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留學期間，我們把家安在了新澤西州的普蘭斯堡（Plainsboro），從這裡開車去普林斯頓大學，只需要走20分鐘的鄉村公路，相繼穿過農田、沼澤、樹林和村落。這裡的生活極為平靜，除了華裔和印度裔的家長在督促孩子努力學習這件事上相互較勁，推高了學區的整體競爭壓力，任何重大的歷史事件似乎都不會在這裡上演。
直到前些天，我才意識到，我們住的地方，曾經發生過多麼驚天動地的事情。
在我上下學的必經之路上，有一個叫格羅夫斯米爾（Grover’s Mill）的村落，隸屬於西溫莎鎮（West Windsor），與普蘭斯堡同屬新澤西最好的學區。三條鄉村路在這裡形成不規則的交叉，窄窄的熊溪於此地注入寬闊的湖泊。幾個世紀前，大概是一個叫格羅夫的人在熊溪攔水築壩，建了一座磨坊，用來加工附近農田產出的穀物，給了當地「格羅夫斯米爾」這個名字。
格羅夫斯米爾
熊溪湖
熊溪湖的水位極高，幾乎可以與公路相齊。在晴日裡的拂曉和黃昏，水面波瀾不興，像鏡子一樣映著天邊的紅霞。而一旦到了暴雨時節，湖水就有吞沒公路之勢，以至於低底盤的小轎車最好不要靠近。但在大多數時候，熊溪湖就是一汪其貌不揚的水域而已，景色乏善可陳。
然而，在1938年10月30日萬聖節前夜，火星人就是在這裡率先登陸，開始進攻地球的。
根據哥倫比亞廣播電臺的報導，當日晚間，格羅夫斯米爾的村民像往常一樣在家休息，準備入睡，而這時天空中出現了一道綠光，隨之而來的，則是一個滾筒狀的東西墜落到了熊溪湖畔，把所有村民都嚇了一大跳。滾筒在地面留下了一個深坑，向外發著紅色的光，以及噝噝的響聲。
村莊上空的綠光
聞訊之後，西溫莎的警察迅速趕來，封鎖了現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卡爾·菲利普斯到達新澤西，會同普林斯頓大學天文學系的理察·皮爾遜教授一同來到熊溪湖畔。他們猜測，村民們看到的也許只是塊隕石而已，沒什麼大不了的。
等到了現場，皮爾遜教授被眼前的景象嚇呆了——這東西根本不是石頭，而是一種地球上壓根沒見過的金屬！
墜落下來的金屬滾筒
突然，金屬滾筒發生了異動，根據菲利普斯的現場報導，「我從沒見過這麼嚇人的東西……等一等！有個什麼人從那頂上的窟窿裡爬出來了。是個人，或者……是個什麼東西。我看見有兩個亮晶晶的圓東西打那個黑窟窿裡望出來……那是眼睛嗎？也許是臉部吧。也許是……」
格羅夫斯米爾的村民頓時驚慌失措起來。菲利普斯繼續播報：「老天爺，那黑影裡伸出了一條東西，它扭啊扭啊，象是灰色的蛇。又來一條，又來了一條！大概是觸手吧？吶，我看見全身啦！它像一個黑熊那麼大，渾身閃閃，像一張溼牛皮。可是那張臉啊……我無法形容。我簡直不敢看下去。一雙黑洞洞、亮晶晶的，好比毒蛇那樣。嘴是V字形的，嘴唇沒有邊緣，像在顫抖，唾沫就打那兒滴下來……」
怪物現身
就在這個不明生物探出腦袋的時候，警方派出了幾個彪形大漢，扛著白旗，似乎是想進行談判。可突然，不明生物向警方噴射了大片火焰，幾位談判代表瞬間變成了火人。與此同時，磨坊附近的糧倉也起火併發生爆炸。菲利普斯報導說：「我現在能看到的農場……木材……到處都是火……火朝我這邊過來了，就在我前方的……」
菲利普斯還沒說完，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總臺的連接就中斷了。
等演播室與現場再度取得聯繫的時候，格羅夫斯米爾已經成了一幅末日場景。特倫頓（新澤西州府，距事發地開車半小時）的民兵司令蒙哥馬利·史密斯準將代表州長發表公報，宣布默瑟縣（普林斯頓和西溫莎所在地）和米德爾塞克斯縣（普蘭斯堡所在地）全部戒嚴。而蘭辛上尉則率領八個營的步兵，扛著步槍和重型機關槍來到格羅夫斯米爾村，將金屬滾筒圍在中間，信心滿滿地宣稱要殲滅怪物。
然而，民兵並不是怪物的對手。怪物站起身， 完全從金屬滾筒裡走了出來。它的全身有幾十米高，腿部好似高高的三腳架。怪物再次發出火焰，僅僅一擊之下，整個民兵部隊7000名官兵就被全殲了，只有120人倖存，而菲利普斯在現場的報導則再度中斷。
