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覺得，疫情迫使人們在家門口打造全球化環境，而2020年秋策劃《人類學史》金課系列講座，則是我從教以來做的一場最大的教學改革，它集合了美、英、韓、中等四國若干人類學家的力量，開拓了研究生相對封閉的學習視野，帶來了持續將近兩個月的「雜食者盛宴」。自2018年9月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人類學系舉辦的「傑出講座」時邂逅他後，作為臺下聽眾之一，我想提問又沒勇氣，離開會場後錯失良機的懊悔心情還如此真切。2020年9月24日上午十點，我和大衛在「失聯」近一個月後隔著騰訊會議的屏幕相見時，這一刻，五味雜陳。大衛·普萊斯（David Price）的講座安排在第四講，有偶然的因素，不過在整體安排中，卻又有命運的必然的意思，它幾乎構成課程所指向的當代人類學主題的靈魂。
「冷戰是如何形塑美國人類學的」講座宣傳海報。
2019年8月回國後，我開始在面向本科生的《人類學史》課程中陸陸續續地講授他的大作《冷戰人類學》，通過郵件斷斷續續地恢復交流，中間經過了外事交流項目申請又未果的挫折，就這樣一直到騰訊會議的這次線上會晤，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相逢。講座事宜敲定，我的團隊很快設計出海報，海報中，一個美國大兵的灰色身影下，是一個在廢墟瓦礫前低頭呵護片片楓葉的小女孩剪影，它是如此驚豔，一下子擊中我給設計師描述的背景知識的主旨：「冷戰是東南亞民族國家四分五裂的直接動因，越南、泰國、寮國、印尼等均是冷戰激烈的爭奪地。在海外戰場的開闢下，人類學家也被輸送過來，表面上進行海外人類學的調查，實際上是給軍方做情報前哨。這非常複雜，參與其中的每個人類學家的選擇和做法都不一樣」。在為大衛撰寫「作者簡介」的時候，我在他的個人網站發現他在五彩繽紛的背景前的青年照片，比起這張他給海報設計師提供的近照，年輕的桀驁轉化為溫和的滄桑，我的五味雜陳又無法言說的心情匯聚在我為他的講座預告撰寫的「廣告詞」中：
略帶憂鬱氣質，頹然而不多話的性情，一己之力逆向奔跑，David Price，伯克利傑出講座教授，來至十月的上大講堂，這場位移，同樣因為有回國後細沙成流的閃轉騰挪，而終踏浪而來！David Price青年時期照片與近期照片。
2020年10月14日上午，「冷戰是如何形塑美國人類學的？」講座如期開始。大衛巧妙地將對冷戰研討的兩個維度結合在一起：即那些挑戰FBI和其他機構既得利益的人類學家受到的監控和騷擾，和另一些自願或不知情地為軍事和情報機構做出貢獻的人類學家的歷史事實；以及冷戰至後冷戰時期，人類學學術機構與軍方調查部門交易關係的形成、延續與演繹出全新形式的過程。這相當於將伯克利「傑出講座」中歌頌勇敢的不屈服於政治迫害的人類學前輩與《冷戰人類學》結合起來，既讓我重溫了2018年9月在伯克利聆聽那場講座的過去場景，又使我聆聽了一場高度濃縮的《冷戰人類學》作者的現身說法。這是一種奇妙的際遇，第一次，英語交流不再是道阻且長的艱難跋涉，而是被強烈的表達欲和衝動佔據的激流勇進，再加上大衛又是一個願意包容各種奇奇怪怪「外國人」英語發音、具有足夠耐心和敏銳識別力的學者，我像是站在不同長短的竹筏上，伴隨不穩定的水面浮動，澌澌向前行進。
一、掀開一段「不存在」的歷史扉頁講座開始，大衛提出了需要回答的理論問題：20世紀美國人類學的歷史如何被更深刻的政治經濟力量形塑？經濟基礎與知識系統如何發生關係？接著，他向中國聽眾系統地介紹了他的研究成果——圍繞檔案田野，他在過去二十年間先後完成了「冷戰人類學」諸多著作：《人類學的情報工作：人類學知識在二戰期間的部署與忽視》、《威脅人類學：麥卡錫主義和FBI對人類學積極分子的監視》、《冷戰人類學：CIA、五角大樓和人類學雙重用途的滋長》、《武裝人類學》等。圍繞著碩果纍纍的作品，他介紹了自己的研究緣起與研究歷程：1989-1990年對埃及斐尤姆綠洲的灌溉體系進行田野調查，完成了博士論文《埃及尤姆綠洲的灌溉演進：國家、村落與輸水損失》。1985-1990年期間在弗羅裡達人類學系擔任馬文·哈裡斯的調查助手時，就聽哈裡斯時不時談及冷戰時期人類學的「那些事」，這引起了他最初的興趣，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地投入「冷戰人類學」的議題。
