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官方尚未正式公布安徽樅陽是否將從安慶劃歸銅陵，但新近出版的安徽省地圖卻已明確標示出了樅陽縣的歸屬。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查詢山東省地圖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新編安徽省地圖冊（長江三角洲地區分省地圖冊系列）》注意到，其目錄一欄中，已明確將「樅陽縣」劃歸為「銅陵市」一欄下屬。
該地圖冊內具體的安徽省行政區劃圖也同樣顯示，原屬安慶下轄的樅陽縣已完整劃歸銅陵市管轄。
樅陽縣在新編安徽地圖上已劃入銅陵市。 鳳凰安徽 圖《新編安徽省地圖冊（長江三角洲地區分省地圖冊系列）》，由山東省地圖出版社出版，北京聯興盛業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ISBN國際標準書號為978-7-5572-0095-4。
12月21日下午，山東省地圖出版社編輯部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出版社在編輯出版該地圖冊過程中，已拿到國務院今年10月批覆的批文，批文中明確寫明安徽省樅陽縣由安慶市劃歸銅陵市。
上述山東省地圖出版社工作人員強調，地圖出版中涉及行政區劃調整的部分必須嚴格遵照國務院批文，民政部會定期給出版社下發此類文件，下發時間或早於或晚於地方公布批文具體內容的時間。並且，所有地圖編輯完成後都需經過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審批，因此不會存在問題。
過去十數年來，樅陽是否劃歸銅陵管轄的區劃之爭一直存在。這一傳言多年來生生不息，並在去年達到高潮。
據澎湃新聞了解，樅陽區劃之爭之所以歷十數年而遲遲不決，其背後除了地理、交通等經濟因素和安慶、銅陵兩地的政治博弈外，歷史人文等文化考量也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及至如今區劃之爭落定，劃歸銅陵的樅陽該如何傳承其在中國歷史上曾影響甚廣的桐城派文化，註定又將是一個難解之問。
安慶銅陵此消彼長，區劃調整「順理成章」2015年12月6日，安徽省銅陵市銅陵站迎來寧安高鐵的正式開通運營。 視覺中國 圖
從根本上說，樅陽的區劃調整還是得歸結到交通、地理、土地、人口等經濟因素方面，也就是銅陵市面積過小、人口太少、發展腹地逐漸耗竭和安慶市面積大、人口多、對下轄縣域經濟帶動能力有限之間的矛盾。
安慶和銅陵同處安徽省南部，兩市在樅陽縣隔江（長江）而望，而市情卻大不相同。
安慶屬傳統城市，在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的177年時間裡，安慶一直是安徽省省府，為全省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現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在區劃調整之前，安慶轄桐城、樅陽、宿松等11個縣市區，數量上居全省第一，並代管皖河農場。全市總面積1.53萬平方公裡，2013年全市戶籍總人口620萬人。
和安慶相反，銅陵是一個新興城市，其建市史尚不足60年。
1956年建市的銅陵因銅得名、以銅而興，有「中國古銅都，當代銅基地」之稱，為建國後新興工業城市。區劃調整之前，銅陵僅轄一縣三區、一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面積1200平方公裡，人口僅74萬。
和當下中國很多區域經濟版圖的分化一樣，安慶和銅陵，安徽南部這兩座城市幾十年來的發展態勢不斷演變，安慶式微、銅陵坐大的格局也漸趨成型。