向村民和軍隊發動進攻
這時候，哥倫比亞廣播電臺與留在現場進行科學指導的皮爾遜教授取得了聯繫。死裡逃生的教授向公眾介紹了他的觀察成果，認為滾筒狀物體的表面帶有火星材質，怪物的頭部會發出一種高能量的「熱射線」，這是一種人類尚未掌握的技術，它在一兩秒之內就可以把周圍全部燒成灰燼。皮爾遜教授據此推斷，怪物應該是火星人，它們藉助火星表面的高能爆炸將自己發射到了地球，對人類展開了侵略行動。
與此同時，另外兩個像三腳架一樣的火星怪物從滾筒中爬了出來，三個龐然大物將進攻範圍擴展到了新澤西全境，它們掀翻高架橋，破壞發電站，無惡不作。哥倫比亞廣播電臺的播音員用驚慌的口氣播報說，新澤西州國民警衛隊已經被火星人全殲，陸軍航空兵全軍覆沒，本州全境和賓夕法尼亞州東部一律戒嚴，總統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內政部長則呼籲全國人民向上帝祈求拯救。在火星人面前，美國人眼看就要招架不住了。
向全國挺進
此時，第二個滾筒已經在紐瓦克（新澤西第一大城市，紐瓦克國際機場所在地）的大沼澤地區降落，裡面又爬出了三個「三腳架」。駐紐瓦克郊外的新澤西炮兵部隊擊毀了其中的一個，沒想到「三腳架」身上釋放出了大量有毒氣體。哥倫比亞廣播電臺駐紐瓦克的記者在直播中喊道：「請注意！有大量毒氣從本州沼澤地區吹來。到南街啦！戴上防毒面具也沒用。居民們要跑到空曠地區去……有汽車的走7號、23號、24號公路……避免擁擠的地方。毒氣現在到了雷蒙德大道了……」
炮兵擊毀「三腳架」，大量毒氣洩露
紐瓦克失守，下一個目標自然就是紐約了。一位播報員站在哥倫比亞廣播電臺的大廈樓頂，向聽眾描述五個「三腳架」挺進紐約的場景。此時的曼哈頓警鐘亂響，政府呼籲全市人民立即撤離。「三腳架」們已經跨過了寬闊的哈德遜河，就像巨人蹚過小溪那樣不費吹灰之力。黑色毒氣已經飄到了曼哈頓。在城市東側，街上的汽車紛紛墜入東河（曼哈頓和布魯克林之間的小海峽），就像老鼠墜入池塘一樣。在時代廣場，人們從高樓大廈跳下來，遠遠看去就像蒼蠅在飛。
火星人跨過河流
火星人攻入城市
播報員最後宣稱，「火星飛來的滾筒已經落在全國各地。一個在布法羅市郊，一個在芝加哥，一個在聖路易斯……」說完這句話，播報員開始猛烈咳嗽起來，之後就完全靜默了，只剩下轟隆隆的爆炸聲。
1938年10月30日的這場火星人入侵，給美國東北部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新澤西和紐約化為一片白地，死者不計其數。然而，這場戰爭並沒有以火星人的勝利而告終。
普林斯頓大學的皮爾遜教授死裡逃生。在離開格羅夫斯米爾村之後，他一路向北趕赴紐約，試圖與倖存的人類取得聯繫。在紐瓦克市，他遇上了一個民兵將領，此人具有強烈的法西斯主義傾向，試圖找到火星人合作，想藉助後者的高科技將人類和火星生物同時置於獨裁統治之下。皮爾遜不認同他的觀點，就默默離開了。
當他走到紐約的時候，驚訝地發現火星人竟然已經死絕了。原來，火星人感染上了一種地球獨有的病菌。由於完全沒有免疫力，火星人在摧毀了紐約之後，紛紛躺倒，就這樣將統治權重新交還給了地球人。
火星人之死
生活恢復了常態。皮爾遜回到了普林斯頓——這個與格羅夫斯米爾僅僅十分鐘車程的寧靜小鎮——重新搞起了科研，並撰寫這次「世界之戰」的回憶錄。到了80多年後的今天，已經沒有多少美國人還記得這齣慘劇了，而格羅夫斯米爾村，則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再也沒有出現在全國性的新聞中。
誰又能想到，我每次往來普林斯頓校園的必經之路，竟然曾與火星人發生過一場殊死的搏鬥呢？
看到這裡，我想，很多讀者應該都在咒罵我「造謠」，「fake news」（假新聞）吧？大概還有人抱怨，為什麼不在愚人節或者萬聖節那天發這篇文章。