《人類學的情報工作》、《威脅人類學》、《冷戰人類學》、《武裝人類學》書封。
而當越來越多地了解冷戰時期的人類學的訊息時，他發現「這是一件讓人尷尬的事，沒有人寫過這些東西，然後它就不存在」。如何收集「不存在的歷史」？大衛通過訪談活躍於冷戰時期的人類學家，了解當時人類學界與政府的合作模式以及在具體工作過程中那些讓他們「感覺奇怪」的地方——故事的講述者無法了解全部的真相，主觀個體的敘事邏輯與官方版本不同，但也正是那些「讓人感覺奇怪」的地方，才能作為蛛絲馬跡暴露出歷史背後的部分真相。
作為獲取研究資料方式之一，大衛根據FOIA（信息自由法）向政府提出公開與自己研究有關內容的申請。《信息自由法》旨在向所有人提供聯邦政府機構的信息，任何公民都可以申請從任何政府機構接收聯邦記錄和文件。申請人不必提供請求的理由，但如果政府機構不公開相關文件，則必須提供相應的理由。實際上這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許多政府機構，如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通常會拒絕許多被認為符合公眾利益的信息請求。大衛表達了他在研究過程中遇到的障礙：政府雖無權拒絕他的申請，但會出於「保護」的目的尋求各種藉口，同時設置較長的等待期使研究進程難以推進。高校亦然，為了調查人類關係區域檔案和軍方的覆蓋關係，他以FOIA之名給耶魯大學寫了申請書，結果得到這樣的答覆：「我必須告訴你CIA既不能確認也無法否認任何機密或轉變性關係，或者帶著任何特殊的個人組織或其他實體，對於發展這種個人關係感興趣……我們既不能承認也不能否認這種信息存在……」如此冠冕堂皇的信函答覆，FOIA並不意味著研究者擁有信息共享的自由，相反，會有各種各樣的權威機構諱莫如深：「你的假設是錯誤的，放棄你的猜想吧，不要再追問了！」不僅如此，即使到手後的資料也存在大量編輯過的痕跡。例如，資料中被認為是需要隱瞞的細節，政府會進行馬賽克處理，對於隱去的部分的託詞則是「調查仍在進行當中」。面對重重困難，大衛表現出了他的樂觀主義的一面，「即使有很多關鍵信息不可見，剩下的碎片依然可以被拼接起來去揭開真相的一角。」
二、默多克的告密信瑪格麗特-米德的FBI檔案中的一頁。
之後，大衛對在麥卡錫主義的政治背景下人類學家受到迫害的歷史事實，以及冷戰時期美國人類學的發展進行了介紹。
1947年，美國的軍事和情報機構隨著國家安全委員會（NSC）的成立而重組。1948年6月12日，NSC特別項目授權中情局進行秘密行動和情報行動。1949年的《中央情報局法》規定，中央情報局有權進行國內和國際活動，負責收集和分析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情報。活動期間，它設想自己是一個精英機構，利用公民的智力收集信息。早期的中情局收集全球知識，作為監測和控制國際事態發展的一部分。該機構設想，即使是通過隨機收集所獲取的知識，如果有組織並且可檢索，最終也可用於提高情報能力。
在同一時期，公開追求唯物主義或者批判地研究美國社會分層的學者，都受到來自麥卡錫主義的蹂躪。這其中就不得不提默多克寫給FBI第一負責人，也是美國秘密警察的頭兒——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長達五頁紙的告密信中，波及到的12個在他看來有「親共」嫌疑的人類學積極分子。其中，在俄亥俄州國立博物館供職的考古學家摩根（Richard Morgan），因為在課堂上和學生講述非裔美國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導致他的學術生涯幾乎被毀。以西北海岸印第安文化研究著稱的語言學家雅各布森（Melville Jacobs）（1902-1971），1920-1930年代在哥倫比亞大學受訓於博厄斯，他開辦了一個廣播電臺為種族平等發聲。