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蕪湖GDP總量首超安慶，位居安徽全省第二。2006年至2008年三年間，蕪湖GDP年均增幅達到15.9%，而安慶則僅為12.3%，低於全省平均水平。
被蕪湖趕超的這一年，安慶GDP增速更是跌到了谷底，成全省倒數第二。
安徽省城市研究中心課題組2011年底發布的《皖江示範區承接產業轉移競爭力研究》顯示，安慶在9市排名中僅列倒數第二。
與安慶下滑的經濟排名相對應的是，銅陵近年來則發展得頗為順遂。
2013年銅陵市政府工作報告指出，5年來，全市生產總值由2007年的279億元增加到610億元，財政收入由50億元增加到127億元，分別增加1.2倍和1.5倍。
2012年銅陵全市人均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分別達到83000元和17000元，是2007年的2.1倍和2.5倍。5年來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748億元，是2007年之前歷年投資總和的3.2倍。
雖然到2013年銅陵的GDP總量仍不足安慶的一半，但其人均GDP卻已超過安慶的3倍，位列安徽全省第一，甚至與上海的平均水平不相上下。
最近兩年，在新主政者的帶領下，安慶各項經濟指標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升（2014年財政收入、進出口總額增幅均居全省第一），但大的競爭格局已然形成，安慶想要徹底改變並非易事：2014年安慶地區生產總值增幅仍低於銅陵0.5個百分點。
在安慶和銅陵經濟地位此消彼長的時空背景下，銅陵提出針對樅陽的區劃調整要求似乎也就順理成章了。
銅陵智庫公開發聲，安慶訂立規劃應對事實上，對銅陵來說，「跨江發展」和「調整區劃」基本上是一回事：「調整區劃」是銅陵實現「跨江發展」的必要手段，「跨江發展」則是「調整區劃」的直接目的。 視覺中國 圖對於區劃調整訴求，銅陵的作法是，由具有一定民間與學術身份的政協和智囊組織先行發聲。
樅陽地處安慶東北，與銅陵隔江相望，劃自原桐城縣東、南鄉，1949年2月設縣。全縣現轄22個鄉鎮，面積1800平方公裡，人口96萬。
2012年2月，民革安徽省委員會在該省政協十屆五次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關於加快我省行政區劃調整的建議》的大會發言。發言提到，擴大中心城市規模，銅陵、池州合併，設立銅陵市，樅陽縣東部劃入銅陵市，設陳瑤湖區。
2013年11月，《陝西行政學院學報》又發表了一篇題為《銅陵市實施跨江發展戰略思考》的論文。論文作者所在單位，是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共銅陵市委黨校和中共銅陵市委政策研究室。
相較於「調整區劃」，「跨江發展」的說法在字面上要更為和緩。
事實上，對銅陵來說，「跨江發展」和「調整區劃」基本上是一回事：「調整區劃」是銅陵實現「跨江發展」的必要手段，「跨江發展」則是「調整區劃」的直接目的。
比如，在論文中，作者就銅陵跨江發展涉及的行政區劃問題提出了三條具體建議，其中就包括將樅陽縣全部劃入。
不過，面對銅陵的百般「渴望」，安慶似乎並不情願就此「放手」。
2014年12月，由安慶市委市政府主導的「安慶市大宜城發展戰略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安慶別稱「宜城」）出爐，安慶提出了自己的「跨江發展」主張。
規劃將安慶定位為長江中下遊新型中心城市，即長三角和長江中遊互動發展的節點城市、皖鄂贛三省交界區域的中心城市、皖西南的中心城市、領銜安池銅城市組群的核心城市。安慶將攜手蕪馬（蕪湖、馬鞍山）、一體銅池融入區域，並「爭取更大的政策和話語權」。
規劃劃定，大宜城核心區範圍約1820平方公裡，包括安慶市轄三區、皖河農場和樅陽、懷寧兩個縣城所在地鎮。
