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與北京大學
王達敏
作者：王達敏，河南南陽鄧縣人。1979年秋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先後在洪子誠、樂黛雲和孫靜三位先生指導下從事學習和研究，並分獲文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本科畢業後留校，任北京大學校刊編輯部編輯。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近代文學研究室主任。另任中國近代文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古代散文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安徽省桐城派研究會副會長、安徽大學文學院兼職教授等。研究領域為清代、民國的文史。撰有專著《姚鼐與乾嘉學派》等；整理校點有《張裕釗詩文集》《賀培新集》等。
摘 要：桐城派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大流派，北京大學是中國最高學府。在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中，桐城派與北京大學相遇。數十年問，桐城派學者中西兼綜，以中體西用為指歸，主張在變革中有所保留，理解、支持五四運動，建設現代學科，為締造北京大學的民主、科學、學術自由和兼容並包的傳統作出了不朽貢獻；北京大學也以其巍峨地位，為桐城派的發展及其新生代的成長提供了契機。桐城派與北京大學互相映發，互相成就，「闡舊邦以輔新命」，協力推進著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鍛鑄著中華民族的新的精神。
北京大學源於東漢太學，肇基於道鹹之際國門敞開以後，應運崛興於戊戌維新的風浪之中（1）。桐城派學行繼孔孟程朱之後，文章在《左》《史》韓歐之間，一脈文心，通貫華夏數千載精神之史。巍巍上庠，皇皇巨派，在神州遭逢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大時代相遇（2）。桐城派與北京大學的歷史性相遇，大致可以截作四個時段：光緒二十七年(1901)底至清帝退位(1912)的清季新政時代，1912年至1928年的北京北洋政府時代，1928年至1949年的南京國民政府時代，1949年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在清季新政時代，在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桐城派諸家雲集，昌明國粹，融匯新知，使這座國家最高學府成為講誦桐城之學的重鎮。在北京北洋政府時代，中國嘗試建立嶄新的憲政體制，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取得輝煌成功，這時，桐城派的一部分學者次第進入北京大學，一部分學者陸續離開北京大學。他們在北京大學內外，應和著時代律動，主張在變革中有所保留，理解、支持北京大學師生的愛國行動，參與推動著北京大學和中國前行。在南京國民政府時代，北京大學全面發展，桐城派在北京大學學科建設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有形的桐城派在北京大學漸趨消歇，無形的桐城之學則早已融入北京大學的血液之中，化為永恆。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歷史性相遇中，桐城派為締造北京大學的民主、科學、學術自由和兼容並包的傳統作出了不朽貢獻。北京大學也以其崇高地位，為桐城派的發展和現代轉型提供了新機。桐城派與北京大學互相映發，互相成就，「闡舊邦以輔新命」，協力推進著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鍛鑄著中華民族的新的精神。
桐城派與北京大學的歷史性相遇，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動人故事。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清帝登臨天安門，頒布《明定國是詔》，宣示啟動變法維新，決定創辦京師大學堂。大學堂的成敗，取決於諸教習是否得力，更取決於總教習是否得人。因此，總教習的人選問題，一時牽動著政壇、學界神經，尤其牽動著當時在學界聲華正盛的桐城派諸家之心。先一年(1897)，桐城派大師吳汝綸得讀《天演論》稿本，對嚴復的雄筆贊不容口。所以，他以為：「大學堂總教習，若求中西兼通之才，則無以易嚴幼陵。」（3）而嚴復的心思呢？據天津《國聞報》透露：「北京大學堂總教習，初擬有延聘天津水師學堂總辦嚴復之說。京師講求新學之士大夫莫不以此舉為得人。」（4）《國聞報》由嚴復主持，自家的報紙刊出如此報導，可知素懷教育救國之志的他，對出任總教習一職也頗有些躍躍欲試了。但不知何故，此議後來作罷。這樣，桐城派與開創時期的京師大學堂失之交臂。
（吳汝綸）
桐城派與京師大學堂真正相遇，並在此牢牢生根，緣於張百熙主持學務。光緒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初日，詔命恢復在庚子兵燹中停辦的京師大學堂，張百熙為管學大臣。湖南學術素來遠遜江南和中原，自曾國藩集團崛起，人才始如雲蒸霞蔚。曾國藩為學推尊桐城，桐城之學因此而風靡三湘大地。
張百熙籍貫長沙，少時就讀於城南書院，得桐城派名家郭嵩燾教誨，因而對該派學者青睞有加。在他接引下，桐城派學者魚貫進人大學堂，並分任要職。光緒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六日，張百熙請旨，由吳汝綸出任大學堂總教習。他說：「竊惟大學堂之設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總教習得人為第一要義。必得德望具備、品學兼優之人方足以膺此選。臣博採眾論，參以舊聞，惟前直隸冀州直隸州知州吳汝綸學問純粹，時事洞明，淹貫古今，詳悉中外，足當大學堂總教習之任」。其「主保定蓮池書院多年，生徒化之，故北方學者以其門稱盛，允為海內大師，以之充大學堂總教習，洵無愧色」（5）。吳汝綸接旨後，以大學堂總教習身份東渡扶桑考察學制，受到包括天皇在內的日本朝野隆重接待，其所著《東遊叢錄》為張百熙等擬定大學堂學制提供了直接參考。張百熙原擬舉嚴復為副總教習（6），但最終奏請添派桐城派分支陽湖派學者張鶴齡任之（7）。二月初七日，曾國藩之孫曾廣銓到大學堂協助張百熙辦理交涉事宜，十二月任譯書局翻譯科總辦（8）。三月初四日，嚴復以「精通西文，於中學尤有根柢，於所譯各書類能融會貫通，不失本旨」，被派充譯書局總辦（9）。五月初一日，譯書局開張，林紓及其翻譯助手曾宗鞏、嚴復長子嚴璩等到局任筆述（10）。在大學堂任內，嚴復、林紓手不停揮，繼續著其輸入西學的翻譯事業。同時，嚴復積極為張百熙整頓大學堂事務出謀劃策，並手定《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章程》頒行。八月，吳汝綸弟子紹英任支應提調（11）。光緒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清廷於大學堂實施在學務大臣節制下的總監督負責制；十二月二十一日，由張百熙舉薦，大理寺少卿張亨嘉受命擔任大學堂總監督（12）。隔年(1905)十月，張亨嘉聘桐城派學者郭立山任國文教員。郭立山籍貫湘陰，為郭嵩燾族侄，張百熙門生，受知於曾督學湖南的張亨嘉，光緒二十九年(1903)進士（13）。正是由於張百熙的擘畫，桐城派學者聯翩登進，在大學堂傳道授業解惑，為桐城之學的發展，為這座國家第一學府的現代化，創下煌煌業績。
（張百熙）