在加入哥倫比亞大學的共產主義團體後，雅各布森捲入了種族平等運動，但他拒絕向政府透露該團體中其他成員的情況，這一舉動差點兒讓他丟失了在華盛頓的工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受到政治迫害的幾年後，雅格布森接到米德（Margaret Mead）的一封緊急電報，要求他利用學生秘密收集目標受眾對蘇聯最近發射人造衛星的看法。而更為荒唐的是，奧斯卡（Oscar Lewis）因研究墨西哥貧困農民的「貧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提倡政府應該幫助農民改善生活、改善「貧困文化」的學術努力，在默多克看來是「共產黨」的證據。基恩（Gene Weltfish）是博厄斯不多的女弟子之一，她做了大量的推進種族平等的調查研究，而在與本尼迪克特合寫的《人類的種族》（The Races of Mankind）一書中，由於確立了種族差異並非是建立在生物基礎上的差異，而是文化差異這一基本觀點，導致她被叫到了麥卡錫議員面前，進行了長達4個小時的審查，回來後的第二天，她就被哥倫比亞大學解僱了。
從左到右依次為Richard Morgan、Meville Jacobs、Oscar Lewis、Gene Weltfish。
麥卡錫迫害的直接結果是相當數量的人類學家逃出美國，流亡到英國、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美國損失了優秀的學術人才，最矚目的恐怕是語言學界數一數二的喬姆斯基。政治審查教會了人們在迫害面前保持沉默，這可能是麥卡錫主義產生的自我審查最可怕的一面，無異於一場悲劇。
另外一結果是麥卡錫主義對學術研究的影響，它放慢了批判人類學的發展腳步，學術研究被打上了「政治正確」的烙印。「如果你看到某些研究會給自己帶來麻煩，你就不去觸碰這些議題，轉而做其他研究。」大衛總結道，「它確實發生了，這才是1950年代的可怕所在。很多人類學家聚焦其他國家，而不去觸碰國內問題。他們並不會為了種族平等而投身於平權運動，這一轉變持續發生在冷戰時期，它改變了1950年代，它變得可怕至極。到了1960-1970年代，很多人類學家變得非常激進，例如沃爾夫對人類學家參與的泰國調查項目的批判。」戲劇性的是，當批判性的聲音匯聚為潮水，當年「向右轉」的人類學者又一邊倒地「向左轉」，紛紛指責冷戰時期人類學的政治「汙點」。大衛在任何一種集體潮流中都儘可能保持個人的清醒，他一邊走近歷史，一邊又拉開距離，這種自我脫離（detachment）的客位立場，與他提倡的文本分析與它所嵌入的政治經濟語境聯繫起來的主位分析視角，可謂相得益彰。
三、被挾裹的人類學與主動捲入的人類學：「咬一塊」被麥卡錫主義迫害的人類學進步分子，與人類學家其研究調查知情或不知情地被情報機構利用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大衛使用了知情（witting）或不知情（unwitting）詞彙來形容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與軍事、情報機構的複雜關聯。「這是非常困難的調查，耗費我20年時光，我花了16年才得到足夠的資料開始寫書，但是我又時常從研究中感受到快樂。」
1950-1960年代，許多出版社、會議披露了CIA對社會科學產生的「巨大」影響，例如「宣傳由CIA構建」，「戰後學生在日本鬥爭」等。許多研究中心公開從中情局獲得資金，中情局被描繪成一個普通、溫和、為學術工作提供基金的組織，但事實真正如此嗎？1967年3月，標題為「亞洲基金會得到了CIA資助」的報紙文章披露了這一事實：由普通學者組成的亞洲基金會，從1951-1967年持續接受CIA資助以維持運轉。沒有人知道亞洲基金會和CIA的關係，他們資助調查者到亞洲做調查，課題立項招募研究人員。而這些對亞洲感興趣的普通學者，他們的辦公室遍布除中國外的整個亞洲區域。