一方是劃入作為跨江發展腹地，另一方則是規劃為大宜城核心區，樅陽究竟當何去何從？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安慶和銅陵兩市市委書記分別向澎湃新聞解釋了兩地針對樅陽發展方向的不同規劃。
兩地市委書記同時指出，隨著經濟發展，行政區劃調整是有必要的。但作為地方黨委書記，他們要做的工作就是讓百姓受益、經濟發展、民生改善。
安慶市委書記虞愛華表示，「不劃要發展，劃也要發展。大家最關心的，是這個地方怎麼發展。」
銅陵市委書記宋國權也明確表示，區劃的調整，必須遵循生產力布局和有利於改善群眾生活的原則。不管樅陽在安慶還是劃到別的地方，它的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文化傳承、環境保護都會得到「高度重視」，「我和虞書記在這件事上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
區劃調整呼之欲出，文化融合擺上日程距離全國兩會結束半年多時間後，隨著國務院的一紙批覆，爭議十數年的樅陽區劃之爭也塵埃落定，但宋國權所提及的文化傳承問題卻可能才剛剛開始。
樅陽僅一縣的區劃調整之所以會帶來文化傳承問題，只因這裡曾是有清一代最大的學術流派桐城派的故土。
據《樅陽縣誌（1978—2002）》載，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壇上最大的一個散文流派。它濫觴於明代中晚期，崛起於清代康雍，鼎盛於乾嘉，衰落於民國初年，幾與清王朝相始終，前後延續200餘年，先後湧現出作家千餘人（含皈依或師從桐城文派的非桐城籍人）。
該縣誌稱，桐城文派形成聲勢浩大的文學流派，創建系統完整的散文理論。在長達200多年的中國古典文學長河中，就流派而言，其持續時間之長，作家人數之多，流衍區域之廣，影響規模之大，聲勢渲染之赫，實為中國文學史所罕見。
該縣誌還指出，桐城文派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均是原桐城縣東南鄉人（今屬樅陽縣域），後人把方、劉、姚尊為桐城文派「三祖」。
桐城位於安徽中部腹地，歷史悠久，文風昌盛，為江淮文明的發祥地和集中地。春秋時期稱桐國，唐至德二年（757）正式建縣，1996年撤縣設市（縣級市），隸屬安慶。
明清時的桐城縣境，為今桐城市和樅陽縣之域。今樅陽縣域是古桐城縣的東南鄉，為桐城文派的發源地。
解放後，樅陽縣從原桐城縣分立。樅陽文化界人士認為，歷史上的桐城文派代表人物，絕大多數都是樅陽人。後因區劃調整，桐城、樅陽兩地分立，造成了目前桐城派人物與桐城市地域名不副實的局面。
「樅陽出人，桐城出名」，曾是樅陽文化界人士的一大心結。
數十年來，桐城文派在宣傳上幾乎為桐城所「獨佔」。桐城市政府官網上，「桐城派故裡，黃梅戲之鄉」的宣傳語十分醒目，其還自稱「中國文都」。
樅陽縣史志辦方志室原主任陳松郭認為，「雖說桐城這種宣傳不太符合實際，但畢竟歷史上曾共為一縣，現在也同屬安慶，而大部分桐城派代表人物也確實在那邊待過，所以還是可以接受的。」
而如今樅陽全縣劃歸銅陵，新的文化融合問題就來了。
樅陽縣史志辦原主任胡中付此前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曾指出，「『樅陽出人，桐城出名』雖說不公平，但畢竟還同在安慶境內，還是一家。劃到銅陵後，桐城派文化不就被徹底割裂了嗎？」
胡中付和陳松郭兩人擔憂的是，樅陽與銅陵合併後，兩地的文化融合可能會面臨不少問題，這一觀點在樅陽本地及原籍人士中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
胡中付認為，樅陽和銅陵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銅陵是新興的工業城市，屬於工業文化、青銅文化；而樅陽是傳統的農耕文化、桐城派文化，兩地差別巨大。
在樅陽當地的一些主要網絡論壇中，甚至有網友呼籲，樅陽和桐城是桐城派文化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應該還原「大桐城」，升格桐城為地級市，呼應合肥經濟圈發展。
