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最終分析結論
自明治維新以後，在列強環伺之下的日本從一個「彈丸小國」發展成為整個近代史上亞洲唯一的強國。但是，失控的民族主義成為日本膨脹並走上毀滅之路的一個重要因素。昭和時期日本的案例，值得每一個走在大國路上的國家借鑑。
縱觀世界近代史，日本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國家：它在列強環伺的情況下從一個「彈丸小國」成為了整個近代史上在亞洲唯一的獨立國家，在一戰後，日本甚至成為了「列強」之一。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客觀地說，日本當時的成功，從側面證明了亞洲族群並不天然遜色於西方人。可惜的是，本應成為亞洲領袖，帶領亞洲走向光明未來的日本卻選擇了一條錯誤的、對外擴張的道路，最終成為了法西斯勢力在太平洋地區的策源地。
無可否認的是，從明治維新一直到昭和前期（二戰結束），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都是擴張性的，而這種擴張型的國家政策不僅給周邊國家帶來了深重的苦難，最終也把日本拖向了毀滅的深淵。當二戰結束時，日本近70年的發展成績幾乎被戰爭徹底抹滅。因此，日本的擴張政策，不論從其自身還是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最終都只帶來了災難。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於：究竟是什麼使得日本走上了一條擴張性的自我毀滅之路？又是在哪一個時間點，日本的對外政策開始失去了理智？對於其他國家來說，能從日本的慘痛經歷中學習到什麼，才能避免同樣的命運重演？對於與日本存在世代糾葛、雙邊關係錯綜複雜的中國來說，研究日本歷史上的這段國家興衰起伏，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鑑意義。
對於這個問題，目前學界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研究，大致存在四種主要的解釋。第一種解釋是國際關係學者們（尤其是現實主義者們）最為常用的「國際結構說」；第二種解釋是在西方學者中更為常見的「弱民主政府說」；第三種解釋則主要聚焦於建構主義的視角，即「大東亞共榮說」；最後一種解釋是擴張政策的政治經濟學解釋。
乍看之下，似乎每一種解釋都有自己的道理。在這四種解釋之中，施耐德（Snyder）關於日本政府內部陸海軍為了部門利益不斷走向極端並最終裹挾國家政策的決策是最有說服力的。然而，本文同時認為，現存的四種解釋實際上都可以被納入一種新的解釋體系之中，即日本在二戰前具有自我毀滅性質的擴張政策，實際上是一種民族主義失控的具體體現。更確切地說，這四種解釋實際上回答了「昭和政府為何無法控制住國內的民族主義勢力」這一問題。從另一個側面，對於「民族主義在沒有外界幹擾的情況下是否必然膨脹並導致擴張政策」這一問題，則並沒有得到解釋。
由於民族主義的天然特性，民族主義在發展過程中確實存在一種天然的膨脹趨勢。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並不複雜。首先，民族主義是一種群體性的思潮，這意味著民族主義者們有一個宏觀上的共同目標，但不同的個體對於國家利益的邊界界定是不一致的。由於群體理性的不可靠，作為一種群體性思潮的民族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極易過度膨脹（施耐德實際上描述的就是這一過程）。當這種思潮沒有得到合理的控制並最終裹挾了國家政策，國家往往會走上一條自我毀滅的擴張道路。二戰前的日本就是最為典型的案例。
要指出的是，我們並非完全否定民族主義的積極作用，但關鍵在於，一個國家的政策制定過程之中，不能出現被民族主義勢力完全裹挾的現象。
Q
那麼，如何防止民族主義的失控呢？
從經驗觀察來看，防止民族主義的失控在宏觀上存在兩種不同的方向：一是消除民族主義中的「群體不理性」；二是在民族主義和國家政策制定之間建立相應的守門人。
第一個方向，在本質上就是提升社會整體的思維能力與文化素養。這是一種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問題的方式，而教育系統的完善則是其中最關鍵的環節。但由於非常容易理解的原因，這種方式的實現時間往往過長，並且過程中的可控性較差。因此，這種方式儘管非常重要，但對於政策從制定者們來說往往是不夠的。
第二種方式是一種短期的解決方式。用一個通俗比喻來說，這種解決問題的思路不是要根除病灶，而是為了防止疾病對人的健康造成損害。建立守門人的方式還可以大致分為兩種：一是建立一套成熟的政治制度，用制度性的因素來隔離民族主義的不利影響。這也是西方發達國家中較為流行的做法。應該說，這種方式已經證明了其有效性，一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同樣具有兩個民粹主義領導人，但美國與巴西相比，制度性的約束以及隨之產生的建制派，對於遏制民族主義對政策產生不良影響具有更明顯的作用。二是要依靠社會內部少數的政治權威，通過精英的威望和素質來隔離民族主義失控的負面影響。這種方式也有過曾經成功的案例。
Q
那麼，制度與權威哪一個更有效呢？
這不是一個可以輕易回答的問題。這不僅因為兩種方式各有優劣，還因為每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狀況都不盡相同，沒有一勞永逸的辦法。
首先，制度性的守門人的主要優勢在於其一旦形成，遏制力將會非常明顯並且相當穩固；但其劣勢在於，制度的形成往往耗時甚久，並且過程中可能會伴隨著相應的代價（例如法國大革命）。而權威性守門人的優勢在於其可操作性較高，而劣勢則在於個人因素的不可持續性和不穩定性。
不論是哪種方式，其實現過程中都需要與當地的現實相結合，兩者都不是必然成功的。儘管方式和路徑上存在不同的可能性，但有一個問題是確定的：即使是在現代，民族主義的失控仍然是威脅到國家利益的一個問題，這一點必須得到政策制定者們足夠的重視。
昭和日本的案例還有一個重要的研究價值：即如何處理與現行國際秩序的關係。正如Snyder指出的那樣，從歷史經驗來看，任何想要獨立挑戰現行國際秩序的國家，往往都以自我毀滅而結束。國際秩序的成功轉變往往是漸進的。對於二戰前的日本來說，民族主義的直接影響是促使日本政府將自己置於了當時國際秩序的對立面。從昭和時期日本的歷史起伏來看，防止民族主義失控對於國家政策的負面影響，無疑是國家治理中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