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宏：我的大學夢

原題

我的大學夢

作者：曾昭宏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屈原《離騷》

在我讀過的詩句中，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兩句，因為它最能貼合我青少年時期的生活實際。當然，二千年多年前的屈大夫是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他求索的是救國救民的大道真理。我比屈大夫渺小太多，我在那時所追求的，只是我的大學夢而已。

1968年3月歡送同學參軍，後排左五為作者

01

1962年，我從小學升入南昌二中，這是一所南昌市和江西省的名校。她有著悠久的歷史，和一眾當時在全省叫得響的學科名師，如數學熊大楚、伍序平老師，俄語劉耀幫、張錫生、李時峰老師，語文郭則湘、潘鳳湘、許力老師，物理牛萬驥、包忠恂、陳步墉老師，化學餘玉發、盧文銳老師，歷史曹揚名老師，地理李春明老師，生物駱世豪、歐陽誼老師，等等。這些老師，在我們這些中學生的心中，簡直就是大師，神話般的人物。

而我的家庭，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大學教授（如今已103歲高齡，尚健在且生活完全自理），姐姐和哥哥當時都在大學念書（他們也都是二中畢業，後來二人都成了各自專業小有名氣的專家教授）。我的家一直就在大學的大院裡，使我對大學的感性認識非常全面到位。在家庭氛圍的薰陶下，我從小對大學非常景仰。

進入南昌二中這所名校以後，雖說還在初中，但我對自己的未來已經有了初步的想法，覺得初中—高中—大學，這是一個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過程，大致也不需要花費太大的努力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實現。從那時開始，我就有了自己朦朧的大學夢。但是殊不知，這個夢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

初中三年，現在回頭來看，可以說是幸福滿滿的三年。從大的方面講，國家正逐步從三年困難時期走出來，我們缺食少衣的狀況大大改善。從學校層面講，我們不僅進了南昌二中這所名校，而且還進了初一（1）這個好班。我們不僅遇到了好的班主任，像李春明老師和後來的瞿慧寧老師，都是對同學充滿愛心，對工作認真負責的好老師。我們還有一個很強的科任老師團隊，像許力老師、張興芬老師、伍序平老師、萬素芬老師等等。

在學校積極嚴謹的氛圍中，在這些老師的辛勤教誨下，我們在知識的海洋中遨遊，在和諧的師生、同學關係中成長，應該說是一大幸事。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學校也講階級路線，但總體上對我們觸動不是太大，加上班主任李春明老師的大愛胸襟，有教無類，對同學一視同仁的做法（學校中不是所有的老師都是這樣，下面會談到），得到了同學們的一致認可和讚賞。

只是到了初升高的時候，我和我們班的一部分同學被保送到本校的三二制試點班。所謂三二制就是初中三年，高中二年畢業，所以被算作六七屆高中生，從校內的八個班的初三畢業生中選拔，選上的同學後來都分在高一（5）和高一（6）班。也有很多同學通過中考考取了三三制，他們就成了六八屆高中生。凡本校初中畢業生考取三三制的，一般都分在高一（4）班，所以高一（4）（5）（6）三個班的同學，都是二中生源，彼此都很熟悉，是真正意義上的兄弟班。

但班上有幾個平時很優秀的同學，包括一開始擔任班長的品學兼優又長得漂亮的周蘋君同學、高度近視飽讀詩書文科成績特好思路常常與眾不同外號叫「老怪」的鄭允欽同學在內，都因為家庭出身問題不能升學，使我們朦朧的心裡百思不得其解，不勝唏噓。順便一說，這兩位同學日後在同班同學中還真算是事業有成的，前者是《南昌晚報》的名記者，後者成為中國著名兒童文學作家、江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1965年升到高中以後，學業加重，社會和學校階級鬥爭的弦也越蹦越緊。學業的加重對我而言不在話下，相反我倒持歡迎態度，只是個別老師對階級鬥爭的理解和做法，使我們感覺很不好。例如對班級很重要的一位老師，自己的出身也不好，據說在大練鋼鐵中表現積極，火線入黨，於是階級立場異常堅定，時時、事事、處處不忘背叛自己的家庭出身，具體表現為把同學分為三六九等，對出身好與不好的同學，其態度表情天上地下，判若兩人：對前者笑臉相迎，關懷備至；而對後者冷若冰霜，不勝其煩。使年輕的我不僅從這位老師身上學到了學科知識，也深深地體會了一把世態炎涼。

