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拼也會玩 本該成為年輕人的價值坐標
網際網路公司員工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讓輿論場的情緒在瞬間被點燃。年輕人的猝然離世，觸動了某些深層次的焦慮與不安。有人聯想到10年前的「富士康13連跳」事件，後來的信息顯示富士康並非輿情洶湧時眾口鑠金的「血汗工廠」。相反，規範管理、相對良好的員工福利、基本不欠薪等優點，讓當時的富士康並不擔心招工問題。
多年過去，隨著製造業的升級轉型，再加上受高等教育人群的擴大，矛盾轉向了更「高端」的網際網路產業。前幾年一首《感覺身體被掏空》的歌曲，以一種海派幽默的氣質，描述了都市奮鬥青年的身心疲憊感。近段時間，網友通過比較幾座城市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流調情況，又將觀察視野引向追求安逸還是「多打一份工」的討論。
可以說，這代年輕人不排斥奮鬥，甚至主動擁抱奮鬥。相比他們逐步接觸市場經濟的父輩，這一代年輕人更熟悉市場規則，也深刻地領悟到付出換取回報的樸素經濟學常識。不幸去世的網際網路公司女員工，最後的朋友圈籤名是為公司「守邊疆」，令人唏噓感慨之餘，也不得不承認新興網際網路產業對年輕人充滿吸引力。
多數年輕人並非懼怕奮鬥，而是擔心自己的奮鬥被「工具化」。只有讓奮鬥者看到遠方的願景，才能讓人踏實篤定地邁出每一步。
在網際網路行業，跳槽是晉升和薪資增加的主要路徑——這也是因為在龐大的「系統」裡，內部上升渠道並不通暢。靠「論資排輩」在用人單位「升級」的規則，在人才流動頻繁的網際網路企業並不奏效。更何況，在一些網際網路公司還存在殘酷的「35歲定律」，如果你35歲沒有成為足夠高層的管理人員，那麼面臨的下場就可能是被淘汰。
很多企業會通過塑造校園化環境來構建起自己的公司文化——內部擁有品質不錯的食堂，同事之間互稱「同學」，公司還會通過組織豐富多彩的集體活動來建設團隊。這些做法自然有其值得褒揚之處。從校園到公司，人際關係依然簡單，年輕的畢業生不會感到太多不適，可以像完成一份作業一樣來完成工作任務。
但是，完全依靠這種類似校園的組織框架來實行管理是不現實的。一個人在學校裡，其唯一的身份就是學生，一切行為都要遵循學生的身份特徵。而進入社會以後，他就必須接受自己的多元身份——於公司而言是僱員，於戀人而言是未來的依靠，於房東而言是繳納租金的房客。那種試圖以類校園環境框住員工，而缺乏對員工其他身份角色考慮的企業，本質上也是對人才的不尊重。
最近，「深圳女孩」的段子火了。兩個深圳的女生到外地朋友處做客，主人問她們在深圳生活都聊點什麼，女孩說：搞錢。有人批評這樣的段子是地域性的人設販賣，但「深圳」本身的指向，可能並不在於南海邊的那個圈，而在於那種為理想而打拼的精神。「搞錢」不是拜金，它也是對創造價值的一種直白描述。
因此，讓年輕人看到上升的空間，看到「打工人」的前景，才能有效釋放他們奮鬥的焦慮。「深圳女孩」的這組搭配之所以成為輿論樂意接受的符號，也是因為深圳這樣的城市能夠提供這樣的機會，能夠講述令人信服的「深圳故事」。
相比父輩們細水長流的財富積累，這代年輕人的財富觀也需要被傾聽。住房問題、子女教育問題和未來贍養老人的問題，都對年輕人積累財富的能力提出要求。但年輕人並不願意被數字上的財富約束——比如，如果租房能夠滿足居住需求就未必要買房，教育「內卷」也愈發成為社會深刻反思的現象。年輕人更希望把財富使用到他們真正認同的領域，而這就要求社會能為他們消除引發不安全感的後顧之憂。
上班時拼命工作，下班時徹底放鬆，節假日完全與工作切斷，這也是年輕人所期待的生活模式。近年來，休閒社會的概念被主流輿論頻繁引用。一些地方嘗試「長周末」休息制，而更多人則呼籲帶薪休假得到落實。讓工作與個人生活有所分離，是年輕奮鬥者的底線。
