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研一體，學術立社，此則人民教育出版社作為具有出版資質的國家級課程教材研究單位堅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請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百年教科書整理與研究」終獲批准(課題批號:10&ZD095)，數百名編輯人員與國內相關高校、科研院所的學者共預其事。廓清百年教科書發展之軌跡，探尋近代以來吾國中小學課程、教材演變之規律，功在當下，利澤久遠。
被譽為「中國的福祿培爾」、「中國幼兒教育之父」的陳鶴琴（1892—1982）不僅是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而且是心理學家。他是中國兒童心理學的開創者，他撰寫的《兒童心理之研究》是中國兒童心理學奠基之作。不僅如此，他還是中國最早涉足小學教科書編寫的心理學家。
陳鶴琴出生於浙江上虞，1914年畢業於清華學堂，同年赴美國留學。1917年獲霍普金斯大學文學學士學位，同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攻讀教育學和心理學，1919年獲教育碩士學位。1928年，陳鶴琴應聘主持上海工部局華人教育股（後改為華人教育處）的工作，歷時11年。在這期間，他不僅編寫了兒童課外讀物，如《小學自然故事》《中國歷史故事》《分年兒童圖畫詩歌》等，還編寫了適合小學生使用的國語教科書、英語教科書。
貢獻編兒童教科書理論
作為我國最早一批留美並專修教育學和心理學的學者之一，陳鶴琴對於當時國內兒童教科書編制有精到的理論見解。
「五四」以來，科學精神得到廣泛傳播，教科書取材科學化也成為人們的共識。陳鶴琴在《現代課本編排的新趨勢》一文中說：「……取材科學化乃是針對著以往課本玄學化的有力反動。舊日的課本，由於宗教勢力或其他政治勢力有形無形的統治，使它充滿了反科學的神話迷信，這是具有強烈毒素的麻醉品，它對於兒童以及整個人類文化的危害是既深且巨的。為了杜絕人類文化的危機，今日的課本內容，都已廣泛地接受了科學化的號召，這是時代的趨勢，是誰都無法抗拒的時代趨勢。」如何才能做到取材科學化？他認為，一是採用科學資料，二是確立科學態度。教科書要廣泛吸收現代科學研究的成果，對於任何自然的、社會的、生理的或心理的現象都予以科學說明，使兒童獲得「客觀而類於真實的知識」。
早在20世紀20年代，陳鶴琴在《編譯兒童用書與兒童心理》的演講中就明確提出，編譯兒童用書要從兒童心理出發。「現在我們中國，要言教育兒童，第一困難的，就是沒有兒童用的書。各處書坊，雖不乏此項出版物，而求其適合兒童需要者寥寥無幾。但編譯兒童用書，並不是隨隨便便所能成功的，必根據兒童的心理而後可。」
從兒童心理出發，就是以兒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為依據來編制教科書。為了讓國人了解兒童心理學，當時的一些心理學工作者把西方的兒童心理學著作翻譯過來，如艾華編譯的《兒童心理學綱要》（1923），陳大齊翻譯的《兒童心理學》（1925）等。對於國外的研究成果，陳鶴琴認為可以作為參考，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要去研究，找到符合本國兒童的心理發展規律。他在《為什麼小孩子不喜歡算學》一文中說：「數數是種觀念，加、減、乘、除中的各種步驟都代表各數目觀念。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要把小孩子的數目觀念，調查得清清楚楚，什麼年齡有什麼觀念，應當學什麼算學。」他認為，當時的算學教科書太深了，沒有考慮到兒童的數目觀念，因此，兒童沒有興趣學，不喜歡算學。
教科書不僅僅是傳達學科知識的載體，其中所蘊含的情感、態度、價值觀對塑造兒童的人格有重要作用。陳鶴琴在《調查小學之方法》一文中說：「……你要培養怎樣的學生，就取怎樣的教材。所以教材是關係學生之人格和學業的，也是應該首先注意的。」教科書應當注意兒童的公民訓練，「要培養兒童在社會上做一個健全的公民，現今社會個人主義太盛，只重個人發展，只顧個人的安樂、幸福，而對他人的安寧、利害不恤、不顧。這樣的弱肉強食，爭奪搶殺還成什麼世界？所以一定要注意公民的訓練，培養對於人類的同情心，注意兒童的自治能力，組織團體生活，使他們成為一個社會健全的分子」（《一個理想的小學校》）。
陳鶴琴還提出，編選教科書也要考慮社會的需要。他在1937年發表的《非常時期的兒童教育》一文中說：「如中日國力的比較，中國和國際間的關係，《消滅我們後方的敵人——漢奸外國間諜》（見《抗戰三日刊》第一號），《黃梅興壯烈之死》等，都是非常時期中比較適用的教材。」在編選教科書時，如何處理兒童的心理和社會的需要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呢？他認為，應該根據兒童的心理而顧到社會的需要，不應根據社會的需要而忽略兒童的心理。