樅陽之所以如此認同桐城派，很大程度上緣於其明清兩代不可割裂和血淚凝結的根脈傳承。
桐城文士飽受劫難，氣節風骨令人稱嘆桐城歷史悠久，有豐富的文化底蘊，明清進入鼎盛期，其中代表「桐城派」更是長期享譽中華文壇。圖為桐城老街。 視覺中國 圖有清一代，桐城文派「天下高文歸一縣」的殊榮為歷朝所罕見。但在此之前，桐城士大夫所遭受的血淚劫難，卻也堪稱歷代所鮮有。
這些劫難背後的主人公，其才其學，其行其德，其氣節其風骨，今人讀之思之仍不免淚溼衣襟，擊節稱嘆。
在這為數眾多的歷史人物中，左光鬥、方以智和戴名世的事跡，又屬其中最令人動容者。
此三者的共同點是，均因政治原因不為其世所容，並最終被當權者斬殺（方以智逝於押解途中）。
左光鬥（1575—1625），字遺直，一字共之，號浮丘，明安慶桐城（今屬樅陽）人，著名水利專家，東林黨主要成員，累官至左僉都御史，萬曆「六君子」之一。
左光鬥萬曆三十五年（1607）進士，授中書舍人，擢遷御史，奉命辦理屯田事務，在北方大興水利，墾水田，種水稻。天啟三年（1623）擢大理少卿，次年拜左僉都御史。
左光鬥因與楊漣疏劾大宦官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又草奏彈劾其三十二斬罪，於天啟五年被魏忠賢構陷下詔獄，酷刑拷訊致死。
左光鬥秉性爽直，少時好讀節義傳記，後精研程朱之學。他洞悉世態炎涼，為人不易，故名其桐城縣城住宅為「啖椒堂」，被捕時家鄉父老頭頂明鏡，手端清水，擁馬首嚎哭，「緹騎亦為之涕零」。著有《易說》《左光鬥奏疏》《左忠毅公文集》等。
明天啟朝閹宦集團的代表是魏忠賢，士大夫集團的代表是東林黨人。在這兩派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宦官集團佔了上風，最終釀成萬曆「六君子慘案」。
「六君子」為東林黨代表人物，即楊漣、左光鬥、周朝瑞、魏大中、顧大章、袁化中等六人。
左光鬥雖死，但其門生史可法卻在明末抗清戰爭中一柱擎天。雖不足以支撐腐朽不堪的大明江山，但其以身殉國的壯懷之舉，也足以彪炳青史，告慰恩師。
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形象描述了史可法潛入東廠監獄，涉險探望左光鬥一事。
「（左光鬥）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眥，目光如炬，怒日：『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及至崇禎朝（1627—1644），魏忠賢集團覆滅，東林黨一度東山再起，「六君子案」也平反昭雪，左光鬥被追贈太子少保，諡忠毅，建專祠。
逝於明亡前的左光鬥某種程度上是幸運的，他不用親歷明清鼎革之變中山河凋零、生靈塗炭的悲戚慘劇，而這一幕卻恰又成了方以智終其一生也無法逃脫的宿命。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號曼公，又號龍眠愚者，法號弘智，字無可，號藥地，桐城（今樅陽）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畫家、哲學家、科學家，「明季四公子」之一。
方以智9歲能文，15歲博覽經、史、子、集，20歲著書數萬言。以文會友，與陳貞慧、侯方域、冒襄等交往密切，議政論文，是為著名的「明季四公子」。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可出入禁廷，盡閱內府文獻典籍，常與德國傳教士湯若望討論醫學、天文等科學。
明亡後，方以智出家為僧，法名弘智，發憤著述致力於思想救世的同時，秘密組織反清復明活動。康熙十年（1671）三月，因「粵難」被捕，十月，於押解途中逝於江西萬安惶恐灘。
