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國家的歧路》馬國川 著
作者：馬國川
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熱烈支持戰爭，即使意識到戰局不利後仍然站在軍國主義一邊，高呼「一億玉碎」的瘋狂口號。後人以為，知識分子應該是抵抗戰爭的狂熱和非理性的最後堡壘，可是，這一代日本知識分子幾乎都渾身塗滿了恥辱的汙泥。
「偷襲珍珠港」成功的消息傳來，日本各地的公園裡民眾集會歡慶，飯店裡客人們舉杯祝賀，大街上的陌生人也相互道賀，東京皇居外的廣場上則擠滿了跪在地上感謝天皇的人群。日本國民就像吃了致幻劑一樣，沉迷在勝利的狂歡之中。
後來人們回頭看，才知道這是多麼可笑，多麼悲哀。本來，自從4年前爆發日本侵華戰爭以來，經濟狀況越來越差，貨架上的商品越來越少，不得不對顧客實行限購。政府提倡節約運動，宣揚「奢侈是敵」「真正的日本經不起放縱」。後來食品也出現了短缺，家庭餐桌上的米飯口感乾澀，難以下咽。「偷襲珍珠港」意味著中國戰場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日本又多了一個強大的敵人。
只要思維正常的人都知道，這是更大災難的開始。可是在當時，支撐民眾思考的材料來自經過「審查」和「自我審查」的報紙和廣播，都是精心挑選出來的。一旦人們只能接受違背事實的信息和違背常識的說教，認知必然被扭曲，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事實上，保持常識的人還是有的。他們要麼厭倦導致生活水平下降的戰爭，要麼擔心自己的家人可能被送往戰場。據《日本大敗局》一書記載，在距離東京約70公裡的一個種植水稻的村莊，一位9歲男孩放學回家後得知日本襲擊珍珠港的消息，他看到母親流著眼淚哭喊道：「又打仗了。」她沒有歡欣，只是擔心可能會被迫參軍的兒子的安危。
當然，絕大多數民眾很容易被政府和媒體的宣傳牽著走。就像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裡所說：「大眾沒有辨別能力，因而無法判斷事情的真偽。許多經不起推敲的觀點，都能輕而易舉地得到普遍贊同。」所以，「烏合之眾」將希望寄託於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知道一切都要經過自己的思考和辨別，不能盲從。確實，普通民眾不由自主地被時代風浪裹挾其中，載浮載沉，讀書明理的知識分子應該洞見風浪背後的猙獰真相，至少獨立思考，不追趕潮流。那麼，在那樣的歷史時刻，日本的知識分子是如何認識「偷襲珍珠港」的呢?
一、歷史被創造出來了！
12月8日夜，我和既是同事又是文藝評論家的寺岡峰夫一起，在因燈火管制而一團漆黑的銀座大街上，一邊興奮地大聲說著話，一邊走著……(第二天早上）給許多作家發出約稿信，希望他們以「戰鬥的意志」為題給雜誌寫稿。沒有一個作家拒絕我的約稿，我對自己的編輯計劃亦沒有半點兒懷疑。這是戰後一位編輯的回憶。戰爭爆發時，他在著名的《文藝》雜誌編輯部工作。此前，他和文藝界的朋友們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一直抱有抵抗的意識，可是「偷襲珍珠港」卻讓他們的思想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我們一夜之間仿佛自我麻醉一般，丟掉了抵抗意識，被一種聖戰意識牢牢操控」，「這以後，我們的手便漸漸地齷齪了……」。
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作家拒絕他的約稿。也就是說，那麼多作家都和他一樣，站在軍國主義一邊。一位文藝評論家的文字，反映了當時作家們的典型心理反應——向英美宣戰的消息公布了。這只能說是順理成章的結果。我還記得戰勝的捷報在胸中鳴響。這是何等巨大的構想和圖景啊。突然美國英國變得渺小起來。如我們這樣有著絕對可以信賴的皇軍之國民多麼幸福啊。而今，日本真是偉大的國家。
