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先生與祖國和平統一事業
文/林宏偉
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指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願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習近平的講話，說出了每一個熱愛祖國的中華兒女的心聲，表達了每一個愛國公民對自己祖國的深厚感情，反映了每一個國人對祖國的依存關係，是人們對自己故土家園、民族和文化的歸屬感、認同感、尊嚴感與榮譽感的統一認知。
2018年是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在海內外華人中有著廣泛影響的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誕辰100周年，是南懷瑾先生為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牽線搭橋30周年。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回顧總結南懷瑾先生為維護祖國和平統一所作出的傑出貢獻，意義深遠。
中華文化是促進祖國統一的強大動力
南懷瑾先生1918年生於浙江樂清。其幼承庭訓，少習諸子百家，青年時曾躍馬戍邊，參加抗日；1949年前往臺灣，長達36年；後旅居美國，移居香港；晚年回歸大陸，設壇講學，弘揚中華傳統文化。2012年9月，在江蘇吳江太湖大學堂逝世。
南懷瑾先生長期精研國學，讀書數十萬卷，於儒、道、佛皆有精湛造詣，兼詩詞歌賦、天文曆法、醫學養生諸學，一生致力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同時，對西方文化亦有深刻理解，學貫中西，著作等身，堪稱一代宗師，在中西文化界享有巨大聲望。
1970年，年近花甲的南懷瑾先生寫下了：「憂患千千結，山河寸寸心。謀身與謀國，誰解此時情。」這一廣為流傳的詩句。這首詩道出了他的夢想，一是文化復興，二是祖國統一。作為一名有著濃鬱的傳統文化情懷的愛國學者，他也有著很深的家國情懷和歷史見地，對祖國的和平統一有獨特的見解。
臺灣統一企業原總裁林蒼生在《我從南老師學了些什麼》一文中回憶說：大約三十年（20世紀80年代）前吧！老師（南懷瑾）告訴我們「未來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說法絕對沒有錯，但「中國人」三個字，你們不要以為是在講你自己，就像曾國藩法統與血統之辯，凡能接受中華文化的人，不論漢胡皆是漢人。所以，「中國人」應解釋為，未來能以「社會主義的福利，共產主義的理想，資本主義的方法，再加上中華文化的精神，來使世界融合成一體的人」都可說是中國人。換句話說，未來的世界，將是以這三種不同的主義，再以中華文化的精神來融合成一體的世界。
林蒼生說，這30年前的世界觀，真的很讓他驚訝。他認為，南（懷瑾）老師這21世紀未來世界形態的推演，居然也已含藏著解決臺灣與大陸問題的方向，他相信這推演並沒有任何政治的色彩，完全是一種智慧邏輯結論。
現任曾子南文化基金會董事長曾王君，常年往來於兩岸。2012年10月，他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時隔３０年餘年，他猶記得自己當年從美國甫返臺灣時，南懷瑾先生對他說的一番話：「你們這一代人，不要因為去了美國念書，就覺得美國好得不得了。我剛從美國離開，不想呆了。要想辦法放下自己，不要只想著追求財富，只想著追求自己的理想。一定要在２１世紀之前，去大陸看一看，那個地方是有可能成為一個偉大國家的地方。」
當時兩岸隔閡未通，難於往來。另外，臺灣社會對美國風氣的崇拜卻是方興未艾，對這位留美歸來的青年而言，此番話振聾發聵。南懷瑾規勸他說：「你們要到大陸去，不要留在臺灣。」
曾王君當時質疑，「大陸那麼落後……」