休閒社會的確立，很可能要依賴於制度與法律的剛性。比如，嚴格落實勞動法提出的規定與原則，對不遵守規定的用人單位予以嚴肅處罰。(南向歌)
我從網際網路大廠「裸辭」
我曾經一度是朋友眼裡的工作狂，可我並不認可這樣的評價。
大學畢業時選擇到網際網路公司工作，當時的想法是：我喜歡快速處理問題的節奏，喜歡自由交流的氛圍，喜歡有想法就可以去做的狀態。可是，在網際網路公司待了三年多後，我正式「裸辭」了。
可怕的工作時間是我選擇「裸辭」的首要原因。我的工作時間從8個小時延長到了10個小時，然後是12個小時，後來是14個小時……我的同事還勸我：「千萬不要距離公司太近，不然你會更晚下班。」而伴隨這樣的工作狀態，生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養的鮮花都枯掉了；我錯過了長輩的八十歲壽宴、錯過了中秋團圓之日，錯過了談了多年的男友，他離開時問我：「工作真的那麼重要嗎？」
慢跑一直是我緩解壓力的一種方式，但當時面對沉重的工作壓力，即便在休息日，我都沒有力氣走出家門，只想在床上躺一整天，可是一直睡覺也無法讓我的精力恢復。 我發現吃辣總會讓自己的精神振奮，於是開始變本加厲地吃辣。一年後，我的體重達到歷史巔峰：增重15斤，慢性胃炎出現，開始經常發燒。有次一個月連續發了4次燒，有朋友直接問我：「你不要命了嗎？」
我和在同一座城市的朋友相聚機會越來越少，我們之間最大的儀式感變成了一年一次的元旦聚會；我失去了一位15年的髮小，我失戀的時候只想要用拼命工作來抵住悲傷，並沒有告訴她，而她失戀時給我發的消息被工作消息淹沒了，就這樣斷了聯繫。我開始質疑：這樣下去，三年之後我會是什麼樣子？一定很糟糕吧。
那段時間，我覺得自己是真正的一無所有。我很多次在凌晨下班的路上邊走邊哭，心裡一遍遍地問自己：現在工作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這種內心意義感的缺失直接影響了我的身體狀態：我的生理期長時間缺席。為了讓自己得到足夠的休息時間，我曾與領導溝通，但領導也表示無奈，一方面既有業務壓力，而另一方面，上級領導也會關注員工平時的工作時長。我曾經跟他們溝通了很多次，其實我也可以學會「上班摸魚」與「騎驢找馬」，但當時覺得自己只有一條路：除了從網際網路公司「裸辭」，別無選擇。
對於是否能夠接受加班這個問題，我的答案一直都是：可以接受因工作需要的必要加班，不接受無意義的加班。可是，每天在公司工作12個小時以上似乎成了一種常態，而除了必要的項目時間，我們真的需要一直這麼忙嗎？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長時間的過度消耗，必然會帶來身體素質的急速下降，也必然無法維持人的可持續發展。如果要靠員工長時間在公司的消耗來維持公司的高速發展，即使給予看上去令人欣羨的工資，恐怕也只是鼓勵員工用自己的身體掙錢，我實在沒法繼續走這條路了。
網際網路行業的朝氣蓬勃對我曾經有莫大的吸引力，可在沒有能力改變現狀又覺得自身在不斷消耗之時，無法學會「摸魚」的我，有些狼狽地選擇了離開。
如今，遠離網際網路公司沉重壓力的我，終於獲得了久違的平靜與舒適。我會看一些專業書籍來提升自己，到了周末，會有計劃地進行一次短途旅行。即便因為疫情不能出行，我也能在家裡看看電影、種種花、做做飯，還能與三五好友相聚。我還選擇用文字記錄這些生活的細節，這不是為了給誰看，而是要給自己留下一些記憶，同時不斷提醒自己：生活就在這裡。
年輕人會打拼也會玩，本該成為一種被充分認可的價值坐標。「搞錢」不再可恥，而「酷玩」也有充分時間和空間，這才是一個正常社會應該有的樣子。(十二月)
勝者為王不應該是美好生活的邏輯
近年來，網際網路行業加班情況愈演愈烈，相關事件頻發，引發了社會整體的關注。此前，儘管其他行業或多或少也存在加班現象，但卻未曾像當下一般，讓以年輕人為主的企業一線員工不滿，並引發廣泛的社會情緒。
