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Mark Strozier/Flickr
「買土地吧，再不買就沒了。」馬克·吐溫曾這樣說，而這句格言在玩《大富翁》遊戲時會格外有幫助。《大富翁》是多年來銷量最高的桌面遊戲之一，教會了數代小孩子去購買土地、建立酒店、從其他玩家那裡收取高額租金。
《大富翁》的發明者伊莉莎白·瑪吉（Elizabeth Magie）並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如果她看到這款遊戲的現代版本的巨大影響力，她可能會直接去自首。為什麼？因為現代版的《大富翁》提倡的遊戲價值觀與她的目的截然相反。
瑪吉出生1866年，積極發聲反抗當時的社會準則與政治。她到40歲時依舊未婚，她獨立自主，並引以為豪，甚至通過製造噱頭來發表她的看法。她曾在報紙上公開售賣自己，稱自己為一個「年輕美國女奴隸」，並願意委身於出價最高者。她告訴震驚的讀者，她的目的是為了讓大家注意到女性在社會中的附屬地位。「我們不是機器，」她說，「女孩有想法，有欲望，也有希冀和野心。」
除了反抗性別政治，瑪吉同樣反抗資本主義系統下的土地所有制，這一次她沒有製造噱頭，而是製作了一種桌面遊戲。她的父親詹姆斯·瑪吉（James Magie）是一位反壟斷政客，他給了小瑪吉一本亨利·喬治（Henry Goerge）的經典著作《進步與貧窮》（Progressand Poverty，1879），正是這本書給了瑪吉關於《大富翁》的靈感。在書中，瑪吉讀到亨利·喬治的論斷——「人們平等使用土地的權利，與他們平等呼吸的權利一樣清晰，這是人們生來具有的權利。」
19世紀70年代，亨利·喬治在美國旅行時見證到了貧困與富裕之間的矛盾，他相信，造成進步與貧窮這兩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土地所有制的不公所致。所以不像馬克·吐溫一樣去號召人民購買更多土地，他要求政府向土地徵稅。以什麼原因呢？因為大多數土地的價值並不是取決於建在土地上的建築，而是取決於土地下的水、礦物等自然資源，或是取決於周邊的社區價值：公路鐵路、繁榮的經濟、安全的街區、出色的學校和醫院等。此外，他認為徵收的稅款也必須投入到公共建設中去。
在「富裕」模式中，每當他人獲得一塊新的土地時，每個玩家都會從中受益（用來反映亨利·喬治的土地稅收政策）；當起手時錢最少的玩家獲得雙倍的資金時，玩家就會贏得這局比賽。在「壟斷」模式中，通過購買土地，並從不幸停留在此處的玩家那裡收取通行費反而會讓你領先，而讓其他人破產的玩家則會成為唯一的贏家（聽上去耳熟嗎？）。
瑪吉說，這兩套規則的設定是為了讓玩家體驗「現代土地所有制系統的特點和後果」，因此更好地理解不同的土地所有制方將如何對社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影響的。「這更像是一個『生活的遊戲』，」瑪吉強調，「因為它包含了真實世界中成功與失敗的所有元素，而且遊戲的目標也與真實世界大致相同，比如收集財富。」
這個遊戲馬上在左翼知識分子之間流行起來，比如沃頓商學院、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大富翁》在教友派（Quaker）教徒中也十分流行，有些教徒會更改規則，並用亞特蘭大城的街道名稱重新繪製地圖。其中一位無業教徒名叫查爾斯·達洛（Charles Darrow），後來他將這個經過修改的遊戲版本當作自己發明的遊戲，賣給了遊戲公司帕克兄弟（Parker Brothers）。
當帕克兄弟遊戲公司發現《大富翁》遊戲的真正發明者後，買下了瑪吉的專利版權，並以同樣的名稱《大富翁》重新發布了遊戲，並只提供了一種規則：一個玩家獲得勝利即遊戲結束。更糟糕地是，公司仍然宣傳這個遊戲的發明者是查爾斯·達洛，並稱達洛是在30年代時做夢夢到了這個遊戲，將這一想法賣給帕克公司，搖身一變成了真正的「大富翁」。這種「從一貧如洗到富有」的美化，正好諷刺地說明了《大富翁》的含蓄價值觀：如果你想要獲勝，那麼一定要追逐財富並打敗你的對手。如果下一次有人邀請你玩一局《大富翁》，你可以這樣做。當你準備機會卡和命運卡時，另外準備一種土地稅收卡，每當一個玩家向其他玩家收取通行費時，同時應該上交稅費。土地稅應該有多高呢？收得的稅費又該如何利用呢？這些問題一定會在《大富翁》牌桌上引起激烈的討論，但這正是瑪吉希望看到的。
翻譯：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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