南懷瑾回答：「正因為落後，才會有好的開始。因為她的文化，歷史，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超越，但她的近代史又是這麼糟糕，這麼讓人看不起。生在這個時代，我很痛苦。不管世界怎麼看中國，中國在２１世紀都會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你們這一代可以看到，我即使能看到，也就是能看到剛剛開始那一點點。所以也感受不了。」
曾任溫州市委書記的劉錫榮在《南懷瑾先生與金溫鐵路》一文中寫到：「他（指南懷瑾先生）是融和道、儒、釋三家的一代宗師，與趙老樸初先生是知交，在港澳臺知名度很高。最主要的條件是南老先生愛國愛鄉，是溝通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走向統一的使者，多年為祖國統一大業呼號奔走。早在1987年，南老先生在美國對國內留美學子講課時就說過，『到中國投資，不可用一本萬利之心態，不然就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同時要有四個基本理念和認識，那就是：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的福利，資本主義的經營，和中國文化的精神。』這幾句話是南老先生對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和理論深切體會的概括。知見南老先生不僅是國學大師，還具有世界歷史學家和現代政治家敏銳的眼光，既能剖析現代，又能展望未來。主張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黨派、民族、宗教、意識形態之間都要相互尊重、包容、融合，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既要講福利、公平、民主、自由，也要講經營、效率、法制、秩序，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可分離。正如科技可以造福人類，同樣可以禍害甚至毀滅人類一樣。只有兩個文明密切結合，相輔相成，才能真正實現產品極大豐富、覺悟極大提高、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人類最美好的大同世界——共產主義。」
2006年8月，南懷瑾先生應上海《文匯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電視臺之邀，在上海美侖大酒店做《中華傳統文化和大眾傳播》講座，一位聽眾覺得中華民族前途最大的變量是臺海兩岸對立的局面。他知道南懷瑾先生曾經為臺海兩岸的和談做過貢獻，請教南懷瑾先生從歷史的眼光或者世界的眼光，給未來臺海兩岸的出路指一條明路。南懷瑾先生說：
「至於國家的統一是當然的事；而國家的統一在文化。我早三四十年前就告訴青年人，你們不要迷信英文，趕快學中文，將來漢語將會變成世界第二種語言，中文變成世界第二種文字。我講的這個預言都兌現了。
「你看，從一九八四年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的太平。你們年輕人不懂，我們從小到現在，經歷太多的戰亂。像我，雖沒有親自看到推翻清朝，但是挨到邊的；跟著是北洋政府的內亂，還有北伐的戰亂，都是內亂了；又跟著是對日本的抗戰；緊跟著是兩兄弟兩黨的爭論。我們是這樣過了一輩子。
「這連續二十多年的太平日子，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當年我們小的時候也有過太平的日子，但是很多老百姓沒有飯吃，那個痛苦、飢餓的狀態很嚴重。現在固然還有貧困地區、邊緣地區，但比過去好多了。你放心，一定會統一的，看我們怎麼樣努力了。」
南懷瑾先生對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始終充滿信心，幾十年未變，他在《新舊教育的變與惑•三版獻言》寫道：
