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在這裡說《日本的誕生》一書裡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其前言部分，或許容易讓人產生誤解，認為我看輕了吉田孝先生在正文中所下的苦功，這並非我的本意；或者換句話說，許是對於我們這些從業人士而言，《日本的誕生》的正文中涉及的內容更多地是我們需要掌握的專業知識的緣故，在閱讀時我們會更在意，例如史料精準與否，論證是否符合邏輯這類問題，這種思考對於我們來說可以算是職業病或者是條件反射一樣，在需要每天流水線地處理相關知識的時候反而不會在大腦中停留太久（打個比方，從業人士在審讀他人論著時的狀態和質檢工作類似，容易只記住出錯的地方，遠非認真學習時的閱讀狀態）。而在序言裡吉田先生更多地展現出了史學研究者本職工作之外的說故事的能力，這反而更讓我讚嘆與羨慕。或許也有孤高的學者對這種小技巧不屑一顧，認為是細枝末節，不過至少在我與幾位先生們聊天談及此書時，他們的一致反應都是：「哦，這書的內容中規中矩我沒印象了，但是前言寫得真好，值得學習！」這多少也能夠說明我的觀點並非孤家寡人。
通常認為，「日本」作為國號正式出現並得到承認，是大寶遣唐使（公元701年）的功績，吉田孝先生在本書中也持此觀點，更由此出發，藉由讓讀者共感大寶遣唐使的一員、著名詩人山上憶良的心理，勾住了讀者（至少是我）的閱讀興趣；如前所述，這本書的正文部分或許只能說是中規中矩，並沒有什麼開創性見解，這也是普及性讀物的性格必然導致的結果；反過來說，這本書中的觀點與論述可以說相當穩妥，即使是在成書二十餘年之後的今天，本書的大多數結論仍然適用，沒有太多需要被批判修正的部分，只需要增補一些這二十多年來的新材料與新觀點。基於以上原因，本文對於《日本的誕生》一書的正文內容不做太多介紹，而此前反覆言及的序言部分在此也不多加劇透，全部留待諸位讀者自行品鑑；本文僅介紹一些在《日本的誕生》成書之後（日文原著成書於1998年）出現的、與日本國號有關的新材料，以為導讀之用。
《日本的誕生》井真成墓誌：「國號日本，才稱天縱」2004年末，西北大學公布了一方墓誌，墓誌主人名為井真成，是一位在去世在長安的遣唐使，這方墓誌是目前最古老的、明確標記有「日本」這一國號的出土史料。這方墓誌的全文不長，抄錄如下：
贈尚衣奉御井公墓誌文並序由墓誌內容可知，井真成於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正月某日在大唐長安的官第去世，享年三十六歲；這裡明確提到了他「國號日本，才稱天縱」，固然有對死者溢美之辭的成分，「國號日本」卻是實打實的首次出現時人對於日本國號的使用。眾所周知的是，在此之前中國史書中對日本的官方稱呼一直是「倭」或者「倭國」，在《舊唐書》中出現了倭國與日本並記的表現，卻也無法準確解釋倭國與日本的關係，可知對於七世紀末八世紀初的唐朝而言，倭與日本的區別仍然頗為曖昧，而在這裡明確出現井真成「國號日本」的表述，可以說是唐王朝對於日本認知逐漸明確的一個表現。
關於這位井真成的身份有幾種說法，日本學界普遍認為他是前次遣唐使（養老遣唐使，公元717年出發，使節團於718年歸國，同期裡包括著名留學生吉備真備、晁衡與僧人玄昉等人）時的留學生，在中國學習了近二十年之後，正要跟隨這一次的遣唐使團（天平遣唐使，公元733年出發，使節團於734年末歸國，前次遣唐使中的留學生吉備真備與玄昉均在此時歸國）返回日本卻不幸在出發前身亡，唐朝為了表彰他的勤勉而給他贈官尚衣奉御一職；至於他的名字，日本學界則認為他原姓「井上」或「葛井」，「井」姓是適應中國單字姓的表述，「真成」則是典型的日語名。這一觀點在日本佔據絕對的主流地位，也有它明顯的長處和宣傳意義：首先，青少年時期來華學習近二十年時間後歸國，這是長期留學生的普遍經歷，吉備真備等人的經歷正是如此，假如這一假說成立，那麼井真成的一生無疑可以說正是日本學習大陸文化的艱辛歷程的最好體現，而他的同期生中則有吉備真備與晁衡等中日兩國都耳熟能詳的人物，更增添了井真成這一人物的悲劇色彩。或許也正因為如此，在這一墓碑正式公布（2004年10月）之後——關於「井真成」這一神秘人物的身份、經歷的討論都才剛剛開始的時候，日本就掀起了讓井真成「魂歸故裡」的請願活動，並在第二年年末成功將這塊墓碑請到被認為是井真成故鄉的大阪府藤井市舉辦了展覽。