這位評論家名叫青野季吉，戰後曾任日本文藝家協會會長。早年他參加日本共產黨，1938年因為「人民戰線事件」被捕，轉變立場後保釋出獄。「轉向」的知識分子都是有「案底」的，在有形和無形的壓力下，青野季吉發表上述言論，或許可以理解。可是那些並無這樣壓力的作家們，也同樣為戰爭而歡呼。
請看下文：光榮的秋天終於來臨了。我們的帝國直至開戰的堂堂正正的態度，時至今日才終於可以領悟的政府方針政策及步驟的周密性，特別是開戰便傳來的輝煌戰果，都是令所有國民感到心中歡喜的事態。此時此刻乃一億國民再生之日。而且，這心情並非外部強迫使然，如前所述，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促使我們自然而然於胸中升騰起這般感情。我們懷著這樣的感情，守候在天皇陛下身邊，我們時刻等待著被召喚，準備著盡卑微之力，化作盾牌保衛陛下。無論如何如無此等事態發生，我們難以感到這種心情的存在。我並非是在絕望之下昂奮起來，才說出這般話的，我為自己心底真實的明快之情而歡喜不已。「太平洋的暗雲」這一詞語，想來乃是符合長期以來腐朽之狀態的詞語。若說今日之開戰此暗雲終於雲開霧散，或者有些言過其實亦未可知，不過在我的感情上，確實可以說是雲開霧散。比之戰爭的純淨，混沌暗淡的和平真是渾濁而令人不快之物！
這篇名為《光榮之日》的文章，是文藝評論家河上徹太郎在開戰第二天一氣呵成寫就的。文章刊登在1942年1月出版的《文學界》上。它不僅是其個人體驗，而且也代表了更為廣泛的日本知識階層。
長谷川如是閒
例如，著名的作家長谷川如是閒，是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者。他的學生丸山真男是戰後最傑出的思想家，對日本法西斯的剖析和批判非常深刻。可是，長谷川1942年初也在《日日新聞》上發表文章宣稱：「東亞民族將會以大東亞戰爭為開端，建立一個共通文化區域，與自中古時期以來的歐洲類似……而第一步就是要將西方影響力逐出東亞。這偉大的任務現在正落到日本的肩膀上。」
還有被吹捧為日本現代最傑出思想家的竹內好。「偷襲珍珠港」一個月之後，時年35歲的竹內好代表「中國文學研究會」發表《大東亞戰爭與吾等的決意》一文，歡呼「歷史被創造出來了！世界在一夜之間改變了面貌！我們目睹了這一切。我們因感動而戰慄著，我們在戰慄中用目光追隨著那如同彩虹般劃破天空的光芒，追隨著那光芒的走向，我們感覺到從自己的內心深處湧出某種難以名狀的、攝人心魄的震撼之力」。這位因研究中國魯迅而有「竹內魯迅」之稱的知識分子，之前不贊成日本在亞洲擴張。在他看來，日本打著為亞洲反抗帝國主義的旗號，卻在與亞洲同胞作戰，這是自相矛盾的。可是現在他忽然自己說服了自己，認為自己一直誤解了日本領導人的真實意圖，「我們此前擔憂，在『建設東亞』這樣的漂亮口號背後，日本一直在欺凌弱者。（但現在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祖國日本其實並不畏懼強權。當戰刀向強敵揚起的時候，一切都得到了證明……侵略中國作為一個犧牲，不是無法忍受的事情」。他還用鼓動人心的語言寫道——12月8日宣戰的詔書頒布之時，日本國民的決意匯成一片燃燒的海洋。心情變得暢快了。人們無言地走到街頭，用親切的目光注視著自己的同胞。沒有什麼需要藉助於語言來傳達………天空高遠，清光四射，我們陳年的積鬱被驅散了。我們這才剛剛覺悟到，原來道路就在這裡，回頭顧盼，昨日的鬱結之情早就不見了蹤影……不久，黎明就要降臨。我們的世界將要在我們的面前，用我們的雙手建造出來。諸君，現在我們要在新的決意之下戰鬥。諸君，讓我們並肩戰鬥。
在戰時，報紙雜誌受到嚴密監控，不可能發表反戰言論。這些文字或許不能反映知識分子們的真實思想。且看作家們在日記裡如何記錄自己的認識：時年59歲的齋藤茂吉是日本20世紀著名的詩人，他在目記中寫道：「我年邁的熱血正煥發新生！…我們襲擊了夏威夷！」36歲的小說家伊藤整則在日記中寫道：「幹得漂亮，日本的戰術就像日俄戰爭時一樣令人稱道。」