「清末迄今，中國歷經百餘年的苦難，中華文化的命脈已到存亡絕續的關頭。昔賢有言：『中國文化存，則中國興；中國文化絕，則中國亡。』秉此精誠，我們決定將《新舊的一代》一書擴充、再版，也希望藉此文字因緣，能夠把中華文化的種子，傳播到世界各地，生根，發芽，茁長。這是我們的希望，也是我們的信心。因為只有中華文化，才能真正地統一中國。也只有中華文化，才能真正帶給這個世界和平和安樂！」
協調兩岸，推動統一
1988年1月31日，南懷瑾先生結束了近3年的美國之旅，移居中國香港。1988年2月5日，他剛落腳香港還不到一周，一個神秘的客人突然造訪，把他推向了新的人生角色。這個人就是時任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賈亦斌。
賈亦斌當年和南懷瑾先生一起在四川成都中央軍校任職，說起來也是老相識。內戰爆發時，南懷瑾選擇遠走臺灣地區，而賈亦斌則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二人從此再無聯繫。時隔40年，兩位老友再次見面時，已經是「鬢髮各已蒼」。
見到幾十年前的老朋友，南懷瑾非常感慨。賈亦斌則開門見山地對南懷瑾說，希望他能夠成為海峽兩岸關係的傳話人。
南懷瑾先生本是個「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隱士，從來不過問政治，賈亦斌的這個要求讓他有些為難。但為了早日實現民族統一，為海峽兩岸人民造福，南懷瑾先生還是答應了賈亦斌的提議。
當時中共中央為什麼看上南懷瑾這個隱士式的人物作為兩岸關係的傳話人？據《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介紹：一是南懷瑾與李登輝夠談得上話，當時李登輝的「幕僚」蘇志誠和劉泰英等都自稱是南懷瑾的學生；二是南在兩岸政治圈中有廣泛人脈關係，了解兩岸的政治和歷史；三是南有一定社會地位和威望。周瑞金說，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南懷瑾是兩岸關係最為合適的牽線人。
1988年4月21日，賈亦斌為南懷瑾帶來一位新朋友，中共中央對臺工作小組辦公室主任楊斯德。楊斯德向南懷瑾表達中共中央希望與臺灣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的意願。事後，楊斯德與賈亦斌走了南懷瑾的談話錄音帶，以便向中共高層匯報。與此同時，南懷瑾先生也讓弟子同樣一套錄音帶送到臺灣，並親自打電話給蘇志誠，向臺灣當局傳遞了中共中央的意願。
可是，李登輝聽了南懷瑾先生託人帶去的錄音帶後並沒有動靜。客觀上講，此後的一年間，正值大陸發生政治風波，善於權謀的李氏正在觀察大陸時局的變化。而南懷瑾則請賈亦斌做顧問，忙於籌資建設金溫鐵路，為「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打開一扇大門」。
1989年下半年，大陸政局日趨穩定，李登輝開始坐不住了，一次次命蘇志誠打電話、發傳真函給南懷瑾先生，探聽北京對臺政策的虛實。1990年，蘇志誠首次秘密赴港，奉李登輝之命邀請南懷瑾先生回臺灣當面商討對大陸的政策。
1990年9月8日，南懷瑾先生回到臺灣，當晚與李登輝在官邸書房見面，僅蘇志誠作陪。南懷瑾先生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個小時，說古道今，縱論天下以及和平統一的民族大義，也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建議。次日晚上，南懷瑾先生和李登輝在官邸再度會面，兩人又談了兩個小時。最後，李登輝夫婦把南懷瑾先生送到門口時說：「請問南老師最後還有什麼吩咐？」
南懷瑾說：「我希望你不要做歷史的罪人。」
提三項建議和原則，促進「九二共識」
1990年12月31日，兩岸代表正式開始會談，其中凝聚了兩岸的努力，更有南懷瑾的推動。臺灣方面以時任臺灣當局領導人幕僚機構辦公室主任蘇志誠為代表，大陸方面的代表則是時任國臺辦主任楊斯德，會談的地點就是南懷瑾在香港的寓所。
