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與差異化——歷史人類學視野下的中國社會研究——科大衛教授訪談錄
科大衛（DavidFaure），香港中文大學偉倫歷史學研究教授，當代歷史人類學的重要代表人物。
２０１５年５月下旬，科大衛教授參加了山東大學主辦的「禮俗互動：近現代中國社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對魯中、膠東地區的部分村落進行考察，我們進行了隨機交流。七八月份，我赴香港中文大學訪學，期間又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訪談，獲益匪淺。現徵得他的同意，我把這些訪談內容加以整理，以求裨益於廣大讀者。（張士閃）
張士閃（以下簡稱張）：科大衛教授，您主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第五輪卓越學科領域計劃」（ＡｏＥ）資助項目「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已進入第六個年頭。您當初是怎麼想到要操持這樣一個時空跨度大、頭緒繁多的大型研究計劃的？
科大衛：我們一群在香港和大陸的研究者，已經合作了很多年。「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是這麼多年合作的共同思路。
張：與弗裡德曼的宗族模式和施堅雅的區域市場模式相比，您是從怎樣的出發點來理解中國社會的？
科大衛：弗裡德曼和施堅雅對中國近代社會史的研究，都有很重大的貢獻。弗裡德曼之前，對華南宗族的研究已經不少，但主要是把宗族看成擴大的家庭。弗裡德曼指出，家庭與宗族是兩碼事，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思維，沒有互相演變的成分。再者，宗族不是血緣而是以血緣為依據的地緣制度。這些都是顛覆性的概念。施堅雅也是一個富有創見的研究者，他的三篇論文非常了不起。區域市場的概念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先，在大家都忘記了中國廣大農民是生活在有非常強烈的地緣關係的社會的時候，他提出市場網絡對地緣的作用。其次，他以為可以根據市場網絡的劃分，把整個中國分成不同（但是互動）的經濟區域。雖然這對有關地方性異同的問題能解決多少，還不好說，但是施堅雅的大前提是有道理的。他認為中國實在太大，很多時候地區的經歷與整體的經歷不一定相同。我們去研究中國「大一統」的歷史，也需要關注地方上的經歷。
張：中國領土廣袤，歷史悠久，文字系統發達，在「大一統」的國家結構與差異顯著的地方社會之間進行闡釋，是很有挑戰性的。
科大衛：當然。
張：歷史上，國家在地理空間的擴張與文化影響的擴大，在促成地方社會文化變遷方面扮演了什麼角色？
科大衛：應該說有很多方面吧，但是歸根究底，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上，不同時候的國家有不同的特色。從宋以來，北宋、南宋、元、明初、明中期到清中期、清後期、民國初期、１９３０到４０年代，都是不同形態的國家，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統治理念，不同的宗教和禮儀。在這些不同的時代，國家的版圖不一樣，在版圖之內的滲透也不一樣。在珠江三角洲，宋元時期很大部分尚未成陸，遑論這些還沒有成陸的地方是否國家的部分。再者，國家對地方社會的影響，不一定是控制，也可以是地方社會很主動、很巧妙地把國家制度引入來處理地方上的問題。所謂地方整合到國家，就是一種認同的過程。我們在田野考察的基礎上注意到，這種認同跟地方社會與國家機構打交道的形式很有關係。在華南地區，簡單地說，明朝初年國家以地方官管轄的社會，都自認為是「民」，也就是清代的「漢人」；所有土司管轄的社會，都變成我們今天的壯族；沒有地方官也沒有土司的社會，就是我們今天的瑤族。
張：您曾說過，地方文化的塑造取決於地方社會整合到國家的時機和當時的國家理論。是否可以斷言———從某種程度上說，一部中國歷史就是地方社會整合到國家的歷程？
科大衛：您問的問題，關乎這是誰的歷史。我從兩方面來回答。第一，我們研究歷史的人都知道，歷史是多種聲音混合的結果，有些聲音大，有些聲音小。有的歷史學者聽覺比較靈敏，也有的歷史學者對個別的聲音聽而不聞。我相信，假如中國歷史是中國人的歷史的話，它需要包括不同的人參與這個歷史的經驗。第二，我們研究歷史的人也知道，一直到近代，我們的基本參考資料都是以國家上層的利益為核心。也就是說，我們一直以來，不是不把地方的歷史放到國家的歷史之內，而是認為在沒有官方記錄下的地方歷史，根本不是歷史。所以，我們需要了解地方的歷史，需要重新學習，把沒有在我們傳統歷史記錄中發聲的人的歷史也放進去。
張：我注意到您近年來在研究中經常使用的「禮儀標籤」的提法，很是生動形象，這在您所倡導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中有什麼特別含義？
