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
我們真正的轉折點是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制定了新的綱領、方針和政策，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鄧小平
1978年12月18日，一次改變中國命運的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隆重舉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
全會雖然開了僅僅5天，但其意義在三年後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作了明確的闡述：「全會結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
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全會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實際上開始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從此，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江澤民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全面撥亂反正，是從這次全會開始的。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由這次全會揭開序幕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開闢的。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是在這次全會前後開始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光輝的標誌，它表明中國從此進入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臨時改變主題的一次重要會議
說到三中全會的重要，不能不說到在全會前於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原本的議題：一是討論農業問題；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三是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的講話。在進入正式議題前，用兩三天時間先討論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的從1979年起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這是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之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提
出的建議。實施戰略轉移的議題一經提出，立即引起了與會代表的極大興趣和廣泛討論。陳雲在小組會上率先提出六個問題，向「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錯誤發動攻擊，引起了與會代表的強烈反響和共鳴。會議很快脫離了事先設置的軌道，形成了全面糾正「左」的錯誤的歷史潮流。原定20天的會議不得不幾度延長，最後開了整整36天才閉幕。這就使得徹底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實現黨的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升為三中全會最重要的主題。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這個講話實際上成為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衝破「兩個凡是」的禁錮，開闢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宣言書。
鄧小平在講話中，首先強調要解放思想，認為在我們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中間，解放思想這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不少同志的思想還很不解放，腦筋還沒有開動起來，處在僵化半僵化的狀態。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解放思想確實是當時擺在全黨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文化大革命」以來，林彪、「四人幫」大搞禁區、禁令，製造種種迷信，把人們的思想封閉在他們假馬克思主義的禁錮圈內，不準越雷池一步。鄧小平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中央工作會議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三中全會進行得非常順利。根據鄧小平關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
看的精神，全會嚴肅批評了「兩個凡是」的觀點，重新恢復和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明確指出，必須進一步繼承和發揚毛澤東同志倡導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堅持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只有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我們黨才能順利地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才能正確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全會還指出，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要在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
鄧小平說，我是到處點火
1978年9月，鄧小平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主席金日成的邀請到朝鮮進行一次短暫的訪問。訪問歸來，他並沒有馬上回京，而是到東北三省以及河北的唐山、天津等地視察，沿途同各地黨政軍負責同志談話，中心內容之一也就是解放思想，擺脫「兩個凡是」的束縛，擺脫「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束縛，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在瀋陽聽取了遼寧省委的匯報時，鄧小平說，應當在適當時候結束全國性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他特別強調：我們要根據現在的國際國內條件敢於思考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
鄧小平後來在談到當時情況時曾這樣說：我是到處點火，在東北點了一把火，在廣州點了一把火，在成都也點了一把火。
這把火，就是解放思想的熊熊烈火，很快就燃遍了全國。
鄧小平的東北之行，為三個月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做了許多的思想發動工作。他提出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觀點，為開好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奠定了思想基礎。
從轉折意義上說，三中全會類似遵義會議
有人把這次全會與民主革命時期的遵義會議相比。黨史學家、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原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這樣說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地位，可以說，跟民主革命時期的遵義會議可以對比，可以相同。1935年遵義會議，是在黨的工作、軍事工作、軍隊都處於非常困難的時期舉行的。遵義會議只過了14年，中國革命就取得了輝煌的徹底的勝利。在作為一個歷史轉折點這個意義上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有點類似於遵義會議。在社會主義的萬裡長徵中，我們經歷了各種挫折、曲折，終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找到了一個轉折點，這以後我們找到了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就好像在遵義會議以後找到符合中國實際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樣。
這樣對比、這種觀點，恰如其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正本清源，有步驟地解決建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深入總結歷史經驗，科學地闡述許多從實踐中提出的有關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問題，開創了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已經和正在隨著實踐的發展越來越充分地顯示出來，並將貫穿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過程。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