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本海國際法》並未收錄與「流亡政府」（Government-in-exile）直接對應的條目。從法理上看，這一概念不涉及一國的國際人格的變動，而是要考察當該國的主權，尤其是領土主權因某種原因被剝奪後，是否應當承認一個暫時棲身於外國領土、並對被剝奪國的政權提出要求的政治團體為該國的合法代表機關。
國際法專家斯特凡•塔爾蒙（Stefan Talmon）在其著作《國際法中的政府承認》裡歸納了界定流亡政府的四項通行標準：一、該國家本身必須是已經為國際社會所普遍承認的存在；二、在暫時無法對母國領土實施有效統治的前提下，自稱為流亡政府者必須顯示它在某種意義上延續了既有的法統；三、流亡政府應具備獨立性，而非駐在國或任一其他國家政府的附庸；四、必須確認該國原政府的運作已經因違背國際法的行為（如遭受入侵）而被中斷或破壞。
排除古代史上的流亡朝廷不論（因其與現代國際法的主體在性質上差異甚大），單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後的情形，以查理二世為首的英格蘭流亡樞密院或可稱為最早的流亡政府。這一政權不承認克倫威爾領導的共和國政府的合法性，在歐洲大陸輾轉多年，最終於1660年成功復闢。而要論流亡政府出現的集中程度，無疑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最——軸心國一度控制了歐亞大陸人口最稠密的地區，迫使許多國家的合法政府播遷至外。這些政權在英美盟國的支持下繼續對敵作戰，終於挨到了反敗為勝的時刻；但也有部分政府因為大國政治的撥弄，未能延續其法統。戰後席捲全球的民族獨立浪潮，同樣與一些流亡政權相聯，構成其「建國大業」的重要篇章。
1943年1月，羅斯福和邱吉爾在卡薩布蘭卡會見西北非法軍總司令吉羅（左一）以及「自由法國」領導人戴高樂（左三）。播遷的抵抗者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政權無疑是大戰期間最著名的流亡政府，但這一政權恰恰也是性質上最為曖昧的。儘管1940年6月的法德停戰協定極大地損害了法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在當年7月，國會兩院的確批准了這一協定，並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修改憲法、奉貝當為「法蘭西國家元首」的決議。換言之，貝當的維希政權固然令人反感，但它在程序上的確無懈可擊，並且繼續得到美蘇等大國的外交承認。反之，流亡倫敦的戴高樂已經辭去了國防部副部長的職務，既無合法身份、又無一兵一卒。雖然英國政府認定法國對德媾和違反了《英法互助條約》、據此拒絕承認貝當政權，但他們對勢單力薄的「自由法國」運動同樣缺少興趣。
自由法國旗幟——「洛林十字」旗戴高樂只能通過兩種途徑來積累正當色彩：首先，吸納願意繼續對德作戰的抵抗者，形成實際的交戰團體，據此爭取英美盟國的承認；其次，尋求法屬殖民地和委任統治地區長官以及駐軍的支持，瓦解維希政權的外圍勢力。前一項努力最初收效甚微：從敦刻爾克撤退到英國的十四萬法國軍隊裡，只有三千人選擇加入戴高樂的團體，其他人寧可在解除武裝後返回維希政權控制區；轉移到埃及和英國的法國艦隊同意維持中立，但只有九百餘人選擇繼續對德作戰。1940年9月，自由法國軍隊協助英國海軍進攻法屬西非首府達喀爾時，遭到了守軍的激烈抵抗。
後一項努力則取得了一定成果：到1940年8月底，除加彭以外的整個法屬赤道非洲和喀麥隆都宣誓效忠戴高樂，儘管這些地區位置偏遠，但為盟軍在北非的行動和自由法國軍隊的編練提供了幫助。活動於「自由區」（維希政權實際控制的法國南部）的左翼抵抗組織也和戴高樂建立了聯繫。1941年蘇德開戰後，蘇聯成為第二個承認戴高樂政權的大國。當年9月，「自由法國」運動組建了「法蘭西民族委員會」（CNF），形成機構健全的流亡政府。