1951年，中情局啟動了「大學聯誼計劃」，秘密地將中情局與來自美國50個校區的大學教授建立關係。被選定的教授會獲得象徵性報酬，成為「顧問聯繫人」，他們發掘有前途的學生，指導他們參與機構內部的研究和活動，並最終成為中情局的一份子。戰時服役於美國戰略服務局（OSS）中的一部分學者，在戰後重返大學崗位，例如，OSS的特工和人類學家庫恩（Coon Carelton）共同在哈佛大學開設了一門關於蘇聯人民的課程。戰後美國大學開展的區域研究項目就是由OSS的畢業生負責、指導或推進實施的。許多在戰爭期間曾在陸軍情報所（OWI）和OSS服役的人類學家加入了區域研究項目，包括杜波伊斯（Cora du Bois，OSS印度尼西亞區主任[1903-1991]，文化與人格學派的關鍵人物，聞名遐邇的心理人類學家）、艾立森（Alison Frantz）、菲利克斯（Felix Keesing）、馬克（Mark May）和喬治（George Hanfman）都為區域研究項目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揭露CIA介入學術研究與公眾宣傳的報導。
這場戰爭極大地改變了美國人類學家資金緊缺的問題和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目的。從一開始，中情局就與人類學界建立了聯繫。戰前時期，人類學研究的資金來源非常稀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幾年裡，隨著美國開始調整其冷戰姿態，人類學家發現了一些新的私人和政府的研究資金來源。
中情局之所以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人類學家可能會收集到一些「不相關」的知識，中情局的分析員可以利用這些知識來完成尚未確定的任務。哈佛大學系主任和國家安全顧問邦迪（Bundy McGeorge）公開宣稱，「區域研究的傳統源自情報界的要求。」而後來，承認的資金來源往往是不那麼直接與國家安全國家有聯繫的機構：如富布賴特，美國信息服務局（USIS），美國國家信息局（USIA），SSRC，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後三者號稱基金會中的「三巨頭」。
擁有12000名會員的美國人類學協會（AAA）是美國最大的專業協會，有時也會秘密或無意中與中情局合作。一些人類學研究基金接受了「三巨頭」和五角大樓的混合資金，大量不知情的人類學家接受了由中間組織出面的、中情局暗中資助的項目。通過查詢資料和檔案，大衛發現，1952年的AAA有大量的課題經費注入，而會員「目錄」（directory）也在編撰中，它被稱為花名冊（Roster）。這個「花名冊」的作用是CIA可以聯繫在世界各地做調查的人類學家以及獲得他們需要的人類學家在海外搜集的調查信息，主管委員會只有主席、秘書等五到六個人知道實情。其中一個主管成員說道：「你不能告訴任何人。」它以調查問卷的形式發放到會員手中，填寫個人研究履歷、會何種語言、研究方向以及田野調查領域等非常細緻的學術信息，參與花名冊編撰的成員會得到CIA的資助。反諷的是，大衛獲得「花名冊」檔案是從FBI那裡得到的影印本。當CIA做這些事情時，FBI同樣也在監視CIA。另一個案例是來自上千頁教會委員會聽證會（Church Committee Hearing）的報告，其中一個議會記錄是該議會委員會明確了1960年代CIA廣泛滲透入基金會的事實。除了「三巨頭」，CIA基金在該階段也被捲入到近半數的以國際活動為名的授予機構。
一篇名為「外國秘密協作的國內影響：CIA和學術機構、媒體和宗教機構」的報導這樣寫道：「雖然合作性領域在海外，CIA秘密運作利用作為個體的美國市民或者通過在美國機構內秘密活動，以各種形式接觸美國機構和個體，通過多種多樣的手段影響大眾：學者和記者搜集情報；新聞記者設計和安插宣傳；美國出版屆為CIA海外機構提供封面……因為美國人和私人機構的獨立性相關聯的重要性，這些秘密關係吸引了大眾關注和該委員會的注意，美國人意識到迄今為止，當大學、報紙和宗教群體幫助塑造大眾和政策制訂者的信念時，它們的多樣性和合法性的來源和目的一定是受嚴格保護的。但也必須要揭露它們，一個社會才能知悉並批評它自身，從而教育它的年輕人，解釋它的歷史，安排新的目標。」
教會委員會的聽證報告。
