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定下的這種格局，與今天的社會發展和轉型已經嚴重不適。現在已到高等教育體制「重新格式化」的時候了
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已整整60年了。這次「院系調整」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至深且巨。直到今天，中國高等教育的「基本盤」仍為60年前的「格式化」確定的，當然有發展、變化，但並無實質性的改變。
60年前定下的這種格局，與今天的社會發展和轉型已經嚴重不適。因此，人們對教育體制的不滿、批評、指責，甚至憤怒越來越嚴重、強烈。這一切都說明，現在已到高等教育體制「重新格式化」的時候了。
大洗牌為什麼會發生
1952年的院系調整看似突然，其實有深刻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方面的原因。
與目前的中小學、職業學校等「現代教育制度」一樣，中國的高等院校是近代「西學東漸」的產物。因此，新中國成立前大學的學制、院系組織結構、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育理念等均仿照西方大學，大學的教授與領導也大都具有在西方留學的經歷。不僅如此，大學有國立、私立還有外國教會辦的大學。
然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教育等上層建築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西方的大學體制當屬「資產階級性質」。因此，「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建立了一套與西方不同的高等教育體系。
早在革命戰爭年代，以蘇聯為楷模的中國共產黨人，如毛澤東在1940年的《新民主義論》中就明確提出了批判帝國主義文化：「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在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中，他更明確說道：「蘇聯所創造的新文化，應當成為我們建設人民文化的範例。」
新中國的成立並非一種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的、簡單的政權更迭。它更是一種社會結構「天翻地覆」的改造，「全能型」的統治模式建立。在這種模式中，「國家」管理、掌控一切，「社會」不復存在。社會職業被簡化為工人、農民、幹部。學校（尤其是高等學校）只能是國家行政機構的中一部分，教師、醫生、工程師等等都屬「幹部」。因此，將被視為舊文化、受「帝國主義」影響最重的大學(教會大學更是毛澤東所說「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統統改造成國家政權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大學教師這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造成黨的「幹部」就是必然的了。
教師要人人「過關」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1949年9月通過的建國大法《中國人民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專門明確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於工業農業和國防建設；「人民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國家大法」為院系調整提供了法理依據，也表明了這種調整要偏重工科、農科。
實際上，新中國剛剛建立，就開始了院系調整。
就在1949年底，百廢待興，萬事待舉，南部，尤其是大西南的軍事行動尚未結束之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華北大學三校的農學院就合併成立了北京農業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的教育系併入北京師範大學， 開院系調整的先聲。由此可以看出，執政者對院系調整之重視、之急切。
1950年6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教育部明確提出，在全國範圍內要在統一的方針下，調整全國公私立高等學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國家建設的需要。
調整的方針是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學校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根據國家建設規劃，將公私立高等學校統盤規劃，同類系科歸併或組建成專門學院；集中人力財力，擴大工科、師範和綜合大學理科的規模。
具體的步驟是：由工業院系的調整進而到對其他院系的調整；從學院的調整進而到對科系的調整；從重點地區、重點院校的調整進而到對高等學校的全面調整。其精神實質是將舊大學「抽象」、「廣博」的模式改造成「具體」、「專業」模式，將「通才教育」改造成「專才教育」。這次會議頒布的《關於高等學校領導關係的決定》和其他一系列法令法規，特別強調了教育部負有領導全國大學的責任，並為院系調整提供了具體指導和法令、政策基礎。
院系調整不僅是教育直接為經濟服務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教育作為「專政、鬥爭工具」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的需要。1951年5月，毛澤東在《鎮壓反革命必須實行黨的群眾路線》中強調，要「採用整風方式，對留用人員和新吸收的知識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11月30 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明確了對學校，尤其是大學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組織清理的目的、方法和步驟。教師要人人「過關」，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知識分子經歷的第一次「急風暴雨」式的運動。通過「組織清理」，進一步加強了黨的領導。