近年來，網際網路行業的社會影響力明顯攀升，吸納了大量新進職場的年輕人，因此受到了更多關注。就我觀察，網際網路企業加班現象並非近幾年才出現，而是從行業初創階段起就同步發生的。那麼，為什麼加班一直存在，而集中在近期被企業員工詬病和被公眾關注呢？關鍵原因或許不僅是加班時長和頻率的單純增加，也是行業整體發展模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價值理念、管理制度的變遷。
整體來看，網際網路行業在我國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智慧型手機普及之前，在技術上表現為以電腦端產品為主，技術創新是該階段發展的核心動力；第二個階段則表現為以智慧型手機端的App產品為主，並以此打通多方主體，業務更多聚焦於平臺商業模式，因此更注重產品運營，核心發展動力逐步轉向人力資源的協調配置，使得這個行業從「技術密集型」變成了「勞動密集型」。
在第一階段，網際網路企業普遍相信：創新的前提和基礎在於提倡平等、自由等價值觀的「工程師文化」，因此，大多數一線企業都以此為核心，建構了相對扁平化的內部組織結構，在工作時間、工作地點等方面賦予了員工較多的自主空間。在這種企業文化之下，員工即便需要加班，也可以視工作推進進度等情況自主決定加班的時長與頻率。從勞動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類勞動者對工作擁有一定自主權的管理模式被稱為責任自治，也較少引發員工的不滿。
然而，進入第二階段後，網際網路企業的發展動力已經發生根本遷移，技術創新的重要性，逐漸被平臺商業模式下的項目產品運營所取代。技術從創新引領到被動響應，作為創新基礎的「工程師文化」和與之相關的工作制度因此顯得不再必要。為了實現企業快速佔領市場、掌握產業鏈頂端話語權的發展目標，頭部企業為了利益最大化，反而對驅動員工全力投入的管理模式產生了需求。
在這一背景下，許多企業都細化、強化了對員工績效的考核和對工作時間、工作方式的具體要求。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的某企業「廁所門」和「工位監控」等現象，都屬於這方面的極端表現。在行業轉型的大背景下，不僅員工加班的頻率和時長明顯增長，原本作為權宜之計與特殊情況的加班，也變成了制度化、常態化的加班。員工失去了選擇權和自主空間，最終處在企業的高強度直接控制的管理模式之下。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看到，當下網際網路從業者對「996」的詬病，本質上體現的是行業整體管理模式從責任自治到直接控制的變遷。企業員工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失去了對工作的自主支配空間和創新的資源與意願，工作很難再成為其成就感和意義感的來源，反而基於日益提高的時間和效率要求，成了他們身心健康的嚴峻威脅。
「996」乃至「007」的背後，起到支配性作用的，其實是網際網路產業發展模式從「技術創新」到「平臺商業」的轉換，這種改變導致相關企業日漸偏離「科技改變世界」的原初價值觀，轉而強調勝者為王、贏家通吃的競爭話語。網際網路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對競爭和效率有所要求固然可以理解，但作為時下最具影響力、正在深刻重塑我們的社會與生活的重要行業，公眾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它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樹立企業發展的理想榜樣，為社會和個體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正是因為部分網際網路企業的具體做法，與社會大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對美好生活和工作的期待背道而馳，與其直接相關的加班話題，才成了當下社會的核心關注之一。今天這些奮鬥於網際網路行業的年輕人，未必比過去的勞動者承壓能力弱，甚至承擔著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工作重壓，而要破解時下的困局，關鍵還是在於企業一端。(梁萌)
