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人類靈魂工程師」，不言而喻。教師之所以是陽光下最光輝的職業，正是因為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幾十年來都是這樣宣傳和教育的。社會上的人們，每每對教師寄予美好的期許，「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唐·李商隱《無題》），作為教師的寫照盡人皆知。但在我們國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作為對教師的尊稱，帶有鮮明的制度特徵與國情特徵。
其實，「人類靈魂工程師」這一稱呼並非我國的首創，據說，這個提法，其雛形來自一位生活在十六至十七世紀之交的英國人弗朗西斯·培根。培根是英國的哲學家、散文家，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的啟蒙主義者。網上流傳著一段未能查到出處、據說是培根的名言——「教師是知識種子的傳播者，文明之樹的培育者，人類靈魂的設計者。」且不說這句話的智慧財產權是否屬於培根，從字面來看，這第三句話就極易產生歧義，這對教師的作用帶有明顯的拔高性質。應當注意的是，這裡說的是「人類靈魂的設計者」，「設計者」當然不等於「工程師」。因此，無法就此斷定教師是「人類靈魂工程師」一語就是培根發明的。
另一出處據說來自蘇聯。1932年10月26日，史達林在高爾基寓所與40餘位作家進行座談。從其重要性來看，延安文藝座談會可能由此借鑑的。根據參加這次會議的批評家捷林斯基的詳細記錄，史達林在會上就文學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對作家們說，「生產人的靈魂是一種重要的生產。你們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文學問題》，1991年第5期，P166）史達林最後一句話，人們通常將之表述為「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先不說這個論斷是否正確，至少應當澄清，史達林說的是作家，而不是教師。
奇葩的制度，奇葩的國度，往往盛產奇葩的言論和行動。最高領袖提出了「作家是人類靈魂工程師」，其他職業、其他系統往往生搬硬套、牽強附會、借花獻佛。蘇俄政治家、教育家米哈伊爾·伊萬諾維奇·加裡寧很快在教育系統落到實處。1939年7月8日，他《在歡迎榮受勳章的鄉村學校教師晚會上的講演》中指出：「很多教師常常忘記他們應該是教育家，而教育家也就是人類靈魂工程師。」（《論共產主義教育和教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 年版，P186）這篇演講也已收進《現代教師讀本——教育卷》（廣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版）由此可見，這篇演講正是我國引進「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正式文本。有一點是許多人未加留意的，加裡寧的原話是，教育家「是人類靈魂工程師」，他並沒有說教師「是人類靈魂工程師」，「教育家」顯然不等於教師；在加裡寧的講話中，「很多教師」「應該是教育家」，只是應然判斷，而非實然結論，至少不能說「所有教師都是教育家」。然而，1950年代中國政府對蘇一邊倒，把這樣的稱呼照搬中國，人們並未感到有什麼不妥。因此，簡單地將教師稱為「人類靈魂工程師」，顯然不符合加裡寧的原義。
要分析「人類靈魂工程師」一語，首先要搞清何謂「靈魂」？在我們這個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國家裡，奉行無神論和無鬼論，任何鬼神意義上的靈魂都是不存在的。那麼，在我們的官方文件和教科書中出現的「靈魂」一詞應當如何理解呢？我以為，這裡的靈魂，從廣義上講，指的是與存在相對的意識，或與物質相對的精神。從狹義上講，靈魂也可理解為人的心靈、感情、思想等等。不過，後者仍然從屬於前者的意識與精神的範疇。然而，在唯物主義旗幟舉得最高的「文革」時期，恰恰是我國唯心主義盛行、形上學猖獗的時期。雖然物質極度貧乏，但在領袖的號召下，人們過分強調精神對物質、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過分強調精神的重要作用。中央報刊稱「文革」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鬥私批修」時要求人們「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甚至提出要掌握毛澤東思想這個「精神原子彈」，以致在1969年社會上廣泛出現了向毛主席請罪表忠心，「狠鬥私字一閃念」的荒唐風潮。