與那些抱有理想主義情結的政治家不同，戴高樂深知民族委員會的命運取決於大國，尤其是英美兩強的態度，為此他堅持要求將自由法國軍隊投入實戰，以顯示力量。1942年春，自由法國第1旅獨立抵擋住了德國非洲軍團對比爾哈凱姆的進攻。但羅斯福和邱吉爾依然在尋求成本更低的解決方案——1942年11月，英美盟軍發動了入侵法屬北非的「火炬」作戰，正在當地視察的維希政權三號人物達爾朗海軍上將下令停火，與盟軍合作。華盛頓認為這位聲名狼藉的將軍具有可觀的影響力，一度打算扶植其作為代理人。儘管達爾朗在不久後遇刺身亡，但美國人很快物色到另一位維希當局高級將領吉羅，以他為西北非法軍總司令。1943年1月，邱吉爾和羅斯福在卡薩布蘭卡與戴高樂、吉羅會晤，強行要求自由法國運動與倒戈的原維希軍隊合作，並在6月份成立的「民族解放委員會」（CFNL）中設置了戴高樂-吉羅雙頭模式，以牽制那位桀驁不馴的將軍。
不過，戴高樂深知最艱難的歲月已經過去：盟軍入侵西北非之後，德軍完全佔領了維希政府控制的「自由區」，貝當政權的「獨立」遮羞布已被扯掉；吉羅並不像達爾朗那樣具備深厚的政治根基，很難取得他本人的位置。但英美兩國堅持要把民族解放委員會設在北非，顯然是希望將其弱化為一個地方政權，待進軍法國本土後再尋找新的代理人加以扶植。戴高樂的回應是在1944年2月將法國本土的抵抗組織整編為「國內軍」（FFI），為大規模反攻打下了基礎；同年6月3日，即諾曼第登陸之前三天，他又單方面宣布成立「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GPRF），為接收本土做準備。而缺乏政治手段的吉羅在1944年初被迫辭職，則為戴高樂成為戰後法國的領導者掃清了障礙。
戴高樂1944年6月14日，戴高樂在諾曼第省的巴約登陸，宣布以此為自由法國的臨時首都。8月19日，國內軍在巴黎發動起義，戴高樂命令自由法國第2裝甲師前往馳援；8月25日，德國守軍投降。這一行動具有巨大的象徵意義，盟國最終意識到了戴高樂在法國本土的聲望和他的不可替代，決意對他支持到底。10月份，英美兩國同意將1940年轉移至加拿大、西北非和馬提尼克的法國黃金儲備交給臨時政府，重建祖國有了最初的資本。
就在自由法國重歸故土之際，以正統自居的維希當局領導人貝當、賴伐爾和布裡農卻跟隨德軍逃出了法國，在德國南部的錫格馬林根建立了一個傀儡「流亡政府」。1945年4月22日，錫格馬林根被自由法國第1裝甲師攻佔，到那一天為止，依然承認貝當政府的只有兩個半國家——德國、日本和墨索裡尼的「義大利社會共和國」。
法國抵抗運動組織所屬的遊擊隊員在學習武器的使用方法法國的兩大「弱鄰」盧森堡和比利時同樣遭遇了國土淪亡的厄運。盧森堡女大公夏洛特曾在加拿大和美國多次演講，呼籲羅斯福總統放棄孤立主義、援助歐洲各國的抗德事業；她那小小的內閣則在倫敦從事宣傳活動，還編練了一支幾十人的「自由盧森堡」武裝。相比之下，比利時流亡政府的力量要稍大一些：儘管利奧波德三世國王選擇了向侵略者投降、並命令武裝部隊放下武器，但首相皮埃洛（Hubert Pierlot）成功地逃出了首都，經西班牙抵達倫敦。他在伊頓廣場組織的流亡政府得到了比屬剛果殖民地的承認，後者通過向英美出口橡膠、鈾礦石等戰略物資，供應了流亡政府的開支；英國方面也將1940年轉移到倫敦的部分比利時黃金儲備交給皮埃洛調度。流亡政府編練了一個旅的陸軍、一支特種突擊隊和兩個空軍中隊，參與了反攻歐洲大陸的行動。若無流亡政府的努力，很難想像比利時可以位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聯合國創始成員國。
