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沙洋縣城河遺址是長江中遊地區一處距今5000多年的史前城址，面積約70萬平方米。去年曾
入圍「201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17年11月，聯合考古隊在城河遺址發現了屈家嶺文化時期墓地，開啟了對城河遺址王家塝墓地的考古發掘工作。最新發掘的王家塝墓地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嶺文化墓地，填補了長江中遊地區史前大型墓葬較缺乏的空白。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城河遺址考古領隊彭小軍去年在上海博物館主講「湖北沙洋縣城河遺址的聚落考古收穫」，澎湃新聞記者在講座前對其進行專訪。
湖北沙洋縣城河遺址航拍圖（南-北）（本文圖片由受訪者供圖）
尋找長江中遊的史前「城市」
澎湃新聞：請你介紹一下湖北沙洋縣城河遺址的發掘經歷。
彭小軍：
長江中遊地區是中國最早城址的起源地，是規模最大的史前城市群之一。城河遺址的發掘，是跟屈家嶺文化的古城的研究有關。在考古學史上，上世紀五十年代，張雲鵬、王勁先生發掘湖北京山屈家嶺遺址，確立了屈家嶺文化，拉開了屈家嶺文化研究的大幕。1990年，北京大學趙輝、張弛先生調查發現石家河古城，揭開了屈家嶺文化古城的面紗，引發了屈家嶺文化城址的大發現。目前長江中遊發現了近二十座史前城址，面積從洋洋百萬平方米到數萬平方米不等，這些城址大多建造於屈家嶺文化時期。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對最大規模和較小規模的城址進行了持續研究，而大量中等規模的城址僅做過短暫的工作，未能開展系統的聚落考古工作。與之相關，大量的研究表明，城址的面積、規模往往與它的等級和所承擔的功能大小存在一定的聯繫。打個比方，面積最大的石家河城址猶如北京，中等規模的猶如武漢、荊門，最小的城址好比沙洋。我們知道首都北京什麼樣子，知道沙洋縣城什麼樣子，卻不知道武漢，不知道荊門，這對於我們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是遠遠不夠的。
城河遺址出土的陶器組合
基於這些學術考慮，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會擬設立 「長江中遊地區史前城址研究」課題，負責人是黃衛東副研究員。2011年冬天，為了進一步完善課題的設計方案和技術路線，在國家文物局、省文物局的支持下，我們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仁先後對武漢、隨州、孝感、天門、荊門等地的史前城址進行了實地調查，涉及11座史前城址，獲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回到室內之後，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老師們討論，大家認為城河遺址比較合適。原因有三，一、遺址面積為70萬平方米，以往的調查表明該遺址可能是史前城址，如果確認，那麼它在長江中遊史前城址群中就屬於中等規模；二、該遺址位於漢水與長江的西夾角部位，應該屬於漢水西部的中心性聚落，而這一區域的聚落考古工作相對缺乏；三、調查表明，遺址的年代很可能為屈家嶺-石家河時期，為距今5000年前左右，恰好是文明起源的關鍵節點。基於這些有利的條件，大家一致認為應該在城河遺址開展持續有效的聚落考古研究工作。隨後，我們將課題的設計方案和技術路線報告給國家文物局、湖北省文物局。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博物館、沙洋縣文物管理所等四家單位組成城河遺址聯合考古隊，對城河遺址開展主動性發掘和研究工作。「十三五」以來，國家文物局啟動考古中國研究項目，城河的考古工作被納入到了「考古中國·長江中遊文明化進程」的大課題之中。