我所描述的故事，其實是世界傳媒史上的一個裡程碑事件——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空中水星劇場」欄目的廣播劇《世界之戰》（The War of the Worlds）。
《世界之戰》（又譯《星際戰爭》）是文學史上最早的科幻小說之一，作者是英國作家H.G. 威爾斯（H.G. Wells），他也被譽為科幻小說之父，死忠粉當中甚至包括英國首相邱吉爾。這本小說出版於1898年，也就是戊戌變法那年，講述的是火星人入侵英國，與地球人作戰的事情。《世界之戰》深深地影響了後世的影視創作，每隔幾年就會被改編，成為銀幕經典。
1938年，「水星劇場」的負責人奧爾森·韋爾斯（Orson Welles）突發奇想，要把《世界之戰》改編成廣播劇，在萬聖節前夜（10月30日）上演。水星劇場由韋爾斯主持，每周日晚8點至9點間播出，經常上演從世界文學名著改編過來的廣播劇。
H.G. 威爾斯（1866-1946）
奧爾森·韋爾斯（1915-1985），在1938年的時候剛剛23歲
H.G. 威爾斯：《世界之戰》，1898年版
之所以說韋爾斯突發奇想，是因為他的同行並不看好這個廣播劇的前途。韋爾斯執意要求編劇霍華德·科克（Howard Koch）進行改編，但此人卻在開播前五天打了退堂鼓，因為他認為廣播劇這種完全靠對話展開的聽覺藝術根本無法展現科幻小說的魅力。最後，劇本成了劇團的集體創作，但幾乎所有的主創都認為，這將是一出十分沉悶的戲。
根據威廉·曼徹斯特在《光榮與夢想》中的描述，「忽然間有個人——沒人記得是誰了——提了個建議：整齣戲都學新聞節目那個樣子播出去好不好？不妨弄得十分逼真嘛！連羅斯福的口音也擺進去！」於是，演員們開始研究正經的播音員是如何播送新聞的，他們甚至完全挪用了新聞頻道的風格：「開頭先來個天氣報告，再放舞曲，而後播送號外新聞。演員們認為這樣開頭未免拉得太長，可是韋爾斯搖搖頭，他說要逼真就非得這樣才行呢。」
這種新聞播報形式，是當時美國的常態。1938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歐洲局勢和世界局勢極為動蕩，希特勒的行動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不安全感。廣播在20世紀30年代剛剛興起，其主要優勢就是時效性。一旦廣播公司駐歐洲的記者站發來最新消息，播音員就可以在第一時間通報給廣大聽眾。插播「突發重大新聞」這種情況，1938年的美國人早就習以為常了。
為了進一步加強廣播劇的真實性，劇團還把原著中的英國地名全部換成了美國東北部的真實地名。至於是誰想出用格羅夫斯米爾村作為火星人圓筒著陸的地點，我們完全不知道，至少韋爾斯本人在1938年前壓根沒去過那裡。
到了這兒，我想讀者們肯定是給劇團捏了一把汗的：你們弄得這麼逼真，就不怕引起群眾恐慌嗎？
韋爾斯不是沒有這方面的顧慮，但他認為可以彌補。在水星劇場播出的一個小時之內，哥倫比亞廣播電臺四次插播聲明，明確表示：「您現在收聽的是由哥倫比亞廣播電臺的奧爾森·韋爾斯和空中水星劇場播放的原創廣播劇，改編自H.G.威爾斯的小說《世界之戰》。表演將在稍事休息後繼續。這裡是哥倫比亞廣播電臺。」
此外，奧爾森認為自己的欄目收聽率並不高，畢竟，在周日的同一時段，美國人民最愛聽的是全國廣播電臺的一檔滑稽劇節目，他們甚至都不太知道水星劇場的存在。
但韋爾斯少考慮了一點。
全國廣播電臺的滑稽劇雖然火，但中間經常插播廣告。一到這裡，聽眾就喜歡調換電臺，聽聽別的頻道在講些啥，然後再換回去。這就出現了創作團隊沒想到的情況：很多聽眾無意間調到水星劇場後，壓根就沒聽到哥倫比亞廣播電臺的聲明！
韋爾斯與水星劇團彩排《世界之戰》（GettyImages）
不管隱患多大，《世界之戰》照常播出了。晚上8點，在播放了一段古典音樂、廣播員導語，以及天氣報告之後，扮演播音員的演員用平靜的語氣說：「現在我們把大家帶到紐約中心區公園廣場飯店子午廳，欣賞一下拉蒙·拉奎羅樂隊的演奏。」
