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物種日曆
身處在烏幹達基巴萊國家公園（Kibale National Park）的熱帶叢林，空氣裡瀰漫著那種潮乎乎的熟悉感覺。一隻成年雄性黑猩猩正從一棵大樹上爬下來，然後舉止威嚴不緊不慢地從我身邊走過。看著這地球上我們最近的親戚，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黑猩猩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呢？
名須正，言才順
分類學上將與我們人類關係最近的現生靈長類都歸入了人科（Hominidae），下轄兩個亞科：猩猩亞科（Ponginae）和人亞科（Homininae）。猩猩亞科包括了跟人類親緣關係較遠的三種大猿，生活在亞洲的蘇門答臘猩猩（Pongo abelii）、婆羅洲猩猩（P。 pygmaeus）和2017年才描述命名的達班努裡猩猩（P。 tapanuliensis）。人亞科則包括了非洲的東部大猩猩（Gorilla beringei）、西部大猩猩（G。 gorilla）、倭黑猩猩（Pan paniscus），以及地球上跟人類最為接近的生物——黑猩猩。
雖說親緣關係較遠，但同在亞洲的猩猩orangutan，卻最早有了中文名字。「猩猩」一詞出現的時間可追溯至周朝荀況撰寫的《荀子》卷三《非相篇》，其中記有：「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而在漢武帝之前就已存世的《爾雅·釋獸》當中也記載：「猩猩小而好嗁（tí）」。不過，這些古時所用的「猩猩」指代並不明確。
雖說在如今的越南北部和馬來半島考古發現了猩猩的遺存，表明我國古人或許曾有機會通過進貢或貿易親眼見到這些大型的非人靈長類動物，但還沒有確切的證據來支持這一觀點。1822年，有了明確的記錄將「猩猩」一詞跟這些紅毛大猿聯繫了起來。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編寫了《華英字典》的第三部分，其中oran otan的條目寫道：「猩猩sing sing，is also an animal of the monkey kind 。」
猩猩的英文名orangutan源自馬來語，意為「住在森林裡的人」。《華英字典》後來傳到了日本，可能是受其影響，日語中就開始用猩猩來對應orangutan了。大約在19世紀末，日語中的猩猩一詞經翻譯傳入了中國。比如1892年江南製造局的英國翻譯傅蘭雅（John Fryer）在所編輯的《格致彙編》裡收錄了題為《獸有百種論》的短文，其中提到：「猩猩，亦名林中野人。」這裡的「林中野人」顯然是在對應猩猩的馬來語原義。
猩猩屬的三個物種：婆羅洲猩猩、蘇門答臘猩猩和達班努裡猩猩。
隨後出現的是「大猩猩」和「黑猩猩」。它們均是先有了音譯名，而後才固定下來了中文名。1893年在當時的著名畫家吳友如（1840~1894）所作的《中外百獸圖》裡面，有一幅名為「歌利拉猴」。「歌利拉」是當時對大猩猩英文名gorilla的音譯。而到了20世紀初，跟前面提到過的猩猩一樣，大猩猩一詞也經由翻譯日語而進入到了中國。1908年出版的《英華大辭典》裡Gorilla詞條下面已有「哥利拉，大猩猩，狒狒，非洲大猴」的記載。
現在中文語境中的「狒狒」專指猴科狒狒屬的五個物種。圖為東非狒狒（Papio anubis）
同樣是在《中外百獸圖》裡，「歌利拉猴」之後還有幅名為「伸般西」的圖畫。「伸般西」即是黑猩猩英文名chimpanzee的音譯。還是在20世紀初，日語中的「黑猩猩」也進入了中國。1909年，鍾觀光所編寫的《理科通證·動物篇·猿 》中就記有：「黑猩猩，長與人等，毛黑色，顏面黃色，群棲樹上，集樹枝為巢，產非洲，西名伸般西。」除了「歌利拉」和「伸般西」之外，大猩猩和黑猩猩還曾有過其他的音譯名，例如在嚴復1898年的著名譯作《天演論》裡就記有：「非洲之戈慄拉、青明子兩種為尤近。」
到了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動物學大辭典》是我國的第一部動物學專業辭書，對後世影響甚大。此書中就列有「猩猩」、「大猩猩」和「黑猩猩」三個詞條，這也表明orangutan、gorilla和chimpanzee至此已有較為正式的中文名稱了。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我們仍能見到混淆上述三個專用名詞的情況。