進入高中以後的一個顯著不同，一如今天的高中學生一樣，就是在緊張的學習之餘，每個同學都會根據自己的家庭出身、學習成績和各方面的情況，不斷地摸排自己考大學的排名。例如班上離我很近的一位同學，出身革命軍人，成績一般，就天天在計算考上哈軍工概率的大小（在當時，考哈軍工要絕對的紅五類，一般同學根本就沒有報考資格）。我當時也在考慮，覺得自己出身偏差，但還不是黑五類，成績比較出眾，進入一個對家庭出身要求不是太嚴的重點大學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最壞的結果應該也能進入一般大學。

在整個中學階段，我的大學夢還在延續，其中初中階段比較樂觀，高中階段期望值有所下降。但是，在我們進入高中還不到一年的時候，轟轟烈烈的「文革」爆發了，整個社會和學校的形勢頃刻之間天翻地覆，我的大學夢瞬間被擊得粉碎。

1968年春南昌二中高一（5）班同學在方志敏烈士墓前，男一排左二為作者

「文革」初期，廢除了高考制度，其後就是沒完沒了地批判包括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在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整群眾，揪走資派，派別之間的鬥爭，幹部群眾之間的鬥爭及其內部的互鬥。在這種紅色恐怖的年代，大學夢哪裡還敢往下做，以往學習好都成了一種罪過，容易被人看成修正主義苗子。我就因此吃了一些苦頭。

那是在1966年6月初的一天早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其重要欄目《新聞和報紙摘要》中播發了北京市某中學學生關於廢除高考制度的倡議和編者按語，指出高考制度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產物，應堅決予以廢除，編者按則給予高度評價並要求全國立即實施（當時中央經常用這種方法指導「文革」運動）。

當天上午一到校，各班統一學習這個倡議和編者按，然後大家積極發言熱烈擁護，有些同學還作出一付苦大仇深狀，好像受這種高考制度的壓制已久，深惡痛絕必欲立馬除之而後快。其實大家心裡都很明白，我們奔著重點高中而來，不管家庭情況和學習成績如何，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理想大學，並天天都在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奮鬥，要不平時議論這些問題的時候，怎麼會個個都那麼神採飛揚、津津樂道呢？

發言時間有限，總共一刻鐘左右，一個班五十幾個同學，大約只有五、六個同學發了言（不排除有事先安排發言的）。我平時就不太善於在公開場合發言，更不會搶話筒，所以就來不及發言。就這麼一個簡單的發言問題，擱別人身上就不是回事，擱我身上就成了大事，事後有同學向我透露，就因為當時我沒有積極發言，又因為我成績一直拔尖，由此推論我對廢除高考的決策是抵制的，又由此推論我對「文革」的態度是消極的。這樣，在對學生政治表現進行摸底劃線時，就把我劃為3類。

3類是什麼概念？按當時的說法，就是「政治上落後，但還不是反動學生」，4類就是反動學生，而1類、2類則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班上被劃為1類和3、4類的的很少，絕大多數是2類（任何事物都是符合正態分布的，階級分析也不例外）。很多老同學對我的印象都是學霸，說是如果不是「文革」，上個北大清華什麼的沒有問題。

我知道那是老同學對我的尊重和抬舉，但我心裡非常清楚，如果論學習成績，有這種可能，但當時這種極左的血統論思潮如果發展下去的話，那我這種政治上被劃為3類的學生，能不能上大學，或者上個什麼大學，就很難說了，初中班上的周蘋君、鄭允欽那麼優秀，連高中都錄取不了，讓人想起來都不寒而慄，這確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到了1968年七八月份，中學老三屆學生中的六六、六七屆學生，除了先期參軍的少部分以外，全部按照家庭出身的好壞，被下放分配到國營工廠和生產建設兵團（包括軍管工廠和軍管農場），其中國營工廠的比例很小，大部分被分到軍管農場，也叫生產建設兵團農業團。六八屆的則全部插隊。這就是眾所周知的所謂「上山下鄉」運動。