中國學者對於井真成的留學生身份則頗有懷疑，認為他不是前度遣唐使的留學生，而是這次遣唐使的使節團成員。原因大致有以下幾條：首先，墓誌中沒有記載井真成生前在唐朝的官職。假如他在這十七年間一直在太學學習而未曾出仕，這與唐朝的規定不符，嚴重超出了最高在學年限的規定（例如同期的晁衡早在公元725年前後就已經在唐朝出仕），而唐朝方面在為他撰寫墓誌時不寫他在日本的官職尚且是可以理解的。其次，他死亡的地點是接待使團的「官第」，這暗示了他使節團的身份，而且從死後的贈官與葬禮的操辦方式來看，這也不是一名普通留學生應有的待遇，因此認為他是本次使節團的高級官吏。這一觀點明顯優於留學生之說，目前唯一的問題是，當時遣唐使主要官員的姓名在日本史書中都有記載，並沒有這些人在唐去世的記錄，至於那些不足以在日本史書中留下姓名的使節團官吏，又存在他們是否能獲得這一待遇的問題，故此暫時未成為定說。
無論如何，關於井真成這位不見於史籍的無名人物的研究還有待推進，但是這一墓誌作為首個明確記載日本國號的出土史料，其研究史意義是不可磨滅的。在閱讀《日本的誕生》一書時，可以用他的經歷與此文中觀點進行對照。
井真成墓誌拓本禰軍墓誌：「日本餘噍」與「風谷遺民」接下來要介紹的另一方墓誌，是一位名為禰軍的百濟降將的墓誌。禰氏是百濟大姓，本世紀以來西安地方連續出土了數方禰氏家族的墓誌，由此勾勒出這一支百濟投降將領在唐朝的發展經歷。禰軍的墓誌之所以在日本史研究界格外受到關注，主要是因為墓誌中出現了「日本」一詞，而禰軍去世於唐高宗在位期間的儀鳳三年（公元678年），這比通常認為「日本」國號出現於武則天在位期間的觀點要早出二十餘年，因此學界一度以為這是能夠推翻現有學術觀點的新材料，對此極為關注。
這方墓誌首次公布於2011年，之後中日學者迅速跟進。墓誌全文較長，在此就不做全文引用，僅介紹主要內容。由墓誌記載可知，禰氏一族於百濟滅國（公元660年）前夕投降唐朝，此後禰軍一方面幫助唐軍鎮壓百濟局勢，同時也兩度參與唐朝使團出使日本，最終於儀鳳三年去世，享年六十六歲。墓誌中未提及出使的具體年份，但是參見《日本書紀》，公元664、665年的兩次使團中都有禰軍的名字。在這期間，百濟爭取到了日本的援兵，試圖復國，然而由於內部紛爭與白村江海戰的大敗，百濟復國計劃最終化為泡影，王族的一部分逃亡至日本定居，日本也由此開始全面學習唐朝制度文化，而唐朝最終在公元668年徹底滅亡了高句麗，這些都是古代東北亞史上的重要事件。
這份墓誌之所以引發關注，是在敘述禰軍出使日本的內容時，有「於時，日本餘噍，據扶桑以逋誅；風谷遺民，負蟠桃而阻固」的描述，這裡的「日本餘噍」與扶桑在一開始時被認為指代的是日本；而就禰軍的出使成果，墓誌則稱讚他「說暢天威，喻以禍福，千秋僭帝，一旦稱臣，仍領大首望數十人，將入朝謁」，更有好事者將此解讀為當時日本向唐朝稱臣的標誌（甚至有人提出了白村江海戰之後，唐朝軍隊曾經短期佔領日本的說法）。假如「日本餘噍」確實指代的是現代意義上的日本，那麼這方墓誌就將「日本」這一國號提前了將近三十年。然而在剛發現時的激動之後，經過對上下文內容與行文用典的詳細排查，以及和同期東北亞局勢的比對，學界逐漸達成一致，認為這裡的「日本餘噍」與「風谷遺民」都只是虛指百濟遺民，而非實指日本這一國家，此前的反應頗有些小題大做之嫌，因此這兩三年來相關研究的熱度有逐漸降低的趨勢。
雖然如此，禰軍墓誌與井真成墓誌一樣，能夠在公布之後迅速引起日本學界討論，甚至更進一步引發公眾輿論的關注，這本身就說明「日本」國號起源這一問題的熱度與敏感性，而這也反過來可以說明本書問題意識的永久性，這也是本書值得一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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