黑猩猩的文化
上面的例子展現了新的名詞在語言文字中產生和演進的過程。如果將語言媒介作為衡量是否具有文化的標準，那就只有人類才具有文化。但在生物學研究領域，文化被視作是一種通過學習來傳授，可以在代際之間傳遞的行為特徵。按照這樣的定義，黑猩猩無疑也具有文化了。前段時間就有一則黑猩猩釣白蟻也分不同流派的報導。而實際上除了釣白蟻之外，還有另外38種黑猩猩的行為模式被認為是具有著文化起源。
珍·古道爾博士在坦尚尼亞貢貝（Gombe）研究黑猩猩的故事有著很高的知名度。大家不太熟悉則是幾乎跟珍博士同一時期，來自日本京都大學的西田利貞（Toshisada Nishida）也在坦尚尼亞的馬哈納（Mahale）開始了對野外黑猩猩的觀察和研究。可以說，這兩位的工作開創了我們對野外黑猩猩行為研究的先河。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漸漸發現了黑猩猩具有多種多樣的行為。
為了能夠解決這些問題，以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的Andrew Whiten博士和德國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類學研究所的Christophe Boesch博士牽頭，聯合珍·古道爾博士和西田利貞教授在內的另外7位黑猩猩研究人員進行了一次系統的調查。最終，他們甄別出至少39種不同的行為模式可以被視作存在文化差異。在這項大規模的研究之前，人們對於野生動物文化差異的認識只限於單個的行為模式，而黑猩猩所具有的豐富多彩的行為特徵也著實讓人眼界大開。
人們發現每一個研究地的黑猩猩群體都具有自己獨特的一整套行為模式集合，甚至可以歸納總結出「貢貝文化」或「馬哈納文化」。換句話講，光靠它們表現出的某些具體行為，就能馬上推斷出這隻黑猩猩生活在哪裡。比如，一隻黑猩猩如果有砸開堅果、打鬧時撕碎樹葉、一隻手使用短棍釣白蟻，以及敲打指關節來吸引雌性黑猩猩注意這樣的行為組合，那麼它顯然就來自於西非象牙海岸的塔伊森林（Taï Forest）。不過，有些行為之所以不存在於某些群體當中，原因可能是當地並沒有催生這種行為的條件。例如，烏幹達布東戈森林（Budongo Forest）的黑猩猩就不會像塔伊森林裡的同類那樣砸堅果，因為布東戈森林完全就沒有那種堅果。
這項研究發表在了1999年的《自然》雜誌上面，隨即引發了延續至今的激烈爭論。有人不同意將「文化」一詞沿用到黑猩猩身上，還有人則認為關注野外觀察的這些靈長類研究者並未證明行為是如何在黑猩猩的代際之間傳承。Andrew Whiten博士和Christophe Boesch博士則表示其工作指出了黑猩猩其實比我們曾想像過的要更接近於人類。而通過圈養黑猩猩所進行的室內試驗也表明，黑猩猩和其他的猿類能夠通過模仿而習得新的行為。就生活在野外的黑猩猩而言，向群體中的年長者學習對於它們的生存來說至關重要。
為了更好地了解黑猩猩的文化行為，Christophe Boesch博士於2010年在馬普演化人類學研究所發起了「泛非黑猩猩項目」（Pan African Programme，縮寫PanAf）。我們已經知道黑猩猩的屬名是Pan，而在英文中pan又有「泛、全部的」的意思，所以這裡其實還有個雙關。人們對整個黑猩猩分布區內約40個種群開展為期至少一年的研究工作發現，隨著人類活動的增強會造成黑猩猩可利用資源的減少，也會干擾到它們的社會學習行為，導致高達88%的行為呈現下降，長此以往將很有可能導致它們行為多樣性的喪失。
由此，研究人員提出了「文化顯著單元」（culturally significant units）的概念，強調在以棲息地和遺傳多樣性保護為目標的傳統實踐基礎上，對於像黑猩猩這樣具有複雜社群結構和行為模式的動物還應當注重保護其文化及行為的多樣性。
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以內，黑猩猩的數量已經急劇下降。今天，受到偷獵、毀林和棲息地破碎化的嚴重影響，它們的數量仍在持續減少。如今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楚，人類所導致的每一隻黑猩猩個體的消亡，不僅意味著它身上所承載傳遞了上百萬年基因演化的終結，可能也代表著永遠丟失了屬於它們寶貴文化中的一部分。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