要分析「人類靈魂工程師」一語，也應弄清何謂「工程師」？「工程師」屬於工程學的用語，在「百度百科」的解釋中，工程學是一門應用學科，是用數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的原理來設計有用物體的進程。實踐工程學的人叫做工程師。從一般意義來理解，工程師的工作領域、工作對象、工作過程，主要面對自然界的無生命領域。在這裡，我使用了「主要的」這一限制詞。青年學生是一個生命旺盛、個性多元、思想活躍的群體，對於這樣一個群體的情緒、感情、心靈、思想等等完全屬於人類精神和心理範疇的東西，工程師們運用工程學的手段與技能去施工，是不是有些過於粗暴與野蠻？
「人類靈魂工程師」這個稱呼，意味著人的靈魂是可以塑造、可以加工的。在我們老掉牙的哲學教育中，既然稱人的正確思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頭腦固有的，當然也不應是教師嫁接的、工程塑造的，它只能來自社會實踐，也就是說，只有社會存在才能決定社會意識，而不可能來自被歪曲了內涵的工程師。而我們一些人試圖讓教師以工程師的手段與技能，以外部輸入、外部塑造、外部嫁接的方式來型塑青年學生的靈魂與思想，而不是讓學生通過廣泛的社會實踐來逐步形成自己的價值觀與世界觀，這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列寧指出，「從物到感覺和思想呢，還是從思想和感覺到物？恩格斯主張第一條路線，即唯物主義的路線。馬赫主張第二條路線，即唯心主義的路線。」（《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人民出版社，1950年，P28）用工程學對付心理學，用工程方法對付思想問題，看起來似乎是機械唯物主義，實際上，強制個性多元、心靈獨立、思維活躍的青年學生，接受特定的思想灌輸與人格再造，而這一行徑本身，則是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
所謂教師是「人類靈魂工程師」，內在的前提是，作為靈魂組成部分的道德、情操、心智等因素，教師必須優於學生。作為工程學的常識，什麼「模具」製造什麼「鑄件」，扭曲的模具怎麼可能鑄出合格的鑄件？然而，教師不是模具，學生也非鑄件。如果將教師置於「學為人師，行為世範」的高地，作為目標、要求和校訓是可以的，然而，目標、要求與校訓並不等於現實。我們如何相信教師的道德、情操、心智就一定優於學生，我們如何相信學生的道德、情操與心智就一定不如教師？這當然毋須以接連出現的強姦女生的校長、教師為反證。這些常識性的東西，即使千年之前的古人，也比今人更明智，唐代著名學者韓愈指出，教師的功能在於「傳道、授業、解惑」，這當然是正確的，由於「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都是十分正常的。即使孔子曾以郯子為師，郯子的功業、名望又怎麼能與孔子相比？（《師說》）
孔子可謂我國教師的祖師爺，孔子也不相信教師具有靈魂工程師的作用，在他的哲學裡，「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既然人的品性是天生地造、不可移易的，即使像他這樣的「至聖先師」，也無能為力。孔子根據自己的人生閱歷，將人們分為三六九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既然他對人們分了等級、排了座次，那麼，他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何以不能發揮其「誨人不倦」的獨到優勢，讓人們從低階邁向高階，從而把人們齊刷刷地培養成為復興周禮的接班人？這是否也說明，「工程師」對於人類靈魂的塑造功能存在著極大的局限性或者根本不現實。其實，孔子也不認為在道德、情操、心智上，教師一定比學生更優秀，他有一則名言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這不僅特指官員，對教師也同樣適用。