桐城派在京師大學堂的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是在柯劭忞主持大學堂經科和總攬校務之後。柯劭忞是吳汝綸的女婿兼弟子，研究元史的大師，宣統元年(1909)正月充大學堂經科監督，二年(1910)八月十八日暫署大學堂總監督（14）。柯氏在任期間，所聘經科、文科教員多為桐城派學者：宣統二年(1910)正月，林紓、郭立山、馬其昶和姚永樸任經文科教員；同年十二月，陳澹然任高等科教員；三年(1911)二月，尚秉和任高等科教員（15）。一時間，大學堂裡到處瀰漫著桐城之學的氣息。陳澹然籍貫桐城，光緒十九年(1893)舉人，師事方宗誠，受詩古文法。其人恃才自負，狂放不羈；其文權奇動宕，恣肆自喜，常有逸出桐城藩籬之外者（16）。他繼郭立山為國文教習，講課時，宗尚《孟子》《戰國策》《史記》，尤喜為縱橫家言。《戰國策》之文素以枝蔓沓冗著稱，經他筆削後峻潔有力，使學生獲益匪淺（17）。此一時期，大學堂裡，單是追隨林紓學詩古文者就有：黃濬、沈覲冕、李景堃、蔡璐、姚梓芳、劉復禮、胡璧城、陳器、姚鵷雛、繆承金、唐宗郭、史鼐、廖道傳、胡祥麟、梁鼎元、鄭訓寅、郭步瀛、頤大徵、關棠、李道同、鄒應憲、章擷華、王黻燦、楊緒昌、李振聲、張國威、王之棟、段世徽、田世謙和劉盥訓等（18）。桐城派在北京大學達於彬彬之盛，是在嚴復主持校務之時。14年前，嚴復與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一職擦肩而過；14年後，機會再一次來臨。民國元年(1912)2月25日，對桐城派學者一向禮敬的北洋政府總統袁世凱，聘請嚴復出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5月3日，袁世凱允準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校，任命嚴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9）。上任伊始，嚴復將經、文二科合併為文科，擬請桐城派學者陳三立、姚永概主持。陳三立堅辭不允，姚永概則欣然命駕，出任文科教務長。數年前(1906)，因姚永概推挹不遺餘力，嚴復就任安徽高等學堂監督。此番嚴、姚在大學堂復遇，相處歡洽異常。同時進入北京大學的桐城派名流尚有李景濂、吳閻生。李景濂為吳汝綸蓮池書院弟子，光緒三十年(1904)進士，以研究《左傳》名家，受聘擔任北京大學預科國文教員和文科經學《左傳》門教員，有《左傳講義》手稿存世（20）。吳闓生為吳汝綸之子，賀濤弟子，曾留學日本，聲名早被燕冀，時任袁世凱總統府僚佐，受聘擔任北京大學預科教務長（21）。此前已在大學堂任教的林紓、郭立山、姚永樸和尚秉和，此時仍予留任。桐城派諸家在北京大學一時鬱為文棟。嚴復任職期間，解決了辦學經費困難，抵制了教育部停辦大學的亂命，在呈給教育部的《文科大學改良辦法說帖》中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設想（22）。嚴復任職不到一年，在教育部留日派和校內少數激進的革命學生擠兌下被迫辭職（23）。10月1日，袁世凱聘請章士釗接替嚴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24）。
（嚴復）
章士釗籍貫湖南善化，堂兄章壽麟為曾國藩幕僚，因救兵敗投水自盡的曾氏有功而受到擢用。章士釗青年時代拜讀曾國藩所撰《歐陽生文集序》，對桐城派不勝嚮慕，「隱然以求衍其派於湖湘之責自任」（25）。其終生所嗜好的柳文也是桐城派的典範。雖然章士釗因事沒有到任，但他和嚴復後先出掌北京大學，也可窺知桐城派學者在當時政、學兩界聲勢之一斑。1912年12月27日，章士釗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何炳時接任。1913年11月5日，何烯時辭職；11月13日，胡仁源接任。1916年12月，胡仁源辭職；12月26日，蔡元培接任。此後直到1927年6月，蔡元培實際長校五年有半，其他時間多由蔣夢麟負責校務。在這一時段，桐城派與北京大學的關係時而穩定，時而搖蕩，幾位老輩林紓、姚永概、李景濂和姚永樸等先後離開北京大學。何、胡、蔡和蔣均為浙江人，均對那位有大學問的革命鄉賢章太炎及其弟子情有獨鍾。數年間，章派學者蜂擁而至。有清一代學術以乾嘉學派為最盛，派中大部分學者以漢學反對宋學，一部分學者又以六朝駢文為正宗，否定唐宋古文。桐城派是宋學、唐宋古文的嫡傳，因而與乾嘉學派之間發生了激烈而持久的漢宋之爭和駢散之辨。這一爭辯一直持續到晚清、民國。章太炎及其弟子學宗乾嘉，文尚魏晉，與桐城派恰好針鋒相對。
（章太炎）
新文化運動時期，在北京大學內外，以陳獨秀、胡適和章門弟子錢玄同、魯迅、周作人為代表的新文化派，與以林紓、章士釗和胡先騙為代表的桐城派之間，發生紛爭。新文化派要求激進變革，視桐城派為謬種，桐城派希望在變革中有所保留，嫌新文化派矯枉過正。
在雙方紛爭期間，一些桐城派學者如王景歧、何基鴻、章士釗、方孝嶽、柴春霖、單丕和賀培新等人北京大學任教；桐城派學子如張厚載和李濂鏜等人北京大學就讀；北京大學學子如法科的張曰輅、張若旭、吳景林、劉書缽、賈應璞，國文科的柯昌泗、馬金濤、李炳瑗、陸宗達和賀翊新，土木工程科的李鉞，以及馬瑞徵、王雙鳳、李述禮、黃福墀和胡孝瀾等，拜吳闓生為師，在吳氏創辦的文學社內接受桐城派訓練（26）。即使在桐城謬種諡號家喻戶曉的日子裡，北京大學學子各尊所聞，仍有人在屋子的一角，「抑揚頓挫地念著桐城派古文」（27）。在那個充滿矛盾和思想自由飛揚的時代，新文化派與桐城派一起，共同渲染、烘託著時代氣氛，共同塑造著北京大學囊括大典、海納百川的精神氣度。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主要由北京大學師生發起。在北京大學之外，桐城派政治家徐世昌總統給予了理解、容忍，傅增湘、章士釗和嚴修給予了。徐世昌對桐城之學高度認同，一直視自己為桐城派中一員。其外祖劉敦元籍貫桐城，為劉開族父行。他曾拜謁吳汝綸，「求為先慈作墓表，為先外祖詩稿作序」（28）。就在當選民國總統前一年(1917)，他說：「丙戌同年多文人。賀松坡，餘從之學文；柯鳳蓀，餘從之學詩。」（29）賀濤、柯劭忞皆為北方桐城派文宗。傅增湘於光緒十七年(1891)入蓮池書院，從吳汝綸授讀（30）。嚴修曾拜入吳汝綸之門，恆稱「摯師」（31），執弟子禮至恭。這些桐城派中的要人，在五四運動的驚濤駭浪中，均對北京大學師生施以援力。在南京國民政府時代，文壇新舊並存。白話文學流行，但古典文學仍是巨大的精神存在。日本學者今關天彭經過深入研究以為，桐城派作為「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仍有相當的影響力」（32）。1933年2月8日，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向朱自清等表示：「讀新文學者實較讀文言者為少。」朱自清以為，馮氏道出了一個「重要事實」（33）。抗戰軍興前後，古典文學成為凝聚民心、塑造國魂的重要資源。1942年，教育部頒布《大學國文選目》，命舉國大一學生一律修習，內容皆為古文。北京大學與多數高校一樣，古典文學的研究與教學長期居於核心地位，桐城之學在其中仍然佔有一席之地。西南聯大時期，楊振聲等把新文學引入大一國文教學中，由於楊氏是北京大學1916級學生，受過姚永樸等桐城名家化育，因此，他能將桐城派的風致和教讀方式揉入新文學的教學中，而被馮友蘭等稱為「新桐城派」（34）。
在南京國民政府時代，當桐城派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逐步被邊緣化時，一批具有桐城派學養的學者卻活躍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的講壇之上。1927年至1931年，鄧之誠被聘為歷史系講師、教授。1931年至1937年、1939年，錢穆被聘為歷史系副教授、教授。1931年至1932年、1935年至1936年，柯昌泗被聘為講師。1932年至1933年，徐中舒從史語所到歷史系兼任講師。桐城派與北京大學史學有緣：早在北洋政府時代，桐城派學者如李景濂、尚秉和、鄧之誠、柯劭忞和史鼐等就已經在北京大學擔任史學課程。
（錢穆）
徐中舒早年追隨胡遠浚研讀桐城派古文（35）。鄧之誠的曾叔祖為姚門弟子鄧廷禎，他紹繼家學，「文風筆法宗桐城派而有所更張」（36）。錢穆學問根柢在桐城之學（37）。柯昌泗為柯劭忞之子、吳闓生弟子。桐城派一直有兼綜文史的傳統。在現代學科體系中，當桐城派的古文在文學領域難以保有其曾經的卓出地位時，其尊史的傳統卻使其在中國史領域煥發異彩。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桐城派逶迤數百年之後，終於到了終局的時候。在謝幕前夕，碩果僅存的一些桐城派學者在北京大學的歷史、美學、文學和印度學等學科領域，仍然於陰晴不定中耕耘著。史學家周一良、鄧之誠、袁良義、王會庵和孫貫文，美學家朱光潛和宗白華，古典文學史家、散文家吳小如，印度學家、散文家季羨林，都各有成果問世（38）。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也是五四愛國運動的發祥地。在這兩場互相關聯的偉大運動中，同屬維新陣營的桐城派與新文化派之間出現異同。他們都主張變革，都感時憂國。但是，桐城派學者反對新文化派的激進，期待在變革中有所保留。儘管存在分歧，但對於包括新文化派在內的北京大學師生的愛國行為，桐城派政治家以理解之同情給予了容忍，桐城派學者以仁人之心給予了支持。桐城派諸家的行為既促成了五四愛國運動目標之實現，也在共和初建的年代閃耀著人性的光芒。在新文化運動中，北京大學以陳獨秀、胡適等為領袖的新文化派在民主與科學旗幟下，提倡新道德、新文學，否定舊道德、舊文學。