沒過多久，「播音員」就開始屢次打斷「演奏直播」，發布「突發簡訊」，稱天文學家觀測到火星表面發生了幾起奇怪的氣體爆炸。此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卡爾·菲利普斯被派去普林斯頓大學，採訪「天文學教授」理察·皮爾遜，詢問他對火星爆炸的看法。皮爾遜略作了些解釋，但是堅決否認火星存在高智能生物。
採訪結束，節目又回歸了正常狀態，繼續轉播紐約的樂隊演出。但突然，「播音員」掐斷音樂，向聽眾公布「號外新聞」，說新澤西中部的格羅夫斯米爾村發現了「隕石」，菲利普斯與皮爾遜教授正趕赴現場進行調查。
這時候是8點12分，全國廣播電臺的滑稽劇開始插播廣告，無聊的聽眾們開始調臺……
偶然間調到水星劇場的聽眾，聽到了菲利普斯與皮爾遜教授在「現場」進行的對話，以及兩人對滾筒狀物體和裡面爬出來的不明生物的描述。「現場」還有嘈雜的人聲、警笛聲，以及不明物體發出來的噝噝聲——這些都是劇團為了營造真實感而製造出來的背景音。
接下來的情節，我已經在前面的文章中詳細描述過了。
到了8點32分，「火星人」已經開始進入紐約，扮演哥倫比亞廣播電臺最後倖存者的那位演員正在用哽咽的聲音向聽眾描述紐約市的末日景象。劇團所不知道的是，短短的20分鐘時間，他們的節目已經搶了全國廣播電臺滑稽劇的風頭。
就在此刻，哥倫比亞廣播電臺的總製片人戴維森·泰勒（Davidson Taylor）接到了個緊急電話。電話那頭的人要求泰勒立即叫停廣播劇，插播聲明，因為節目引起了民眾的恐慌，紐約市的警察已經把廣播大廈團團圍住，命令所有演員和技術人員在結束之後都不許走。
泰勒回到控制臺的時候，臉色已經煞白，但此時距離預定的中場休息已經不到一分鐘了，那位「最後的播音員」正在描述「三腳架」們怎麼蹚水過哈德遜河。泰勒猶豫了一下，覺得演員實在太投入，就任由「播音員」走完了自己最後的幾秒人生……
本劇的高潮到這裡就結束了。在中場休息時分，電臺播放了兩遍聲明，叫聽眾意識到節目純屬虛構。等演員們重新上陣之後，就進入到了皮爾遜教授的自述環節，講他是如何從格羅夫斯米爾一路走到紐約，又是如何目擊火星人的死亡的。
最後，快到9點的時候，韋爾斯說：「朋友們，再見啦。明後兩天，請不要忘記今天的教訓。……要是門鈴響了，開門又不見人，那並不是有什麼火星人到來，因為這是萬聖節前夜嘛！」水星劇場的廣播劇就此結束。
奧爾森·韋爾斯於1938年10月30日（GettyImages）
電波裡的好戲結束了，而電波外的好戲才剛剛開始。
廣播劇剛一落幕，控制室就接到了一個電話，據說是美國中西部某大城市的市長打來的，點名要找韋爾斯。根據廣播劇製片人約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後來回憶，「市長先生氣得幾乎話都說不出來了，因為本市街頭人群蜂擁、教堂婦孺擠滿、打劫行兇，同時並起。要是像韋爾斯所說，廣播劇不過是開開卑劣的玩笑，那麼市長先生本人就要親到紐約，把作者狠揍一頓才算解恨呢！」
然而市長的訓斥只不過是好戲的第一幕罷了。根據曼徹斯特的描寫，豪斯曼和韋爾斯剛剛撂下電話，控制室的門就被推開了，整個播音室黑壓壓的都是穿藍制服的警察。警察對劇組人員進行了審問，並告知他們廣播劇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比如多少人自殺，多少起交通事故，新澤西州還有某個娛樂場所因為人們爭先逃命，踩死了不少人。可是警察當時想不出劇組犯了什麼法，只能把他們臭罵了一頓，之後就離開了演播室。
挨了市長大人和警察叔叔的訓斥之後，紙媒更是對韋爾斯和水星劇團展開了圍攻。根據報界的說法，8點半之前，大半個美國就已經陷入歇斯底裡狀態了。「還沒到中場休息時間，已經有幾十萬人叫著嚷著跑上街去；各州州長再三強調沒有宣布戒嚴，請當地人民不要恐慌；各地禮拜堂也擠滿了人，往往是一家老小哭哭啼啼，祈禱上帝在火星人來到之前赦免罪過。」