1991年元旦，也是正式開始會談的第二天，南懷瑾就披甲上陣。他說：我現在編一個劇本給你們兩岸的人看，我建議成立「中國政經重整振興委員會」，包括兩岸兩黨或多黨派人士參加，修改歷來的憲章、融合東西新舊百家的思想，以及中華文化特色、社會主義想法的問題，都可以在這個委員會裡商量，使它成為全中國人的「國統會」，這是上策；中策是大陸劃出從浙江溫州到福建泉州、漳州、廈門等一塊地方，臺灣劃出金門、馬祖，兩岸合起來搞一個經濟特區，吸收臺灣本地百年來經濟工商的經驗，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做一個新的樣板，最重要的是為國家建立南洋海軍強有力的基地，來控制南沙和東沙諸島，建立對東南亞太平洋的海域管制權力；下策是兩岸經濟貿易投資，大家談生意，交換煤炭、石油等。
當南懷瑾談到兩岸合作成立一個經濟特區時，雙方一致叫好。南懷瑾說：「好是好，可是你們都做不到。如果真能做到，美國人、英國人也都會佩服我們了！」
周瑞金先生在一次紀念南懷瑾先生活動演講時評論說，南懷瑾先生一開始提出三策，當時上策是做不到的，如果能爭取做到中策，那麼今天我們和東南亞國家之間、和日本關於釣魚島的矛盾也好解決得多了。這可看得出老師的眼光。
首次密談結束後，雙方約定把會談錄音帶回去，各自向兩岸高層報告。1991年2月17日。賈亦斌會同楊斯德等三人，在南懷瑾寓所與蘇志誠等人進行第二次會談。1991年3月29日，兩岸代表按事先約定來到香港，在南懷瑾位于堅尼地道的新宅，蘇志誠與楊斯德舉行第三次會談。這一次賈亦斌沒有參加。
南懷瑾先生見雙方的想法幾乎是南轅北轍，拖下去只會越拖越僵，就提出一個「和平共存，協商統一」的八字方針，「統一是雙方認同的目標，這八個字也沒有說要臺灣投降過去。大家先不要打仗，慢慢談判統一。」雙方都同聲稱好。南懷瑾先生趁熱打鐵說：「你們對這個方針都叫好，那就籤字呀！你們籤了，回去雙方領導人認可就管用，就是條約；有一方不認可也沒關係，這是一句文學語言，妙就妙在這裡。」由於雙方都拿不出具體方案，此次會談無果而終。
此後，雙方在6月、7月，11月又分別舉行了三次會談。然而，因兩岸領導人對和平統一的政治談判都不願做任何讓步妥協，會談實際上陷入僵局。事後，根據南懷瑾先生的提議，汪道涵、許鳴真加入會談，和蘇志誠進行真誠對話，使會談收到很好的效果。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也由此成立。
1992年，兩岸代表會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同年6月16日，南懷瑾先生親筆起草《和平共濟協商統一建議書》，一式兩份，交兩岸代表分別送達兩岸最高當局。建議書內容如下：
有關兩岸關係未來發展問題，適逢汪道涵先生、楊斯德先生、許鳴真先生等與蘇志誠先生等，先後在此相遇，廣泛暢談討論。鄙人所提基本原則三條認為：雙方即應迅速呈報最高領導批示認可，俾各委派代表詳商實施辦法。如蒙雙方最高領導採納，在近期內應請雙方指定相應專人商談，以期具體。如未蒙批示認可，此議作罷。基本原則三條：1．和平共濟，祥化宿怨；2．同心合作，發展經濟；3．協商國家民族統一大業。
具建議人南懷瑾敬書。
大陸方面，建議書由汪道涵直接送達江澤民等中央領導，獲得肯定。臺灣方面，由於蘇志誠深知李登輝意圖，竟私自將建議書壓下了，終因李登輝沒有回應而不了了之。為此，南懷瑾先生退出兩岸會談。
後來，在汪道涵的努力下，本著在南懷瑾寓所會談的精神，兩岸代表又分別在珠海、澳門、北京等地會談多次。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汪道涵與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在香港會談，並達成了「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表述」的「九二共識」。
1993年4月27日，汪道涵與辜振甫在新加坡進行會談。第三日，他們籤署了四項協議，在世界範圍引起很大的反響，這就是著名的「汪辜會談」。標誌著兩岸關係邁出歷史性的重要一步。
從1990年開始的兩岸密談，到後來達成的「九二共識」，南懷瑾先生為此奠定了前期的基礎；他提出的「和平共濟，祥化宿怨；同心合作，發展經濟；協商國家民族統一大業」三條基本原則，更是為兩岸溝通做出了重要貢獻。
貢獻大智慧，催生兩岸三地法律交流