荷蘭女王威廉明娜在1940年5月攜內閣成員飛往倫敦。此時荷屬東印度群島尚未陷落，荷蘭海軍在當地還保有一支可觀的力量。不過1941年底日本「南進」之後，荷蘭的東方防線迅速崩潰，女王和流亡政府總理海布蘭迪（Pieter Gerbrandy）被迫以更現實的態度規劃荷蘭的抵抗事業。撤往澳大利亞的殘軍編組了兩個轟炸機和一個戰鬥機中隊，參與太平洋方向的反攻；經法國撤退到英國的部隊則重組為一個步兵旅和三個空軍中隊，加入了1944年的「市場-花園」作戰。在荷蘭流亡政府的推動下，1944年9月，荷、比、盧三國籤署了關稅同盟協議，以改善小國在戰後世界中的經濟和政治地位，這一先見之明也成為今日歐洲聯盟的先聲之一。
挪威國王哈康七世是英王喬治六世的姑父，也是丹麥國王克裡斯蒂安十世的弟弟。當德軍在1940年發動席捲北歐的「威悉河演習」作戰時，克裡斯蒂安既不抵抗也不合作，使丹麥淪為納粹的保護國。而哈康不僅號召國民積極抵抗，在戰敗後還決意率內閣成員撤往倫敦，組織流亡政府。他堅持每周召開內閣會議，並定期在BBC廣播中向淪陷區民眾發表演講，鼓舞了無數以「H7」（哈康七世的縮寫）為接頭暗語的地下抵抗者。為了紀念這一貢獻，1947年挪威國民捐資購買了一千六百噸的遊艇「挪威」號，敬獻給哈康七世使用，至今尚存。
1945年6月7日，挪威國王哈康七世夫婦由倫敦流亡地返回奧斯陸，在卡爾•約翰斯大道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 他們未能凱旋不是所有抵抗者都能獲得榮歸故裡的待遇：1945年，美蘇兩強在雅爾達會議上劃定了彼此在戰後的勢力範圍；作為大國博弈的籌碼，不止一個弱小者被犧牲，其中又以波蘭流亡政府最為慘烈。1939年波蘭被德蘇兩國瓜分後，參議院議長拉茨基耶維奇在巴黎組建了流亡政府，以獨立戰爭名將西科爾斯基為總理。通過徵募僑居西歐的波蘭公民，他們在半年內重建了四個師又兩個旅的陸軍以及四個中隊的空軍，開戰前抵達英國的部分海軍艦艇也向該政府效忠。法國淪陷後，撤到英國的三萬五千名波軍編成了兩個步兵師，海軍和空軍則在英倫三島、大西洋以及地中海與英國軍隊並肩作戰。1942年2月，西科爾斯基還將波蘭淪陷區的各抵抗組織合編成「國內軍」（Armia Krajowa），以暗殺、破壞鐵路等方式進行抗德鬥爭，至1944年夏已發展至三十五萬人。
對蘇聯這個曾經的入侵者，西科爾斯基本來不抱好感，但他關心波蘭淪陷後被俘的二十萬官兵的命運，希望利用這批老兵組建新的武裝、參加對德戰爭。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後，史達林被迫與波蘭流亡政府恢復關係，同意讓獲釋的波蘭戰俘在蘇聯領土上重組成軍。1942年夏，這支四萬一千人的部隊開往伊朗，由英軍中東司令部指揮，後來參加了義大利戰役。但隨後的兩個事件令雙方的關係急轉直下：1943年4月，三年前在卡廷森林遭蘇聯內務部隊殺害的數千名波蘭軍官的遺體被發現；三個月後，贊成與莫斯科合作的西科爾斯基在一場神秘的空難中殉職。蘇聯隨後主動宣布與流亡政府斷交，並開始組建由工人黨分子控制的「波蘭人民軍」。
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1944年1月，莫斯科扶植的「波蘭人民代表會議」宣布：將依據左傾的1921年憲法重建全國政權（流亡政府奉行保守的1935年憲法）。7月底，該會議在蘇軍控制下的盧布林組成了「民族解放委員會」，自稱波蘭最高行政機關，並宣布倫敦的流亡政府為非法。為了向國際社會宣示流亡政府的存在，並搶在蘇軍到來前控制部分國土，華沙城內的四萬名國內軍在8月1日發動了大起義，一度控制市區中部，並與裝備精良的德軍激戰兩月之久。但僅裝備輕武器的抵抗者面對正規軍毫無勝算，進至華沙以東的蘇軍則出於保存實力的考慮，逡巡不前。在擊斃和俘虜德軍一萬八千餘人、自身傷亡也超過兩萬人的情況下，國內軍殘部被迫於10月3日放下武器。