1968年7月下放農場（工礦）前夕，前排左四為作者

02

我被分配到江西生產建設兵團三團，即珠湖農場。這是一個建在鄱陽湖畔血防區關押重犯的勞改農場，其地形特點為三面環水，一面通陸路，便於追輯逃犯。剛下去的時候，條件的艱苦和種田的勞累對我來說不算什麼，主要是要在這裡紮根一輩子，從此再沒有上大學的機會，我的大學夢徹底破滅了，這使我倍感失落，心中充滿惆悵。但是，從小紮根於我心中的大學夢還未死，我於心不甘，明知沒有希望，仍不願放棄。

考慮到我是六七屆高中畢業生，高中的課程還未學完，我就把高中尚未學過的課本和一本中俄會話讀本帶到農場，準備先把高中的課程自學完再說。但那時兵團是軍事化管理，勞動強度大，政治學習多，管理嚴，而且還經常搞一些政治運動，把一些同學揪出來批鬥，一度弄得人心惶惶。此外，還要擔心別人打小報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可用來學習的時間並不多。

但就是這樣，我還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斷斷續續偷偷摸摸地把高中沒學過的課程，例如物理中的光、電，有機化學以及解析幾何都看了一遍。另外，還背了不少俄語單詞。

好在我的運氣還不錯，在農場只呆了兩年。這是因為隨著文革的深入，各種政治和刑事犯越來越多，只好把剛剛組建的兵團又變回原來的勞改農場，珠湖農場就是其中之一。這樣，珠湖農場的下放知青，分若干批成建制地調往工廠和有關單位。

1970年6月3日，幾輛破舊的解放牌大卡車，在黃塵滾滾的泥石路上經過六七個小時的顛簸，把我們五十個珠湖農場下放知青，拉到了景德鎮印刷機械廠（當時也叫建設兵團二十三團，其前身是勞改工廠）。別人的回城之路艱辛而漫長，而我卻是如此一帆風順，從下鄉知青到工廠工人的轉變，不到一天就完成了。

從1970年到1973年，我在印機廠呆了三年。這三年是我瘋狂學習的三年，大學夢沒有絲毫成真的機會，但是逐夢的動力卻有增無減，這到底是為了什麼？或許就是一種天性？一種愛好？一種習慣？還是別的什麼？我也說不清楚。

工業團本來就比農業團管得松，又適逢那幾年正好是兵團向地方工廠轉變的過渡期，所以除了上班和一些不多的政治學習，幾乎就沒人管你，而且工廠還鼓勵學習技術。所以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拼命學習。除了學習機械技術以外，還學習高等數學、理論力學、材料力學、機械原理、機械零件等大學機械專業課程，同時，還在堅持學習俄語。

當時我們七八個人住一間宿舍，這是原來勞改、勞教人員的宿舍，但卻是封閉的，比原來在珠湖農場住的開放式的要好得多。我特意要了一個上鋪，把書全部堆在床頭的臺子上，放上一盞檯燈，白天晚上都可以學習，不受幹擾，也不影響他人。那時我們三班倒，上中、晚班時，白天學習的時間很多。我和同樣是二中來的王仲方、趙樂夫、孫洛平志同道合，經常在一起看書學習，討論問題，交流心得。遇到上白班的時候沒有時間學習，我和趙樂夫天一亮就起床，翻牆到廠外的小河邊大聲讀外語，大喊大叫，隨心所欲，有時會達到忘我的境地。

這段時間，我生活得很充實，很愉快，不僅在短時間內掌握了車工技術（一般三年學徒，我們只用不到三個月就單獨操作），而且把高中未學過的課程又學了一遍，並且自學了許多大學機械專業的課程，我們四人經常在一起討論、爭論，有些學懂了，有些還是似懂非懂。沒辦法，自學理工科的課程，真的很難，有時去問廠裡的技術人員，人家對這些課程也很生疏了，所以也不好意思老跑去問。

當時我們對上大學幾近絕望，我們單位從來都沒有上大學的推薦名額，就是有我們也不敢奢望，因為出身好、背景硬的大有人在。所以，我決心通過自學，把大學的知識學到手，沒有任何功利，也沒有任何雜念，就是想學，想過一把大學癮，用這樣的方法實現自己的大學夢。

1973年，我通過對調的辦法調到南昌市江東工具機廠，這時我已是一個熟練的車工了。當時形勢有點變化，整個社會對學習知識、學習技術不那麼反感，甚至有點提倡的意思。更為令人鼓舞的是，廠裡居然有了推薦工農兵大學生的指標，我心中一度泯滅的大學夢再度復燃。

