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八年的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研究資助局資助的卓越學科領域計劃（Area of Excellence, 簡稱AoE）「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項目至2017年12月31日結束。2017年12月15-16日該項目團隊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了「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總結與前瞻」學術研討會，一方面總結項目成果，另一方面對未來進行規劃與展望。
會議合照
項目主持人科大衛教授與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共同主持了會議的開場儀式。會議一共安排十二組專題發言，包括「歷史學與人類學」、「項目專題編著」、「衛所計劃」、「宗教與地方社會」、「江西研究團隊」、「亞洲文化傳承的創造」、「伊斯蘭正統與地方社會變遷」、「項目成員叢書系列」、「項目成員專著」、「進行中的項目」、「推動歷史人類學發展」和「面向未來」。前面九場專題發言，重點是匯報研究成果，後面三場則側重於對歷史人類學未來的思考和展望。同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的會議室，展覽了團隊已經出版的部分書籍。
出版成果展示
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對話
劉志偉、末成道男和孔邁隆（Myron Cohen）三位教授在第一場圍繞「歷史人類學」概念展開了討論。劉志偉指出，我們的基本辦法還是「動手動腳找材料」，不只在圖書館，還要到鄉村去、到田野中去。不僅要在田野中找資料，更重要的是要在田野中解讀，在田野中理解。這種方式與傳統歷史學的區別，最根本的還在於不把國家、文化和制度等看成是不言而喻的存在，而從「人的活動、行為、生存策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處理，以及人們怎麼跟各種的自然條件、國家制度打交道」的動態過程出發，去理解歷史。
末成道南教授指出在社會人類學與歷史學之間有一條線，而歷史人類學就是試圖將這條線變成「面」，最後達成一種認識社會的跨學科方法。歷史學與人類學在方法上是存有差異的，但是詳細的實地調查可以令兩者互相印證。孔麥隆教授補充，歷史學的區域研究方法與人類學的田野方法的結合，就是要避免將「他們」的歷史（their history）寫成「我們」的歷史（our history），即要從當地人的眼光和感受來寫地方的歷史過程，而不是用我們的立場寫。中國地域廣闊，各地有著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歷史人類學充分顯示他們多元一體的文化結構。
會場照片
AoE項目的成果
這個以香港中文大學、廣州中山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為核心的項目，以多種形式與國內外多所大學與研究機構合作。項目最基本的運作形式是組織研究團隊。團隊最初以地域為分野，例如湖南、江西、華北、雲南、華北。各團隊深入田野考察，找尋區域歷史發展的脈絡。在香港中文大學，幾乎每周都會召開研討會，由團隊成員報告最新進展，或者邀請團隊之外的學者作專題講演。每年香港科技大學與中山大學共同舉辦歷史與人類學特別講座，邀請資深學者在香港與廣州講演。項目一直關注研究生的培養，訓練年輕的學術力量。讓許多學者深感難忘且受益良好的其中一項工作是，項目邀請國內外不同研究機構，致力於歷史人類學取向的研究者，來香港中文大學進行數周至一年的訪問。受邀學者中既有資深的研究者，也有年輕的學人。訪問期間，學者們可以專心於研究，參與討論會，分享心得並得到同行的建議。每兩年，項目舉辦一次規模較大的國際性學術會議，邀請國內外資深學者參與，對項目的研究與進展進行批評與指導。
八年以來，項目舉辦講座196次，會議50場，研究生討論班19次，到訪學者（數周至一年）55人次，博士後11人。
由於團隊成員有共同的工作經驗，對於彼此的研究地域以及研究興趣都有深入了解，能在合作中體會項目的主旨與方法，亦結下了深厚的學術友情。因此，在幾年之內，團隊的組合已經超越了地域性的劃分，走向專題性的學術討論。項目不提倡出版會議論文集。科大衛說明項目並不要求「開一次研討會，出版一本書」，而是，「不管開多少次研討會，如果要出版，就要求是一本有分量的書。」項目的成功與否，在乎能否在個別的討論會中，集合共同的問題，作出不同地點的比較，來達到有創造性的研究成果。科大衛也說，以中國學者為主幹的研究群，將研究成果發表於中文的刊物和書籍，是最合理不過的事實。但是，有鑑於在中國建立的學術，也需要走向世界，所以項目也在這方面付諸努力。
在中外學者的合作之下，充分考慮到中外學者在閱讀文化上的分歧，項目中不同團隊都開展了將中文研究改編為英文專題論著的工作。已經出版的專題編著有：科大衛和何翠萍主編的