1938年10月31日，韋爾斯在記者會上解釋，此前根本沒想到廣播劇會造成聽眾恐慌
《紐約時報》1938年10月31日頭條：《廣播聽眾大恐慌，把戰爭劇當真事兒：很多人逃出家門以躲避「火星毒氣突襲」，威爾斯幻想劇廣播期間電話打爆了警察局》
紙媒的報導還聲稱，在節目播出期間，各州的電話員都應接不暇，各地廣播電臺所接到的市民電話多於平時五倍。在紐約市，哥倫比亞廣播電臺的交換臺和紐約警署的交換臺都忙不過來，河邊大道擠滿了抽泣的人群，水洩不通。在紐瓦克和紐約，醫院接診了大量受到驚嚇的患者，醫生根本就忙不過來。
曼徹斯特在《光榮與夢想》中還列舉說，在新澤西州北部，也就是本州人口密度最大，與紐約僅僅一河之隔的地方，不知道哪個人「造謠」說在那裡真的看到了火星飛船，於是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家家戶戶抱成一團，哭得稀裡譁啦，不少人嚇得失魂落魄，在野外亂跑；有汽車的也開出去四下裡飛奔，免得悶死燒死。
當然，火車站和汽車站更是重災區。據報導，紐約附近的車站人滿為患，所有人都驚慌失措，趕緊買票上車，不管車開到哪裡都行。後來，一個聽眾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告上了法庭，聲稱自己將本來要買新鞋的錢全部用來買車票了，要求被告方賠償經濟損失。法院判決原告勝訴，於是廣播公司只好乖乖地把鞋子錢賠給這位聽眾。
紙媒對水星劇場的嘲弄也產生了國際效應。希特勒在一場面向德國人的演講中提及了《世界之戰》給美國民眾造成的恐慌，認為這反映了「民主國家衰退與腐朽的現狀」——這位操縱公眾情緒的大師，也開始諷刺起對公眾情緒的操縱來了！
歇斯底裡的恐慌之後，人們難免要問一句為什麼——為什麼水星劇場的一場廣播劇會造成如此荒誕的後果？
當時動蕩不已的世界局勢應該背第一口鍋。在廣播劇播出前，美國人的神經已經高度緊張。1938年春，納粹德國入侵蘇臺德地區，與捷克共和國產生外交和軍事糾紛，戰爭一觸即發。由於英國和法國對捷克具有國際法上的擔保義務，所以希特勒的行動幾乎就是要把整個歐洲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捷克危機期間，廣播公司以最快的速度向公眾報告歐洲政局新動向，美國人被巨大的不安全感包圍，認為最壞的事情隨時都可能發生。經過英法德三國領導人在慕尼黑的談判，到9月末，捷克危機結束，納粹德國獲得了捷克的蘇臺德區，但英法認為希特勒的野心也會就此止步，世界將繼續維持脆弱的和平。在《世界之戰》播出期間，有很多聽眾並不認為火星人攻擊了地球，但確實擔心納粹德國真的對美國發動了突襲。
慕尼黑協定的籤署，1938年9月
另外一起發生在新澤西的事故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37年5月6日，當時舉世矚目的跨大西洋飛艇「興登堡號」執行從法蘭克福到新澤西的飛行任務。在商業飛機誕生之前，飛艇曾被認為是最有前途的民用飛行器，它利用在飛行氣囊中充入氫氣的原理將客艙帶入空中，實現長距離飛行。「興登堡號」建造於1936年，是當時體積最大的飛艇，不光技術先進，客艙內的服務更是五星級水平。然而，在1937年春飛抵新澤西的萊克霍斯特（Lakehurst）空軍基地時，飛艇在降落過程中起火併發生爆炸，造成了艇上一半人員的死亡。
事故的起因到現在都沒能查明，但興登堡號的墜毀無異於飛艇界的鐵達尼號事件。這起事故引發了巨大的輿論效應，紙媒刊登了大量現場照片，新聞記錄片則更加直觀地呈現了事故的全貌，讓公眾看到了熊熊烈火如何吞噬了整個飛艇。芝加哥的一個廣播公司派去團隊趕赴現場，記者赫伯特·莫裡森（Herbert Morrison）生動而又戲劇化的旁白讓觀眾仿佛親眼目睹了飛艇的慘狀。可以說，「興登堡號」事故同時也是媒體的大演練，美國公眾第一次如此直觀地「目擊」了一場巨大的災難。
燃燒中的「興登堡號」飛艇