華沙起義雖然英勇卓絕，但耗盡了國內軍的基本力量；蘇軍及其羽翼下的盧布林政權隨後一往無前地控制了波蘭全部領土。1945年2月，英國和美國被迫同意解散倫敦的流亡政府，其成員轉入盧布林政權（遭遇相同命運的還有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但波蘭流亡政府的部長們拒絕了這一建議，他們繼續留在倫敦，不定期改組內閣，並得到五十萬生活在海外的波蘭人以及愛爾蘭、西班牙、梵蒂岡三個國家的承認。蘇東劇變後的1990年，末代流亡政府總統卡丘羅夫斯基（Ryszard Kaczorowski）將1935年憲法原本、第二共和國總理印章、總統綬帶以及國旗交還到民選總統華勒沙手中，波蘭流亡政府的歷史至此才告一段落。
1944年，南斯拉夫「祖國軍」指揮官德拉扎•米哈伊洛維奇上校（前排左四）與其部下在一起。1946年他被狄托政府逮捕，以叛國罪判處死刑。南斯拉夫的情形則更複雜。1941年4月王國全境被德國和義大利佔領後，十八歲的彼得二世國王帶著少數支持者逃亡到倫敦，在克拉利奇飯店建立了流亡政府。但這個政府基本上被大塞爾維亞主義者控制，他們把巴爾幹根深蒂固的民族仇視帶到了對外戰爭當中，宣稱克羅埃西亞人的背叛才是國土淪陷的主因。效忠流亡政府的「祖國軍」（JVUO）同樣受到這種傾向的影響，他們由數千名前王家陸軍官兵組成，聚集在塞爾維亞西部的山區，指揮官是米哈伊洛維奇上校。「祖國軍」一面對敵方交通線進行不定期的襲擾，一面與同樣篤信大塞爾維亞主義的德佔區傀儡政權暗通款曲。米哈伊洛維奇夢想恢復一個排除克羅埃西亞人的「純潔」塞爾維亞國家，為此他傾向於保存實力，敵視一切潛在的競爭者。
「祖國軍」的主要競爭者是克羅埃西亞裔共產黨人狄托（Josip Broz Tito）領導的「人民解放遊擊隊」。後者同樣以塞爾維亞為活動中心，但主張不分民族、黨派和信仰的一切抵抗者的大聯合，給予貧苦民眾以自治權，並且積極投入進攻。久而久之，遊擊隊的擁護者開始增長，一度與其聯手的「祖國軍」感受到了威脅。1941年底德軍對遊擊隊發動第一次大規模進剿時，「祖國軍」也與其決裂；米哈伊洛維奇甚至和德國在克羅埃西亞扶植的「烏斯塔沙」傀儡政權達成了協議，共同進攻遊擊隊。而狄托的武裝從1941年底到1944年春，先後遭遇了德軍的七次大規模進剿，不僅沒有被剿滅，聲勢反而更加浩大。就連英美盟軍也注意到了這股力量，並著手與其建立聯繫。
1943年9月，英軍聯絡官麥克萊恩準將被派往狄托的營地，對南斯拉夫的抵抗力量進行全面評估。他發回的報告證實：遊擊隊牽制了二十個師以上的德軍，而「祖國軍」行動消極。1944年1月，邱吉爾宣布今後盟軍的援助物資只提供給狄托的部隊，並提議倫敦的流亡政府與狄托組織的「反法西斯會議」（AVNOJ）談判。1944年8月，狄托在維斯島與流亡政府總理舒巴希奇達成協議：流亡政府撤回對米哈伊洛維奇的承認，以狄托為全南斯拉夫抵抗武裝總指揮；彼得二世也在倫敦的廣播裡發表講話，呼籲民眾支持狄托。1945年5月，南斯拉夫全境解放。
正因為南斯拉夫的解放事業是在狄托領導下完成的，且流亡政府的大塞爾維亞主義傾向遭到了其他民族的反對，在1945年11月的大選中，南共領導的「人民陣線」獲得了百分之九十點四的選票。新國會隨後宣布廢除君主政體、並禁止國王回國，彼得二世被迫移居美國，於1970年病逝。2013年，他的靈柩被運回貝爾格勒安葬。
約瑟普·布羅茲·狄托只有希臘僥倖躲過了綿延至亞得裡亞海的「鐵幕」。1941年4月，喬治二世國王帶著內閣逃出祖國，在埃及開羅落腳。儘管這一政權獲得了英美盟國的承認，但希臘國內的反德抵抗運動卻是由共產黨組織的「民族解放陣線」（EAM）領導的。不過喬治二世出逃時帶走了數千名陸軍官兵以及海軍主力，這為他回國爭奪政權創造了可能。1946年9月，希臘同樣舉行了國體問題公投，百分之六十九的投票者贊成國王復位，喬治二世遂於當年9月迴鑾。然而他接收的已是一個內戰中的國家：希共武裝正在全國與政府軍展開激烈的較量。直到1949年，由於美國公開介入、且蘇聯和南斯拉夫在審時度勢之下中止了對希共的支持，內戰才以保王黨的勝利而告終。而喬治二世早在1947年4月，因患動脈硬化症病逝於雅典王宮。