方以智在哲學、文學、書畫、音韻、天文、地理、律學、醫藥、物理等方面都有深入、系統的研究，他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把知識分為自然科學（物理）、社會科學（宰學）、哲學（物之至理）三大類。著有《通雅》《正葉》《切韻源流》《物理小識》等50多種、百萬餘言的傳世之作。
方以智是一位深具傳奇和悲壯色彩的桐城歷史人物，其短短60年的人生，卻被他同時演繹出格物學者、秦淮浪子、前朝遺老、隱逸高僧甚至是洪門領袖等重重角色。
學界人士多視方以智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大學問家，其成就不僅體現在文學藝術上，更多的拓荒性貢獻卻是在自然科學方面。科學界的說法是，方以智的分光實驗比牛頓要早30年，他還曾與利瑪竇討論過地日中心距離，糾正過利瑪竇的訛誤。他在《物理小識》中甚至說到了茶樹的扦插技術，被認為是關於茶樹無性繁殖的最早記載；他的《切韻聲源》被推為提倡漢語拼音化的最早著作。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大學問家，桐城當代作家白夢卻用一個「逃」字來概括他的一生。
方以智的第一逃為「流寓南京」，發生在崇禎七年至十二年（1634—1639），其時方以智24至29歲。
因本邑桐城發生農民暴動，時局動蕩，方以智被迫遷家南京。這一時期，他往來於桐城、南京、湖北等地，時而幫助桐城官兵守城，時而奔赴其父在湖北的部隊與張獻忠農民軍作戰，更多的時候則是在南京主盟復社，臧否政治，探求興國之道。而在抱負不能施展之時，他也會「逃到」秦淮河的畫舫上去，求醉於溫柔鄉中，算是暫時紓解一下內心的憋屈和困頓。
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方以智作為明朝舊臣被逮下獄，後趁機逃脫，一路南下。南明永曆皇帝屢次三番下詔徵他，甚至拜他為東閣大學士，但已看透朱明王朝頹朽之勢的方以智均堅辭不受，在雲貴湖廣、湘西嶺南一帶到處躲逃。
直至清順治七年（1650）十一月，清兵打到廣西，方以智再度被捕。彼時他已經落髮著了僧袍。為逼他歸順，替新朝效力，清帥馬蛟麟左置冠服，右架刀劍，令其從中擇一。方以智慨然向右，口佔一謁：「百折不回橫一劍，豈畏刀槍重煅煉。獅子尊者肯施頭，仲連焉可錯射箭。」他「將頭臨白刃，猶如斬春風」的豪邁意氣讓馬蛟麟為之折服，竟不忍殺之，任他出家為僧，只是相約不仕新朝，但也不得再為舊朝效力。
然而，在其出家為僧20年後，康熙十年（1671），以「粵難作」為由，方以智再度遭到抓捕，並由江西廬陵押往嶺南受審。十月七日夜間，船泊萬安惶恐灘，忽然風雨大作，方以智逝世。
方以智的突然離世一直是學界之謎。目前為止，史學界未能找到「粵難」出處，更遑論考證其真相，方以智的故去也因之被演繹為多個版本。
這些版本中，一個堪稱大膽離奇的推論是：方以智是洪門領袖，反清復明地下組織天地會的創始人。
而一個與洪門有關的巧合則是，方以智生於辛亥，卒於辛亥，洪門最後的革命也成於辛亥（1911）。
在方以智逝世40多年後，他的桐城晚輩戴名世，也因牽涉前朝政治被誅殺。
戴名世（1653—1713），清桐城人，散文家，字田有，號南山、夏庵等，康熙進士，曾任教習、知縣、翰林院編修。
戴名世少年才思敏捷，尤留心明代史事，綱羅放失，訪明季遺老，考求史實。1702年刊行《南山集》，其中多收錄方孝標《滇黔紀聞》所載南明抗清之事。57歲中進士，三年後被參劾，以「大逆」罪被殺，為清初著名文字獄之一。
散文方面，戴名世提出了「精」、「氣」、「神」三主張，認為作文應「率其自然」，「修辭立其誠」，不僅要有變化，還應有「獨知」。後人多推其為桐城派開山祖之一。
戴名世「南山集案」是清朝大興文字獄、嚴控知識分子思想的典型代表。
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趙申喬上疏，參劾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遊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叼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版。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廁清華!」