Chieftains into Ancestors, Imperial Expansion and Indigenous Society in Southwest China
（《從酋長到祖先：帝國擴張與西南土著社會》）、黃永豪、蔡志祥、謝曉輝主編的《邊陲社會與國家建構》、趙世瑜主編的《大河上下》和《長城內外》、賀喜和科大衛主編的
The Fisher Folk of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近世以來的中國水上社會》）、張瑞威主編的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nd Land Reform in East Asia
（《東亞地區殖民地的土地改革與管理》）。
正在編輯計劃2018年出版的專題編著有：李平亮主編的《民間歷史文獻與鄉村社會研究》，唐立（Christian A Daniels) 和馬健雄主編的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uthwest: from the Dali Kingdom to Yunnan Province
(《西南的變遷：從大理國到雲南省》) ， 趙敏、廖迪生主編《雲南高原的「壩子社會」》、宋怡明（Michael Szonyi）和趙世瑜主編的
The Weisuo Garrison System and Ming-Qing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衛所軍戶制度與明清中國：歷史人類學的視角》），馬健雄、歐克德（Oded Abt）和姚繼德主編的
Islamic Authority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 Genealogies, Rituals and Network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Hui Muslim Communities in China
（《伊斯蘭正統與地方社會變遷：中國回民社群的譜系、經堂教育和社會網絡》），楊凱裡 （Jan Kiely）、杜博思 (Thomas Dubois)主編的
Out of the Archive: A Guide to Fieldwork Research on Local Histories of 20th Century China
（《走出檔案：20世紀中國地方歷史的田野工作》）。
在「衛所軍戶制度」的專場討論中，遠在美國的宋怡明用視頻的方式做了報告。目前這個「衛所計劃」已經召開了三次會議，有的在田野點召開的，也有的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召開。該團隊正在編輯一本英文專書，收入8篇論文，作者都是中國各地的優秀青年學者，內容主要包括國家制度的演變、民族關係、稅收制度等議題，與項目一直關注的「國家與社會」主題密切相關。團隊主持人趙世瑜正在寫一個前言，重點回答為什麼歷史人類學對衛所與軍戶制度的研究可以有特別的貢獻？這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把歷史人類學的材料與方法介紹給比較廣泛的西方讀者，讓他們更多地了解到歷史人類學和所謂「華南學派」的研究工作。趙世瑜補充說，這本書的定位是觀察國家制度與地方制度的互動和因應。
衛所團隊哈佛會議照片
第八和第九場特別展示團隊成員編纂的叢書和專著。陳春聲介紹《歷史·田野叢書》，於薇介紹《南嶺歷史地理叢書》，溫春來介紹《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廖迪生介紹《華南研究文獻叢刊》和《泛珠三角歷史與社會叢書》，黃志繁介紹《清至民國婺源縣村落契約文書輯錄》，杜正貞介紹《龍泉司法檔案選編》，謝曉輝介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金石通纂》，呂鵬志介紹了《道教儀式叢書》。在「項目成員專著」的發言中，五位研究者分別介紹了自己新出版或即將出版著作的內容，包括：吳滔、佐藤仁史《嘉定縣事——14至20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陳瑤《糴糶之局：清代湘潭的米谷貿易與地方社會》；闕嶽《第二種秩序——明清以來的洮州青苗會研究》；連瑞枝《合法性的追求：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社會》；劉詩古《資源、產權與秩序：明清鄱陽湖區的漁課制度與水域社會》。項目團隊的專著出版，遠遠不止此數。因時間所限，沒有機會報告的專著包括：陳麗華《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楊國安《明清兩湖地區鄉村社會史論》；趙玉中《祖先歷史的變奏：大理洱海地區一個村落的身份操演》；肖文評《白堠鄉的故事：地域史脈絡下的鄉村社會建構》；韓朝建《寺院與官府——明清五臺山的行政系統與地方社會》；蔡志祥《延續與變革——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民族志》；陳志剛《明清川藏茶道的市場與社會》；等等。
