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7.7」、「9·18」都會讓國人回頭去看中日關係的歷史。但年復一年的回顧歷史應當有越來越多認知上的收穫、認知上的進步，不能僅僅滿足於重複性的、儀式性的紀念。紀念國讎家恨固然有必要，探討軍國主義的起源、本質以及如何防止軍國主義再次禍亂亞洲可能更為重要。
關於日本軍國主義的起源，史學界已有許多論述，如經濟危機和資源危機、天皇崇拜、武士道、狹隘民族主義、資本主義的本性、國家主義或國家至上主義、右翼種族主義等等。
其中的種族主義根源值得略說一下。種族主義有許多亞類型：日本式種族主義是基於自詡精神上的「高雅潔淨」而不是基於某種「人種科學」，這種種族主義聚焦於在精神層面把亞洲鄰國民族視為「醜類」和「垃圾」，所以日軍在侵略中國和東南亞時有殺俘習慣，因為俘虜在精神上不是壯烈而是苟且，相反日軍對戰死的對手有時倒還高看一眼。歐洲式的種族主義主要是基於「人種科學」。中國式的種族主義則基於功利主義原則：判斷別的種族是優是劣的標準，主要看敵我關係，仇家屬於劣等種族。
但上面各種論述似未窮盡日本軍國主義的起源。如果我們注意到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家北一輝（1883-1937）同時是一位追求「純正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者，注意到對日本擴大對外侵略戰爭起了關鍵作用的「2·26兵變」中的造反軍人多是痛恨社會不公、出身社會底層的下級官兵，一條值得探究的歷史幽徑就浮現出來──日本軍國主義與左翼思想有什麼關係？
從政治光譜上來看，社會主義、底層反抗上層，大抵是指向「左」的；而軍國主義的對內獨裁體制和對外侵略自然是右，而且是極右，那麼這「左」和這極右之間，會有什麼關聯？此外也有諸多史料證明德國的納粹黨、義大利的法西斯黨都曾頒布過包含大量社會主義內容的政綱（如限制私人資本、國有化、廣泛的社會福利等），納粹黨的黨名（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中甚至還含有「社會主義」字眼，希特勒、墨索裡尼早年都是出身底層、痛恨社會不公、熱烈推崇社會主義的左翼憤怒青年，為什麼後來他們都成為極右的戰爭狂熱分子和反人類罪犯？
這說明在意識形態領域、在人們政治觀念的選擇和持守層面，從某種狂熱的「左」突變到極右，不僅距離不太遠，甚至還是人類社會中的一個比較常見的現象，是一些重大人禍的重要起因。因此對這種觀念突變現象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從狂熱的「左」到狂熱的右之間的幽暗通道】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從歐洲傳到中國，最初是先到日本兜了一個圈，才傳入中國的。1882年，日本思想界開始討論馬克思主義；1901年，日本出現了主張社會主義的政黨。在此風氣下，北一輝由幸德秋水引路，初窺社會主義門徑，進而發展出含有他個人風格的社會主義論述。北一輝之所以選擇信奉社會主義，是因為他對國家的內憂外患深感痛心：大多數國民為生活所困；竊取政權、軍權、財權者，藉助皇威維持其惶惶不可終日的不義地位；而國際上英、美、德、俄等國無不背信棄義……。對國家滿懷忠誠的他大聲疾呼：「日本之孤立誠如東海一粟之島國。倘若誤走一步，祖宗創建之國家將毀於一旦。」
如何振興日本的國運？北一輝認為，自明治維新（按：19世紀日本式的不徹底的「改革開放」）以來，日本產生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大資本家、大地主和政界權貴們等上層階級控制了國家，必須通過強力手段推翻這套體制，實現「昭和維新」。首先，他主張解散國會，對全國實行軍事管制，由天皇以「國民總代表」地位實施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革。其次，他主張限制（不是取消）私人的財產、土地、企業，超過一定限額之後就要由國家收繳，同時政府設立專門機構來管理國有資產。他還主張設立勞動省來保護所有勞動者的權利（但禁止罷工──這其實是一個右翼主張），私人企業純利的一半應分配給勞動者。他還主張了一系列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福利政策。他的遠期理想是建立一個能力進行生產、根據需要進行消費的共產社會。
