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文學的源起和發展大致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從起初的英國文學的一枝獨秀，到美國文學崛起後的花開兩朵，再到愛爾蘭、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紐西蘭、加勒比海地區以及非洲的南非、奈及利亞等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著強勁勢頭的英語文學的 「眾聲喧譁」，再到沃萊·索因卡、納丁·戈迪默、德裡克·沃爾科特、維蘇·奈保爾以及庫切和愛麗絲·門羅等非主流英語文學作家先後斬獲諾貝爾文學獎等多項重要獎項，已經出現了「喧賓奪主」的勢頭。但英語文學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被看作是英美文學，而非洲，基本被視為文學的不毛之地，更別提英語文學了。多年前我就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這麼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的幾十年裡，我們都過多地關注英美文學，過多地關注英美文化，對其他國家的文學文化的關注和研究明顯不夠。而吸收外來文化，要做到均衡，像我們的人體吸收營養一樣，不能太單調單一。英美之外的國家都有各自的文學文化，一樣有它的精彩，非洲英語文學當然也不例外。我們應該多層攝取，廣泛吸收，儘量多地了解、學習、吸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學文化精髓，才有利於我們開拓視野，打開思路，有利於創新寫作。
漸近主流：英語文學不再僅是英美文學
非洲英語文學是指非洲作家用英語創作的文學作品。非洲英語文學的版圖覆蓋整個非洲大陸。作為英語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後起之秀的非洲英語文學已漸成氣候，並在多方面產生了影響。但同其他「非主流」英語文學一樣，非洲英語文學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沒有得到良好的待見。其實，非洲文學有它獨特的文化蘊含和美學表徵，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借鑑意義。而英語文學作為非洲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毫無疑問應該成為我們關注和研究的要點之一。
非洲的庫切、戈迪默、索因卡、阿契貝、恩古吉、奧克瑞等都是非洲英語文學的代表作家，他們的作品在世界許多地方不但擁有廣大讀者，也引起了學者的密切關注。以奈及利亞著名作家欽努阿·阿契貝為例，他被稱為「非洲現代文學之父」，是非洲文學史上作品被翻譯得最多的作家。他的長 篇小說 《瓦 解 》（Things Fall Apart，1958，又譯作《這個世界土崩瓦解了》）在全球獲得了 100多萬的發行量。他的代表作《崩潰》（No Longer atEase，1960，又譯作《再也不得安寧》）、《神箭》（Arrow ofGod，1964）、《人民公僕》（AMan of the People，1966）和《荒原蟻丘》（Anthills of the Savabbah，1972）在英語世界也都擁有較多讀者。他的這五部長篇小說書寫了奈及利亞近75年的歷史。阿契貝是一個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一直提倡非洲作家應該是非洲文學和非洲形象的代言人。特殊的成長和生活環境使阿契貝成為一個有距離的觀察者，讓他以更加客觀冷靜的態度去呈現真實的非洲原貌，為非洲尋找出路，並且幫助非洲以外的人揭開非洲的神秘面紗，讓人一睹非洲真容。作為非洲英語文學的代言人，阿契貝極力將最真實的非洲呈現在作品中，為非洲英語文學爭得發言權。他關於奈及利亞的一系列小說恰到好處地體現了不同時期的非洲夢。
三大表徵：不一樣的英語文學
非洲英語文學作為作者使用習得語的創作，其總體表徵、文化蘊涵和美學特色是怎樣的？它到底和英美等國的主流英語文學有什麼不同之處？與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基本也是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的英語文學又有什麼不同？這些確實值得我們討論，也會給我們不同的啟示。經過考察，我們發現，由於特殊的歷史、文化和地理環境所致，非洲英語文學具有本土表徵、流散表徵和混雜性三個主要特徵。
所謂本土表徵，指的是其文本滲透著沉澱在非洲作家血液深處、積澱在非洲作家靈魂深處的傳統文化和本民族語的特性。
比如以英語進行寫作的奈及利亞小說家和詩人本·奧克瑞，他被認為是非洲最重要的後現代和後殖民作家之一，其作品《飢餓的路》中的幽靈世界是非洲人心中的一方淨土，象徵著非洲人對原始非洲文明的崇拜與依附。幽靈世界的賢王象徵著非洲祖先，鬼孩阿扎羅象徵著脫離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的新生的奈及利亞，賢王在冥冥之中給阿扎羅提供保護，體現出古老文明對新生國家的指引與幫助。通過幽靈世界中賢王對阿扎羅的多次指引與庇護，奧克瑞實現了對古老的非洲夢的回望與追溯。奧克瑞在《飢餓的路》中借鑑了許多古老的非洲神話傳說，其中最關鍵的則是關於路之王的傳說，這個神話傳說正是 「飢餓的路」的由來。
