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自從作了廬州府治的駐地，兵馬自然也要駐紮在這裡。那麼，昔日的廬州兵營又在哪裡呢？其規模又是什麼樣子？兵營後來又作了什麼營生？
合肥有一批從事和喜愛地方文史典志的朋友，比如許有為先生、牛耘先生等。許有為先生因為是大學教授，考證起合肥地理坐標的來龍去脈，十分講究資料的甄別。
他告訴我說，人類歷史上自從有了國家以後就有了軍隊，過去不是有句俗語嗎：扯起招兵旗，不怕沒有吃糧的人。而合肥這個地方起碼從秦朝開始，就有了當兵吃飯的人。我們所知道的著名的兵營就有好多處，比如三國的曹操教弩臺，吳王楊行密的兵營，古城牆下的教場等。不過，這都是野戰部隊的駐地，那麼合肥的地方守軍呢，就像今天的軍分區性質的地方部隊又駐紮在哪裡呢？
我在採訪合肥縣學的時候，偶爾得知，就在縣學的東邊，今天的花園賓館那裡，清朝的時候是廬州營署所在地。還是讓我們首先來搞清楚營署的概念吧！
在堆積如山的書房裡，許有為先生給我解釋，在中國古代，營署的含義有兩種，一是指營妓的坊署。例如《宋書?後廢帝紀》上說：「昱漸自放恣，太妃不復能禁。單將左右，棄部伍，或十裡、二十裡，或入市裡，或往營署，日暮乃歸。」
還有一種是營舍官署的簡稱。他翻開宋朝馬令寫的《南唐書》說，南唐的時候，都城建康發生過一次大火，燒了一個多月，「廬舍、營署殆盡。」這件事被後人記錄在史書裡，書中的營署就是指的營舍官署。
而真正作為軍事機構的稱呼，那還是清朝的時候。我在《清史稿?邦交》看到講述英國駐臺灣領事吉必勳因運樟腦被阻的史實，當時事件甚至牽扯到了教堂，吉必勳命令英國將領茄當率兵攻打營署，殺傷了許多清朝兵勇。許有為先生說，這裡的營署就是清朝兵營的駐地。
位於長江中路上的廬州營署舊址上已聳立起現代化的建築
清朝時的廬州城不大，範圍基本上和今天的環城馬路內的面積一致。那時的前大街、後大街等地集中了官府的大部分機構，廬州營署就和府考對應，和縣學比鄰。
根據《合肥縣誌?兵防志》的記載，當時廬州城裡的駐軍並不多，計有馬兵24名，戰兵36名。除此以外，還有守兵74名。
馬兵大家都知道，顧名思義就是騎兵；戰兵也容易明白，應該相當於現在的步兵；可戰兵和守兵有什麼區別呢？許有為先生解釋說，清朝時的普通士兵一共分為三個等級，即馬兵、戰兵和守兵,其地位並不一樣，因為滿族人是馬上打下的天下，所以騎兵的地位最高，其次是戰兵，最底層是守兵，一般由漢人擔任，軍餉也是依次降低的。
當時駐守廬州府的軍隊是綠營軍，最高軍事首領為都司。
都司原為古代的官職，明代時轉化為都指揮使司的簡稱，為一省掌兵的最高機構。而到了清朝成為綠營軍的武官職位，在參將、遊擊之下，相當於四品職位。從這裡可以看出，當時廬州營署的士兵並不多，但最高軍事長官的官階並不低。
清朝的綠營兵
為什麼廬州營署要駐紮綠營兵？許有為先生說，順治初年﹐滿清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將收編的明軍以及其他漢兵﹐參照明軍舊制﹐以營為基本單位進行組建﹐以綠旗為標誌﹐稱為綠營。全國綠營兵額總數在鹹豐以前大約有六十萬﹐超過八旗軍，是常備兵之一，駐守在全國各地。
綠營營制分標﹑協﹑營﹑汛四種﹐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所屬稱標﹐副將所屬稱協﹐參將﹑遊擊﹑都司﹑守備所屬稱營﹐千總﹑把總﹑外委所屬稱汛。廬州城裡駐防的就是營一級的，屬於都司級別。
我在相關資料上也看到，當時全國各省雖然都有綠營兵駐守﹐但營制及兵額並不統一﹐其中閩廣最多﹐安徽最少。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廬州營署總共只有100多名士兵的原因，當時正是「康乾盛世」以後，作為內地的安徽，基本上是一片歌舞昇平的景象，根本用不著更多的守軍。
我在猜想，冷兵器時代的廬州營署裡，響起的只能是叮叮噹噹鐵器的撞擊聲。不過，最遲到嘉慶時期，廬州營署已經有了火器。除了鳥槍以外，還有我們聽都沒有聽說過的紅衣炮、過山炮、劈山炮、竹節炮、子母炮等，光是火藥就有2100斤，炮藥300斤，鉛子也就是散彈子1026斤。
紅衣炮
