我感覺對我們科室的醫生和我本人沒有造成大的影響。
有時候大家很擔心我成為公眾人物會怎麼樣，但是現在所謂的公眾人物，也只是因為我們從事的工作是目前大家比較關注的而已。我擔任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會跟防控的專家一起跟各個層面進行溝通，所以偶爾會參加一些記者招待會，對一些重要的事情發點聲音。不過現在我基本上不接受採訪，所以你應該很少在電視上看到我了。隨著疫情的結束，我出來的機會會越來越少，公眾人物自然就不會成為公眾人物了。
問：疫情之後最想做什麼？
張文宏：我從來不為未來做太多計劃，因為我每天都有大量本職工作要做。事實上疫情來了，我也在做我的本職工作，門診、查房、教學、研究、會診，外加開會，比平時更忙一點。前段時間還真的是蠻累的。疫情結束以後，我覺得日常的生活就無比美好。每天查好房以後，回辦公室有一個多小時看看書和文獻、喝喝咖啡，有時候眯一會兒，但這段時間基本上都被剝奪了。盼望全球疫情早點結束。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