為了得到群眾的推薦，我拼命幹活，努力搞好和工友以及車間領導的關係，得到了他們的認可。車間有一位老工人、齒輪工汪師傅，對我更是關愛有加，每次群眾推薦時，她就到處替我遊說拉票，加上我平時確實表現不錯，這樣1973到1975年，廠裡每年都把我作為推薦對象報到南昌市機械局。有一年為了體現推薦的公正性，廠裡還舉行了文化知識考試，作為推薦的條件之一，我理所當然地在考試中名列前茅。

但是，每一次我都被市機械局給打下來了，理由當然是一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東西，一次是說我的家庭出身有點問題，另一次是說我的體檢有一個什麼小問題，最後一次乾脆沒有原因，就是你被打下來了。後來我了解到，就是南昌市某某局兩位領導幹部的子女，把我的名額給擠下來了，其中有一位和我同車間，平時上班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群眾影響極差，文化考試數學百分制才考9分。當時我極端憤怒，幾乎到了絕望的地步，感到我和大學之間，好像真的有一道邁不過的坎，我的大學夢再度破滅了。

03

然而，天無絕人之路。推薦上大學的路走不通，這時又傳來了毛澤東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即走上海工具機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經上級批准，江東工具機廠決定辦七二一工人大學，那是1976年的事。經過一番群眾推薦領導批准的程序，我由於有幾次被推薦上工農兵大學的基礎，所以很順利地進入了脫產二年半的江東工具機廠七二一工人大學。

這個大學只有三個從廠子弟學校和技校調過來的專職教師，其餘都是由廠裡的技術人員兼職授課。他們專業課還行，但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成問題，比如高等數學，一開始怎麼也找不到人教，就由我和另外一位學過高等數學的學員來教，當時叫做能者為師，課程過半才從車間找了一位七〇級的數學系畢業生來頂。

到這時，我的大學夢只能以這種形式來實現，心裡非常憋屈，但又毫無辦法。

俗話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這話還真有點靈驗。在我們剛進七二一大學的第二年，即1977年，改革開放最大的成果之一，改變千百萬知青和其他年輕人命運的恢復高考的決定，在小平同志的推動下，由國務院正式下達了。我們聽到這個消息，真是歡喜若狂，不能自已！一句話，改變命運，改變人生的機會終於來到了！機會是屬於有準備的頭腦的，我們是有充分準備的，這個機會非我們莫屬！

我們這個七二一大學共有23名同學，其中老三屆畢業生18人，幾乎都報了名，按照當時的考試水平，這18個人無一不能被錄取，像我和幾個老高中比較拔尖一點，上北大清華的可能性都有。但是，就是在這個決定人生命運的關鍵點上，江東廠的領導們卻用他們的無知和偏見，和我們這十幾個年輕人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在我們這十七八個人將表填好，組織科已蓋章準備交表的那一天，也就是高考報名截止日期的前一天下午，他們突然宣布黨委決定：七二一大學在校學員不能報考。

當時的報考條件確實有這一條，就是要單位同意。這個下馬威，弄得我們措手不及，幾乎要被擊垮。我們一伙人在他們面前，時而據理力爭，時而苦苦哀求，但絲毫不能打動他們那顆冷酷的鐵石之心，他們固執己見，不為所動。我們十幾人緊急出動，利用各種關係找了市委、市政府和市招辦，有關接待人員對我們非常理解同情，市招辦甚至專門派人到廠裡協調溝通，但這些廠領導鐵了心腸堅持不改。

我們十幾個小人物，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剝奪了參加1977年高考的權利和機會。更準確地說，是被剝奪了我們這輩子參加高考，接受正規高等教育的權力和機會！為了挽回局面，我冒著風險作了最後的努力，給鄧小平同志寫了一封反映這個情況的信，夢想得到糾正。但是奇蹟並沒有發生。

我們被拒之門外，高考卻如期舉行。江西省1977年高考數學考試開考後半個小時，我們有同學從高招辦弄來了當場試卷，我一看，差一點要暈過去，天哪！這是要考滿分的題目啊！前面的100分簡單得不用說，最後一個附加題20分，考點是求一個曲邊梯形的面積，這對一個沒有學過高等數學的中學生來說，必須用分割—求和—取極限的辦法來解，是有一點難度，但我們學過高等數學，只須用一個簡單的定積分，幾分鐘就能搞定，而且絕對不會錯。