大洗牌造成什麼？
幾乎與「思想改造」、「組織清理」同時，1951 年11月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召開，揭開了1952 年全國院系調整的序幕。
1952年5月， 教育部制定了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計劃(草案)。 7月，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開展有計劃、有步驟的院系調整。這次調整是根據蘇聯大學體制， 以建設單科性專門學院為主，削減原有的綜合性大學，取消大學中的學院建制，改為校系兩級管理。
到1952 年底， 全國3/4 的院校完成了調整。調整前佔全國高校總數近30% 的六十餘所私立高校，全部改為公立(教會學校如燕京、輔仁、齊魯、東吳、聖約翰、之江、震旦等全被撤消、解散，併入其他學校)。綜合性院校大幅度減少，由調整前的近五十所減為14 所。從學科上看，工科大大加強，文科嚴重削弱，社會學被取消，法學、商科也大大受損。從地域上看，東北、西北的高等教育得到改善，但原本高等教育十分發達的北京、上海、武漢等也進一步加強。
院系調整結束後， 1953 年專門成立了高等教育部， 國家對高校的黨、政、財、考試、招生、分配、教材、教學過程等都實行了全面控制。到1955 年4 月止，全國性的專業統一教學計劃基本照搬蘇聯，相當多的課程按規定直接採用蘇聯教材。
這次以高度行政化為手段的調整，使原來的多元辦學主體改變為一元辦學，形成了高度集中、統一的辦學模式。大學喪失了辦學、教學和學術的獨立自主性，嚴重束縛了學者的創造性。
這次調整使大學由「通才教育」變為「專才教育」，文、理、工分割，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大幅度減少，培養出來的學生越來越「工具化」。
這次調整最終使大學成了整體性全能社會的一個「行政單位」，現在被人詬病甚深的「官本位」，其實是這種社會結構的必然結果。
這次調整是「專政、鬥爭工具論」的實踐，反過來又強化了大學的「工具論」。大學已不是自由探求真理的精神學園。因此，歷次政治運動，大學都首當其衝，成為激烈的「階級鬥爭」陣地。
那些消失了的好大學
燕京大學：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好、環境最優美的大學，創辦於1916年，司徒雷登任校長，曾與哈佛大學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學社，在國內外名聲大噪。其校園為今天北京大學主校園——燕園，1952年在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中被撤銷。
輔仁大學：1925年由羅馬教廷創辦，20世紀初與北大、清華、燕京並稱北平四大名校，當代亦馳名於海內外華人社會。1952年在全國高校調整過程中被撤銷，其校舍劃入北京師範大學的北校區。人員與系所編制則分別併入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等。
齊魯大學：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所教會大學，由美、英、加3國的14個基督教會在山東聯合創辦，鼎盛時號稱「華北第一學府」，與燕京大學齊名，有「南齊北燕」之稱。國內許多知名學者如老舍先生、歷史學家顧頡剛、墨學大師欒調甫、戲劇學家馬彥祥等紛紛到此執教。1952年高校調整中，該校併入山東大學，部分專業併入山東師範大學，其校址為今山大西校區。
東吳大學：20世紀初中國第一所民辦大學。1900年創建於蘇州，其法學教育在當時飲譽海內外。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中，東吳大學被撤銷，另於原址成立江蘇師範學院，1986年改名為蘇州大學。
聖約翰大學：中國首個全英語授課的大學，以「光與真理」為校訓。有「東方哈佛」和「外交人才養成所」之雅稱，創下了民國教育的多項第一，尤其是在體育教育上遙遙領先。該校培育了林語堂、張愛玲、鄒韜奮、顧維鈞、宋子文、榮毅仁、劉鴻生、貝聿銘、施肇基等一大批影響中國歷史的傑出人物。
震旦大學：由法國天主教會於1903年創辦，中國神父馬相伯任校長，所設學科有語文、象數、格物、致知四門。震旦是印度對中國舊稱。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中，震旦大學各院系分別歸併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等上海各有關高等學校。
之江大學：1845年由美籍教員創辦於杭州的基督教教會大學，在全國高校中有一定歷史地位，林漢達、金仲華、朱生豪（翻譯家）等知名人士都是之大校友。1951年該校被浙江省文教廳接管，美籍教員離校回國。1952年，全部併入浙江大學，之江大學宣告結束。
金陵大學：由美國基督教會在南京創辦。教育家陶行知、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哲學家方東美、文學史家程千帆等著名校友均出自於此。上世紀50年代，在臺灣農業界以「經濟復興」為號召的大部分骨幹都是金大畢業生。胡適聲言，民國時期的農業研究中心在南京，南京農業研究中心在金大。
嶺南大學：開創了我國華僑教育的先河，由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於1888年在廣州創辦，後收歸為中國人自辦的私立大學，並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南方著名的大學。1925-1927年廣州處於大革命高潮，該校工人、學生連續罷工、罷課。1953年在全國院系調整中，該校有關科系分別被併入中山大學和其他高等院校。
（實習記者 劉苗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