網友「崛起的航母」是位軍事發燒友，他大致向我講解了幾種火炮的區別：紅衣炮也叫紅夷炮，明朝天啟年間仿製澳門葡萄牙人的，是一種前裝滑膛炮，身管長大；過山炮有點像早期的迫擊炮；劈山炮是一種用火繩引爆的迫擊炮；竹節炮也是明朝發明的火器，因炮身多箍，形狀像竹節而得名；子母炮是當時所用最小的輕型火炮，炮身前細後粗，後腹有一個敞口形裝藥室，可安子炮。戰鬥時，先將一個子炮裝入室中，發射後退出空子炮，然後再換裝第2個，由於可以輪流換裝子炮，不需要像其它火炮那樣分別裝火藥和炮彈，所以射速非常高。而且空子炮還可以重新裝填，以供下次使用。
整個清朝時期，廬州營署一共經歷了多少任軍官，我們已經無從查考。但《合肥歷史大事記》裡記載了兩個著名的軍官，至今還可以從中窺見廬州營署將士的拳拳愛國之心。一個是都司古維藩，1842年7月的時候，英國軍艦逼近長江口。古維藩與寧國營參將恩長一起，率兵防守長江邊上的和尚港和采石磯，奮勇抵抗英軍。
還有一位是韓映奎，他原是中國近代史著名的愛國將領王錫朋的部下。當年王錫朋在著名的定海之戰中，與另外兩總兵葛雲飛、鄭國鴻率領將士浴血奮戰，以身殉國。韓映奎因為功績卓著，被升任合肥營把總。
儘管伴隨著辛亥革命的隆隆炮聲，廬州營署也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但作為一處城市地標，那裡的故事仍然在演繹著。
我在翻閱文史資料的時候，發現到了辛亥革命前夕，駐防廬州的清軍已經改叫巡防營了。那麼，廬州營署又去了哪裡？
原來，清朝末年的時候，「旗兵」和「綠營」腐蝕至極，已經基本上喪失了戰鬥力，湘軍、淮軍崛起，官式名稱叫做「勇營」。但甲午之戰，清軍一敗塗地，這時清廷上下才恍然大悟，僅只是西法練兵還不夠，於是聘用德國教官，一切規模體制全部仿效德軍，編練新式陸軍。
與此同時，清廷在各省還組織了巡防營，挑選舊綠營和勇營的精壯，另招募民丁，編組而成，任務就是保衛地方。巡防營一直存在到辛亥革命時候，各省紛紛獨立，乃把巡防營改為師旅或警備隊、保安隊。唯一例外的是新疆，一直到1932年，巡防營才裁撤。
根據夏仲謙先生的《辛亥合肥光復親歷記》裡的記述，1911年的時候，合肥城裡駐紮著巡防營的一個營，管帶（營長）名叫季光恩，是李鴻章的弟弟李鶴章的孫子李國松向安徽巡撫朱家寶請來的。武昌起義以後，同盟會員孫萬乘、王善德等十餘人由上海、南京等地回到合肥，組織秘密機關，一面聯絡各地同盟會員，籌組民軍，一面策動清軍反正。廬州知府穆特恩是滿人，嚇得逃跑了；合肥知縣李維垣同情革命，贊成獨立；這時，關鍵要看手握兵權的季光恩了。看到清廷大勢已去，經革命黨人幾度勸說之後，季光恩終於率領全營官兵歸順革命了。
我在龔噓雲先生《辛亥前後合肥的革命活動與軍政分府的成立》裡看到，季光恩起義時，兵營裡有套筒毛瑟槍200支，這使廬州城裡避免了一場流血衝突。
新成立的軍政府下設警衛隊和憲兵隊，一部分仍然駐紮在原先的兵營裡。到了11月9日，革命黨人在對面的大書院召開群眾大會，季光恩、李維垣都到會。當場宣布廬州獨立，組設軍政分府，公推孫萬乘為總司令。群眾歡聲雷動，鞭炮齊鳴，全城懸旗慶祝軍政分府成立。
抗戰勝利以後，安徽省政府由立煌縣搬遷到合肥。那時牛耘先生還是一名學生。他肯定地對我說，花園賓館那裡在當時是安徽省保安司令部的駐地，因為他的一位親戚就在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一直到合肥解放，那裡才成了一家部隊醫院。
李雲勝
安徽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安徽省民俗學會副秘書長
合肥晚報最合肥周刊主編
高級經濟師
出版作品有《合肥街巷故事》《合肥地理》
《百年淮河路》《漫步七桂塘》《廬陽地名物語》等
合肥歷史上留下來的古老地名，可以說記錄了這座城市厚重的歷史，也傳承著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近年來，合肥這座城市迅速崛起，但歷史的烙印依舊很濃，尤其是在環城馬路以內的老城區，像紅星路、六安路、舒城路、無為路，雖然並不寬敞，但正是這些尚存的老街道，留下了幾代合肥人童年的記憶；還有像吳山巷、雙井巷、丁家巷、操兵巷、姑娘巷、大眾巷等彎彎曲曲而略顯陳舊的小巷，居住在那裡的居民也多操著地道的合肥話，給人以溫暖度和親切感。
城市的發展需要留住人文，人類的情感需要感懷記憶。正是這些地名的提醒，讓人們感受著歷史的風雲變化，參悟著時代的更迭變遷。《廬陽地名物語》一書通過對合肥地標和街巷的追根溯源，成了這座城市的共同記憶。
信息來源：合肥交通廣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