這件發生在一年前的事情給了水星劇場成員創作的靈感，在排練的過程中，演員們仔細研究了莫裡森的經典報導，特意模仿了他的語氣，而「興登堡號」的墜毀地點，新澤西萊克霍斯特空軍基地，則距離格羅夫斯米爾僅僅不到一小時的車程。由於公眾對飛艇墜毀的災難記憶猶新，「火星人入侵」確實成功打造了一種「即視感」，給人們營造了亦真亦幻的效果。
而對這件事進行嚴肅的學術研究，並將其定性為「群體性恐慌」的，則是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系的教授哈德利·坎特裡爾（Hadley Cantril），他在1940年出版了一本《火星人入侵：恐慌心理研究》，是社會心理學領域的早期經典。坎特裡爾的研究用實證的方法對當時的公眾輿論做了一番調研，認為全美有600萬聽眾收聽了廣播劇，170萬聽眾確信火星人已經登陸了地球，而其中的120萬人更是產生了強烈的恐慌情緒。這組數字，至今仍反覆被援引。
哈德利·坎特裡爾：《火星人入侵》，1940年版
本書的最主要論點是，1929年到1933年的大蕭條在人們的心中種上了不安全感，而1938年以來國際局勢的惡化又讓老百姓神經緊張。不過，受教育水平越高、經濟實力越強的人，就越不容易產生非理性的恐慌，因為這些人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坎特裡爾據此認為，現代傳媒的力量太大，而這屆人民確實不太行，因為他們根本無法分清楚事實和虛構。只要稍微進行一些引導或誤導，人民就會被牽著鼻子走。這個結論迎合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對人民素質的擔憂，技術統治論者、精英主義者和保守派人士頻繁提及這個案例，論證老百姓的政治判斷力有多麼不靠譜。
這種擔憂是可以理解的。自從19世紀下半葉以來，普選權逐步擴大，大批受教育水平不高、社會地位較低的人驟然獲得了參政權，而與此同時，大眾傳媒迅速發展，給很多擅長煽動和操縱民意的政客創造了巨大的活動空間，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的。所以說，民眾到底是不是易受擺布，怎樣才能避免民眾受到擺布，成為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關注的焦點問題。
《世界之戰》所引起的大規模恐慌，在整個20世紀都被視作傳媒影響公眾的代表性事件，又因其中的戲劇性而屢屢被人提起。然而，歷史的河流逐漸遠去，到了21世紀，得以稍微抽身事外的研究者才逐漸發現，整個事件更像是人為製造出來的神話罷了——廣播劇確實給人們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亂」，但根本就沒有那麼嚴重。全國性和區域性的集體歇斯底裡，則幾乎沒發生過。
紙媒和知識分子是誇大恐慌程度的主要始作俑者。我們已經提到，隨著廣播這種「新媒體」的崛起，紙媒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因為傳統的文字報導在時效性上完全無法與隨時都可以播發新聞的廣播相比。特別是在捷克危機期間，紙媒完全落後於廣播，導致公眾紛紛轉向收音機，報紙和雜誌銷量銳減。這次由韋爾斯造成的群體恐慌，剛好給了紙媒一個絕佳的「復仇」機會，於是，圍攻和誇大性報導就不可避免了。
除了紙媒的報復心理，另一個造成誇大的偶然因素是，在周日晚間，各大紙媒沒有記者值班，只有美聯社駐各個地方的記者站在採寫新聞。這些記者很快就收集到了一些道聽途說的逸聞趣事，未經核實就發了出來。可正是這些不靠譜的報導，成為了其他各大媒體在周一爭相轉載的信源。其實，那些所謂的自殺、踩踏、搶劫、醫院患者驟增，以及心臟病突發死亡，到後來要麼被證實是假新聞，要麼就是沒有實錘，不足為信。
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坎特裡爾對整個事件的定性也被逐步推翻。