編制《語體文應用字彙》
陳鶴琴還是我國對漢字使用頻率進行系統而科學研究的第一人。從1920年起，他帶領助理九人用了近三年的時間，從兒童用書、報章、雜誌、兒童作品、古今小說、雜類這六大類語體文（白話文）材料中收集554478個字，選出4261個常用字，編成我國第一本漢字查頻資料——《語體文應用字彙》，1922年發表於《新教育》第五卷第五期，1928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出單行本。該書在付印前就成為平民教育教材《平民千字課》（陶行知、朱經農編寫）用字的依據，並為當時小學白話文課本，尤其是語文課本的用字提供了科學依據。曾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的陳原先生說：「直到現在，陳鶴琴的統計數字還有很大對比參考價值。」
編寫國語和英文教科書
1934年，上海兒童書局出版了由陳鶴琴、梁士傑、陳劍恆主編的一套初級小學國語教科書。這套教科書以小學課程標準為參照，根據我國長江流域（南部）、珠江流域和閩江流域（中部）、黃河流域和黑龍江流域（北部）不同的自然、人文特點及兒童經驗，分為《兒童南部國語》《兒童中部國語》《兒童北部國語》，再版20餘次。每冊教科書是由若干小單元組成的一個大單元，且與前後冊教科書在內容上相互銜接；課文與練習並重，文字與圖畫兼施。
對於這套分部互用的教科書，蔡元培、陶行知等給予較高評價。蔡元培說：「兒童的抽象作用，較直觀為弱；所以吾人在智育方面，即不能不授以概念，而要在多用直觀的材料為引導。直觀的對象，最好是實物，次標本，次圖畫，這是現今教育家所公認的。我國地大物博，兼跨寒、溫、熱三帶，兒童所見，顯有不同：對南部的兒童，講雪人冰窖；對北部的兒童，講木棉甘蔗，雖有圖畫，若要舉實物來證明他，就很少機會了。上海兒童書局有鑑於此，特分編北、中、南三部國語，所含名詞，均擇本部中最彰明較著的；而關於聽覺的，如歌謠等，也在本部中選出耳熟能詳的，穿插其間；這對兒童的領會，必有極大的助力。」陶行知說：「兒童書局出版的分部教科書，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嘗試。它的效用，將如長江、珠江、黃河分道灌溉。若單靠長江，南北部有偏枯。我希望繼分部教科書而起的，還要有人進而編輯特殊民族的教科書。這樣，才是百川分流，澤及萬方，合於教育機會均等之旨。」俞子夷在給陳鶴琴等人的信中說：「因地制宜與因材施教，同樣的重要。因材施教，是謀教法的適應個性。因地制宜，是謀教材的適合地方環境。先生等三種國語書，分南北中三部，可以說是開教科書的新紀元。」
陳鶴琴把自己對於三套國語教科書的編輯思想加以總結，撰寫成《國語教科書是怎樣編的》一文。在編寫方式上，他不贊成一頁一課的頁課制，認為這樣編寫的課文之間沒有關聯，違反了學習心理，兒童不能自學，教師講解困難；提倡單元制（一本教科書分成若干單元，每個單元包括若干課文）和一貫制（整套課文是一個大單元，其中包括許多有連貫性的小單元）。分部互用的兒童國語教科書採用的就是單元制。
在內容上，陳鶴琴提出：課文要有意義，不應只注重文字而內容空泛；好的國語教科書不只是給兒童聽的，給兒童讀的，給兒童看的，還應該是給兒童「做」的，即兒童可以畫，可以唱，可以想，可以玩。可以「做」的教科書是「活」的教科書，不但可以引起兒童的興趣，而且可以支持兒童的興趣。他編的三套國語教科書就是可以「做」的教科書，插圖完全白描，方便兒童自己著色。在文字上，他認為當時其他出版社的國語教科書存在九種弊病，即：太注重生字；字數和頁數太少；字句沒有多大意義；課文前後不一致；字句太單調，缺少生氣；字句常常不合兒童口吻；課文長短太呆板；字句不能引起動作；字句不能刺激思想。因此，他特別強調課文故事化，用生動有趣的文字把常識巧妙地介紹給兒童。
在呈現形式上，陳鶴琴以美國心理學家通過研究得到的低年級兒童用書形式評點表為依據，提出國語教科書要有很多彩色的插圖，插圖的顏色以溫柔悅目、飽和鮮豔而有深淺色調的為最好。
此外，有留美背景的陳鶴琴還參與了一些英文教材的編寫，最著名的為1937年中華書局出版《最新英文讀本》（New English Readers，共4冊），是可以作為初學英語的小學高年級學生的教科書。
由上可見，陳鶴琴的教科書編寫實踐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注重科學性，如以心理學理論、研究成果為依據；二是全面關注兒童的心理，如不同地區兒童的差異心理、兒童的人格等。這些與他接受過心理學專業訓練的背景是分不開的。對於他在教科書研究和實踐上的貢獻，著名教育家鄭曉滄評價說，陳鶴琴「殫心竭慮於教科書與兒童讀物之編纂，每從兒童生活與經驗中找材料。又於編教科書時，更按心理學習原則，將復現重溫，筋肉表現，認識辨別等原則，組織於課文排列構造中，慘澹經營，得未曾有，先後成幼稚課本、小學國語與初等英語教科書各若干冊。此等原則逐漸為教科書所普遍應用。後之人但見其沾溉之廣而忘其倡導之功了」。
（本文作者供職於人民教育出版社文化教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