桐城派因其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所居的經典地位而受到轟擊。事實上，自道鹹之後，為迎接西方挑戰，正是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桐城派學者最先參與引領中國走出中世紀，面向現代世界。甲午戰後，吳汝綸、嚴復和林紓等繼武前修，努力向西方尋求真理，激進地要求變革。但隨著歲月的推移，他們及其年輕的追隨者主張在變革之時，能夠保留傳統中一部分優秀因子，以作為再造文明的基石。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桐城派這些老輩和新文化派同屬維新一脈：前者先行，並澤被後者；後者循前者之轍而進，取其激進，而棄其所保留。在新文化運動中，如果說新文化派屬於左翼，桐城派就是與其根連、又與其相對的右翼，二者均是新文化運動的組成部分。只是，新文化派的領袖站在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傳統的立場上，只見桐城派學者保守傳統的一面，而無視其一直以來對於變革的積極追求，爭論由此而起。這場爭論在北京大學內外展開，參與爭論者除教育總長傅增湘外，均為北大人。新文化派帶領北京大學以狂飆突進方式前行，桐城派則為北京大學增添了沉著穩健的氣度。在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時代，新文化派和桐城派相輔相成，共同豐富、深化著北京大學的精神內涵，塑造著中華民族的新的靈魂。桐城派一些老輩經歷了從激進到漸進的思想轉折。初始，他們面對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為了國家富強，為了將炎黃之胄推出黑暗洞穴、沐浴現代之光，一意反對守舊、推崇西學。後來，他們閱世漸廣，學養漸深，逐步意識到，中國傳統中多有可與西學轉相發明者，周孔之教經過西方思想淘煉，照樣可以成為重建民族精神的磚石，由此而對中體西用的思想產生了認同。光緒二十五年(1899)，吳汝綸說：救種之道，「必以士大夫講求西學為第一要義。」（39）又說：「非廣立學堂，遍開學會，使西學大行，不能保此黃種。」（40）然而，光緒二十八(1902)，他在東渡考察時發現，日本引入西方器物、制度和思想的同時，仍然保有大量傳統文化因素。這促使其重新審視傳統的現代價值，從而提出「周孔之遺澤，歷久常新」（41）之論。嚴復是晚清對西學理解最透闢的學者。他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起，連續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和《救亡決論》等名作，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猛烈抨擊專制政治和文化，號召鼓民力、開民智和新民德。接著，其帶有創作成分的譯著《天演論》風靡海內，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說以科學的名義震蕩著沉睡的中國。但自1912年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起，他明顯皈依傳統，欲將北京大學的「經、文兩科合併為一，以為完全講治舊學之區，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墜」（42）。
1913年，他發起組織孔教會。1914年，他提出：「竊嘗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經固是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武器發掘淘煉而已」（43）；「異日一線命根，仍是數千年來先王教化之澤」（44）。林紓如吳汝綸、嚴復一般，也經歷了從激進到漸進的思想轉折。許多新文化派學者是在桐城派老輩向西方取經的勞績庇蔭下成長起來。在思想上，他們無不受到嚴復、吳汝綸倡導的進化論影響，無不以進化觀念為其思想核心。陳獨秀在1915年《青年》雜誌發刊詞《敬告青年》中說：「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羅萬象無日不在演進之途，萬無保守現狀之理。……以人事之進化言之，篤古不變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民方興未已。」（45）胡適倡言以白話代替文言的依據，就是被他視為公理的進化論。他在1917年1月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中說：「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46）這是他的名句，也是文學革命取得成功的理論基礎。在文學上，新文化派學者多半受惠於林紓的譯作。據周作人回憶，他與魯迅都曾愛讀林譯小說，林紓在近人中對他自己影響最大，對魯迅的影響僅次於梁啓超和嚴復。他在《林琴南與羅振玉》中說：「我們幾乎都因了林譯才知道外國有小說，引起一點對於外國文學的興味。我個人還曾經很模仿過他的譯文。」（47）胡適說：「自己年輕時『總共看了上百部』林譯小說，故寫起敘述文時，頗受其影響。」（48）關於桐城派老輩在新文學演進中的歷史地位，周作人說：「到吳汝綸、嚴復、林紓諸人起來，一方面介紹西洋文學，一方面介紹科學思想。於是，經曾國藩放大範圍後的桐城派慢慢便與新要興起的文學接近起來了。後來參加新文學運動的，胡適之、陳獨秀、梁任公諸人都受過他們的影響很大。所以我們可以說，今次文學運動的開端實際還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來的。」（49）周作人以為，桐城派是新文學運動的開端。這無疑是中肯之見。在新文化運動中，桐城派學者與新文化派共具進化理念，因而贊同新文化派提出的倫理、文學變革主張。關於倫理變革，1919年3月26日，教育總長傅增湘在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函中說：「吾國倫理道義，人群紀綱，鐫於人心，濡於學說，閱數百千年。其間節目條教，習慣蛻衍，或不適於現代，亦屬在所難免。」（50）
（傅增湘。徐悲鴻繪）
以進化的眼光看，傳統中一些倫理觀念已經不適於現代，對其進行變革理有固然。關於文學變革，方孝嶽1917年在《我之改良文學觀》中說：「陳、胡二君定白話文學為將來文學正宗，實為不易之論。」（51）北京大學哲學系一年級學生李濂鏜1917年在《致胡先生》中說：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所提八事「條條精銳，良能發人猛省」（52）。北京大學法科政治系學生張厚載1918年在《新文學及中國舊戲》中說：「陳、胡、錢、劉諸先生之文學改良說翻陳出新，尤有研究之趣味。僕以為文學之有變遷，乃因人類社會而轉移。決無社會生活變遷，而文學能墨守跡象、亙古不變者。」（53）胡先驌1919年在《中國文學改良論》中說：「陳、胡之言固不無精到可採之處。」（54）章士釗1919年底在題為《新時代之青年》的演講中說：「胡君適之提倡白話，反對古典文學，在一定範圍以內，其說無可駁者。」（55）在新文化運動中，桐城派學者與新文化派之間也存在嚴重分歧。首先，桐城派學者反對新文化派的激進態度，主張漸進。傅增湘認為，傳統中不適應現代的倫理固然應變，但當漸改，不當銳進。他說：「改革救正，自有其道。以積漸整理之功，行平實通利之策，斯乃為適。凡事過於銳進，或大反乎恆情之所習，未有不立蹶者。時論糾紛，喜為抨擊，設有悠悠之辭，波及全體，尤為演進新機之累。」（56）方孝嶽說：「使今日即以白話為各種文字，以予觀之，恐矯枉過正，反貽人之唾棄，急進反緩，不如姑緩其行。……故吾人今日一面急宜改良道德學術，一面順此日進之勢，作極通俗易解之文字，不必全用俗字俗語，而將來合於國語，可操預券。」（57）李濂鏜說：胡適所提八事，「第六第七不用典、不講對仗兩款，確有矯枉過正之弊。……詩用典必適當、對仗必自然則可，不用典、不講對仗則不可」（58）。張厚載說：「凡一事物之改革，必以漸，不以驟。改革過於偏激，反失社會之信仰，所謂『欲速則不達』，亦即此意。改良文學，是何等事，決無一走即到之理。」（59）胡先驌說：陳、胡之言「過於偏激，遂不免因噎廢食之譏。」他主張使用「簡易之文言」，不贊成「以駁雜不純口語」代替文言（60）。其次，桐城派學者反對新文化派棄舊圖新，主張調和新舊，在繼承傳統基礎上創新。章十釗以為，文明的發展建基於人類知識、經驗的逐步積累之上，沒有對先輩業績的繼承，就沒有人類的進步；社會的進化是在新舊雜糅、從舊到新的移行中實現的，新的時代絕不會與過去時代沒有關聯。因此，「新機不可滯，舊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漸改善，新舊相銜，斯成調和」（61）。