南懷瑾先生不但能站在高處為祖國和平統一出謀獻策，而且也重視以積極務實的態度推動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事業。他常說，無規矩不能成方圓，無法制不能維持社會。自古以來，人類社會必要有法制。尤其中國處在今天的情況，正是新舊交替的大轉折點，當然應該建立完整的法制，才能適應未來的發展需要。
南懷瑾先生說：「我是贊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提法的。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不能是個口號，具體表現當然在法制上。蘇聯那套不能用了，既不能全學英美法，也不能全學歐陸法，又不能恢復清朝以前的中國法制，那麼該怎麼辦呢？如何把古今中外法制的優點融合起來，鑄成一套符合中國未來千秋萬世生存發展需要的法制，應該是時代的使命，是法學界努力的終極目標。」
1994年，南懷瑾先生為此專門吩咐弟子饒清政向北京有關部門提出「促進兩岸三地法學交流合作」的意見，很快就被中央有關部門採納。1995年2月14日，國家司法部長原部長、時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蔡誠，帶領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柳谷書律師等抵達香港堅尼地道36B四樓拜訪南懷瑾先生，經過深入交流，達成了合作的具體共識，包括由南懷瑾先生提供50萬元開辦費，成立海峽兩岸法學交流促進會。
1995年3月，海峽兩岸法學交流促進會經國務院臺辦和國家司法部同意，報經中共中央領導同志批准，由國家民政部核准登記註冊。該會在簡介中寫道：實現祖國統一、「一國兩制」，是包括臺灣人民在內的全體海內外華人的共同心願，是全體中國人的歷史使命。在這項使命的召喚下，海峽兩岸法學交流促進會應運而生。
關心國防建設，助力香港回歸
1937年，20歲的南懷瑾以第一名的成績從浙江國術館畢業，並獲得武術教官資格。不久，抗戰全面爆發，他來到川康邊境的大小涼山地區，組織成立了「大小涼山墾殖公司」，自任公司總經理兼地方自衛團總指揮，屯墾戍邊。期間，南懷瑾先生和當地老兵家一起收服涼山山寨，和他們講事實，談真情，擺道理，動員他們一致抗戰殺敵，帶出七八千名青年壯士加入青年遠徵軍，參與中緬公路保衛戰。由於他們一貫的俠義精神，在歷次戰役中不顧生死，英勇戰鬥，與敵寇奮力搏殺，結果，包括寨主在內大多數人都在戰場上壯烈犧牲。
南懷瑾先生很少對人提及此事。他說，那時由於戰況緊迫，我們沒有時間加強對他們的戰術訓練及軍事作戰意識的培養。他們出身貧苦，沒讀過多少書，都是一介粗人，個個好武鬥勇，投靠山寨後靠的是「忠義」二字來束縛他們不作亂，不造反。山寨沒有法律條文，寨主一言九鼎，破壞寨規者自我了斷，反叛者斬首示眾，殺一儆百。所以寨主一聲令下，無人敢反抗。我們就這樣收服了涼山山寨，縱然成全了他們民族英雄的氣節。總的來說，我沒有保護他們的有生實力，也是遺憾終生，永生難忘。
此事讓南懷瑾先生深刻認識到國防實力對一個國家及其民眾的重要性。因此，他十分關心自己國家的國防建設，為之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時，身處香港的南懷瑾先生除了研究學問外，也時刻關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希望可以抓住機會為國家做一點事情。當年，他曾提出籌資買下蘇聯的黑海艦隊捐贈給國家。
黑海艦隊是一支具有悠久歷史的世界著名艦隊，成立於沙俄時期，曾經參加過很多戰役，1965年被授予紅旗勳章，以表彰其在「二戰」中的輝煌戰績。蘇聯解體後，黑海艦隊被分割給俄羅斯和烏克蘭，其重要性幾乎消失。南懷瑾先生此時提出籌資購買黑海艦隊的重要資源捐贈給國家，不僅僅是一種愛國情懷的表現，而且具有獨特的戰略眼光。中國首艘航空母艦「遼寧艦」的前身「瓦良格」號，就是蘇聯在烏克蘭境內的黑海造船廠建造的。當時我國通過商業渠道購買「瓦良格」號的價格是2000萬美元。按當時南懷瑾融資修建金溫鐵路的能力計算，完全有可能籌資買下黑海艦隊的至少部分資源。但鑑於當時的特殊情況，很多人並不相信南懷瑾這個說法。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1991年12月，哈爾濱工業大學副校長強文義和幾位教授前往香港參加第二屆國際製造技術會議，順道拜訪南懷瑾先生。在交談過程中，南懷瑾先生讓他們搶抓機遇引進俄羅斯的新技術，聘請俄羅斯的優秀人才，加快推進我國的國防建設。並特別強調可以幫助籌措以後引進的費用。
