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研習經方的意義
從醫學發展的角度出發，經方及其類方的研究有其積極的意義。
首先是因為規定方證是中醫規範化的基礎，是醫學發展的前提。長期以來，中醫學的不規範現象是十分嚴重的。就《傷寒論》一書為例，宋代以後，注家日多，每家皆持一說，有主三綱鼎立說者，有主經絡臟腑說者，有主氣化說者，且編集體例各不相同。至於對《傷寒論》中的條文更是意見不一。正如徐靈胎所說「後人各生議論，每成一書，必前後更易數條，互相議，各是其說，愈更愈亂，終無定論」（《傷寒論類方·序》）。
《傷寒論》研究以何為標準？如何規範？徐靈胎經長期研究，最後決定以方證入手，因為醫者隨證立方，最為具體，處方的組成、劑量、加減法，皆可以作出規定，特別是張仲景的方劑，於此規定甚嚴，「各有法度，不可分毫假借」。
研究《傷寒論》的方證，無疑是研究中醫學的臨床規範，其意義不言而明。所以，徐靈胎對自己的研究成果比較滿意，完成《傷寒論類方》以後，才在序文中寫上「乃無遺憾」四字，柯韻伯對其《傷寒來蘇集》以方名證的方法也充滿自信，說「雖非仲景編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凡例）。與中國的傷寒家一樣，吉益東洞也是不滿當時日本醫學「空言虛語，臆說理義」（《類聚方·凡例》）、「其方法不統一，而治療無規」（《類聚方廣義·題言》）的傾向而提倡古醫學，強調恢復張仲景的診療標準。據說《類聚方》於日本寶曆十二年（1762）刊行之後不久，在京都、江戶即賣出一萬冊，以後，作為日本漢方的臨床規範，《類聚方》有力地促進了日本醫學的進步。
其次，方證研究便於理解藥性及方意，便於臨床使用，正如《類聚方·凡例》所言：「諸言以類就位……其方之用與藥之能，可得而言矣。」《類聚方廣義·題言》也說：「類聚之旨，在審方意、便方用也。」徐靈胎也認為類方能使讀者「於病情藥性，一目了然」，不失為「至便之法」（《傷寒論類方·序》）。類方使用的是比較異同的方法，由於《傷寒論》有關方證散在於條文中，前後參差，或隱於字裡行間，故分類比較無疑是主要的研究方法。通過方證比較得出的藥證，比《神農本草經》記載的內容更為實用，更為詳實，也更為科學。吉益東洞是通過《傷寒論》方證的分類比較，研究了藥物的使用指徵，著成了頗有特色的臨床藥物學專著《藥》。
再是，《傷寒論》是傷寒專書還是傷寒雜病合論之書？《傷寒論》僅為狹義傷寒而設還是為廣義傷寒而設？傷寒與溫病別途還是寒溫一體？若從方證的角度看，問題便是十分清楚的。有是證便用是方，著眼點不在病而在證，其適應範圍當然不拘於傷寒一類病了。柯韻柏明確地提出《傷寒論》中是傷寒與雜病合論，《傷寒論》方不僅僅合於傷寒，也能用於雜病，所謂「傷寒雜病，治無二理」，「仲景方可通治百病」，從而使《傷寒論》方的應用範圍大大擴大了。
同時，各家在方證的研究中必然突破《傷寒論》的範圍，而汲取後世臨床經驗，如王旭高的《退思集類方歌訣》，即以徐靈胎的《傷寒論類方》為本，又附以《金匱要略》方，後世方及作者的經驗方，共分24類；左季雲的《傷寒論類方匯參》中匯集了臨床常用的加減主治及各家應用經驗，使《傷寒論》方更為實用。現代許多方證研究著作中更是大量引用建國以後有關《傷寒論》方臨床應用的報導資料，充分體現了《傷寒論》一方治多病、一病有多方以及中醫學異病同治、同病異治的特點。同時各家在研究中重視《傷寒論》原文而又不拘原文，使研究的立足點從文獻轉移至臨床，《傷寒論》的錯簡重訂與維護舊論的爭論也變得無意義了。這不能不說是《傷寒論》研究的一大突破。
《傷寒論》經方類方研究的實質是醫學研究的實證化，即尊重前人的臨床經驗與事實，強調中醫學的實踐性。這種思想，對於促進中醫學中臨床實驗醫學的發展，提高中醫學的臨床療效，有積極的意義。明末清初，我國學術界對空疏浮泛的宋明理學作了深刻的反省，「經世致用」的實學之風興起，在這種學風的影響下，中醫學界也開始重視整理應用前人的經驗與臨床事實，重視方劑藥物的研究，特別是漢代醫典《傷寒論》的研究，類方派正是其中的代表。日本的現代學者也曾將《類聚方》作者吉益東洞為代表的古方派的出現，稱為日本的「文藝復興」，它「並不意味著醫學的倒退，實質是醫學的自然科學化」（山本嚴）。應當指出，中醫學是一種漢民族的傳統文化，其中有大量的人文科學的內容，完全純自然科學化是不可能的，也是有違中醫學的本質的。但是科學實證是醫學的基本精神，這點無可非議。作為一項傳統的實證研究，類方及方證研究仍應在中醫學的研究中佔有一定的地位。
聞思修則生悟，戒定慧則養生。恰遇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見聞中醫事跡，思考健康人生，研學中醫保健，重修《傷寒論》及其經方，融匯《易經》、《內經》、《千金》所學，現將前人治驗、經典論證及本人淺注彙編成冊，名曰《傷寒論經方今注》，以便同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