趙申喬上疏引發了當時震驚全國的《南山集》獄案，被誅戮者甚多。康熙帝御批戴名世從寬免凌遲，著即處斬。方登嶧、方雲旅、方世樵俱從寬免死，並同妻、子充發黑龍江。該案應斬絞及為奴流徙人犯俱從寬免罪，著入旗。
客觀而論，戴名世並無反清之意，只是他在《南山集》中提出清朝應從康熙元年算起，觸犯了時忌。
是案發生後，清政府對《南山集》進行過兩次大規模的清剿。第一次是在「南山集案」發生後，第二次是《四庫全書》編撰時期。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諭旨各省督撫，「將可備採擇之書，開單送館。」這是清政府對學術著作的一次大規模清點，凡是有詆毀清朝之義的書籍被系統收繳銷毀，戴名世的《南山集》自然也不例外。
法國當代漢學家戴廷傑所撰《戴名世年譜》認為，清廷為戴氏定罪下獄，在《南山集》中查出有悖逆之語的主要是六篇文章，分別為：《與餘生書》《贈許亦士序》《送釋鐘山序》《送劉繼莊還洞庭序》《贈劉言潔序》和《朱翁詩序》。
桐城派晚期大家馬其昶的《戴南山先生傳》一文指出，戴名世「學長於史，喜考求明季逸事，時時著文以自抒湮鬱，氣逸發不可控御。餘讀其文，悲其有史才而不自韜晦愛重以成其志也。」
可以說，戴名世的憤世嫉俗、遺民心態，及其籍一人之力為晚明作史鑑的夙願，為其招來殺身之禍。
史學界人士認為，《南山集》案發，在一代史學巨星隕落的同時，清政府高壓濫殺的文字獄政策，也使得大批知識分子如履薄冰、噤若寒蟬。文史學術思想的發展和解放受到極大壓制，其對中國學術文化思想發展的負面影響難以估量。
桐城三祖文壇成派，天下高文歸於一縣合肥市廬陽區桐城路上的「桐城派歷史人文之光」照壁浮雕牆。該浮雕由國家一級美術師、雕塑家徐曉虹創作，圍繞「桐城四祖」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及曾國藩、吳汝綸等桐城派名人為主要塑造對象。 東方IC 圖也許是因為物至極則必反，在先賢們付出血淚乃至生命的代價後，桐城文士迎來了學術發展的黃金時期：桐城成派，並湧現出方苞、劉大櫆和姚鼐三祖大家。
目前學術界較為一致的看法是，桐城派古文運動濫觴於雍正朝內閣學士、乾隆朝禮部侍郎方苞。
方苞（1668—1749），字鳳九，一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清代著名文學家，桐城派散文創始人。
方苞幼聰穎，六歲即能背誦諸經，24歲至北京入國子監，以文會友，聲譽鵲起，被稱為「江東第一」，大學士李光地稱讚他的文章是「韓歐復出」。32歲舉鄉試第一，39歲中貢士，以母病告歸，未應殿試。
因與同鄉戴名世交往甚密，又曾為《南山集偶鈔》作序，方苞被株連下獄，定為死罪，後經康熙重臣李光地多方營救，方免死出獄。康熙六十一年（1722）充武英殿修書總裁。雍正九年（1731）授左中允，次年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後升內閣學士，充《一統志》總裁。乾隆時授禮部侍郎，先後為《皇清文穎》《三禮義疏》副總裁，「經史館」總裁。75歲告老還鄉。
方苞治學尊崇宋儒程朱之說，治經求其義理於空曲交會之中。他將道統和文統結合起來，首創「義法」說，為桐城派散文理論奠定了基礎。其著作總名《方望溪全集》，其中《左忠毅公逸事》《獄中雜記》《轅馬說》《田間先生墓表》等都是傳世之作。
方苞之後，劉大櫆繼之成為桐城派中堅人物。
劉大櫆（1698—1780），清桐城人。早年抱「明經致用」之志，但屢試不中，遂「退而強學棲遲山隴間」。劉大櫆好工文辭，以才氣著稱。其文學活動主要在乾隆時期，創作了大量詩歌、散文。他的文章既少歌功頌德、妝點「盛世」，也不多指斥時政、揭露現實黑暗，代表著下層正統知識分子的一般思想狀況。