聽了南懷瑾先生的建議，強文義報告說：哈工大近年自籌50多萬元經費，與俄羅斯在人才和技術上進行交流。南懷瑾隨即說：「你們花費的50萬元經費，我負責補給你們，回校後馬上把帳號告訴我，我給你們匯去。」
南懷瑾先生此舉讓初次見面的強文義和哈工大的教授很驚訝。回到學校後，強文義將此事告知校長和學校外事處。外事處長趙敏說，最近俄羅斯方面提出要校方支付美元，希望南懷瑾能夠提供美元。南懷瑾接到請求後很爽快地答應了，籌備了8萬美元，並讓校方儘快提供銀行帳號。
後來，校方因擔心南懷瑾先生的經費和臺灣當局有關係，不敢收取，直到時任航天部部長劉紀原、國臺辦主任王兆國等領導過問了此事，才在後來收下了南懷瑾先生這份厚禮。
類似的故事不止一個。對於這樣尷尬的事情，南懷瑾先生並沒有怨天尤人，而是笑著說：「我這個人身份比較複雜。共產黨說我在國民黨那邊當過官，要抓我；國民黨則說我幫助過共產黨，也要殺我。其實我是無黨無派，就是愛國。什麼有利於國家，我就做什麼。國家強大了，我們做國民的才會有尊嚴。」
南懷瑾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不渴望別人的讚揚，也不畏他人的冷遇，只要是正確的，對國家發展有利的，他都會堅持去做。1991年10月，國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副主任聶力和臺灣潤泰集團以及清華大學等多所高校，在北京組建成立光華科技基金會，主要獎勵為國防事業建設做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工作者，南懷瑾先生就曾應邀出任理事長。
曾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常務副主任的陳佐洱，是中英談判聯絡小組中的重要人員。近年來，他曾多次撰文回憶南懷瑾先生對他參與中英談判的指導幫助。
1995年，香港臨近回歸，香港社會福利署署長公開說：「香港社會福利在近5年以來，每年都在以27%的速度增長，我們還要用這個速度再增長5年，達到世界一流水準。」而早在1992年，香港總督彭定康就提出要大幅度提高香港的福利。此事引起陳佐洱的警惕。因為英國在香港的行政權到1997年6月30日截止，而他們提出的社會福利計劃卻持續到2000年，顯然是違規的。當時香港的GDP大概以每年5%的速度增長，並不是27%，英方明顯在說謊，一旦發生金融危機，香港經濟一定會受到很大影響。
針對這一問題，陳佐洱提出：「中方主張香港社會福利要不斷提高，而且在基本法裡面有明確規定，1997年以後也是有保障的。但是像這樣用比GDP高5倍的速度來增長社會福利，而且要連續10年，就好比在一條崎嶇的山路上開一部高速的賽車。如果再這樣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可能會車毀人亡，而這個車的司機就是港督彭定康。」
後來，彭定康將此話告訴香港民眾時就變了味，斷章取義地稱中方說提高福利就會車毀人亡，而陳佐洱提出，開車的司機就是香港人。不久，「車毀人亡論」就出現在香港媒體，很多香港市民因此指責陳佐洱言論不當，讓陳佐洱蒙受巨大的壓力。
一天，陳佐洱突然接到南懷瑾辦公室的電話，邀請他到南懷瑾的寓所一聚。陳佐洱聽後非常興奮，他早就想去拜訪了。
「收回香港是相當困難的事情，舉國上下都在盯著你，也難怪你會不安。英國人很強硬，你也不要客氣，這樣才不失我們的身份。但是，該忍的時候還是要忍，只有心態好了，做起事來才理智。」南懷瑾先生看著陳佐洱說。
「最近關於你的報導很多，他們都不說你的好話。沒關係，你可以想辦法改善一下這種情況。比如多和記者們打交道，請他們喝咖啡，聊聊天，如果沒錢就和我說，我這裡有。」在這個敏感時期，南懷瑾的一席話給了陳佐洱很大的鼓勵。
有了南懷瑾先生的鼓勵，陳佐洱很快調整好自己的心態，繼續與英方進行談判。他採取強硬的正確態度，拒絕了英方的無理要求，維護了國家的利益，讓香港順利回到祖國的懷抱。