科大衛：我在田野調查中，注意到地方社會中有些具有個性特徵的禮儀傳統表達，我稱之為「禮儀標籤」，認為這是歷史人類學探討歷史的一個重要渠道。這些禮儀的實踐，建立在「正統」的概念之上。當不同的「正統」傳統碰撞的時候，就會形成禮儀的重疊。有一次在福建調查，我看到婦女進廟時需要在腰部戴上圍裙。這就奇怪了！既然腰部已經被衣服所遮蓋，為什麼還要戴上圍裙呢？我由此懷疑這一帶婦女———在文獻上稱為「惠安女」———以前的穿衣習慣是裸露腰部，可能有一個時期，這被看成是不雅的，所以就形成了拜廟時戴圍裙的習慣。當衣著改變後，已經不需要這樣做了，但是禮儀的要求並沒有改變，所以圍裙和衣服就重疊了。這些禮儀標籤，還包括建築的特徵、與地方宗教和祖先祭祀緊密聯繫的文字傳統、地方神祇的故事、村民自己或和尚道士所演繹的鄉村儀式等等，它們對於我們探討地方歷史的演變，以及地方社會如何接受並整合到一個「大一統」的文化的歷史，很有意義。
張：在歷史人類學的視野中，您覺得應該如何看待族譜這類民間文獻？
科大衛：一般來說，歷史學者習慣看文獻記錄，人類學者習慣去實地考察。歷史人類學講究對文獻資料與實地考察的結合，對社會歷史進行研究。就族譜來說，一般研究者往往把族譜當成一本本的「書」，僅僅從中抽取其譜系記錄，來收集歷史研究的文獻材料，卻沒有把這種文獻放入歷史發生的具體時空中進行解讀。但正如傳說的研究需要從它建構的歷史開始，比譜系本身更重要的，是編纂譜系的人的歷史。編纂族譜的歷史，往往就是地方宗族的歷史。歷史人類學的眼光，是將族譜看作活的記錄，隨每一代人的需要而改變，而不是收集在圖書館裡的死文字。其實也不只是族譜，歷史學者所使用的文獻，都需要放回歷史現場去了解。
張：今年５月，您在山東大學做的「歷史人類學與中國鄉村社會研究」講座上，曾經表達過「族譜中的說法，和族譜的歷史是兩回事」這樣的意思，大家很受啟發。您能否就此再略加闡發？
科大衛：相信這是你們民俗學習慣的概念。比如孟姜女故事的內容，可以有不同的版本，分別
比較這些版本，我們可以了解這個故事的流傳，從而了解流傳這個故事的人的歷史。正如民俗學需要訓練一樣，讀族譜也需要訓練。頭一課應該讓讀者知道族譜不是一本書，而是個檔案。一本族譜的內容包括不同的文件，讀者需要辨認出這些文件的來源。但是在很多時候，這些文件也是通過多次的收集，才放到您手上拿著的這一份文本之內。每一本族譜都有它的歷史，這個歷史跟編纂族譜的人們的歷史都有很大關係。我們很多同行，以「開礦」的心理去讀族譜，只會抄錄一兩段描述性的資料，太可惜了。
張：田野資料的理解和使用，是民俗學、人類學年輕學者們很關心的，您在這方面有什麼體會？
科大衛：歷史上的鄉村老百姓，絕大部分是不識字的人，他們的歷史並不是靠書寫來記錄，而是通過祭祀禮儀表演等活動一代一代地傳下來。這些田野資料，是不能以「可信」、「不可信」的標準來判斷的；以為「可信」就可以抄用，以為「不可信」就可以不理會，這恰恰是不懂歷史的表現。所有的歷史材料，包括口頭史料，都有它的來源、傳播的方法與理由，並經過了持有者的不止一次的修改，但是通過恰當的處理方法就可以了解歷史。地方文獻、物質遺物、禮儀表演和口頭訪問等材料，都可以作為歷史人類學研究的重要資料。比如說，在做口頭訪問時，往往一句話是怎樣說的比這句話的字面內容還要重要。口述訪談是個學習的過程，訪談人需要以謙虛和誠懇的態度，了解被訪者的詞彙、感受與思路。
張：大約在十幾年前，您發表過一個「告別華南研究」的演講，學界現在還不時有人提及。我知道，您這些年在華北地區跑了很多地方，有什麼新的感悟嗎？
科大衛：我知道有些朋友對我的研究一直關注。新的體會是很多的，但是把它們表達出來還需要一段時間。
張：當代社會變化急劇，一方面是信息獲得空前便捷的所謂「大數據時代」，一方面是大量珍貴的田野資料因為種種原因而損毀嚴重，這對於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影響巨大。
科大衛：每一代人都會面對這個問題。世界永遠在變，我們需要把握機會把我們還可以接觸到的歷史事物記錄下來。保留田野材料的最好辦法，就是去了解產生這些材料的世界。
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田野研究是講究「慢工出細活」的，這對面臨現實生存和各種職業考評壓力的當代青年學者來說很是不易。
科大衛：我同意這一點。現在學校用處理理工科研究發表的標準來處理人文學科，既不對也有反效果。不對的地方，是理工科面臨的是迅速變化的學術環境，大部分理工科的研究，如果在幾年之內沒有人讀，以後也不會有人去讀。人文學科是不一樣的，變化比較慢，一本好書在出版後幾十年還可能有人去讀。因為現在國內出版商要靠收費出版生存，已經把學術市場弄壞了。學校已不大相信出版商會對出版物的學術水平負責任，所以就給學者施加壓力，必須在各種刊物上發表論文。但是，人文學科最重要的成果形式還是寫書，而不是寫論文的傳統。我補充一句，文集不能算是書，我們很多人現在連這個道理都不知道了！所以，在目前的學術環境下，我們的年輕學者想下功夫做好的研究是很困難的。但是，「慢工出細活」並不只是適用在田野研究。我們所有人文學科的研究都是「慢工出細活」。「慢工」才有時間去讀書，才有時間去思考，現在有多少年輕學者真正去讀前輩甚至同行的著作？您這句話反過來說可能更對———「快工出大話」！現在很多研究都是空話、謊話。
作者簡介：科大衛（ＤａｖｉｄＦａｕｒｅ），香港中文大學偉倫歷史學研究教授。張士閃，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
文章來源：《民俗研究》2016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