首先，坎特裡爾的研究方法雖然在當時領先，但仍然很成問題。當時相信火星人入侵的民眾數量，無論是170萬還是120萬，這些數字都是坎特裡爾用非常有限的樣本反推出來的結果。然而，傳媒史學者認為，總共600萬人收聽水星劇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為同時期廣播節目的最高收聽率也沒到這個地步。
至於恐慌程度的統計則更有問題。在當時的電話調研中，坎特裡爾收集到的公眾反應包括「興奮」、「被驚擾」和「受驚嚇」，但在最後的結論中，他把這三種情緒都籠統歸入「恐慌」的範疇。其實，很多受訪者可能明知廣播劇是虛構，但依然受到了情節的感染，甚至「願者上鉤」，主動參與到惡作劇當中，這些情況都是很常見的。
而最重要的是，有傳播學和心理學的規律顯示，受訪者對於一個重大事件的回憶，很容易受到主導性輿論的左右，以至於忘記事發時刻的親身經歷，而將自我陳述向社會主流敘事靠攏。當一個事件變得盡人皆知後，就連沒經歷過這件事的人都會聲稱對當時的場景產生了記憶。
坎特裡爾雖然是最早對廣播劇進行研究的學者，但他對樣本的採訪在事發後第六周才開始，而這時候，受訪者的個人體驗已經被鋪天蓋地的紙媒報導所淹沒，更傾向於表明自己真的收聽了《世界之戰》，而且確實產生了恐慌情緒。
事實上，在廣播劇落幕之後的即時調研中，無論是獨立的調研機構，還是哥倫比亞廣播電臺自己的研究，都表明「水星劇場」的收聽率極低，而當全國廣播電臺的滑稽劇插播廣告的時候，也不見得有太多的聽眾把頻道轉換到了水星劇場。
有學者還對當時寄給韋爾斯和聯邦通訊委員會的2000封信件做了細緻的研究，發現雖然有一些人在剛開始收聽的幾分鐘內受到了誤導，但很快就明白過來怎麼回事了。而真正受到驚嚇，甚至逃出家門的人，則少之又少。相比於同時期其他有爭議的廣播節目，韋爾斯所收到的抗議信並不算多的呢。
最後，最能夠「證實」群體性恐慌的事實，是各地警署和媒體接到的群眾來電。當時的很多報紙都報導了節目播出期間各地電話線路的繁忙與擁堵，而這些確實有案可查。民眾爭相詢問，火星人是不是真的登陸了地球，本州是不是真的宣布了緊急狀態，美國是不是遭到了希特勒的突襲。
但其實，這種情況也可以做另外一種解釋。打電話的群眾雖然確實感受到了恐慌，但他們在恐慌中的反應卻是理性的。畢竟，打電話給權威部門求證，而不是直接上街信謠傳謠，正是「這屆人民還行」的體現。
然而，這些最新的研究並沒有成功打破由紙媒在1938年構建起來的神話。《世界之戰》廣播劇依然作為群眾性恐慌的經典案例出現在傳播學和社會心理學的教科書裡，近年的紀錄片也沒有對那些誇大的報導和坎特裡爾的研究作出太多實質性的修正。我國讀者知道這件事，大多是通過威廉·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但這本書成書過早，作者本人又是記者，所以他並沒有對當時紙媒的報導做任何的檢審。廣播行業需要這樣的神話以證明自己的社會效應，而韋爾斯的影迷也樂於用這個神話來表達對這位曠世奇才的景仰。
最後，讓我們把目光再度轉向「火星人入侵事件」的當事人們吧。
在廣播室裡製造了偌大混亂之後，除了市長的謾罵，警察的訓斥，紙媒的圍攻，韋爾斯和他的水星劇場並未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和政治後果。廣播公司非但沒有經濟損失，反而名聲大噪，因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廣播的力量。很快，投資商就主動找上門來，全美知名的坎貝爾肉湯公司（Campbell Soup Company）與韋爾斯籤了合約，從1938年12月起，「空中水星劇場」正式更名為「坎貝爾劇院」，實現了經濟上的完全獨立。
安迪·沃霍爾在20世紀中期為坎貝爾湯罐頭設計的外包裝，是波普藝術的經典之作（MoMa）