我是中國人，我的事業在中國大陸
李首民是上海一所中學的校長。2006年，他出版了《情理相融創和諧——我當校長20年》一書。因為佩服南懷瑾先生的為人和學識，李首民在寫書時多次引用南懷瑾的觀點和文章。在即將出版之際，他希望和南懷瑾先生談談書中的內容，南懷瑾欣然同意了。
「這是你做校長的經歷，是吧？」南懷瑾笑著問。
「對，粗淺得很，您別見笑。」
「不，這是修身，也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呢。好了，咱們開始吧。」
「您的時間比較緊，我只把關於您的內容讀給您聽吧。」
「好。」南懷瑾先生微笑著點點頭。
「臺灣儒學大師南懷瑾先生……」李首民剛讀到這裡，南懷瑾便打斷了他。
「這裡有問題，要把『臺灣』去掉。」南懷瑾先生認真地說。
「哦，這是我的錯誤，儒學應該是中華民族的。」李首民糾正說。
「不僅如此啊，我是中國人，你附加上臺灣，不就把我的所屬範圍縮小了嗎？」南懷瑾先生笑著說。
李首民頻頻點頭。這麼簡單的一次對話，卻讓他看到了南懷瑾先生非同一般的愛國之心。
南懷瑾先生不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認定自己的事業在大陸，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和未來在大陸。
早在1993年，南懷瑾就同北京的許克有籤署過合資創辦「中外合營神州老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合同書」，除明確廣泛的經營範圍外，還在第六條明定「經營宗旨」是：
1、有系統的弘揚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以加強民族自信心與自強心，進而提高國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道德素養。
2、融通東西文化的精華，提高國民的知識水平，以促進中華文化的宏揚發展，使文化與經濟建設齊頭並進，相等益彰，使我國更加繁榮富強。
3、配合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結合海峽兩岸人力、資金與管理經驗，以發展中國的文化出版等事業，並促進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為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作貢獻。
以出版為主業的「神州老古文化公司」最後未能成立，但南懷瑾先生創辦神州老古文化公司所揭示的宗旨與經營方針，顯然是超越時代的，不是一般人能感悟的，字裡行間都透露出南懷瑾先生對國家、對大陸、對家鄉的熱愛之情和回歸之心。然而，一些追隨在南懷瑾先生身邊的臺商，希望能充分利用南懷瑾先生在海峽兩岸的人脈資源和聲望獲取商業利益，非常反對南懷瑾先生返回內地辦文化教育。據南懷瑾先生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有一天晚上，南懷瑾先生再次談起回內地辦教育的事，遭到一位多年追隨他的臺商的再次反對，南懷瑾先生怒而拍案：「你們誰都不要跟著我，我自己一個人也要回去！」
2000年，南懷瑾先生選擇江蘇吳江廟港修建傳道講學的太湖大學堂。2006年太湖大學堂建成後，南懷瑾先生又千方百計將數十年私人藏書，以個人物品名義從海外運至太湖大學堂圖書館儲存，其中包括全套臺灣商務印書館版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正統道藏精裝版、線裝版各一套，大藏經七種版本各一套，古今圖書集成全套，以及其他中華文化典籍與西方文化典籍數萬冊。太湖大學堂的藏書中，很多都有他的批註字跡。南懷瑾先生說，這些書是他歷經千辛萬苦為中華民族保留的寶貝。
在南懷瑾先生的心中，他是一個中國人，他的事業在大陸，這是他在海外漂泊了幾十年後最深切的體悟，也是他對祖國和平統一最真摯的回向。
2018年1月15日整理
2018年2月1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