二、創造這種意義是我們的工作
在日軍偷襲珍珠港前夕，哲學家就登場了。1941年11月26日，四位京都學派的學者舉行了一個名為「世界史的立場與目本」的座談會。這是一次臭名昭著的座談會，因為它「創造」了這場戰爭的「意義」。與會者自覺地肩負著「創造這種意義是我們的工作」的神聖使命，聲稱在此動亂的世界中，日本才是「世界史的中心」，日本要通過戰爭引領世界史。
這些學者為以學術專業成就「思想報國之一端」而喜出望外。他們認為，「西洋的倫理也曾經有過具有創造歷史的意義的時代，但是在現在變成反歷史的了。這次戰爭具有徹底的將非歷史形成的東西清楚地揭示出來的意義，將所謂非倫理性的那種真實性進行闡明，是戰爭的功能。通過戰爭，將西洋的倫理打上非倫理的烙印」。
副教授高山巖男是哲學界的後起之秀，年僅36歲，已經是海軍省的特約顧問，春風得意。他在座談會上大放厥詞——這次總力戰，當然在其根底上具有「思想戰」的性格。在這次戰爭中，美英既沒有像日本這樣堂堂的開戰理由，也沒有這樣的戰爭目的。如果問這次戰爭什麼時候結束，就是在敵方接受服從我們所說的新秩序思想的時候，最後的結局就會到來。這時就是美英失敗的時候。對此，迫使其在武力上接受是當然的必要的，但最終是要使其在思想上接受。
1942年7月23、24日，也就是成功偷襲珍珠港半年後，一群知識精英在京都一家溫泉旅館召開座談會，主題是「近代的超克」。這是《文學界》雜誌主辦的活動，一共有13人到會發言，都是當時日本思想、藝術、科學領域內的代表人物，包括宣稱日本有「堂堂的開戰理由」的高山巖男，和高呼戰爭比和平更「純淨」的河上徹太郎。座談會的宗旨是，討論知識界如何應對剛剛爆發的太平洋戰爭，希冀以此次討論會掀起一場精神革命，建設「新日本精神之秩序」，超越西方。
「超克」是日語詞彙，對應英語中的「overcome」一詞，可以理解為超越、克服，甚至是徵服。所謂「近代的超克」，就是超越、克服西方的近代性。對於與會者來講，近代性意味著西洋化，即政治上的民主主義、思想上的自由主義、經濟上的資本主義。這些主義在當時似乎陷入了行不通的絕境，必須「超克」之。用河上徹太郎的話說：「『近代的超克』這唯一的指路明燈，儘管有些朦朧，卻穿透各種阻礙同時映入我們的眼帘，這是何等喜悅！」「現在我們正在進行的戰爭，對外目的是粉碎英美勢力，而對內則是近代文明所帶來的精神疾患的根本治療」，文藝評論家龜井勝一郎在發言中說，「當然可以認為，我國的古典精神是治療文明之毒的靈丹妙藥。」這代表了許多與會者的共識。他們認為，日本的最大病患，就是過分吸收西歐近代文化和制度而滋生出了毒素。在被近代「汙染」以前的日本，古代信仰和以儒學為代表的來自亞洲大陸的「東方精神」渾然融合成了美好的傳統，雖歷經風雨，但仍在文化、社會、政治等各個領域中保存下來。現在要去除近代的「汙染」，必須回到「純粹的」日本精神傳統當中去，要通過日本傳統開闢新的道路。
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對美開戰並不只是對物質或權力的爭奪，而是日本對歐美主導的殖民現代體制及這個體制背後的一整套歷史文化觀，做一個徹底了斷。換句話說，對當時這些知識分子來說，太平洋戰爭有其「世界史的意義」，這場戰爭的抵抗性大於侵略性。太平洋戰爭的目的，就是要解放亞洲，使其不再受西方操縱的現代主義壓迫，重新恢復亞洲社會的和諧。思想工作是整個戰爭的一部分，應為進行得如火如茶的「聖戰」盡一番力量。「近代的超克」就是在文化戰爭中反抗西方，樹立日本的主體性。顯然，「超克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與國家政治權力密不可分，其現實目的，就是要打倒以英、美、法等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諸種意識形態，助力日本、德國、義大利等軸心國的「世界新秩序」建設，為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對外侵略戰爭提供理論支撐。