（胡先驌與胡適）
胡先驌說：「人之異於物者以其有思想之歷史，而前人之著作即後人之遺產也。若盡棄遺產以圖赤手創業，不亦難乎?故欲創造新文學，必浸淫於佔籍，盡得其精華而遺其糟粕，乃能應時勢之所趨，而創造一時之新文學。……居今日而言創造新文學，必以古文學為根基而發揚光大之，則前途當未可限量。否則，徒自苦耳。」（62）第三，桐城派學者反對廢除古文。胡適等主張言文合一，摒棄文言，以白話代之，建設「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林紓在《論古文之不宜廢》《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等文中反對盡棄古文，主張文白並存，在白話風行之時，給古文留下一線生機。他認為，古文中存有中國元氣；古文有時以一言而關乎國家之夷險，有時足以動人忠孝之思；古文是白話的根柢，無古文就不會有好的白話文學；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也無礙科學；古人得一稱心之作殊為不易；若使今人讀古人原書，必使其研習古文；今日古文已在聲消燼滅之秋，不必再用力革除；歐洲文明發達，並沒有廢除拉丁文，日本人求新之時仍然視舊為寶。職是之故，古文應予保留（63）。林紓自清末以來一直是一個改革家：除了翻譯小說外，他曾在戊戌變法前一年(1997)，採擷民間文學元素，創作《閩中新樂府》十二首；庚子年(1900)在《杭州白話報》上發表白話道情，一紙風行；1919年3月，在受到新文化派攻擊奚落之時，仍然在《公言報》上開闢「勸世白話新樂府」專欄。因此，他並不是反對白話文，而是希望延古文一線於不墜，希望在變革中有所保留。結果卻是，林紓一敗塗地，到1949年後，白話文最終一統天下。以今觀之，完全廢除古文已經成為民族文化復興的一大障礙。當日林紓落敗，又豈僅為其個人傷心之事。第四，桐城派學者反對廢除戲曲，也反對以改革為名從根本上對戲曲加以破壞。胡適、劉半農、錢玄同、陳獨秀和周作人等新文化派名流以西洋戲劇的寫實為準衡，全面貶斥中國戲曲，以為中國戲曲太抽象，太脫離生活，演唱單調，臉譜離奇，舞臺設備幼稚，內容無理想，文章又極惡劣不通，無一足以動人情感，在文學、美術和科學上無絲毫價值。胡適雖無意消滅戲曲，但主張「廢唱用白」。張厚載時為北京大學學生，卻已是蜚聲菊壇的劇評家，其藝術實踐和理論功力迥非尋常可比。他以匹夫之勇力戰新文化派眾多師長。在《我的中國舊戲觀》中，他從專業角度為舊劇聲辯。他以為，中國戲曲的特點是抽象而非寫實；其表演自有規律；其唱功具有表達感情的力量，可以永久存在，不能廢掉。（64）他的這些見解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
1919年夏季，由北京大學發動和領導的五四運動，激起了國內各階層愛國之忱，也引爆了政壇固有的派系衝突和南北政爭。學潮與政潮互為滲透，互相借力，使這場民運最終實現了罷免親日派官員職務和拒籤巴黎和約的目標，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向深廣處發展（65）。桐城派總統徐世昌的斯文作為以及傅增湘、章士釗、嚴修、馬其昶和姚永概的有效支持是這場運動能夠取得碩果的關鍵因素，他們的理解、容忍、支持和仁愛在這風雲激蕩的大時代中熠熠生輝。五四運動爆發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為營救學生日夜奔走。在學生5月7日獲釋後，蔡元培為避免學校和學生受到進一步牽連，於5月8日遞交辭呈，翌日悄然離京66。此後兩月有餘，學界為挽蔡掀起巨瀾。在這一事件中，桐城派諸家的表現可圈可點。5月10日，教育總長傅增湘向北京大學挽蔡代表馬敘倫、馬寅初和李大釗等明確表態：「自己誠懇挽留蔡校長。」（67）5月14日，徐世昌下令挽蔡：「該校長殫心教育，任職有年。值茲整飭學風，妥籌善後，該校長職責所在，亟待認真擘理，挽濟艱難。所請解職之處，著毋庸議。」（68）在蔡元培辭職之事上，桐城派大家馬其昶和王樹楫沒有乘便行事，格調高沽。蔡元培說：「八日午後，尚有見告政府已決定更換北京大學校長，繼任者為馬君其昶。我想再不辭職，倘政府迫不及待，先下一令免我職，一人之不體面而猶為小事，而學生恐不免起一騷動。我之急於提出辭呈，此亦其旁因也。今我既自行辭職而繼任又為年高德劭之馬君，學生又何所歉然而必起騷動乎?」（69）蔡元培辭職前後，政府先後擬任命馬其昶、王樹枏接任北京大學校長（70）。馬其昶為張裕釗、吳汝綸弟子，曾任安徽高等學校校長、北京法政學校教務主任。王樹枏為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少為曾國藩所賞，長與張裕釗、吳汝綸相切劇，後官至新疆布政使。馬、王均著述豐贍，以經史文章負海內眾望，同膺清史館總纂，均與徐世昌為道義學問之交。政府欲馬、王出長北京大學，明顯與徐、馬、王三人的桐城派背景相關。就桐城派在清代以降學壇的地位論，就馬、王在南北學界的資望論，主掌北京大學，二人雖比蔡元培略遜，在當時也算上佳之選。但與後來「謀攫取北大校長之地位的」（71）胡仁源有別，馬氏並沒有對政府的擬命作出任何回應，王氏則堅辭不就。馬、王峻拒的箇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與京城知識界挽蔡意見一致，希望自己不要成為蔡氏返京復任的障礙。在五四運動中，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主編陳獨秀被捕案轟動一時，桐城派諸家積極參與營救。1919年6月11日晚，陳獨秀帶著爭取「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72）的傳單《北京市民宣言》到北京新世界散發。這份傳單由陳獨秀起草、胡適英譯。當陳氏正站在樓頂揚灑時，京師警察廳警察出其不意，將其揪獲。6月22日，章士釗致電政府代總理龔心湛說：「試觀古今中外，每當文網最甚之秋，正其國運衰歇之候」，「陳君英姿挺秀，學貫中西」，籲懇龔氏為國惜才而救之（73）。同日，他又致電北洋政要王克敏，表達了救陳的迫切心情。嚴修命其子嚴智怡攜帶自己的手書謁見徐世昌。嚴智怡代表其父以為，不能以陳獨秀言論太新而裁判他，「大學為新思想發源地，無論什麼思想都要拿來研究」，「藉新舊思想暗潮來興『文字獄』，實在於教育前途有礙」。嚴智怡之言令徐世昌「頗動容」（74）。最為學界久久稱譽的，是馬其昶、姚永概對陳獨秀的營救。作為新文化派的主將，陳獨秀對桐城派剖擊最力，但馬、姚並未因此而銜恨。據報導，「桐城派的古文家馬通伯、姚叔節諸人也不以政府為然，常常向人表白說：主張不妨各異，同是士林斯文一體，文字之獄，萬不可興」（75）。6月25日，馬其昶、姚永概等致函京師警察廳廳長吳炳湘云：「陳君本系書生，平生激於愛國之忱，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歷年辦理教育，潛心著述，在學界似亦薄奏微勞」，因而懇請吳氏「曲賜矜惜，準予保釋」（76）。由於各方施以援手，陳獨秀於9月16日獲釋。陳獨秀行事一貫決絕、專斷。
（馬其昶）
1925年，群眾因晨報館偏右而焚之，陳獨秀贊成這一暴力行為，胡適則不能苟同。他在致陳獨秀的信中說：「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個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77）胡適希望陳獨秀對待不合己意之事，能有如桐城老輩似的容忍、仁愛的雅量。
桐城派在漫長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深厚的博雅傳統。自方苞起，桐城派學者多學貫經史子集四部，姚鼐尤以兼收義理、考據、辭章之長為鵠的。桐城派諸家進入北京大學後，薈萃中西學術，把博雅傳統擴容，各依性之所近，在不同知識領域尋幽探勝，為北京大學的學科建設，為中國學術從古典向現代轉型，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他們強烈的求知渴望、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卓越的學術成果，豐富著桐城派，也有力地型塑著北京大學的科學精神。
