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一個月內，美國政府兩次關門。可以預見的是，未來，美國政府的關門大戲還會反覆上演。大洋彼岸，德國的組閣談判終於落下帷幕，結束4個多月的德國政府「跛腳鴨」狀態。但是，此次德國大選暴露出的政治與社會分裂令世界警惕。西方究竟怎麼了？
關鍵詞一：暫時
美國當地時間2月8日周四午夜（北京時間周五下午1時），由於美國參議院休會，未能通過預算法案，美國政府再度關門。這是自川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的第二次美國政府關門。1月22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了一份為期三周的臨時撥款法案，支持聯邦政府運轉至2月8日，當時近3天的美國政府「關門」僵局暫告一段落。
當地時間2月7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兩黨版的兩年預算協議，在增加軍務和非國防開支共計3000億美元的同時，到2019年3月之前暫時不再考慮債務上限，試圖達到一箭雙鵰的效果。但是，來自肯塔基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保羅反對，稱兩黨的這項協議將「魯莽地增加預算」，最終導致參議院不得不休會。
但是，即便參議院通過了這項協議，也不代表預算案就能順利通過。《華盛頓郵報》稱，目前，不少美國共和黨眾議員「倒戈」，反對大幅增加聯邦赤字，民主黨眾議員在移民議題上依然態度強硬。
就在世界驚詫地看著美國上演關門大戲的同時，德國終於鬆了一口氣。經歷一再加時的馬拉松式談判後，德國聯邦議院兩大黨聯盟黨和社民黨最終於2月7日就聯合組閣協議達成一致。
此次組閣談判本應於2月4日晚結束，但由於雙方在若干重要議題上未能達成一致，談判一直延續至7日才拿出一份各方認可的聯合組閣協議草案。此時距離德國2017年9月24日舉行大選已過去136天，被認為是二戰後政府「難產」程度最高的一次大選。而且，由於組閣協議尚需在3月初由社民黨全體黨員表決通過，德國新政府組建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變數。
這只是近年來西方國家政壇亂象叢生的幾個例子：美國圍繞川普政府的一系列內外政策以及「通俄門」等事件爭鬥不止、英國「脫歐」的政治豪賭劇情跌宕起伏、法國大選經歷政治大洗牌……世界忍不住發問：西方到底怎麼了？
關鍵詞二：極化
「就此次美國政府關門事件而言，主要有3方面因素起作用：川普的低支持率、美國兩黨政治的負面影響以及美國社會的極化現象。」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美國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徵接受本報採訪時分析指出，「冷戰結束後，美國兩黨鬧得厲害，越來越難以達成共識。歐巴馬時期為了醫保問題兩黨鬧僵。從那時起，兩黨扯皮現象越來越嚴重。讓問題越發突出的是川普的低支持率。如果總統支持率高，國會議員通常不會挑戰總統。而目前的情形是，不僅民主黨人會挑戰川普，共和黨中也有人反對川普。這也是為什麼在共和黨控制參眾兩院的情況下依然出現政府關門的現象。」
美國政府關門之爭只是表面現象，背後是美國社會矛盾激化，社會越來越兩極分化。分析普遍認為，西方社會「1%」與「99%」之間的關係緊張。不滿、怒氣在西方民眾中日益滋長。
「無論是美國的關門風波還是德國的馬拉松式組閣談判，其共同背景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長久積累的社會矛盾凸顯，人們的訴求出現分歧，觀點出現極化傾向，極端觀點越來越多，越來越難形成共識。」袁徵說。
「在美國，民主黨向左，共和黨向右，立場開始極端化。政府決策效率下降。兩黨相互扯皮，目的不是解決問題，有時甚至只是為了讓對方難堪。兩黨只管自己政黨或是選區利益。這種情況已經引起一些美國學者的擔憂。」袁徵說。
西方國家的政治不確定性正在快速升高。理智的人們開始反思西方民主政治的機制和功效問題，認為西方政治亂象叢生印證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紊亂失調。
關鍵詞三：反覆
此次美國政府關門風波暫告一段落，但是人們的擔憂卻並未減少。
「今年，美國將進行中期選舉。兩黨誰也不敢大意，都想把政府關門的責任推給對方。所以雙方鬧得差不多了就收手，彼此妥協。」袁徵說，「但是，根本問題沒有解決，關門風波必定還會反覆出現。」
美國依然面臨諸多問題為例。愛德曼國際公關公司的調查數據顯示，過去一年中，公眾對美國政府的信心下降14個百分點至33%。這是迄今為止美國人對政府信心降幅最大的一次，也是調查涵蓋的所有28個國家中降幅最大的。
政治不信任已經成為西方面臨的大問題。這既表現為民眾對主流政黨和政治家的普遍不信任，也表現為政治行為體、政黨之間信任感的缺失。與之相應的是西方社會對立與分裂的加劇。
西方之亂引發諸多學者反思。美國學者福山說：「真正的問題，部分根源於美國社會的特質，部分根源於美國的制度。」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則將矛頭指向了西方自由主義。他在新加坡《聯合早報》2月6日發表的文章《西方的自由「退步主義」》中指出，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和意識形態化，而把非西方「妖魔化」。其結果是忙於向外推銷自己，指責他國，沒有時間和經歷來研究自己的問題；即使發現了問題，總認為是小問題，盲目相信自己有「自我糾錯」機制。文章稱，這種趨勢如果持續下去，西方自由主義必將衰落，直到最後的危機。如果要生存和發展下去，自由主義必須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重新回到近代那種現實主義精神，進行自我更新和轉型。
根治「西方之亂」，要從其制度根源入手。或許，正如西方學者所指出的，世界需要一位「現代馬克思」。（張 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