為了抵抗極權主義，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必須站在擁護「近代」一邊，可是許多人卻站在「近代」的對立面，大唱「超克論」，與法西斯主義同流合汙。無論知識分子還是政府都大聲疾呼，要求全民拋棄墮落無恥的腐化生活方式，用犧牲精神取而代之，稱這才是真正的日本「皇道」。諷刺的是，當他們聲嘶力竭地喊出「超克近代」的口號時，西方的潮流、品味及習慣已深深打進日本社會，無法割棄。口號雖然叫得震天響，但要打仗，則必須倚賴「近代」的「理性科學」以生產飛機，也要用它來應付生產及戰場上的各種需要。
三、除我國以外沒有真正的國家
其實早在1936年，文部省就成立「日本諸學振興委員會」，試圖「超克近代」，否定自明治以來學者們從西歐引進的學術，創造屬於日本的獨特學術。例如東京大學的法學家小野清一郎，就倡導建立「日本法理」。他在論文裡說在日本的倫理、日本的政治、經濟及其他一切文化部門的學術性研究，必須立足於明確的國體觀念……國體作為國家的實體內含著日本文化的一切方面。不過特別是國體，這是日本道義的問題，日本法理的問題。
東京大學教授末弘巖太郎在「天皇機關說事件」中與美濃部同遭右翼抨擊，可是現在也拋棄過去的學術和思考，強調日本的特殊性。他發表文章說，我們有必要以日本的道義的自覺為依據來確立日本法理的理念性基礎……通過我們的努力，以日本式的法學原理為基礎，儘快徹底刷新整個法制，完全除去模仿外國的殘渣，同時使我國法學從進口法學的臭味中脫胎換骨，使它真正以日本的姿態站立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法學界應該沒有一個人是有異議的。
經濟學家也不甘寂寞。新銳經濟學家難波田春夫說，日本固有的經濟觀、勞動觀是世界無比的好東西，其理由是日本具有「獨特的民族機構」，這種民族結構就是「具有以天皇為中心的血統上、精神上的統一的獨特的國家結構即國體」。他寫作的《日本的勞動觀》一書裡說——天皇的本質是「治理天下」，國民的本分是仕奉（奉獻服務）…………所謂皇國國民實際上就意味著仕奉天皇………我們皇國國民必須仕奉天皇的根據就因為天皇不是別的而是天降天神之子………我國的勞動是作為皇國國民的勞動者所從事的勞動。因此從根本上說除了以仕奉為本分之外不可能是別的………因為沒有仕奉就沒有皇國國民，從而勞動者也就不存在。
如此沒有邏輯可言、莫名其妙的東西，竟然也得到了經濟學界的讚賞。有人稱讚說這本書「從社會科學的立場來看是寫得非常好的著作」，而且為其辯護說，「皇國勞動觀根本上恐怕不是科學的認識而是超越科學認識的東西……作為這樣的國民信仰的勞動論，主要是在同西洋勞動觀的對比上來論證其絕對優越性，這從時局的角度看當然是有理由的，即使從時代的角度看，也同樣是極有理由的」。說這番話的，是資深經濟學家森戶辰男。
1919年，他在擔任東京大學副教授時，曾發表論文《克魯泡特金社會思想之研究》，被以違犯《新聞法》起訴，並被趕出了大學。誰能夠想到，一個「文字獄」的受害者，現在也一本正經地論證「日本的勞動觀」這樣的偽學術。更不可思議的是，森戶辰男在「偷襲珍珠港」之前出版的《戰爭與文化》一書中說：「這項事變(七七事變）的目的在於確立東亞的永久和平，並通過這次事變對世界和平做出貢獻。這是朝野、官民、前線後方所一致確信的。人們可以看到，之所以相信『日文事變』是『聖戰』的根本理由之一全在於此。」
和從事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比起來，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們應該會頭腦清醒吧，畢竟自然科學有一套嚴格縝密的規範。其實不然。在整個日本都在叫嚷「日本是世界上無比尊貴的國家」「日本是特殊的」的時代裡，科學家們也加入了大合唱。他們認為，無論在工業技術方面還是在自然科學方面，日本都必須與外國不同，日本必須是特殊的。著名工學博士、創辦東海大學的松前重義寫過一本書《日本技術論》。