在北京大學確立現代學制和學科建設過程中，張百熙、張之洞、吳汝綸和嚴復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張之洞曾向其從舅、桐城派嶺西五子之一的朱琦問學，也算是與桐城派有些瓜連。奠定京師大學堂和北京大學學科建設格局的，就是這個帶有濃重桐城派色彩的精英群體。光緒二十四年(1898)，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提出的中體西用觀點，是其個人主張的理論概括，也是清末新潮學者的共識。二張、吳、嚴為北京大學設計的學制和學科建設藍圖，連同早先(1898)梁啓超執筆的《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從頭至尾貫穿著中體西用原則。吳汝綸呈給張百熙的考察報告《東遊叢錄》，翔實記錄了日本在創立現代教育體制中取法西方、保留傳統的情形。這一報告成為張百熙擬訂大學堂章程的參考。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張百熙主持制訂的《欽定大學堂章程》鑿破混沌，把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轉化為政治科、文學科、格致科、農學科、工藝科、商務科和醫術科等七科。這一章程雖經公布，卻未實施。光緒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由張之洞、張百熙和榮慶負責起草的《奏定大學堂章程》規定，大學堂設立八個分科大學：經學科、政法科、文學科、醫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78）。這兩個章程，無論七科、八科，均體現著兼容中西、中體西用的思想。嚴復早歲斥責中體西用之說，以為其割裂體用，為舊學張目。但他在1912年主持北京大學校務後，在重視西學的同時，更將經、文科合併，以加強中學的基礎地位，同樣沒有逸出中體西用的藩籬。
此外，嚴復長校後，在呈給蔡元培任總長的教育部的《文科大學改良辦法說帖》中提出，北京大學在建設文科時，應該對東西方文學、史學、哲學和地理學「兼收並蓄，廣納眾流，以成其大」（79）。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後，沿著嚴復的兼收並蓄思路，提出含蘊更為深廣的兼容並包辦學原則。這一原則後來成為北京大學的基本精神。桐城系統的學者在北京大學開創了倫理學學科。張鶴齡任京師大學堂副總教習時，編纂了《倫理學講義》和《修身倫理教育雜說講義》。張百熙在薦舉張鶴齡任副總教習時，說他「學識宏富，淹貫中西」（80）。其《倫理學講義》共有二十章，第一章為「公理公法」，最後一章為「仁義禮智信」，正是一個中西合璧的框架（81）。自光緒三十二年(1906)起，林紓連續三年為大學堂預科和師範班講授倫理道德課。他以孫奇逢的《理學宗傳》為教本，以帶有現代意味的平等的學術態度對待朱陸，凡是有益於身心性命之語盡採之，盡闡之（82）。由於林紓能結合自己豐富的人生經驗和古今故事對昔賢明訓加以疏解，而且語妙天下，發人深省，課堂效果極佳，那些「聆斯課之學生，成心情感發，不能自已」。其弟子胡先驌說：「常憶此課在下午一點鐘講授，適在午餐之後，又值夏初長日、睡思襲人之時，上他課則不免昏睡，上人倫道德之課，則無人不興奮忻悅，從可知歐西名牧師講演號召之魔力所由來也。」（83）林紓的講稿191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桐城派學者在北京大學開拓了邏輯學學科的新境界。光緒三十三年(1907)，章士釗到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主攻邏輯學等。宣統元年(1909)，他在對比中西邏輯思想的異同後，主張把logic譯為「邏輯」，這是他對中國現代邏輯學學科的重大貢獻。1914年，他與吳汝綸的蓮池書院弟子谷鍾秀等創辦《甲寅》月刊，形成邏輯謹嚴的政論文風。1917年11月，他受聘擔任北京大學哲學門教授，講授邏輯學和邏輯學史，同時主持哲學門教授會。章士釗的優長在於，他能將中國的邏輯資料納入西洋邏輯系統之中進行闡述，這使其邏輯學帶上鮮明的中國色彩。其講授極受學子歡迎，可容四五百人的大教室門戶為塞，坐無隙地。1939年夏，他以北京大學授課時的講義為基礎，撰成《邏輯指要》一書。此書是中國現代邏輯史上的名著（84）。
桐城派學者把北京大學建成中國現代美學學科的最高學術殿堂。朱光潛籍貫桐城，少年時代在吳汝綸創立的桐城中學受到桐城之學的薰陶，研習《古文辭類纂》和《經史百家雜鈔》，模擬歐陽修、歸有光之文。他留英歸來後，1933年10月初至1937年抗戰爆發，因徐中舒之薦，受聘擔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1946年8月，應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之聘，再度擔任西語系教授兼主任，此後再未離開過北京大學。宗白華1897年出生於外祖父方守彝家，方家乃桐城派名族。1952年下半年調入北京大學任哲學系美學教授，直至去世。朱光潛、宗白華學貫中西，均追求人生藝術化的理想，均以桐城之學為研究美學的根基。在中西比較中，朱光潛提出美是主客觀的統一，宗白華則對藝術意境作了獨步一時的理論開掘。他們共同將中國現代美學推向高峰（85）。
桐城派學者在北京大學開創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學科。宣統二年(1910)至1917年，姚永樸在京師大學堂和北京大學任教時，以講義為基礎撰成《文學研究法》一書。此書與劉勰的《文心雕龍》後先輝映，是對桐城派理論的升華，也是對中國古典文章學的總結（86）。宣統二年(1910)正月至1913年，林紓在京師大學和北京大學講授古文辭（87）。其講義1913年6月在《平報》連載；1916年在都門印書局出版時，名為《春覺齋論文》。林紓立足桐城前賢文論，把自己從中國古典文學、外國文學和古文創作實踐中所得，進行提攝歸納，創造性地提出意境等理論。姚永樸和林紓的著作多次再版，是後來一切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著作之祖。桐城系統的學者是北京大學中國史學科建設的主力。在宏觀方面，鄧之誠、錢穆講授過中國通史。在斷代史方面，徐中舒的殷周史料考訂，李景濂的《左傳》研究，錢穆的中國上古史、秦漢史、漢魏史，鄧之誠的魏晉南北朝史，柯昌泗的隋唐五代史、宋史，柯劭忞的元史，錢穆的宋元明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構成了中國史學科的完整序列。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宣統三年(1911)二月至民國元年(1912)十二月，尚秉和在任京師大學堂高等科教員時，開始撰寫《辛壬春秋》一書。該書1924年問世，分為辛壬大政記、各省記事、民黨死事記、清臣殉難記、袁大總統事略等，是研究中華民國史的開山之作。柯劭忞自光緒末年開始收集中外元史資料，1919年完成《新元史》初稿。同年12月4日，徐世昌總統以《新元史》詮採宏富、體大思精，明令將之列入正史。1923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因《新元史》而授予作者文學博士學位（88）。柯劭忞1924年至1925年在北京大學講授元史，並任國學門導師，使北京大學成為研究元史的重鎮。此外，孫貫文在金石銘刻學研究領域取得的成就也斐然可觀。桐城派學者在北京大學創立了印度學學科。季羨林上山東大學附設中學時，國文教員王昆玉是桐城派古文作家，有自己文集，後任山東大學講師。受老師影響，季羨林研讀唐宋八家文章，用文言文模仿桐城派調子寫作。其《讀(徐文長傳)書後》一文被老師評日「亦簡練，亦暢達」（89），使他深受鼓舞。《季羨林全集》三十卷，散文約佔三分之一，這些作品帶有濃鬱的桐城派色彩。1946年秋，他留德歸來，受聘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此後數十年，他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關係史，發表許多原創性論著，使北京大學成為研究印度學的基地。
（季羨林）