領隊彭小軍在考古現場
澎湃新聞：從2012年進行首次發掘至今，期間經歷過幾次發掘？
彭小軍：
2012年進行首次發掘，2013年因為進行系統勘探，考古發掘暫停了一年。後來每年都在發掘，甚至有時兩個季度都在發掘。到2019年開始第七次發掘。
羅馬非一日建成，城河城肯定也不是短期內能夠建成的。如此大的一座城址，雖然說只有70萬平米，但在史前時期來說應該是規模不小的聚落，而且持續了大概有一千多年的活動歷程。所以在開始發掘之前，我們就有心理準備，要探究這樣一座城址，需要堅持，短時間的工作是不現實的。當時幾家合作單位在籤署協議的時候就約定，這個項目要長期做，堅持做，不能發掘幾年就放棄。
澎湃新聞：你們的初衷是帶著學術課題去做發掘，通過這七八年的考古發掘，取得哪些收穫？
彭小軍：
現在基本上就是能解決部分問題，比如當時我們計劃開展聚落考古，探究聚落布局。通俗來說，就是要知道這些人在什麼地方住，他們的手工業作坊（比如陶器生產區）在哪裡，祭祀活動區在什麼地方，墓葬區在什麼地方。通過這些年的工作，這些問題基本清晰了。現在我們知道城河遺址由城垣圍築起來，而且城垣非常高大，現在保存的高度就有4.8米。另外城裡面還有複雜的水道，城外有環壕圍繞。城外的水通過北面的進水口流入城內，供裡面的先民生產生活使用，然後再通過水道流到城外，最終匯入城河。這是一個大致的水系和城垣結構情況。
在城內最中心的位置有一座大型建築，整個建築涉及面積有八百多平方米，是一個座比較大的院落式建築。在大型建築的南側有祭祀區，修建有黃土臺，附近散落筒形器、四耳器等跟儀式性活動有關的特殊器物。祭祀區的旁邊還有一些陶窯，應該是專門的陶器生產區。大型建築的北側是陶片、紅燒土等物質組成的堆積。此外，在大型建築的周圍分布著很多小型的房屋，設施面積跟大型建築之間形成鮮明對比。
與之有關，在城的北側又新發現墓地，所以城河遺址的城垣、水系、居址、墓葬這些聚落的基本元素大致把握了。但是，廓清原有問題的同時，又產生了更多新的問題。下一步必須要做的是把這些現象整合起來，「由物及人」。比如說這大型建築及周圍的小建築，是對應一個家族，還是很多家族在一起共用；墓地是城裡邊所有居民的墓地，還是部分人的墓地。這些現象也是我們今後要探索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以聚落考古角度說，城內的功能布局有了線索，但這只是宏觀的，城內的一些區域仍需要進一步探索。而且，在最近的調查中，我們發現城外的情況也較為複雜，也需要開展必要的工作。同時，調查表明，城外鄰近區域是存在同時期聚落的，它們是不是附屬聚落，在更遠的範圍是不是還有這樣的聚落，它們跟城河城有什麼樣的社會經濟聯繫。從更大的範圍來看，二十平方公裡、五十平方公裡甚至上百平方公裡範圍內，同時期的遺址的分布情況如何。城河城跟其他城址之間是如何交流互動的。這些都是今後要探討的課題，所以說要解決的問題還非常多。
湖北沙洋縣城河遺址王家塝墓地發掘現場航拍照
填補長江中遊地區史前大型墓葬稀缺的空白
澎湃新聞：2017年王家塝墓地的發現和發掘是你們的最新考古發現麼，能講講它的發現過程麼？它的發現是偶然性的還是計劃中的？
彭小軍：
個人覺得有偶然的因素，但也是工作中的計劃內容，因為墓地也是聚落功能區探討的內容之一。
2017年，我們基本上完成了中部臺地大型建築及周圍區域的的發掘和探索工作，按照計劃要探索城址的其他功能單元。恰好10月底的時候，我家裡有點事情，因為愛人要生產，當時再有一個禮拜就到預產期了，所以要回家去照顧她。同時，又擔心自己離開發掘現場就不能完全保證發掘質量，所以就暫停了發掘，讓同事們帶著民工去勘探。同事們問在哪裡勘探？我說在北邊吧。為什麼當時選擇在北邊勘探，是有這麼一個線索。2012年，我們第一次在城河遺址發掘，有老鄉就拿過一件石鉞，非常精美，他告訴我們這是在城牆北邊發現的。鉞一般是跟主人的身份地位有聯繫，而且常常出現在墓葬裡，所以我們當時就推測北邊是墓葬分布區。但是，由於我們當時的學術安排是對城內居址區進行發掘，無法抽身開展墓葬區的探索；而且，因為年代久遠，老鄉已經無法確定出土的具體位置，但北部區域非常大。因此，如果要尋找墓葬區，就需要對北部區域進行系統勘探。
考古隊員在考古現場