這些項目大多數情況下沒有明確的研究預期，但在某些情況下，軍事合同接踵而至。默多克的戰時軍事情報智囊團，即人際關係研究所，在加入了軍事和情報情報的基礎上，被轉變成了人類關係區域檔案（HRAF）。1949年，卡內基公司提供了最初62500美元所需的資金，以將這一情報工具表面上轉變為「純粹研究」的工具，與新生的軍事工業綜合體無關。但幾年之後，人力資源部得到了政府每年20萬美元的贊助，其中海軍、陸軍、空軍和中央情報局每年各出資5萬美元，主要支持對四個領域的研究：東南亞、歐洲、近東和中東。
四、沒有天真的「不知情」1960年總統委員會關於國外信息活動的報告中指出，學術交流是冷戰時期的重要武器，所以需要資金支持。正如蘿拉（Laura Nader）所觀察到的那樣，「人類學被認為在構建重大世界事件中是有用的。否則，批評家們會問，為什麼美國政府和美國公司會為這些知識買單？」冷戰期間受到資助的大多數人類學家收集、分析了從社區研究到符號分析等各種主題的實地數據。文化概念的力量和人類學知識的潛在用途也沒有在中情局身上消失，人類學家對特定文化差異的發現和人類學家自己，同樣會被中情局和其他軍事組織利用。大衛向參與講座的中國聽眾分享了以下幾個事例：
愛德華（Edward Lansdale）上校在伊利皮尼的恐怖活動中運用了人類學：他用一架裝有擴音器的小型飛機，在懷疑是胡克人的村民上空飛過，使用人類學家對當地禁忌和神話研究成果——用加祿語對當地人進行詛咒。
唐納德（Donald Wilber）是普林斯頓大學考古學教授，他參與了1952-1953年CIA幕後主使推翻伊朗民主選舉的首相的政變。當這位伊朗候選人被選舉為首相時，他在1953年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英國人從石油壟斷踢出，奪回石油主權，宣稱石油是人人共享的，應當將其國際化。當時英國石油公司是長年盤踞伊拉克最大最有實力的公司，這一「反殖民」舉動不僅得罪了英國，也惹惱了那些在中東、南美、中美洲開採石油大發橫財的其他美國公司。CIA橫跨太平洋，發動政變，走私武器，幫助伊朗的傀儡國王復闢，並持續統治到1970年。在伊朗從事考古發掘幾十年，作為考古學家同時也是人類學家的唐納德，因其廣泛的人脈和資源接到來自CIA的許多合同。他利用考古發掘和研究之便，進進出出運輸包括武器在內的很多物資，通過與當地人和政客的私人關係，他幫助CIA組織這場推翻民主選舉領袖的政變，以重新鞏固美國在伊朗的石油利益，CIA也持續「保護」唐納德——直到《紐約時報》在長達40-50頁的報導中詳盡披露了唐納德借考古發掘的掩護與CIA、美國石油公司共謀的行徑。
Donald Wilber與起義成功後的伊朗群眾。
第三個人是甘迺迪（Raymond Kennedy），他20歲的時候離開了大學，旅居印度尼西亞數年，能說一口流利的印尼語。通過在當地賣摩託車，為福特汽車公司駐印尼經銷商工作，他在印尼獲得了良好的人際關係，並對當地知識有較為完整的掌握。二戰期間他回到美國進修拿到了人類學博士學位，表面工作於政策服務辦公廳，實際上是為CIA做情報工作。戰後他回到耶魯大學做一名人類學教授，每個月一趟坐四個小時的火車去華盛頓匯報工作。1949年他對於回到印尼從事田野調查重燃興趣。印尼是荷蘭殖民地、後被日本佔領直到戰後獨立。當時印尼處在一個極其焦灼的意識形態兩難之中：印尼會成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嗎？這是一個強迫性的冷戰問題，滲透到各種各樣的對外政策，驅使美國在東南亞「摩拳擦掌」、「磨刀霍霍」，開闢它的冷戰戰場。於是帶著這樣的使命，1950年春，甘迺迪拿到了維京基金（viking fund）的資助，來到印尼觀察當地政治的動向。直到被暗殺前，他都在為情報機構工作，開展密集的田野調查，每隔幾個月給美國寄回他的田野筆記並發表。他工作利落而準確，田野筆記內容是任何人類學家都想要了解的當地情況，讀來妙趣橫生：他記錄了當地人的飲食起居，村民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他對親屬關係（kinship）頗為感興趣，田野筆記充斥著大量的「民族志」的內容。但是晚上他又會坐在帳篷周圍和當地人喝酒，將談話轉到他關心的冷戰問題：「你是怎麼看這個國家成為共產主義國家或並非如此的？」一方面這些問詢是自然而然的，另一方面它似乎也帶點強迫的意思，強迫對方進入他設定的問題框架。他可能在一個村子花五天或十天的時間從事田野調查，然後轉移到另一個村子。他的田野筆記確實有80%-90%可以被稱為很優秀且常見的人類學資料，但是恰恰是剩餘的10%——對當地人冷戰看法的刺探性提問——這樣的隱蔽內容構成人類學雙重用途（dual use）的所在。