此外，桐城派學者在北京大學自然科學學科建設方面也有出色表現。胡先驌是桐城派郭立山、陳劍潭和林紓的弟子，1929年在北京大學講授植物學。李鉅出身河北邯鄲，其父李景澔、伯父李景濂均為吳汝綸蓮池書院弟子。他曾從吳闓生遊，受詩古文法。他畢業於北平協和醫學院，獲紐約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抗戰勝利後，北京大學醫學院新聘一批受過歐美醫學教育的博士，這些學者代表了當時醫學界的最高水平。其中，李鉅因學術水平湛深，受聘擔任藥理學教授兼系主任，推動了北京大學藥理學學科的發展。在進行醫學研究與教學的同時，李鉅創作詩古文辭不輟。其詩文蓬勃雄健，得蓮池一派真傳（90）。桐城派諸家進入北京大學後，以自己的文化理想和實際行動塑造著北京大學的精神。而北京大學以其巍峨地位，聘請桐城派諸家來校主政、任教，錄取桐城派學子入校就讀，為桐城派的發展和現代轉型提供了歷史契機。桐城派新生代因承北京大學雨露之潤而成長為國家棟梁，尤值得表而出之。北京大學賦予桐城派學子鐵肩擔道義的社會責任感。光緒二十四年(1898)，光緒帝所頒《明定國是詔》云：創辦京師大學堂的目的，是為了「人才輩出，共濟時艱」（91）。光緒二十八年(1902)的《欽定大學堂章程》云：京師大學堂之設，是為了「激發忠愛」（92）。魯迅說：「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93）正是在北京大學共濟時艱、與黑暗勢力抗戰的精神養育下，一些桐城派學子走上愛國救亡之路。光緒二十九年(1903)，為撲擊沙俄欲吞併中國領土野心，全國掀起浩蕩的拒俄運動，而京師大學堂的學生正是這場運動的急先鋒（94）。由師範館學生谷鍾秀擬稿的《京師大學堂師範仕學館學生上書管學大臣請代奏拒俄書》痛論戰守，以為俄人陰險狠辣，「無一時不置我於死地」；日、俄在東北相爭，中國「大禍即在眉睫」。若處置不當，必引起列強瓜分狂潮，使「二萬裡幅員、四萬萬民庶皆將奴隸牛馬受壓制於他國之下」，因而必須拒俄。此書最後為學生的愛國行為辯護：「國家之設學也，專以養成忠君愛國之思想為目的。今當危機存亡之秋，問不容發，譬如一家火起，父兄長老皆焦思疲力以求一熄，而少而壯者乃袖手旁觀，而以為不與己事，豈尚復有人心也耶?此學生等所以欲言而不得，不言而不能，言之而不免有越職之嫌，不言而坐視瓜分之慘而不忍也。」（95）谷鍾秀在光緒甲午乙未之際拜吳汝綸為師，是吳門傑出弟子。他光緒二十八年(1902)考入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在大學堂的陶鑄下，積極參與拒俄運動，成為堅定的愛國者。由他代表全體京師大學堂學生起草的這篇上書，以北方桐城派特有的鏗鏘激越筆法，表達了莘莘學子對於民族的責任和救國熱忱。谷鍾秀大學堂畢業後就學於早稻田大學。辛亥革命後，參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籌建。曾創辦《中華新報》《正誼》雜誌，擔任憲法起草委員、北洋政府農商部長等，為推進民主憲政竭盡綿薄。著有《中華民國開國史》等。
（谷鍾秀）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學學生成立了一個名為實踐社的秘密救國組織，這個組織屬於國民黨，接受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李大釗領導。實踐社領袖鄧義輝1927年與李大釗等一起，犧牲於張作霖政府的絞刑架上。1924年，北方桐城派宗師賀濤之孫、吳闓生入室弟子賀翊新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很快秘密加入實踐社，鄧文輝等的遇難沒有動搖他和同伴們的意志，他們繼續為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奮鬥。桐城派一批青年學者在北京大學為人師表，受北京大學哺育，獲得自信，獲得聲光，為自己的青雲事業奠下雄厚根基。方孝嶽出身桐城魯谼。魯谼方氏自雍乾間方澤起，始被服儒雅。姚鼐曾向方澤問學，方澤之孫方績、曾孫方東樹又以姚鼐為師。此後，方宗誠向族兄方東樹問業，又得曾國藩獎掖，學問有成，並傳理學、詩古文法於二子守彝、守敦。方守敦便是孝嶽之父了。魯谼方氏本為鄉野之民，因世守桐城派家法，人才輩湧，成為詩禮望族。方孝嶽1918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1919年進人北京大學預科任國文教員時，年才22歲。胡適初見方孝嶽，握其手，連聲說：「真沒有想到你是這麼年輕!」（96）當時預科教師多為學界名流，本科剛畢業的方孝嶽能膺此教席，自然得益於其出身桐城世家，也得益於其為馬其昶準女婿的身份。方孝嶽人北京大學前兩年，已在《新青年》上發表《我之改良文學觀》，挑戰陳獨秀、胡適的文學革命觀點，但這並沒有影響他順利跨入紅樓。由此可以窺知桐城派在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諸人內心深處的真正分量，也可知這座高等學府兼容並包的襟懷。
（方孝嶽）
方孝嶽以北京大學為新的起點，後來成為卓越的桐城派研究專家、中國散文史家和音韻學家。賀培新是賀濤之孫、吳闓生弟子，其詩文得桐城派真傳，其篆刻得齊白石神髓。1924年，他剛自北京法政大學畢業，即受聘擔任北京大學造型美術研究會導師，時年21歲。同年，他在該研究會主辦的《造型美術》上發表《篆刻學·總論》一文，提出「篆刻必以秦漢為宗」之論（97）。兩年後，他離開導師崗位，向更高的文藝境界邁進，成為名動京華的學者。一些桐城派學子經過北京大學哺育，成為優秀學者。尚秉和於光緒十八年(1892)在蓮池書院師事吳汝綸，二十九年(1903)成進士，次年進入京師大學堂進士館學習，三十二年(1906)畢業考核得優等。宣統三年(1911)為大學堂國文教習。1929年受聘於奉天萃升書院，1931年任中國大學教授，1937年執教於保定蓮池講學院（98）。尚氏所著《古文講授談》詮釋桐城之學，其《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是早期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名著，而其易學研究尤稱卓絕。吳闓生弟子陸宗達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預科，1924年升人本科，追隨黃侃，從事語言文字學研究，後在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等校任教，著有《說文解字通論》《訓詁學方法論》等。一些桐城派學子經過北京大學哺育，成為優秀詩人、小說家和散文家。徐志摩早歲就讀開智學堂兩年，成為桐城派古文家張樹森最好的學生。張氏繼承桐城派傳統，對中國地理爛熟，對吟誦極為在行。據說讀一句帶「乎」「耶」的文章，「那尾聲要拖至二分鐘以上」，比京劇名角龔雲甫的唱腔還要好聽（99）。徐志摩在開智所做古文《論哥舒翰潼關之敗》就頗具桐城派韻味。胡適、吳其昌稱徐志摩的散文成就不在其詩歌之下，徐氏又將弟子、桐城派嫡傳方瑋德及其姑姑方令孺引入新月派中，這一切均與其早歲拜人張樹森之門有關。徐氏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7-1918年在北京大學法科就讀兩載，對文學產生濃厚興趣；接著留學英美，積極參與「北大留美同學會」「北大留英校友會」的活動；1924年秋至1925年3月，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英美文學。1930年應胡適之聘，到北京大學辦校務。1931年2月，再任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100）。徐志摩一生的成就和聲望，皆與北京大學緊密相連。汪曾祺在小學畢業後的暑假，從邑中名儒韋子廉問學。韋子廉學問淵博，對桐城派鑽研尤深。汪曾祺說：「先生日授桐城派古文一篇，督臨《多寶塔》一紙。我至今作文寫字，實得力於先生之指授。」（101）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京派風格的《大一國文》成為他走上文學道路的啟蒙書。而沈從文的教誨則對其日後成為名作家發生了重大影響。
（汪曾祺）
在北方，自曾國藩總督直隸提倡文教後，數十年問，桐城宗風籠罩燕趙大地。在這樣的文化氣氛中，生活於天津的吳小如在進入北京大學前就開始學習寫作桐城派一路的古文。在回憶少年學伴畢基初時，他說：「最使我們感到疏遠的(不，毋寧說是感到水火的)，乃是他弄『新文藝』，我治『舊辭章』；他寫他的新詩，我作我的『桐城派」』。在回憶任教中學的生涯時，他說：「我讀高中時，一度學過作文言文；此時乃從張紀方老師專門學寫桐城派古文，每成一篇，即呈先父玉如公批改。」（102）吳小如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後，受教益最深的是俞平伯、沈從文和廢名。這三位先生都是京派作家。大學畢業後，他留校任教，在古典文學和京劇研究方面造詣至深。其懷人散文收入《紅樓夢影》一書，篇篇可讀；論學之作也多以散文之筆出之。可以說，他既是一位優秀學者，也是一位帶有桐城派濃重色彩的傑出散文家。桐城派新生代在北京大學精神培育下，一方面繼承桐城之學，另一方面吸收新的文化成果。他們為桐城派帶來了活力，也在現代化道路上，與桐城派之初心漸行漸遠。
（吳小如）