北一輝是來自社會底層的熱血青年，痛恨社會道德淪喪，強烈反對資本主義體制，強烈痛恨財閥與官僚，但他後來走上了擁戴天皇專權、主張軍國主義體制的道路。這按通常的政治光譜，就是由左走到了極右；或者說，是從國內政策的左，走到了國際和國內政策的極右。
這是為什麼？
首先，希望社會在短時間內發生大規模改變的激進理想主義者，總是會不斷尋找其理想快速實現的突破口，尋找其宣洩激情的政治議題和現實戰場。作為知識分子，北一輝極其痛恨其他知識分子的懦弱誤國，他更喜歡刀劍般的語言。但他的那些「整體」、「絕對」、「純正」的理想主義訴求是如此急切，以至於和極權、侵略只有半步之遙。在思考如何改變社會現狀這個問題上，作為思想家的北一輝和當時大多數日本底層人民擁有同樣的迫切願望，他並不期待有一個「社會漸進改造工程」，他要的是摧枯拉朽的史詩般的迅速改變。
當人們如此熱切盼望迅速改變糟糕現狀的社會，他們往往願意在別的方面做出一些容忍（如政治上的權力集中）以確保這種變革的速度和力度。例如北一輝早年只把天皇當作是國家政權的一部分，後來他覺得天皇的權威有助於他迅速改造社會，就轉而主張權力應集中於天皇，頗有點像幾十年後出現的「新權威主義」。在傳統的東方社會，人們往往把實現社會公平的期望寄托在強悍而又賢明的領導人那裡，而不是寄托在民間自己的一致努力和法治化的國家（法在政府之上）那裡。
當人們覺得集中力量好辦大事、覺得國家意志的統一有利於改造社會時，當人們急於迅速改變國家在周邊、在世界上的屈辱地位而覺得任何權宜可行的方法都可視為正當的方法時，他們就往往希望一個統領一切的「偉大領袖」出來領導「整個民族」，在高效率的政府體制（通過集中權力）之下實現社會公平，同時也實現「整個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時候，這些懷有極度理想主義激情、觀念或夢幻的人們，甚至可能會認可極權體制（如納粹體制、天皇-軍部獨裁體制）和極權領袖（如希特勒、波爾布特），來實行翻天覆地的「社會改造」以及在國際間「主持正義」或「恢復正義」。
其次，北一輝和當時的日本底層官兵們的反資本家、地主、官僚的憤怒熱血，為什麼最後都傾注到由天皇-軍部領導的集權國家向外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去？或許還有策略上和心理上的原因，即在現實中，反對資本家、地主、官僚的「革命理想」看來比較難以實現，雖然「革命」難以成功，但「理想」仍然是要的，只要能快意一回，因此這些滿懷救世興國狂熱的人此路不通，便擁擠到另一條路上：通過對外戰爭來振興國家、造福民眾，同時通過戰爭來打倒「國際上的壓迫者和上層階級」──那些強權國家，總之就是要反抗壓迫，國內不行就轉向對外。
而全社會濃厚的忠君思想，也讓發誓要為天皇而戰成為一種壯懷激烈的、愉悅的精神體驗。應當說，社會主義、國家主義、集體主義、民族主義、忠君思想等等，都可成為一種壯懷激烈的、愉悅的精神體驗源泉，而當它們聚合到一起時，精神原子彈就爆炸了。當時日本民間出現的國粹會、國本社、血盟團、日本生產黨、建國會、勤王聯盟、大日本護國會、猶存社、愛國勞動黨、全大學日本魂聯盟等等信奉社會主義、國家主義、集體主義、民族主義、忠君思想的民間組織大量湧現，就是這種精神原子彈爆炸的結果，它們為軍國主義的社會動員起到了關鍵作用。
順便說一下，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民間的「血盟團」可不是只會喝著啤酒上網敲擊鍵盤斥罵「國賊」，而是真刀真槍地去「除奸」。
【被利用和被侮辱的人們】
但是，日本底層大眾試圖通過軍國主義路線來提振「國家命運」從而改變自己命運的路線圖幻想，最終還是破滅了。
必須指出的是，造成一個國家走向專制烏託邦和對外戰爭的，主要不是大批狂熱民眾，甚至也不是一些滿懷社會改造激情、滿懷自以為是的正義感的左翼法西斯主義思想家，而是某些自私邪惡的政治─經濟集團，它們利用民眾、民間情緒與訴求（往往是左傾的、社會主義式的），來擴張自己的利益。