11月初，孩子剛出生沒幾天，工地負責勘探的陳仕光打電話說王家塝地點可能發現墓葬了。說實話，心裡還是比較激動的，很快收拾行李回到工地，挨個對探孔進行了檢查，確實有一些墓葬填土（俗稱五花土）的跡象。因為南方比較潮溼，即使冬天地表是黏泥，而且城河遺址的自然粘土種類比較豐富，很容易幹擾勘探結構。為了獲取準確的信息，我們布了一個小探方，只是將表面的鬆軟泥巴鏟去，很塊一個四邊規矩、直角清晰的長方形墓葬被確認，長寬為2.7*1.7米。這樣規模的墓葬在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並不算小。2018年春，報請國家文物局批准之後，開始系統布方，表土逐層清理後，共發現墓葬兩百多座。 2018年3月開始發掘，至2019年1月已發掘墓葬112座、陶器坑3個，取得了重要收穫。
考古隊員在考古現場
澎湃新聞：王家塝墓地的考古發掘揭露了哪些信息，出土的文物有些什麼特色？
彭小軍：
對考古學者來說，出土的文物有遺蹟、遺物兩部分。遺物方面，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的陶器，一座墓葬隨葬器物少則數件或十餘件，多則近百件，部分墓葬還出土玉石鉞、漆器、豬下頜骨等，應該說是展示出了「厚葬」之風。另一方面，從遺蹟層面來說，墓地的空間結構、墓葬內部的葬儀特徵、填土的堆積方式以及葬具的形制特徵等，這些遺蹟現象及其背後所揭示的歷史信息都很值得探究，更令人著迷。舉例來說，墓地空間分布方面，在王家塝墓地中，我們發現墓葬中的頭向並不完全一致，但是卻存在這樣的現象，一些（並不是全部的）大型墓葬的周圍分布有一些中小型墓葬，這些小墓葬的頭向其實多指向了大墓。這說明他們之間存在某種聯繫的可能性很大。但他們具體是什麼樣的關係，是社會組織的關係呢？還是一種親緣性的關係？這就需要考古學進行關注和分析。
陶壺形鼎
澎湃新聞：之前史前時期的墓葬遺址裡面都沒有這種情況存在麼？
彭小軍：
也有，但是大多數來說都是頭向是一致的。在頭向方面，在屈家嶺文化的墓葬中，王家塝墓地有一定的特殊性。
繼續之前的問題。王家塝墓地的墓葬形制很有特色。
首先是墓壙結構非常清楚，因為是直接開口於表土層下，打破生土。所謂生土就是沒有經過人擾動的，而且墓壙沒有受到晚期的幹擾和破壞，所以這個結構是可以看出來的。
第二，就是發現了一些比較特殊的墓葬形制。比如個別墓葬一側略帶偏洞，棺木約一半部分被嵌入偏洞中，我們稱為「偏洞」因素墓葬。這種葬俗以前在西北發現過，最新發現的陝西關中楊官寨遺址就集中出現這樣的葬俗。但是王家塝跟楊官寨遺址又不完全一致，因為它是一半的棺木嵌入偏洞裡面，楊官寨幾乎整個全進去了，所以這是二者不一樣的地方。我個人認為兩現象之間未必是交流的結果。
王家塝墓地M202（上為北）
此外，確認存在同穴多室合葬墓。目前已發現有雙室和三室合葬墓，即在一個大的墓坑內用預留的生土隔梁劃分為不同的墓室，在不同的墓室內分別埋葬死者。最多的有同穴三室，就是埋葬了三個人，每個佔據一個小隔間。這不是第一次發現，陝西橫陣墓地、漢中龍崗寺、寶雞北首嶺、湖北的宜城顧家坡都有過這樣的現象。但是在屈家嶺文化之中，是第一次明確發現了這樣的墓葬形制，而且是集中出現。
第三，在葬具方面也很有特色。墓地出土了非常多的葬具痕跡。這些痕跡不能說是葬具本身，因為葬具已經腐爛了，它跟其他水、土發生關係之後形成一些痕跡，這些痕跡非常清楚，對我們了解當時的葬具的特徵、製作工藝提供了很多信息。我覺得這些本身對於考古工作來說，就是遺蹟方面的貢獻。
澎湃新聞：你剛才講到同穴三室墓令我很好奇，同穴的三個人之間是什麼關係？
彭小軍：
這個現象很有意思。以具體的M112墓來舉例，其旁邊還有一個墓葬編號為M233的墓葬，它是一座同穴雙室墓。從填土堆積剖面判斷，M233打破了M112，時間上來說M233比M112要晚一點，因為後面建的。但是我們認為「打破」是考古學的規範術語，其實更傾向於認為它是一種有意識的對接，為什麼？因為這兩個墓葬雖然從填土上來觀察，M233晚於M112，但是二者的北壁非常直，兩墓幾乎連在一起。另外，M233沒有對M112造成實質性的破壞，而且有意識的它在M112之間留了一個生土隔梁。所以我們覺得M233墓裡的兩個人在下葬的時候，葬禮的操辦者們應該知道這裡有一座大墓（M112），而且他們是有意識的要跟它接起來，形成一個五連葬的格局，所以說他們之間可能是有親緣關係的。