（1）季羨林：《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序》，見郝平《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卷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作者在該書中對於北京大學的源流有翔實考證和嚴謹論述。（2）桐城派在數百年發展過程中，有主幹，有枝蔓。如何確定一位學者的桐城派身份，一直是學界的難題。進入近現代以後，由於學科紛繁，眾多與桐城派相關的學者分布在不同的知識領域，這為其身份的認定更增加了一重困難。在本文中，筆者為了論述的方便。勉強提出「桐城系統」的概念。這一概念既包括桐城派主幹和離主幹較近的學者，也包括離主幹較遠的學者。那些有明確師承的主幹學者和與主幹較近的學者，筆者徑以桐城派稱之。（3）吳汝綸：《答傅潤元》，《吳汝綸全集》(三)，合肥：黃山書社，2001年，第206頁。（4）《京城大學堂擬請總教習》，《國聞報》光緒二十四年(1898)六月三日。關於嚴復無緣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一職的論述，見陳平原：《遲到了十四年的任命》，《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14—118頁。（5）《管學大臣張百熙奏為敬舉總教習折》，見遲惠生等主編《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ll頁。（6）嚴復：《與張元濟書》，見王栻編：《嚴復集》(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47頁。（7）《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僳副總教習並正副總辦折》，見遲惠生等主編《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第112頁。（8）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6頁。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898—1911)》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332頁。（9）《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報大學堂開辦譯書局折》，見遲惠生等主編《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第132頁。案：嚴復於光緒三十年(1904)辭去總辦一職。見孫應祥：《嚴復年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9頁。（10）孫應祥：《嚴復年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4頁。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898—1911)》第一卷，第333頁。（11）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898—1911)》第一卷，第333頁。（12）張戡：《京師大學堂首任總監督張亨嘉傳略》，見《張亨嘉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7頁。（13）趙啟霖：《翰林院編修郭立山傳》，見《趙啟霖集》，長沙：嶽麓書社，2012年，第93頁。（14）《著柯劭忞暫署大學堂總監督諭旨》，見遲惠生等主編《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第364頁。（15）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898—1911)》第一卷，第332～345頁。（16）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撰述考》，合肥：黃山書社，2012年，第290頁。（17）趙啟霖：《翰林院編修郭立山傳》，《趙啟霖集》，長沙：嶽麓書社，2012年，第93～94頁。胡先驌：《京師大學堂師友記》，見王世儒、聞笛編：《我與北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9～20頁。（18）朱羲胄：《林氏弟子表》，《民國叢書》第四編第94種下冊，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19）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9頁。（20）姚永概在《慎宜軒日記》(下)民國元年九月初六日條，有「李右周任《左傳》」的記錄，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第1209頁。李景濂《左傳講義》手稿現由其曾孫李建雄先生收藏。（21）嚴復：《為呈覆教育部分科大學王學長等擬辭校務專任官署職務事》，見尚小明《民元北大校長嚴復去職內幕》，《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3年第4期。（22）張寄謙：《嚴復與北京大學》，《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23）尚小明：《民元北大校長嚴復去職內幕》，《北京大學教育評》2013年第4期。（24）《臨時大總統令》，見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898—1911)》第一卷，第235頁。（25）鄒小站：《章士釗》，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年，第4頁。（26）王達敏：《論桐城派的現代轉型》，《安徽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27）楊振聲：《回憶五四》，《楊振聲文獻史料彙編》，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44頁。（28）徐世昌：《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五年(1899)9月15日。（29）賀葆真《賀葆真日記》(三)1917年2月1日，見李德龍、俞冰主編《歷代日記叢鈔》第133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l7頁。（30）孫英愛：《傅增湘年譜》，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5月通過答辯，第11頁。（31）嚴修：《嚴修東遊日記》，見鍾叔河等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嶽麓書社，2016年，第4O頁、第45頁、第47～48頁。（32）李傑玲：《日本學界桐城派研究述論》，《桐城派研究前沿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7年，第73頁。（33）朱自清：《朱自清全集·日記(上)》(九)，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4頁。（34）朱自清在1938年7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與芝生商談大一國文問題，其意見為：一，講解如《莊子·天下篇》一類課文，因生字多，必須設法引起學生興趣。二，教授桐城派或章太炎的文選派文章，教師使學生從總體上加以體會，今廢除此二法，使學生不覺新意，乃最大失敗。然所謂新桐城派的楊今甫所做的努力，卻稍能體現其味道。三、必須充分認識朗誦之必要。諸說均有見地。」見《朱自清全集》(九)，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42頁。（35）徐中舒：《我的學習之路》，《文史知識》1987年第6期。（36）邸永君：《「效法先賢任重道遠」系列之十三：吾師之師》，中國社會科學網，2015年5月25日。（37）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卷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38）郭衛東、牛大勇主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簡史》，內部發行，第37～38頁，第93頁，第480～503頁。第480～503頁。