儘管在某些民間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論述者那裡，從「左」的社會改造激情滑向右的對內專制、對外擴張政策，是有一條自覺、自恰的理論暗道相通的（正如今日中國某些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言論家或明或暗搬用卡爾·施密特的納粹政治邏輯一樣），但對於眾多的普通人來說，他們的「左」的願望（希望國家出面來解決所有的社會不公問題），是糊裡糊塗地被某些集團、某些梟雄利用了，被綁上了後者對內、對外都肆意妄為的戰車，並成為這種政策的犧牲品，例如納粹體制下的德國民眾，例如軍國主義體制下的日本民眾。
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這種蓄意的思想綁架、人身綁架是經常發生的事，許多受到本國大批民眾支持的不義戰爭就是證明。列寧曾論述說「在生產資料私有制還存在的這種經濟基礎上，帝國主義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他認為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其最高階段）是國際戰爭的總根源。在左翼思想中，資本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最大根源，然而當年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以大壟斷資本集團為總後勤發動的對外侵略戰爭，卻是被仇視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制度、嚮往社會主義制度的廣大民眾所擁戴的。
這又是為什麼？
這只能說，這是歷史上最黑暗、最荒謬的現象之一，即由少數人構成的政治─經濟集團欺騙、利用了大多數人。固然在備戰和戰爭期間，德國、日本都曾搞過一系列社會福利制度，但那是在掠奪和奴役他國人民、掠奪和奴役本國一些被打入另冊的人群的基礎上獲得的，例如納粹德國也提出過「打倒資本家」，但很快收縮為「打倒猶太裔資本家」，從階級政治轉向了種族政治，而種族主義歷來是大眾政治中的一種興奮劑和麻醉劑，是哄騙民眾的法寶。在「消滅外部敵人」、「雪洗國恥」、「民族復興」、「快速實現社會公平」這些宏大宣傳詞的誘惑下，懷有社會主義樸素願望的民眾放棄了對政客─官僚─資本結盟體制的追問，甘願去做白日夢，甘願去想像國家仍然還是「人民的國家」而不是「資本家的國家」，於是支持了那些本質上是為政客─官僚─資本利益聯盟服務的對內專制和對外戰爭。
但最終，那些支持納粹主義、軍國主義的民眾既沒有看到國內「社會改造」、「社會公平」的輝煌成果，也沒有看到本國崛起、萬國來朝從而使民族自尊心得到極大滿足的壯觀景象，他們被利用也被侮辱了。
【從左翼突變到右翼需要哪些環境條件？】
人們通常認為，對外族的仇視、對外國的侵略戰爭基本上是右派挑動的，而左派基本上是善良的、反對戰爭的，當今西方社會的反戰運動和左翼思想就有著密切的聯繫。因此，從左翼反抗主張突變到右翼侵略主張，確實需要一些環境因素作為前提條件。
首先，是官方實行輿論、觀念的一元化，對民間的各種觀念陣營實行打壓或收編，使得本來具有抗爭基因的左翼思想的現實政策出路非常有限，最後只能掉入國家主義─軍國主義這個漏鬥裡。
左翼思想、社會主義儘管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對外戰爭，但左翼思想、社會主義往往會滑向國家主義，而國家主義往往是軍國主義的前奏。社會主義過於強調政府的權力與作用，對市場中人們的自由競爭有所限制。作為一位社會主義者，北一輝之所以最終走向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至少與他極端化了社會主義理念中的政府角色有關。他從政府節制市場，走向了政府統制一切。