研究成果豐碩的勞格文（John Lagerwey）和譚偉倫介紹了地方宗教團隊的研究成果。除了多種地方考察報告和文獻收集，該團隊近年來致力於編輯一組討論「以廟宇為中心的社會形成」為主題的文章。梁洪生介紹了江西團隊多年來的地方研究，江西師範大學、南昌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者參與其中。廖迪生介紹了AoE項目對社會的一種特別關懷與貢獻。他所帶領的團隊特別關注文化遺產的保育，計劃把最近一次項目支持有關亞洲保育活動的會議論文整理發表。
據不完全的統計，在項目進行的過程中，項目成員出版的著作有76種，論文近472篇。這些論文，大部分可以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中心的網站參閱。但是，項目的成果不以數量為導向。項目一貫的宗旨在於介紹和比較各研究團隊的成果，希望在某些重要議題上有所總結和推進。
如何推動歷史人類學的發展
回顧成果之餘，本次會議也集中討論了推廣歷史人類學的經驗。廖迪生介紹了香港科技大學在推動歷史人類學方面所做的工作。在1990年代，他和他的同事們感覺到與中國大陸高校的合作非常重要，於是開始與中山大學開展合作。他們共同編輯《歷史人類學學刊》，又共同舉辦了研究生研討班。他指出知識分子之間的合作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共同的研究興趣將大家連在了一起。雖然經常要面對各類挑戰，但是很高興大家還在共同興趣下一起向前走。作為《歷史人類學學刊》的執行主編，謝湜報告《歷史人類學學刊》已經出版16年，在會議期間，經過多次討論，學刊進行了改組，產生了新的學刊委員會。希望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讓《歷史人類學學刊》繼續發揮推動歷史人學研究的作用。
學刊照片
學刊委員會換屆現場
推動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另一方面在於教學。劉永華報告從2004年開始，廈門大學歷史系把三年級的本科生帶到田野當中去做實地考察，要求他們必須在當地待一周至十天的時間，與村民交談，搜集各類地方文獻，撰寫田野報告。通過這種方式，讓學生慢慢了解歷史人類學具體怎麼運作。最近出版了學生田野報告的選集。不僅廈門大學歷史系在堅持此類工作，國內還有其他高校也在積極推動本科生下鄉田野訓練。在研究生的培養上，廈門大學歷史系建立了歷史人類學博士點，每年開設兩門課程，一門側重宗教方面，另一門側重歐洲史、人類學與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通過這種方式，以及與北京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歷史·人類學譯叢」，讓經典研究進入學生培養，拓寬學生的知識面。此外，廈大還組織讀書會以及民間文獻研習營。
黃國信的發言強調要在學生在進入田野之前進行閱讀文獻的訓練，讓學生對地方有初步的認識。在田野考察中，田野小組討論與大組討論相結合。這種培訓的目標是不管學生以後是否從事歷史人類學的研究，都可以從腳踏實地的「進村子做田野」，體會歷史研究的方法。他還與溫春來合編一本關於歷史學田野實踐教學的書。
丁荷生（Kenneth Dean）在評論中建議大家在未來要加強理論性的思考，堅持更加多元的方法論路徑，發掘新的地方文獻。他更提醒研究者要重視圖書館學問題，從而在資料的搜集與整理、數據的挖掘與利用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會議接近尾聲，「面向未來」的專場由「中年學者」賀喜、杜正貞、馬健雄、張侃、黃志繁、謝湜發言。賀喜認為未來的發展或者在兩方面可以嘗試。其一，要面對跨國家比較；其二，要發展二十世紀中國的研究。走出中國，去了解其他國家的歷史，並不是只是為了尋找中國，而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究竟是什麼。至於二十世紀中國的研究，則需要承認有很多問題是傳統社會不曾有過的，比如新的科技，大資本對於社會的影響以及世界觀的徹底改變。傳統的社會架構，建基於人們深信身處於有鬼有神有祖先的世界，但是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這套觀念被挑戰，而更多新的概念、詞彙被創造和引入，傳統社會發生了諸多新的變化。怎樣去認識這樣的轉變，以至於能在二十一世紀中葉的時候為二十世紀書寫一個歷史人類學，可能是我們這一代中年學者的歷史任務。這些年來，科大衛、張瑞威、賀喜也參與了法國高等研究院組織的一個跨區域、跨國家，以貿易聯動起來的網絡體系的研究。這一類的更大視野下的社會經濟機制的比較研究，或者以後也可以發展。賀喜在發言中，談到了她對於歷史人類學的理解。歷史人類學是一群人的興趣、思想、行為、互動、禮儀、認同以及口述、文字記錄創造出來的一個歷史的現象。因此，每一代歷史人類學學者有他們的歷史背景和現實關懷，他們之間對問題的討論架構構成了他們的話語。