目錄中列有這樣幾章：「日本式科學技術的確立」「日本式生產體制的確立」「日本式科學思想的確立」。生理學家、醫學博士杉靖三郎提倡「日本生理學」。按他的說法，科學與政治、宗教是一體的，因而日本的科學同日本的國體是一體的。哲學家和過哲郎善意提醒他，還是不要叫「日本生理學」為好，這樣才能實現普遍性的學術之道。杉靖三郎拒絕改名，他說，這是日本人自己創造出來的學說，作為日本人要有掌握真理的自信。他還到處發表演講，兜售自己的「理論」。他說——……只有需要經過儀器測量的東西才被提出來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它開拓了科學技術的世界……我認為這種觀點豈不就是所謂西洋科學的觀點嗎?與此相對的我國的觀點則是，使己為空而去迫近「物」，在那裡我們與「物」成為一體就可以接近真實。在這裡就存在著日本學術與西洋學術的出發點的差異…在題為「作為生命之學的科學」的講演中，他如此說——我覺得（外國人)是很可憐的。他們的國家不值得稱為國家。從這樣的國家觀（外國人的國家觀）出發來議論我們日本，應當說是冒讀，是不道德的。那等於是從動物的生命出發來考慮人的生命，是一種輕率的行動。這裡就存在著日本的學術與西洋的學術和我們自己的生命一樣，我們日本對我們大家來說是無可替代的。從這個意義上應當說除我國以外沒有真正的國家。按照這位生理學家的邏輯推論，結論就是：除日本人以外沒有真正的人！
四、他們身上塗滿了恥辱的汙泥
從「偷襲珍珠港」開始，這場戰爭持續了4年。深受其害的民眾之所以默默忍受，除了暴力機關揮舞恐嚇大棒，意識形態也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而後者恰是知識分子們的「功勞」。他們發揮特長，以自己的「專業」和「學術」對戰爭進行合理解釋和辯護。他們或是著書立說，或是發表演說，到處宣揚這場戰爭是「偉大」的「聖戰」。那些現在看來荒誕不經的說辭，在當時的社會上，特別是在知識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成為青年知識分子從心裡說服自己支持和參加戰爭的根據，因為「愛國」「民族」「國家」「特色」等意識形態神話都是知識分子所喜愛的。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知識分子也嗅到了戰局越來越不利。可是，他們不敢揭穿真相，依舊隨聲附和。評論家清澤測在1944年3月的《黑暗日記》裡寫道：「他們（知識階層)清楚地知道事態不妙，反對東條內閣——他們是一些兩個人在一起時大談悲觀論，四五個人在一起時說這樣下去很危險，而十個人在一起的時候就高唱應以一億玉碎的精神共赴時艱之徒，其內心是悲觀的。」
當然不能說，在戰爭期間，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同流合汙。有些人為逃避現實而投入到藝術工作及非政治性活動中，少數異議者企圖躲過言論檢查，發表其批判性看法。但是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熱烈支持戰爭，即使意識到戰局不利仍然站在軍國主義一邊，高呼「一億玉碎」的瘋狂口號。後人以為，知識分子應該是抵抗戰爭的狂熱和非理性的最後堡壘，可是，這一代日本知識分子幾乎都渾身塗滿了恥辱的汙泥。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用那些知識分子的荒誕言論，不僅是為了說明知識分子一旦喪失價值觀、放棄理性後會多麼可笑，更是為了警醒世人。因為在追趕型的後發國家裡，尤其是在經濟上崛起的新興國家裡，也經常有知識分子躍躍欲試，有些人甚至在暗暗抄襲上述知識分子的「成果」，只不過把日本換成別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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