因此社會主義也需要有另外的力量來制衡其走極端。當然，親資本的右翼政治─經濟集團，倚靠強大的金錢力量，亦有可能建立強力的政府統制，對外濫行戰爭政策，這同樣需要有其他集團和力量來抗衡。一個社會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極端思想和政策主張，但只要允許充分的公開競爭、多元競爭，溫和的、不極端的思想和政策主張終究會成為主流。
但納粹政權、軍國主義政權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喜歡限制言論空間、實行觀念一元化，從而使得自己徹底地無可救藥。「2·26」兵變之後，議會政治、言論自由、公民社會在日本基本消失，軍國主義擺脫了一切羈絆。
當一個國家的公民社會始終比較弱小，這個國家就始終存在軍國主義大發作的可能性。
其次，國家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資源危機、生存危機。
當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大傷元氣的德國和剛剛有點小崛起的日本也確實一度是那個時代的全球化的受害者──外國資本的盤剝、外國經濟危機的輸入都衝擊了德國、日本的經濟與民生，這時候產生一些反國際資本和「國際資本家聯盟」的左派主張也是正常的，但這種左派主張處在狹隘民族主義、沙文主義泛濫的大環境中，就容易轉向對外侵略的軍國主義主張。
深重的經濟危機和國際關係歷史或現實中的屈辱，是推動大眾認知極端化的重要時代背景，這時候誰的政策主張最有誘惑力、調門最高、口號最強硬，誰就容易受到大眾歡呼和擁戴，而洋溢著復仇、反抗史觀的軍國主義憑藉其熱血氣質和美好遠景，往往成為最具競爭力的一種觀念主張，只要機緣適宜，它就有可能爆炸式發作。
當然，左翼自有的政治理念也需負上一些責任。左翼信奉鬥爭哲學，這是底層人民的天然訴求，對強權者必須進行鬥爭，但社會關係並不只有「鬥爭」這一種方式，競爭、協商、寬容都是可以且必須存在的社會關係方式。過於強調鬥爭、對抗，就可能會在對國內強權的鬥爭難以有效果時，權宜式地將「鬥爭」的主戰場轉向對外。
北一輝就是把他的左翼階級鬥爭觀念轉換到國際關係當中去了──日本是底層階級，歐美是地主資本家階級，國際上的「底層階級國家」當然有權利反抗和打倒這些國際上的「上層階級國家」，對於依附歐美「地主資本家」的亞洲鄰國，當然也可一併修理。
對國際強權、霸權當然是需要抗爭的，但軍國主義化了的左翼思想的目標不是要在國際社會徹底剷除霸權，而是要取代舊霸權而成為新霸權。北一輝心目中的日本，無非是要成為另一個英國或美國，成為新的霸權國。在他的國際關係底層反抗論中，弱者的目標就是要成為他的敵人、他的壓迫者的複製品。
【馬克思一句幽幽的預言】
總體上看，左派、社會主義與對外戰爭沒有必然聯繫，從政治上的左突變到政治上的右，是需要一些客觀條件的，也可以說，是某些政治經濟利益集團套取了社會主義的理念、利用了底層反抗情緒來動員群眾，使群眾盲目支持一場本質上只服務於少數人利益的對外戰爭。
社會主義一詞的原始含義是「聯合」與「共享」，代表廣大中下層人民的樸素的美好願望，但是正如其他美好觀念一樣，如果走向極端化（如從國家節制市場轉向國家統制一切），或受制於某些不良思想（如種族主義、忠君思想），或是迫切地強迫症式地想實現自己的「美好目標」，都可能會最終催生出對內的專制統治和對外的侵略戰爭。
關於戰爭，一般人都認為它是負面的事物。但馬克思在1855年曾幽幽地說戰爭也有「積極」的一面，「正像木乃伊在接觸到空氣時立即解體一樣，戰爭給已經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的社會制度做出了最後的判決」。或者也可以這樣來看：一個已經失去生命力的社會制度即將走向衰敗的先兆，是實行大規模對外擴張政策、發動大規模對外侵略戰爭，這也意味著它準備要自殺了。納粹、法西斯、軍國主義按其制度慣性必然走向發動戰爭，而發動戰爭也意味著這種體制崩潰可能性的上升。
一個國家放縱、培養舉國一致的好戰文化、仇恨文化，其實也是這個國家的總體制度的慣性所致，因為這個制度並不知道如何治療自己的痼疾，就索性沉醉於這些毒品式的文化，直到「木乃伊接觸到了空氣」。
希望中國的未來不至於如此。
（來源：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