王家塝墓地M112（北→南）
M112墓裡的這三個人，中間墓室有人骨，兩側的墓室人骨沒有保存下來。但是中間這個墓室的人骨是男性，兩側儘管沒有人骨保存下來，但是也出土了玉鉞。鉞本身跟武力和軍事有關係。一般來說，在能夠鑑定性別的墓葬中，長江中遊幾乎所有的鉞都出在男性墓葬裡面。所以我們推測M112三室應該全部埋葬的男性。
更有意思的是，M233兩個墓室都有人骨，經鑑定都是女性，這兩個女性的墓室全部出紡輪。這就意味著當時是男性持鉞，女性紡線，可能顯示出了當時的社會分工現象。對於幾具人骨我們全部採了樣品，現在復旦大學科技考古學院的老師在做DNA方面的工作，如果結果出來之後，就能知道它到底是不是有親緣關係。期待這個結果。
考古隊員在考古現場
澎湃新聞：這次王家塝墓地的考古新發現填補哪些學術空白？
彭小軍：
首先這種帶有偏洞因素的墓葬這是第一次在長江中遊發現。第二是同穴多室這種合葬墓，這也是很有特色的。儘管以前我們在別的遺址發現過，但是這次在城河遺址的發掘，首次通過大量墓葬的證據明確了這種葬俗在屈家嶺文化存在。
第三是獨木棺這種葬具痕跡。以前我們在長江中遊做了這麼多次考古發掘，墓葬也發掘了很多，就鄂東地區出土了部分葬具，但是在江漢平原腹地，兩湖地區來說有葬具的跡象，但明確的葬具形制非常少見。這次考古發現是在江漢平原腹地第一次明確了獨木棺，而且獨木棺的形制非常多，有的它是整木掏空之後，兩側的擋板是活動的，有的是固定的，有的還是雙層的，有的外邊還帶著其他的墊板。這些現象更新了我們對屈家嶺文化墓葬葬具結構的認識。
考古隊員在考古現場
長江中遊文明演進與周邊地區存在廣泛互動
澎湃新聞：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時代遺址入選201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你認為它入選十大考古新發現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彭小軍：
當時評委組說了幾點。第一點最重要的是系統性。城河遺址城垣-居址-墓葬三位一體的系統發掘，這在屈家嶺文化中等規模城址裡面應該是第一次，是屈家嶺文化研究的重要收穫。
第二是這種葬俗的獨特性，包括發現大量獨木棺，同穴多室的合葬墓等，刷新了我們對屈家嶺文化墓葬的認識。而且整個墓地裡有大墓、中等墓、次小型墓、小型墓，墓葬等級非常明顯，體現出當時社會的一種分化。這次的考古發掘體現出當時已經有了明顯的社會分化，而且這種分化除了在墓葬中有體現外，在居址區也有線索可循。比如前面提到的大型建築在城內的中心位置，面積很大，小房子則分布在周圍，面積很小。
王家塝墓地M90墓室形制和隨葬品分布情況（上為東）
第三是大型墓墓葬的發現。以前在長江中遊發現的大型墓開口有五六平方米，但王家塝的最大的墓葬有二十平方米。整個墓地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嶺文化墓地，填補了長江中遊地區史前大型墓葬較缺乏的空白， 代表長江中遊地區當時的社會也是進入了文明的曙光。過去在同時期的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更早期廟底溝文化都發現有大型墓葬，唯獨長江中遊的屈家嶺文化沒有與之規模相當的大型墓葬。這次考古發現說明長江中遊跟其他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在發展程度上基本上是同步的。
澎湃新聞：從城河遺址的考古發掘來看，長江中遊的文明演進跟其他區域間存在交流互動麼？
彭小軍：
應該是有的。從城河遺址來看，我們知道良渚文化的一些墓葬裡或旁邊出土很多大口缸。在城河遺址的中等墓葬裡面也存在這種葬俗，說明他們之間可能有交流。
王家塝墓地出土石鉞