劉大櫆修幹美髯，性格豪放，縱聲讀古詩文，韻調鏗鏘，喜飲酒，好吟詩。雍正四年（1726），劉大櫆初至京師，年富才盛，文動京師。方苞得其文，贊他是韓愈、歐陽修一流人物，一時名噪京城，士大夫多願與其結交。
乾隆六年（1741），劉大櫆由方苞舉薦應博學鴻詞科，卻被大學士張廷玉壓制落選。張後知劉大櫆為同邑，深為惋惜。乾隆十五年，張廷玉舉其參試經學，又未被錄取。60歲後為安徽黟縣教諭，數年後告歸，居樅陽江濱不再出遊，以文學教授生徒，默抑以終。
劉大櫆著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詩集》6卷、《論文偶記》1卷、編《古文約選》48卷、《歷朝詩約選》93卷，纂修《歙縣誌》20卷等。代表作有《答吳殿麟書》及《論文偶記》等篇章。
桐城派發展到乾嘉時期，劉大櫆門生姚鼐學冠群賢，學界視其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
姚鼐（1731—1815），清代著名散文家，與方苞、劉大櫆並稱為「桐城三祖」。字姬傳，一字夢谷，室名惜抱軒（在今安徽省桐城中學內），世稱惜抱先生、姚惜抱，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進士，任禮部主事、四庫全書纂修官等。40餘歲辭官南歸，先後主講於揚州梅花、江南紫陽、南京鐘山等地書院40多年。著有《惜抱軒全集》等，曾編選《古文辭類纂》。
姚鼐幼即嗜學，伯父姚範授以經文，又從劉大櫆學習古文。劉大櫆對姚鼐特別器重，稱其「時甫冠帶，已具垂天翼」，「後來居上待子耳」。乾隆二十八年（1763）進士，授庶吉士。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開四庫全書館，姚鼐被薦入館充纂修官。《四庫全書》成，44歲的姚鼐乞養歸裡，不入仕途。大學士于敏中、梁國治先後動以高官厚祿，均被辭卻。
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後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南京鐘山書院，致力於教育，其弟子門生遍及南方諸省。其中聲名顯赫者如本邑方東樹、劉開、李宗傳、方績、姚瑩，上元梅宗亮、管同，宜興吳德旋，陽湖李兆洛，婁縣姚椿等。這些門生多篤守師說，遵桐城家法，對桐城派的傳播作用甚大。
姚鼐的開館授徒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師劉大櫆的啟示。劉大櫆最終未能在官場爭得一官半職，但卻教授出一大批高足弟子。他的弟子在全國各地為官，也就將其文風文脈播灑至四面八方，桐城派的影響逐漸坐大。劉大櫆80大壽時，各地弟子紛紛來賀，一時間冠蓋雲集，雅士滿座，其情其景堪與戰國時期的鄒魯稷下學宮相媲美。
也是在此次壽筵上，姚鼐所作《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成為宣告桐城成「派」的點睛之筆。
該文聲言：「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為佔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鼐曰：夫黃、舒之間，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俊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裡，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為宗。豈山州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
桐城派古文之傳，自方苞以文章稱海內，同鄉劉大櫆繼之益振，傳至姚鼐則集大成，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風作韻，南極湘桂，北被燕趙」之說。