根據我的記憶，當年江西省高招本科的最低分數線為：語數等四科平均52分，後又降為48分。這個分數線是很低的，實事求是地說，對我而言，僅數學一門就可拿100分以上，當時我覺得去跳樓的心都有。

各位如果沒有什麼感覺的話，可以想像一下，若干年後你的兒輩，現在你的孫輩，如果具備考省狀元的實力，而突然被某種莫名奇妙的原因拒之於門外不讓報名，你會是什麼心情！天下之不公，莫大於此焉！真可謂：天賜良機圓我夢，黃梁一枕一場空！

恢復高考，改變了相當大量處於當時社會邊緣的下鄉知青的命運，而對於處在南昌市江東工具機廠七二一大學的十幾個年輕人而言，他們的大學夢在行將實現的時候，突然被幾隻無情的大手擊得粉碎，還美其名曰：你們已經是大學生了，是七二一大學的學生。如果再去考的話，豈不是否定了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再說，廠裡是要用你們的，你們是江東的人才，我們是愛惜人才才不讓你們去考的。

多麼動聽的語言！多麼慈祥的領導！這些幹部大都是工農幹部，平心而論，也沒有太大的惡意，說用我們那也是真的，這些人以後還真的成了江東廠的技術、管理骨幹，但他們文化水平太低，他們哪裡懂得七二一大學與正規的國民系列高等教育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江東工具機廠七二一工人大學，日後連什麼學歷都不算），哪裡能理解年青人對接受正規高等教育的渴望。

從高考通知下達到報名截止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讓我們參加考試的決定早不通知晚不通知，為什麼偏要等到報名截止的前一天下午，才搞一個突然襲擊？如此作為，能說是光明正大的嗎？但是他們大權在握，不經意之間就把十幾個年輕人的美好前途扼殺在搖籃之中，在我看來，這無異於把我們精神槍決了一回，所以我至今不能釋懷，這輩子不會原諒，我已經把他們釘在我的歷史恥辱柱上了。

04

經過兩年半的學習，大約在1979年初，我們從七二一大學畢業。我被分配到設計科任設計員，這在技術口是一個不錯的崗位，當時即便重點大學畢業，也未必能到這個崗位。幾年間我搞了一些產品的部件設計，最後任一個新產品的主管設計師。這在過去是要高級工程師才能幹的活，但由於江東工具機廠七二一工人大學的學歷不被承認，所以我們什麼職稱都不是。後來，我們通過了省科幹局組織的高數外語等四門學科的全省統考，才被評為助理工程師。

在當時那個年代，學歷被逐步地被重視起來，沒有學歷，寸步難行。從1981年開始，我又去考上了一個華中工學院機械製造專業函授大學，這是一個國家承認學歷的「五大」教育，四年大專，再加兩年就本科。說是函授大學，實則是業餘大學，全部課程都是面授的，開始在南昌市業餘大學，後來到江西工業大學。由華中工學院的老師帶試捲來並監考，華工的在校生考A卷，我們就考B卷，非常正規，非常嚴格，不愧是重點大學。

這個班的淘汰率很高，許多人跟不上中途就掉隊棄學了。我由於很多課程以前都自學過後來在工人大學又學過一遍，所以不覺得吃力。一開始我還是去上課，到後來就幾乎不去上課，只是去參加考試，也能過。很多同學都說我很厲害，他們不知道我是有一點本錢的。我不去上課不是偷懶，而是這時又產生了一個新的想法，就是既然不能實現正規的大學夢，那為何不越過它，直接去考研究生。所以利用單位允許一周兩次到江西工大上課的時間，自己複習功課準備考研究生。這三到四年的時間都是這麼過來的。

這裡還要說一下學外語的問題。我們初中學的是俄語，從初中到高中學了四年，農場以後又繼續自學俄語，大約又有六七年的時間，應該說到了一定的水平。其間還嘗試著翻譯了一本俄語工程技術書籍，有300多頁，名字叫《機械零件的成組加工法》。學習的俄語後來也沒有多大用處，用得上的地方就是以後唱俄羅斯歌曲比較厲害，可直接視唱，且發音標準。再就是後來我到俄羅斯去旅遊的時候，可以和俄羅斯人作一些簡單的交流，並且街面上的許多俄語字都能認得。但從1980年後我想考研究生的時候，許多專業都只接受英語考生。大約從1978年起，我又開始自學英語，1980年以後加大了自學的力度。到1984、1985年的時候，達到了一定的水準，其間考過EPT和TOEFL, 成績尚可。