杜正貞坦言，自己的學術興趣不斷在轉變，之前關注的問題以及研究選題很多來自己的學術訓練，來自於包括社會學、人類學在內的經典論著。但是，這些年的研究讓她發現，能夠吸引她的問題更多的是來自於對現實的體驗，來自于田野中遇到的普通人。她認為，歷史人類學應該保持學術的多元性和差異性，而這些多元和差異最直接地就是來自於我們每個研究者不同的社會觀察和生活經驗。她目前的思考是普通人所感受到的歷史。這些人的腦海中不一定有一個什麼「中國原理」，但是，把制度、組織和族群等等放回到個體的生活體驗中去，則必然反映國家統治方式的改變對社會、經濟甚至個體帶來了的衝擊。如果說，之前我們所做的是探究「國家內在於社會」的過程，那麼或者以後我們也可以看看「國家、社會內在於個人」的歷史，至少可以在二十世紀歷史的研究中，可以嘗試著去做。
賀喜和杜正貞都有表示對「田野在迅速消失」有點擔憂。但是，馬健雄對未來持樂觀態度，因為「只要人在，田野就會一直在」。對他而言，他以後的研究，可能會特別注重生態的問題。正如在珠江三角洲的研究特別注重沙田開發對社會的影響，雲南的研究也應該注重山區與平地的關係，即「壩子」的問題。在西北，相似的問題可能草原生態、高地遊牧生態與黃河農業生態之間的關係。如果不去弄明白明清環境的歷史變遷，就難以理解人群標籤如何被創造出來。
張侃對歷史人類學的未來提了五點想法：其一，能不能不僅僅是中國的歷史人類學？也就是說，應該讓歷史人類學走出中國，應用到其他國家或地區，才有可能形成方法論意義上的歷史人類學。其二，能不能多做一點超越祠堂與神廟的研究，打破現在的思路，多注意其他的社會面向呢？其三，能不能多做一點超越明清史基本問題的研究？目前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以明清史研究背景為主的，那麼將來是不是應該將歷史人類學的關注時段向下擴展至二十世紀，向上擴展至宋元。其四，能不能多做一點非漢文或無文字的歷史人類學研究？這樣或許會形成更多可以與其他學科對話的新問題。其五，能不能多做一點超越結構化的研究？也就是前面很多講者提到的「回到人本身的研究」，思考人的問題。
黃志繁認為要解決歷史人類學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他坦言老師們都希望學生們能夠超越他們的研究，甚至「叛師」。但要真正做到「叛師」是非常困難的，也需要有非凡的勇氣和想像。他認為可以在堅持一些基本問題的探索上，不僅在時間上擴展，而且從空間上尋求新的問題。他同意歷史研究中帶入個人體驗，但是需要從而超越個人體驗，形成一些大的關懷。
謝湜認為歷史人類學如果要有未來，必須要達到以下兩個標準：一是回答學科基本問題，二是升級學科傳統方法。他不相信歷史人類學可以成為一門單獨的學科，主張從自身學科來想問題。對於未來，他提出三點：一是這次會上有很多好的研究議題，還有很大的空間繼續去深入和打磨。二是很多已經團隊成員認為常識化的內容，可以編成教材，成為本科生教育的範本。三是雖然田野變了，其實好的歷史人類學應該給大家以多元性和包容性的期望，也告訴大家人的能動性在歷史中一直是存在的。在遠的將來，他認為歷史人類學要有更普遍的關懷，要上升到人類文明史的高度來思考研究方向。所以大家需要更加努力地學習世界史，了解其他文明在相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中如何發展。
陳春聲的點評特別提出一點：歷史人類學有沒有影響力，需要看有沒有影響到其它學科。這個關乎學科之間的互動，也關乎歷史人類學的創造性。
雖然卓越學科領域計劃「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已經圓滿完結，大家一致決定「旗幟不倒」，合作研究要繼續維持。各研究單位仍然會主持大型討論會以及國際會議，共同維持討論平臺。在會上，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鄧小南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主任科大衛籤訂了合作意向書。雙方承諾在將來的人才培養、訪問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
「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一直在總結與前瞻中前行，這種結合文獻與田野的研究取向，跨學科的比較方法，以及為普通人書寫歷史的深刻關懷，仍會傳承下去。
籤名的旗幟
「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卓越學科領域計劃簡介：
該項目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合辦。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中心在香港的延伸機構，由香港中文大學與中山大學合辦。項目經費大部分由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局資助，也有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的補助。20世紀研究的開展有賴於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主持的研究鼓勵經費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