由於引起了「重大輿情事故」，有些紙媒呼籲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對哥倫比亞廣播電臺進行懲罰，並加強對廣播行業的內容審查，避免恐慌事件再度發生。然而，委員會的官員並沒有照做，韋爾斯和哥倫比亞廣播電臺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懲罰。
《世界之戰》成了韋爾斯的神話。1938年以後，韋爾斯飛黃騰達，將演藝事業擴展到廣播劇之外。1941年，完全由他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公民凱恩》獲得了當年奧斯卡獎的九項提名，並最終斬獲了最佳原創劇本獎。1944年，韋爾斯受羅斯福總統特邀，成為了羅斯福第四次競選團隊的核心成員。他為這位偉大總統撰寫了多篇演講稿，還利用自己的名人效應在廣播上為羅斯福背書。
《公民凱恩》（IFC Center）
至于格羅夫斯米爾村，根據當地村民回憶，在《世界之戰》廣播劇開始之後，熊溪湖畔確實發生了人員聚集和交通擁堵。根據新澤西本地媒體在事發之後的報導，受到驚嚇的村民紛紛取出獵槍，來到屋外，保護村莊不受外星人的入侵。還有一張照片顯示，在廣播劇播出的第二天，還有個76歲的民兵持槍守在磨坊旁的糧倉門口，誓死捍衛村民的勞動成果。更有甚者，持槍的人群在糧倉後發現了一個高高的水塔，誤以為是火星人的「三腳架」，將其打成了篩子。這個水塔，至今仍然隱藏在村莊的某個角落。
格羅夫斯米爾歷史照片（GettyImages）
1938年10月31日，格羅夫斯米爾76歲民兵威廉·多克（William Dock）持槍捍衛糧倉（GettyImages）
水塔遺址（WeirdNJ.com）
這些報導是否屬實，今天的我們已經完全無法查證了。不過，時過境遷，村民們越發對1938年的那起「恐慌」表示自豪，畢竟，如果沒有韋爾斯的廣播劇，格羅夫斯米爾將永遠不會被外人所知。
1988年，《世界之戰》廣播劇迎來了五十周年紀念。此時，韋爾斯已經逝世，而學術界對於這場神話的重新研究還沒有開始。格羅夫斯米爾村舉辦了長達四天的慶祝活動，於10月29日在熊溪湖畔揭幕了一座銅質浮雕紀念碑，上面表現了三腳架一樣的火星人，盡情表演的韋爾斯，以及正在收聽廣播，且受到驚嚇的一家人。
「火星人登陸地」紀念碑
1938年，正在盡情表演的韋爾斯，紀念碑上的韋爾斯形象就是根據這張經典照片設計的
在紀念碑的下方，是一段意味深長的銘文：
在1938年10月30日，奧爾森·韋爾斯和水星劇場上演了由霍華德·科克改編，由H.G.威爾斯原創的廣播劇《世界之戰》。這件事後來成為了廣播史上的裡程碑，激發了關於媒體責任、社會心理學和民防事業的持續性反思。在短短的時間內，全國多達一百萬人相信火星人已經入侵地球，以新澤西州的格羅夫斯米爾為開端。
在1988年之後的30年間，歷史學研究幾乎已經完全否定了「百萬人大恐慌」這一由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所確立的成說，20世紀早期的那屆人民也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不堪。然而，這個紀念碑並不過時，甚至，在事件發生80年後的今天，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應當受到關注。它促使我們反思媒體的力量與責任，新媒體的優勢與威脅，媒體敘事對公共記憶的建構，公眾的政治判斷力，精英對大眾的態度，事實和虛構之間脆弱的邊界，以及這一切對政治體制所產生的影響。
對《世界之戰》的反思將不會終結，對《世界之戰》的反思之反思，則更不會消亡。
入彼合眾國，登彼合眾山。賞彼合眾物，聆彼合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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