尚小明：《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研究(1899—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7頁，第36—4l頁。按：周一良說：他隨恩師張愨學習桐城派四年(《畢竟是書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頁)。王會庵是王樹枏嫡孫，孫貫文是賀培新的弟子。袁良義籍貫安徽宣城，受桐城派薰染至深(慶環、閏佳琦：《袁良叉：為史學研究奉獻一生》，《光明日報))2015年7月18日)。（39）吳汝綸：《與冀州紳士》，見施培毅、徐壽凱點校《吳汝綸全集》(三)，舍肥：黃山書社，2002年，第229頁。（40）吳汝綸：《答李季皋》，見施培毅、徐壽凱點校《吳汝綸全集》(三)，第310頁。（41）昊汝綸：《答新聞記者論中外教育》，見施培毅、徐壽凱點校《吳汝綸全集》(三)，第448頁。（42）嚴復：《與熊純如書》(三)，見王栻編《嚴復集》(一)，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605頁。（43）嚴復：《與熊純如書》(五十二)，見王栻編《嚴復集》(一)，第668頁。（44）嚴復：《與熊純如書》(六十二)，見王栻編《嚴復集》(一)，第678頁。（45）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1915年第l卷第1期，第3頁。（46）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期，第2頁。（47）周作人：《林琴南與羅振玉》，《語絲》1924年12月1日，第3期第5版。（48）鄭延國：《胡適晚歲八論翻譯》，《瀟湘子譯話》，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5頁。（49）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48頁（50）傅增湘：《致蔡元培》，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286頁。（51）方孝嶽：《我之改良文學觀》，《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期，第4頁。（52）李濂鏜：《致胡先生》，《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期。（53）張厚載：《新文學及中國舊戲》，《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期，第620頁。（54）胡先驌：《中國文學改良論》，《東方雜誌》1919年第16卷第3期，第169頁。（55）章士釗：《新時代之青年》，《東方雜誌》1919年第16卷第11期，第160頁。（56）傅增湘：《致蔡元培》，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三)，第286頁。（57）方孝嶽：《我之改良文學觀》，《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期，第4～5頁。（58）李濂鏜：《致胡先生》，《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期。（59）張厚載：《新文學與中國舊戲》，《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期，第621頁。（60）胡先驌：《中國文學改良論》，《東方雜誌》1919年第16卷第3期，第172頁。（61）章士釗：《新時代之青年》，《東方雜誌》1919年第16卷第11期，第161頁。（62）胡先驌：《中國文學改良論》，《東方雜誌》1919年第16卷第3期。（63）林紓：《論古文之不宜廢》，上海《民國日報》1917年2月8日；《畏廬三集·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見《林琴南文集》，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影印，第26—28頁；《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見《文藝叢報》1919年第1卷第1期，第7頁。（64）張厚載：《我的中國舊戲觀》，《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4期，第343—348頁。（65）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9月第l版，第95一ll7頁。（66）梁柱：《蔡元培與北京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40～266頁。（67）《晨報》1919年5月l1日，轉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5頁。（68）《大總統令》(1919年5月14日)，《政府公報》1919年5月15日。（69）《晨報》1919年5月13日；天津《益世報》1919年5月17日。轉引自梁柱《蔡元培與北京大學》，第254頁。（70）《晨報》1919年6月7日。轉引自梁柱《蔡元培與北京大學》，第260頁。（71）蔡元培：《自寫年譜》，見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二)，第217頁。（72）陳獨秀：《北京市民宣言》，見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1919—1922)》(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l16頁。（73）《章行嚴請釋陳獨秀》，見強重華等主編《陳獨秀被捕資料彙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3、64頁。（74）涵廬：《傳聞異詞的陳獨秀案(通信)》，見強重華等主編《陳獨秀被捕資料彙編》，第58頁。（75）涵廬：《傳聞異詞的陳獨秀案(通信)》，見強重華等主編《陳獨秀被捕資料彙編》，第59頁。（76）《安徽同鄉會吳傳綺等函警察總監請準予保釋陳獨秀》，見劉蘇整理《五四時期陳獨秀被捕檔案選編》，《北京檔案史料》2009年第2期。（77）胡適：《致陳獨秀》，《胡適書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67頁。（78）郝平：《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63～164頁。（79）張寄謙：《嚴復與北京大學》，見《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60～161頁（80）《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副總教習並正副總辦片》，見遲惠生等主編《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第112頁。（81）郝平：《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第215～216頁。（82）林紓：《師範學校中學校修身講義序》，見《師範學校中學校修身講義》卷首，北京：商務印書館，1916年。（83）胡先驌：《京師大學堂師友記》，見王世儒、聞笛編《我與北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l頁。（84）趙敦華等主編：《北京大學哲學系史稿(1912—2012)》，內部發行，第4頁。鄒小站：《章士釗》，北京：團結出版社，2013年，第146～147頁，第196～200頁。（85）宛小平：《朱光潛年譜長編》，未刊，第72～73頁，第161～163頁。宛小平：《朱光潛及其美學》，王德勝：《宗白華及其美學》，分別見金雁主編：《中國現代美學名家文叢·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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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2017年第6期。）（圖片為編者所加，版權屬於原創者。若有侵權，告知即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