另外一個就是鉞。良渚文化出土了很多鉞，不管是玉鉞還是石鉞，早期的廟底溝文化西坡墓地也有很多。而城河遺址這次也出土很多鉞，包括玉鉞和石鉞，這也說明存在交流現象。鉞跟墓主的身份其實是有關係的，城河遺址也只是在大中型墓葬裡面才有有，小墓裡是沒有鉞的。這本身也是一種社會理念的體現。還有就城河遺址出土的獨木棺來說，儘管西北地區的齊家文化、黃河中遊的陶寺遺址、黃河下遊龍山文化有零星發現，但核心還是在長江中下遊，所以這兩個區域交流是非常密切的。 另外從房屋建築方式來看，這種紅燒土房子是長江流域的共性，都有這種房屋，包括排房，這些都能體現出交流的一種特徵。
陶細頸壺
澎湃新聞：從目前考古發掘來看，能不能勾勒出這一五千年前城市它的社會發展水平或者生活面貌。
彭小軍：
能零星拼湊一些，要了解一個古代社會需要方方面面的信息，我們做的工作還非常有限。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至少在當時有一定的社會分化，比如說位高權重的人，他們可能在大型建築裡面生活，然後他死後又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埋在比較大的墓葬裡面，並且還有奢華的隨葬品，如漆器、玉鉞、陶罐，葬具本身也更複雜。這就體現出了一種社會分化。
根據我們之前的工作，我們採集了植物和動物的樣品，知道在當時植物裡面有水稻、有粟。水稻種植可能城內水系的修挖有關，當時應該有了大規模種植。通過一些殘留物的分析，知道在當時人的食譜結構中，不只有水稻、粟，還有現在湖北人吃的藕在器物裡面也能找到一些痕跡。說明當時的飲食結構還是比較複雜的，這是從吃的方面來說。
陶帶蓋盂形器
從行的方面來看，目前來說沒有發現交通工具。但是因為墓葬出土了獨木棺，我們能夠想像到，當時已經能做獨木棺，那在技術上，製作獨木舟不是難事，一定有船這樣的工具。當時湖北水網發達，很可能跟船也有一定的關係。
然後從社會組織上來說，就是這種聚落結構，我們可以看到城河遺址本身是70萬平米的城址，在城河遺址的外圍，有很多附屬聚落，這是調查發現的。再外圍有一些環壕聚落，這些環壕聚落就相當於城河遺址的一個次級的中心，它可能附屬於城河遺址。然後在它的再外圍，還有很多小遺址，就形成了幾級結構。
視野再擴大，就城河遺址來說，本身是中等規模城址。在它之上有石家河遺址，這是長江中遊的核心遺址。在石家河之下是城河遺址及其他的城址，城河遺址以下是一些環壕聚落，環壕聚落之下是一些小聚落，這本身就代表了一種社群結構和網絡體系，這也是一個考古學方面觀察的結果。
陶豆
澎湃新聞：你剛才講到城河遺址發現了城牆、水利系統，也發現了墓葬，祭祀區，由此我就聯想到2019年剛剛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良渚古城遺址。它也是由古城遺址、墓葬祭祀和複雜的外圍水利系統構成。屈家嶺文化能否跟其相提並論，它們分別處於什麼樣的發展水平？
彭小軍：
良渚進入了國家時代，同時期的屈家嶺文化能不能達到國家水平？這也是我們需要探索的問題。在長江中遊目前發現近20個史前城址，這些城址結構都非常清楚，大城址，中等規模，環壕聚落，聚落結構非常明顯，但是良渚文化分布範圍內就只有良渚古城，給人一城獨尊的氣魄。此外，良渚發現的外圍水利系統是一個大範圍治水系統，但屈家嶺文化的治水系統似乎更集中於單獨的遺址本體。這可能跟二者的地理環境差異有關，因為良渚的C形盆地，面積不如江漢平原大，江漢平原本身就是一個很廣闊的區域，在這個廣闊的區域治水難度非常大，哪怕對現代人來說也存在一定難度，所以採取的策略跟良渚不一樣。屈家嶺文化的策略就是由多座古城組成聯合體，每座古城就是節點，它們有相應的「領地」，有控制的範圍，這些古城之間又維繫著共同的信仰體系。所以，二者有著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應對策略。考古學研究本身是不斷探索未知事物的過程。在屈家嶺文化探索的過程中，如何從物化現象的歸納進入到國家模式的理論概括，是我們今後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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