Raymond Kennedy與他對暗殺後的墓碑題詞。
還有一些更加具有幹涉主義的手段，政府誘使有頭腦和不知情的人類學家協助調查情報部門感興趣的具體問題。大衛利用各種檔案資料復原了生態學調查應用於恐怖研究的蛛絲馬跡。例如，上個世紀50年代初提出的人腦控制項目（MKUltra），指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專門統籌用於控制人類思想的計劃。CIA對於微調控制（fine control）非常感興趣，例如催眠是否可以運用在審訊中。中情局的人類生態調查協會基金會（Human Ecology Fund）成立於康奈爾大學醫學院，由神經科學家、腦科學家、疼痛專家組成。資助在康奈爾州和美國周邊地區的人類學家，是為了調查與MKUltra項目有關的問題，延伸出審訊技術研究。值得一提的是，HEF資助的人類學項目包括三個主題，分別是性、壓力和難民問題。為此，HEF資助了各種不知情的人類學家，他們研究了壓力和性行為在不同文化中的作用和潛在用途。
1960年代末，很多美國人類學家開始反對「反暴動運動」（counterinsurgency），其中包含了村莊安置計劃，為了預防共產主義的滲透，強制當地村民從自己的家園搬到指定村莊，生活在軍方的監視下。法國人類學家喬治（George Condominas）在越南高地上進行田野調查。他寫了一部非常優美的人類學著作，講述他與之生活的苗人：《我們吃了森林》。幾年後，他得知美國特殊軍事暗殺機構將該書翻譯為英文，他們在策劃暗殺行動的過程中使用該書當中的信息，將該書當中描寫的頭人列為暗殺對象。不管他是有意還是無意的，這一切都發生了。
美國人類學家抗議「反暴動運動」。
1970年11月9號，約瑟夫（Joseph G. Jorgensen）與沃爾夫在《紐約評論》聯合發表了「一個特殊補充：人類學在泰國的敵對情緒」，該文可謂「重磅炸彈」，在人類學屆掀起軒然大波，迫於輿論壓力，米德作為聽證會大法官接受了來自兩邊的批評和辯護。沃爾夫他們在文中寫道：「我們捍衛人類學家的完整性，他們的具體知識和經驗是建立在第三世界的田野調查基礎上的，很明顯他們從事反暴動相關形式的秘密調查，給政府留下了好印象」。儘管沃爾夫等人的舉動非常勇敢，但是也將自己置於危險之中。經過米德漫長的調查，該報告被拒絕，米德宣判，指摘人類學家捲入泰國「反暴動運動」是不成立的。
《一個特殊補充：人類學在泰國的敵對情緒》。
有限的資金會限制研究，而在冷戰時期，資金可獲得性的提高突出了誘人的前景，但在實際上也限制了一些研究項目的範圍和用途。「911事件」給美國敲響了警鐘，在過去的19年，冷戰發生了很大形式的轉變，它指向在校的大學生、研究生，給他們提供課題資助，資助他們的海外田野調查，實現與國家安全部合作的新形式。這筆錢對於這些有助學貸款的、想上大學的需要錢的學生而言有著極大的吸引力，「40年前CIA從來不會在高校招募」，因此，冷戰又在以新的形式延續到當下。這些課題項目投資巨大，大衛將其稱為「後冷戰時期」，而新的反暴動運動又在形成之中。對大衛和與他擁有共同價值取向的人類學家自身而言，他們組織起來公開反對、抵制這些正在發展中的新冷戰計劃，其中之一是諸多人類學者參與的「人類地形系統計劃」（human terrain system program）。因為他們的抵制，這項阿富汗和伊拉克軍隊在美國佔領期間招徠人類學者加入其中的計劃終止。「我們大聲抗議這是在濫用人類學」，值得慰藉的是，這種濫用人類學的批評成為主流觀念，「AAA在很大程度上譴責這項研究是因為我們的抗議。」
結束語：走在工具價值的前面講座的最後，大衛闡述了政治經濟組織對美國人類學知識生產與再生產的雙重影響——接受資金以開展人類學在不同區域的各個研究項目，以及將成果用於情報工作的道德失語。
