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主講豐富而實證，極具時空感。 11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哈佛大學研究教授杜維明做客第58期文匯講堂，主講《仁的反思：面向2018年的儒家哲學》。浙江大學副校長羅衛東受邀出任對話嘉賓。
杜維明回應「仁」的疑問
我提出用郭店的「上身下心」解仁，受到了一位復旦大學文字學專家的質疑，他認為文字聲韻學的通例，「解字」訓讀的方法不可取，因為形聲字的聲符是沒有意義的。這個忠告我衷心接受，其實我從來不採取這種「解字」方式，而且北大龐樸先生在多年前已提醒我上面的符號是聲符。不過我認為郭店的文獻把仁寫作身心（附上幾個字符，見右圖），對在義理上強調仁的主體性是一大佐證。更重要的是，因受許慎《說文解字》的影響，學者多半以「相人偶」強調仁的社會關係，對此必須重新詮釋。
（杜維明，11月30日）
我和儒學
30多年與世界頂級人文學者溝通對話中，對儒家哲學經歷了反思、深入、豐富、發揚的過程
哈佛大學的思想碰撞告訴我：一定要把儒家哲學放到軸心文明的視野中研究
我從1954年（14歲）開始接觸儒學，1962年從東海大學到哈佛大學時，雖然內心基本認同儒學，但總是抱著開放的心態，所以，每當和基督教等其他思想發生碰撞後，便經常反思原先接受的儒家觀點。我本就不是為捍衛儒家傳統而認同儒家，為的是追求真善美，也就是儒家思想中最有價值的部分，而事實上任何偉大的傳統都有其陰暗面。
很幸運的是，在哈佛大學我有機會和美國頂級的人文學者及社會科學家探討儒學。當時在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思想學家叫帕森思，他把韋伯的現代化理論帶到了美國，我上他的《宗教社會學》的課程，他提到韋伯對儒家的解釋：儒家認同這個社會，從而接受了社會的遊戲規則，也就很容易和現實權威結合，故在抗議精神、轉化世界的力度上無法和新教倫理相比。我聽了感覺很不安，就在他的辦公時間去和他討論。我說：儒家認同人倫社會，但同時又能夠轉化這個社會，具有抗議的精神。兩天後的大課上，有100多學生，他說：我要修正上次對儒家的說法，杜維明同學與我交談後，我覺得也許韋伯視儒家認同現實政治的觀點不一定正確，可能是在認同的基礎上還要轉化。他問我：「能否說儒家是要社會保持和諧，但和諧並不是完全接受它的遊戲規則。」我說這一點我贊成。
那時我很感動，在臺灣罕有教師公開認錯；我也很受震撼：感覺儒家思想定能被更多人接受。
通過他，我結識了研究軸心文明的頂級學者貝拉，研究基督教神學和宗教比較學的史密斯，又認識了比較文化學的學者艾森斯塔德，他是研究軸心文明如何轉化出現代文明，也就是現代化理論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和他們交流以後，我意識到要了解儒學就要放在全球文化發展的視野中，也就是我們常常提到的軸心文明中。公元前600年到1000年，世界上出現了幾大文明——猶太教（以及後來發展出來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南亞的興都教和佛教，在中國有儒家和道家。它們彼此之間曾有相互碰撞交互的例子，但主要是相對獨立自成體系，沒有一種文明取代或消滅另一種文明，從而在人類文明發展早期顯示出多元、海納百川的氣概。1948年，雅斯貝爾斯將那個時代稱為人類的軸心文明，並指出，人類文明2000多年至今，仍受到四個典範人物的影響：蘇格拉底、孔子、耶穌和釋迦摩尼，今天還應加上穆罕默德。今天科學技術的發展好像和他們關係不大，但是他們影響了我們人類的精神文明。儒家文明是四大文明的一部分，軸心文明的一部分，所以我們當然要了解儒家思想，這是不可質疑的。
「五四」時期，很多學者對西方完全是學生的態度，導致對傳統文化完全喪失信心
1966年，我通過哈佛博士口試以後，回到東海大學教《文化認同與社會變遷》，講Identity的問題。這是當時哈佛大學重要的心理分析學家艾裡克森提出來，是我首次把它翻成「認同」，現在有些社會學家翻成「身份」。無論身份或認同，都涉及文化心理，我們有認同自己文明的核心價值的欲望和需要。世界上文明有古有今延綿不斷的，只有中國文明，這方面我相信是因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的歷史意識特別強，這源於慎終追遠的歷史記憶，比如，孔子的誕辰日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就是有考證的。其他幾個文明創始人的生日比如佛祖和耶穌都無法考訂。
有如此源遠流長的歷史記憶，理應變成一種凝聚力極強的文化認同。但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成為一個變化極快但集體記憶極難保存的民族。我們都患了「集體健忘症」，忘卻乃至主動地不再記憶。特別是「五四」以來，現代中國人、知識人，自覺地消解我們的文化，不僅消解，還自覺地破壞、摧殘自己的文化。所以，我們的「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有著似乎不可逾越的鴻溝。
「五四」反傳統，我為何又要說我是一個「五四精神」的繼承者呢？從事儒學研究的大多數都不認同「五四」，但「五四」的抗議精神對我很重要。我認為真正鼓舞「五四」青年做出激烈反應的是儒家的文化中國理念——救亡圖存變成每個人的關懷。
「五四」時期，本來應同時解決四個問題——融於民族文化心理中最關鍵的核心價值、批判傳統中陰暗面、吸收最優越的外來文化、批判外來文化中的糟粕。但我們患了矯枉過正的毛病，四個問題本來是四位一體，卻把整體的問題簡化成面和線乃至於點的問題，認為古今中西是絕然對立的觀念。這樣就把儒家所代表的糟粕的糟粕，和西方精華的精華相比，一談到儒家就是一個等級社會、男性中心主義、小農經濟、封建、專制，沒有任何創造力；而談到西方就是自由、民主、科學、理性。所以，西方是我們學習的對象，而我們則一無是處。胡適那代知識分子，對美國完全是學生的態度。馮友蘭80歲後得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他致辭說：「成為杜威的學生，是我一生中最高的榮譽。」相形之下，我和哈佛教授的關係是朋友，最多是師友之間。
正因為我們該揚棄的沒有揚棄，該弘揚的沒有弘揚，健康的儒家傳統沒有傳承下來；而對自己傳統的全盤否定，也決定了從西方所引進時態度的粗暴——並非最優秀的部分被引進了。為此，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中國人對儒家文化的信念全部崩潰，儒家的核心價值在中國人心理都沉淪到下意識層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