我像陀螺一樣轉動在此起彼伏的工作群
我是一名基層公務員，在鄉鎮上班，也就是大眾眼中的「鐵飯碗」。經常聽人說，還是你們「鐵飯碗」好，工作穩定又清閒。不好意思，對這句話，我只能同意一半。不可否認，工作穩定是公務員的優勢。疫情期間，身邊有人暫時沒了工作，那時我會自忖，如果是企業員工，是不是將面臨失業危機而惶惶不安？
沒有十全十美的工作。在我看來，公務員並沒人們想得那麼好，它只是一份平凡普通的工作。
鄉鎮是國家行政區劃的基層單位。作為基層公務員，我們工作的顯著特徵是要和老百姓面對面打交道，解決各種雞毛蒜皮的瑣事。另外，不少工作任務來自上級單位，我們要積極貫徹方針政策，保證各種措施平穩落地。
剛剛過去的2020年，印象最深的是春節期間，單位同事都沒怎麼休息，先是工作到臘月二十九，然後大年初一返回單位投入疫情防控。遇到緊急情況，不同職能部門要協同工作，我和同事們要不斷接收、執行上級部門指示。
為防止人流聚集，單位轄區內設置了交通卡點，我們的人員要投入不同卡點，同時不停上報數據。不說別的，就匯總上報信息這塊，就能證明我並不「清閒」。不同的上級對應不同的表，同樣的信息要一次次匯總上報，有的表格只是應付檢查做無用功。
疫情形勢穩定後，各項工作逐漸步入正軌。那時，我的願望是任務不要全部堆在一起派下來。結果一會兒收到這個上級的文件，說要匯總全鄉鎮某部分工作的信息，截至日期是五天之後；緊接著收到那個上級的文件，說是需要提供全鄉鎮某部分工作的報告，截至日期是兩天之後。不同的上級，對應不同的「deadline」，而且要得都很「急」。
布置工作，有的上級是下發紅頭文件，有的上級是下發工作提示；有的上級拉了一個QQ群發布指示，有的上級在QQ群之外又建了微信群。天知道我有多少個群。工作忙的時候，我的群消息此起彼伏，跳動著一個又一個的「收到」，直到凌晨漸歇。
有管理理論按重要和緊急兩個維度，將工作分為四種類型：既緊急又重要、重要但不緊急、緊急但不重要、既不緊急也不重要。想要把時間效度最大化，就要最先完成緊急且重要的工作，然後學會權衡緊急不重要的工作和不重要但緊急的工作。然而，對我和同事來說，眼前的工作都顯得「緊急又重要」。其實有的工作緊急嗎？有的工作真像說得那麼重要嗎？
上級部門為減輕基層工作負擔，便用技術手段來優化工作流程，初衷自然很好。由於用App整合政務，我的手機內存有三分之一，是留給上級部門的各類App和工作照片的。然而，頁面不美觀、技術優化不夠也就算了，很多App的設計其實沒有考慮基層實際，有些風風火火用了一陣子便沒了影兒，成了殭屍軟體。事後想想為這些App付出的精力，覺著遺憾可惜，畢竟加了不少班。
到了年底，年終考核開始了，電腦、印表機、手機都很忙。印表機除了列印工作報告，還要列印一摞一摞的照片，因為這是平時開展工作的「印記」。手機除了頻繁地聯繫同事、回復「收到」之外，還要給各種評選投票，關鍵是投票一般持續十多天，每人每天都要投。
忙起來的時候，我整個人就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走出校門，我時常感覺沒時間思考充電，無比焦慮。不過焦慮著焦慮著，也就習慣了。習慣了辦公桌前一坐一整天，習慣了體檢報告越來越多的項目亮起紅燈，習慣了越來越大的肚腩、越來越不穩定的血壓。加班或許沒有直接威脅生命，但日復一日的加班，尤其很多本不必要的加班，會消磨原本對工作的激情。(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