向獨立過渡「二戰」爆發之際，菲律賓還屬於美國控制下的自治邦（Commonwealth）；它已經擁有了獨立的憲法、議會和司法體系，但在關稅政策、防務和外交上仍須接受美國的領導。民選總統奎松（Manuel L. Quezon）認為，美國在1935年已經為菲律賓制訂了為期十年的獨立路線圖；在此期間，有必要和華盛頓保持良好關係，以換取如期獨立。日軍「南進」之後，奎松攜其內閣成員前往美國，建立了流亡政府，並列席羅斯福總統的太平洋戰爭委員會。他在戰時做出了兩樁意義深遠的貢獻：一是在美國眾議院和軍界遊說，說服美方將菲律賓列為太平洋反攻的主要方向；二是就戰後重建祖國以及獲取完全獨立與美方展開磋商，達成了一系列協議。1944年8月，即美軍在菲律賓登陸前兩個多月，奎松死於肺結核。1948年，獨立的菲律賓共和國在馬尼拉城西北新建了奎松市。
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另一個並未獲得廣泛承認、但頗有歷史意義的流亡政府是活動在中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這一團體起自1919年的「三•一」獨立運動，同年轉移至上海，於4月中在法租界擬成十條《臨時憲章》，組建了內閣和議會。1927年金九出任主席後，為改變臨時政府蝸居一隅、缺乏影響力的狀況，陸續策劃了虹口公園爆炸案（1932年）和暗殺日本天皇的櫻田門事件，引起中國國民政府的注意。抗戰爆發後，該臨時政府追隨國民政府轉移至重慶，成立「光復軍」總司令部培訓軍事人員，並獲得國府的資金援助。1941年12月9日，臨時政府追隨中國對日宣戰。儘管由於勢力太過弱小，臨時政府及其「光復軍」始終未能獲得盟國的承認，但他們為獨立事業培養了大批人才，在1950年代的韓國發揮了重要作用。中韓建交後，有五位韓國總統曾前往上海馬當路的臨時政府舊址瞻仰。
1941年5月，希特勒在柏林會見蘇巴什•錢德拉•鮑斯（中）。第二年10月，後者在新加坡組建了以日本為後臺的「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當然，世上也存在希望從希特勒和東條英機那裡獲得「獨立」承諾的人。1941年，印度國大黨前主席蘇巴什•錢德拉•鮑斯經阿富汗和蘇聯逃往納粹德國，與希特勒、希姆萊等人舉行了會談。鮑斯屬於國大黨左翼勢力的領袖，主張以武裝起義推翻英國統治，他在德國俘虜的英印軍人中挑選出兩千六百名精壯之士，組建了「自由印度軍團」，指望經陸路「解放」祖國。不過蘇德開戰之後，對列寧主義素懷好感的鮑斯與柏林漸行漸遠；1943年，他乘德國潛艇U-180號抵達馬達加斯加，在那裡換乘日本潛艇伊-29號，輾轉抵達東京。同年10月，日本扶植鮑斯在新加坡組建了「自由印度臨時政府」（Azad Hind），以鮑斯為國家主席、總理、國防部長兼外交部長；隨後還編練了四萬餘人的「印度國民軍」（INA），並對英國和美國宣戰。
鮑斯曾列席1943年11月的「大東亞會議」，他的政府得到了三大軸心國、泰國、汪偽政權、偽滿洲國等勢力的承認，還發行了自己的郵票，除此以外就乏善可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鮑斯又企圖向史達林輸誠。當他乘坐的轟炸機準備由臺北飛往大連時，卻因超載而墜毀，鮑斯受重傷而死，遺體火化後運往東京安葬。「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的故事也就此告終——這或許是「二戰」中最名不副實、也最鮮為人知的流亡政府。
「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內閣成員合影(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