有清一代，桐城派雄霸文壇200餘載，擁有作家1200餘人，傳世作品2000餘種，影響力跨越桐城江南，遍及全國，連晚清一代重臣、學界領袖曾國藩也「膺服於」桐城，其餘聲至今仍迴響不絕。
嘉慶十五年（1815）九月十三日（公曆10月15日），85歲的姚鼐卒於南京鐘山書院，後歸葬桐城楊樹灣。
百年根脈當代猶在，區劃變更影響傳承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雖然「天下高文歸一縣」的輝煌於桐城和樅陽而言已成過去，但百年根脈猶在，傳承至現當代的桐城派也並沒有完全沉寂。
事實上，近現代以來，桐城和樅陽依然走出了在各領域有重大影響的代表人物。
培養這些人物的一個重要平臺，就是桐城派晚期大師吳汝綸於1902年創辦的安徽省桐城中學。
吳汝綸（1840—1903），字摯甫，桐城（今屬樅陽縣）人。桐城派後期重要作家，中國近代功不可沒的教育家。嚴復曾撰聯弔唁吳汝綸曰：「平生風義兼師友，天下英雄惟使君」。
吳汝綸為清同治四年（1865）進士，授內閣中書。曾國藩重其才，留佐幕府，為「曾門四大弟子」之一。吳汝綸與李鴻章關係亦密切，先後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議，多出自他的手筆。在先後出任深州（今河北深縣）、冀州（今河北冀縣）知州後，吳汝綸棄官從教，任保定蓮池書院山長。
光緒二十八年（1902），在被清廷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後，吳汝綸自請赴日本考察學制，編成《東遊叢錄》一書，為中國最早介紹日本的專著。
吳汝綸大力提倡學習西方科學文化，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並深入探求西方的科學和哲學。他竭力支持嚴復的翻譯工作，並為其翻譯的《天演論》作序。他博學多才，著有《易說》2卷、《校定尚書》1卷、《尚書故》3卷、《夏小正私箋》1卷、《文集》4卷、《詩集》1卷、《尺牘》7卷、《深州風土記》22卷、《東遊叢錄》4卷。
日本考察結束後，吳汝綸返歸原籍，借安徽巡撫衙門南院，籌建桐城學堂，即今桐城中學之前身，自認堂長。其親筆題寫的「勉成國器」和「後十百年人才奮興，胚胎於此；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冶而成」的楹聯，此後一直是桐城中學的校訓。
桐城中學1958年被確定為安徽省首批重點中學，1999年被命名為安徽省示範高中。學校現有高中教學班58個，在職教職工180人，在校學生4000餘人。
以朱光潛為代表的8位海內外院士校友，是桐城中學傑出人才的典型代表。
建校百年來，桐城中學的傑出校友主要包括：原中顧委常委、文化部原部長黃鎮，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首任主席章伯鈞，北平市首任市長何其鞏，當代美學宗師朱光潛，兩院院士孫德和、慈雲桂、陸大道、程和平、吳曼青、楊善林，哲學家方東美，古文論家馬茂元，著名作家方令孺、葉丁易、舒蕪，中共十七屆中央委員、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書記儲波，解放軍少將曹新國、張國威、程尚武等。
因區劃調整，上述人士中多人原籍地今屬樅陽，如黃鎮、章伯鈞、朱光潛等。
劃歸銅陵之前，樅陽和桐城就已在名人歸屬方面展開了競爭：桐城中學立有黃鎮紀念碑，而樅陽縣城也建有黃鎮圖書館。
多位樅陽籍人士向澎湃新聞指出，隨著時代發展，行政區劃調整有其必要性，但也不能僅從經濟角度考慮，「區劃調整對文化傳承的負面影響應受到足夠重視。」
而面對此次劃歸銅陵，上述樅陽籍人士卻也已經分不清楚，桐城派文化對他們來說究竟是歷史的財富還是融合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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