大衛在結論中說道：「我從事的這項研究好像是編寫駕駛說明書，我的想法是，在你駕駛的時候你可以真的看到確實存在盲點（blind spots）。我想，在我們生活的時間裡，我們並不總是思考政治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環境、影響塑造我們尋找問題的文化。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放棄了對麥卡錫主義下背景的追問——冷戰期間，我想很多人類學家對於他們所生活的軍事經濟在震動他們所做的學術工作這一認識並不以為然。但它對人類學家產生了毋庸置疑的影響，改變田野工作的方向，抑制田野工作的其他議題和面向。另一點是人類學的雙重用途（dual use）。很多CIA資助的學術調查，項目參與者和研究者並不知道幕後的資助方是CIA，他們以為自己只是在做他們感興趣的『純學術』。」大衛表示，在考察冷戰時期資助機會對美國人類學的一些「誘人」的影響時，我們很容易低估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學者接受國家機構資助的程度，這種忽視使得資金來源與人類學家的政治傾向之間無法確定具體的關係，但這些關係的力量和廣泛分布引發了一個問題：誰從冷戰對人類學的介入中獲益？當然，國家安全機構和人類學學科本身都從這些關係中獲益。國家獲得了基本的知識，人類學家可以在世界各地工作，即使他們不經常自由地選擇感興趣的主題和研究的應用。冷戰顯然開創了大額資金指導下的研究，在這些研究中，問題往往是由有特定議程的機構，而不是由獨立的人類學家選擇的。這是一個勇敢的新世界，資助機構將「決定哪些問題領域值得他們支持，並獎勵那些研究符合認可類別的學者」。以前來自通過學院討論確定研究方向的動力，現在直接從各機構發布的指令或者命令到達學者。在冷戰的大背景下，基金會持明確的立場反對所謂的左翼偏見和社會研究的用途，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等資助機構採取了具體政策，以「避免認同社會改革運動和福利活動，特別是與社會主義的不幸關係」。對這類問題感興趣的人類學家完全可以自由地研究這些問題，相應的費用也由他們自己承擔。雖然進步的社會研究通常站不住腳，但是社會研究應該為國家安全國家在冷戰中提供服務的觀念很少受到道德上的質疑。因此，為了便於獲得研究資金，學者在問題取向上的偏好顯現了出來——支持發展和現代化制度比質疑這些制度的要多，研究社會主義消極因素比研究積極因素的多——也許最重要的冷戰偏見是總體上對唯物主義人類學觀點的反對，這一趨勢驅使許多唯物主義者潛入地下，或使他們用晦澀難懂的參考文獻和繁瑣的邏輯來掩蓋自己的著作。
「盲點」與人類學的雙重用途。
最後，大衛對於人類學的未來走向進行了展望，反思是需要一直存在的，而人類學的歷史和研究的背景則永遠不能從反思的對象中忽略：「他們並不真正思考『還有什麼其他方式』，『它可以被使用嗎？』等問題。我對於思考『可獲得的基金是如何塑造我們從事的某種工作』、『全球政治、國家計劃等政治經濟力量如何塑造我們的研究』非常感興趣。人類學家這個群體發生了什麼，我想我只是揭開了人類學黑暗、古怪的表面。在這些關係之外，人類學仍舊生產非常有趣和有價值的知識。但是它從很多渠道被汙染，它和這些外部力量籤約越多，所有這些倫理議題都會提出倫理相關的重要議題——是戰爭讓人類學的倫理問題變得異常尖銳。AAA發表第一部《倫理法典》絕非偶然。它讓人類學家思考不要做對當地人有害的研究、當地人自願參與並擁有知情權、不寫秘密報告、警惕他人可能會利用自己的研究等潛在危險。最後我認為思考這段歷史極為重要，不僅僅是我在進行美國人類學史演說，所有國家都有他們自身的政治契約關係，以諸多不同的方式和用途在徵用人類學。這當然超出了我的演講範圍，但是對於我而言，看待這段歷史非常重要。」
「其原因是歷史並沒有成為過去，當下還在應用。走在正在進行的政府前端是有可能的，我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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