非洲英語文學的第二個特徵是流散表徵，為數相當多的曾經流散到歐美等國家和地區的作家的作品大都具有這一鮮明的表徵。作家們在旅居國的求生經歷、求學經歷等各種體驗成為他們創作的素材來源，成為他們審視和反觀自己祖國的參照，但他們主要還是寫自己祖國的人和事。這些非洲流散作家與其本土作家的寫作特徵明顯有別。
在奇瑪曼達·阿迪契的小說《美國佬》（Americanah，2013）中，奧賓仔和伊菲麥露在英國和美國為了獲得「合法」身份吃盡了苦頭，因為唯有「解決身份問題，然後你的生活才真正開始」。沒有身份就不會得到他人/寄居國的認同，不被認同就會被視為「非法」「異類」而遭到歧視、排擠和驅逐。在獲得「合法」身份前，奧賓仔和伊菲麥露等移民為了生存或融入當地的生活不得不冒用他人身份，尋得一份工作，賺取些微收入。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虛假身份和自我認同之間產生了矛盾與衝突。在自己的祖國，他們「是」其「所是」，而在異國，他們「是」其「所不是」。
這種流散表徵的第二個方面是本土流散表徵。在殖民時期和後殖民時期的非洲，除了同時擁有「帝國飛散群體」和「第三世界飛散群體」以外，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值得關注，這個群體就是非洲原住民。由於非洲作家都生活在殖民文化之中，他們都經歷過對本土文化與殖民文化從排斥到認同的心理掙扎和糾結，許多作品都是非洲本土流散心態和流散文化矛盾中的產物。當然，無論他們怎麼流散，他們最後的根或落腳點還在非洲本土，在他們的那個國家或地區。
非洲原住民雖然沒有跨國經歷，沒有遭受跨越國界之後所面臨的異質文化的衝擊，但是西方的侵略、擴張與殖民統治客觀上造成了跨越國界所帶來的效果，即殖民者在非洲設立政府、教會、法庭，制定法律，興辦教育，這些對非洲原住民的文化習俗造成了非常劇烈的衝擊，對非洲原住民的精神世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肯亞作家恩古吉·提安哥的第一部小說《孩子，你別哭》中，霍爾蘭斯是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厭倦了戰爭而從英國來到肯亞的白人移民，後來當上了地區行政長官。他以微薄的薪資僱傭當地黑人耕耘、管理他的大片土地，但他從沒把黑人放在眼裡，那些土生土長的非洲人在自己的國土上遭到驅趕、排斥，成了自己土地上的流浪者與邊緣人。
非洲英語文學的第三個表徵是混雜性表徵。非洲英語作家用英語創作，最初有的人還想擺脫本土影響，但到最後許多人又回歸本土和傳統文化，甚至有的人出去之後再回來還想擺脫自己作為流散作家這樣一種特殊身份。但實際上他們越是這樣做，就越表現出一種複雜性，表現為一種身份認同上的糾結和作為蝙蝠人的困惑。
阿契貝的 《再也不得安寧》中的主人公奧比奧貢咯沃的孫子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對傳統的部落文明了解甚少。他曾在英國留學四年，學成歸國後，在政府任職。作為殖民入侵後的第三代奈及利亞人，奧比身上有著明顯被西化的痕跡。雖然身上流淌著奈及利亞的血液，但他的衣著與言行卻是西化的。他是學成歸來的精英，卻因白人支持下的殖民政府的腐敗而鋃鐺入獄。小說探討了獨立後的奈及利亞的非洲夢。在對待殖民入侵問題的態度上，阿契貝並沒有持全盤否定的態度。而對於原始的非洲傳統，他也保持著樂觀的心態。與最初的抗爭和搖擺不同，人們將新時代非洲夢的實現寄希望於精英分子，而現實卻仍然令人失望，人們「再也不得安寧」。
非洲英語文學雖然由於地域廣和跨度大而表現出各自的差異性，但其總體上都呈現出這三大表徵。這些表徵使非洲英語文學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和文化蘊涵，使之成為迥異於其他英語文學的文學參照系。
龍獅共舞，講述各自的民族故事
在我國，非洲英語文學與英美文學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我們還沒有系統深入地對它做過研究。我國對非洲英語文學的零星譯介最早可追溯到五四時期，但相關研究則萌發於上世紀80年代，蘇聯和英國的部分非洲文學研究成果得到了介紹，戈迪默、庫切、索因卡、阿契貝、恩古吉、奧克瑞等名家的作品也得到了集中譯介。新千年以來，中國非洲英語文學研究有了一定進展，在科研項目、學術專著、譯著、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李永彩的著作 《南非文學史》和譯著《20世紀非洲文學史》都涉及相關研究。但學界相關研究的明顯問題是過度關注少數幾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作家；另一個問題是跟風西方批評話語、評判和定性，不能較好地立足本土視角。我們還沒有系統整理過南非、西非、東非、北非和中非英語文學的發生、發展、嬗變及傳播和影響等方面的資料，對非洲英語文學的發展脈絡、流派譜系、藝術表徵、美學蘊涵、文化認同以及傳播影響等方面進行綜合系統的學理考察還遠遠不足。
所以，我們在做到不對西方的英語文學研究路徑和方法亦步亦趨的同時，要盡力體現本土視角和中國情懷。中國學者就應該有中國學者的視角和中國學者的立場，我們要弄清非洲英語文學被廣為接受，並漸近主流的深層原因，從中獲取啟示和經驗。每個民族、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自己的精彩故事，每個民族、每個國家和地區的人都有講述自己國家故事的能力和方式。世界文學不再是也不應該是少數經濟發達和擁有強勢話語權的國家的文學。（朱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