當時我在廠裡是技術骨幹，在設計科工作非常繁忙，特別是後來在當主管設計師開發新產品的一年時間裡，一上班就電話鈴聲不斷，然後就是不間斷地跑車間解決技術問題，到晚上還要坐下來匯總問題，修改圖紙，經常幹到晚上十二點以後。加上我的小孩那時剛出生，放在廠託兒所裡，由於阿姨人手少顧不過來，小孩養成了黑白顛倒的習慣，成晚成晚地鬧騰，我經常是十一二點鐘下班以後，看書看到一兩點鐘，回來還不能睡覺（租住在一間民房裡），我人都快被逼瘋了，氣得把臉盆都摔碎了幾個，房東說我是一個只知道讀書不知道睡覺的人。

這裡特別要提到我的老伴喻同學。當年我除了比較愛學習以外一無所有且一無所長，條件很一般。而喻同學和我在一個農場，人長得漂亮，性格活潑開朗且擅長舞蹈，其追求者甚多。大約1973年七八月份的一天，那天正好是省裡舉辦推薦選拔上大學文化考試的日子，我因當年被廠裡推薦而後來又被人開後門擠掉而無緣這場考試，所以心情沮喪到了極點，就一個人穿著背心短褲拖鞋，打著一把大蒲扇，在大街上漫無目的的亂走。

走著走著就走到她家，因為和她哥在農場是好朋友，這次從景德鎮對調到南昌，我和她對調的對象又恰好是一對夫妻，所以我們在辦手續的過程中有一些接觸，算是認識吧。想不到如此不修邊幅的我居然受到她和她婆婆的熱情款待，走的時候一再要我以後經常來她家並送了我很長一段路。這分明是在向我釋放愛意，這種機會我就是再木訥也不會放過。

從此，我和喻同學墜入愛河。對我的大學夢，她非常支持並經常給予鼓勵，在我做著大學夢以及後來到北京上研究生的這段時期，基本上所有的家務事和二個孩子都是她一手操持。同事和朋友都說喻同學特別能幹，她不僅一個人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條，而且抓緊時間與同事朋友交往娛樂，以致到現在年近七旬，依然是珠海市老年大學的民歌隊長和珠海市的舞林高手，參加過省、市和全國乃至國際上的國標舞比賽並拿過不少獎。

經過幾年的準備，我就嘗試著報名參加全國研究生統一招生考試，從1981年開始，先後報考過理論力學、材料力學和工具機設計專業，每次考五門課總有一兩門未考好而落榜，可謂是屢戰屢敗。但我在這方面不服輸，總是屢敗屢戰。

我於是沉下心來分析失敗的原因。發現我的劣勢是年齡偏大，都是業餘學習，未上過正規大學，理工科底子不如應屆生紮實，又要上班養家，時間也不如他們充裕，英語又是第二外語，學習時間短，水平不高；但我的優勢是社會閱歷豐富，理解能力和邏輯能力比較強，專業能力強，文理二科比較均衡。結論是：在理科生中我的文科很強，在文科生中我的理科又很強，也就是說具有文理交叉的優勢。加上當時對管理科學很崇尚，所以我就調整了報考方向，選了一個工科方向的管理專業。

經過1985年的全國研究生統一考試，終於被中國礦業大學北京研究生部企業管理專業錄取。從事後得知的考試成績看，我的專業課成績84分，名列所有考生第二，高等數學91分，排名也靠前，政治我只花了十天的時間複習，居然考了70多分，這是個不錯的成績，因為許多應屆生都考不及格，還有一門專業基礎課一般，英語稍差。這個成績基本驗證了我對自己的分析，說明我這個人還有一點自知之明。

當我接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真是又高興又激動，心中五味雜陳，淚水差一點奪眶而出。父母、妻子都異常興奮，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領導、同事都向我表示祝賀。是年八月底的一天，隨著長長的汽笛聲，南昌到北京的146次列車徐徐開動。我，一個三十六歲的老青年，一個日後被他年輕的同學們稱為大哥的研究生新生，在列車的硬座席上，高興地揮著手，向前來送別的妻子和朋友們告別。我的為時二十多年的大學夢，至此就畫上了一個句號。

作者近影

2018年1月11日於珠海

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歲月便成了風景

來源：新三屆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