在筆者有限的閱讀視野裡，「人類靈魂工程師」一語，似乎在歐美國家未見使用，從目前看到的確切資料中，這個說法見於解體前的蘇聯和今日中國。而在當代許多論著和作品中，「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個說法，往往被視為極權制度下黨化教育的產物。比如，美國精神病學家Robert Jay Lifton就曾指出：「創造出一個包含並且僅僅包含不折不扣的『真理』的環境，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為了成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們首先要把人類靈魂置於全面的觀察控制之下。」（《思想改造與極權主義心理：對中國的『洗腦』的研究》第22章，北卡羅萊納大學出版社）三年前去世的捷克著名作家約瑟夫·什科沃雷茨基（Josef Skvorecky），他最著名的小說就以《人類靈魂工程師》冠名，已被公認為描寫極權體制下荒謬生活的經典之作。
「人類靈魂工程師」這一口號，是極權主義思維在教育體系的具體體現。教育的成果由學生體現，教育的後果也由學生體現。按照靈魂可以實施工程施工的思維，其所培育的學生往往具有四種特徵，即模型化、格式化、工具化、羊群化。
一、模型化。英國哲學家羅素一語道破這種教育體系的本質，「那些贊同機器做成的生鐵般的制度的人，所缺乏的就是對別人的尊重。……他的職責是把兒童塑造成一種模子：在想像中，他把自己當作是陶工而兒童則是陶土。」（《羅素論自由》，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版，P284）羅素這段話，讓我想起謝富勒《教育的語言》中那些隱喻，如關於園丁的農業隱喻，關於塑造的工業隱喻，關於雕刻的藝術隱喻等等。如果說園丁隱喻尚有可取之處的話，畢竟他還知道他的培育對象是一生命體，那麼，塑造隱喻則是根本無視學生的生命與個性。那將教師稱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人，實際上是把教育變成工業，將學校變成車間，將教學變成生產線，在其潛意識裡，正是將學生當作生產線上的毛坯與零件，完全無視青年學生的生命、活力、個性與尊嚴，當作可以按照自己的圖紙任意組裝的工業產品。英國哲學家密爾指出：「人性不是一架機器，不能按照一個模型鑄造出來，又開動它毫釐不爽地去做替它規定好了的工作；它毋寧像一棵樹，需要生長並且從各方面發展起來，需要按照那使它成為活東西的內在力量的走向生長和發展起來。」（《論自由》，商務印書館，1959年，P70）可以說，教師按照自己內心的模具對學生進行造型這個隱喻，失去了園丁隱喻最少的一點合理性。這樣的教育是冷冰冰的、沒有人性的工程思維，這是對人類心靈的戕害，是對青年靈魂的摧殘，暴露的是極權主義無視人性的本質。在我國教育中，實際上同時存在兩種傾向，一是學生作為「政治模型」，一是學生作為「考試機器」。許多情況下，這兩種情況合二為一，從而構成我國教育弊端的主要原因。
二、格式化。由「人類靈魂工程師」實施的模型化教育，只能產生規格、結構、功能同一的「毛坯」與「配件」。這種整齊劃一的教育，一般稱為「格式化」。密爾指出：「生活應當有多種不同的試驗；對於各式各樣的性格，只要對他人沒有損害，應當給以自由發展的餘地；不同生活方式的價值應當予以實踐的證明，……」（同上，P66）在一個曾經的計劃經濟國家裡，與之配套的不僅有計劃政治，也有計劃思想。而這並不會因為放棄計劃經濟而消失。在這樣的體制下，社會似乎履行著絞肉機的功能，個性不同、經歷迥異、思想獨立的人們，一旦進入這個社會，就在劫難逃地接受這部絞肉機的「加工」。存在諸多差異與不同的人們，被絞成肉醬重新「組裝」，在外表的校服統一、教材統一、課程統一之外，進而成為個性趨同、表情趨同、思想趨同的一批「新人」。我們的「靈魂工程師」履行的正是這種功能。這種格式化的社會管理方式並非憑空虛構，從納粹魔掌僥倖逃脫的克萊普勒指出，在第三帝國，同一化「這個詞讓人們看見按鈕、聽見按鈕的聲音，它將人，不是機構，不是非個人的政府部門，置入均勻的自動化的狀態和運動中。不同學校的老師，不同組合的法律和稅收部門的職員、戰鬥部隊和衝鋒隊隊員等等等等，幾乎在不變的形式下同一化了。」（《第三帝國的語言》，商務印書館，2013年，P152）在這一點上，羅素有著清醒的警覺，「一個蹩腳的老師總是想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學生，並且頑固地要求所有的學生對一個問題只能有一個相同而具體的答案。」（《羅素論自由》，P205）為此，他建議說，「只有當一個人感到每個學生都是一個獨立個體，都有自己的權利和個性，而不僅僅是拼板玩具的零件，或團隊中的士兵，或一個國家的公民時，他才有教育別人的資格。」（同上，P128）這樣的建議，在極權社會中，無疑天方夜譚。
三、工具化。「人類靈魂工程師」按照固定的模型、統一的格式培養出來的學生，才能成為得心應手的工具。正如羅素所指出，「他們將孩子看做實現社會宏偉計劃的材料：工廠中未來的『手』或者戰爭中的『刺刀』等。」（同上，P128）工具是用來使用的，不是用來思考的。為了使這些工具得心應手，就必須消滅他們的思維。美國學者丹尼爾·科頓姆引用尼採的話說，「教育就是為剔除那些自由的靈魂、那些在任何方面獨樹一幟的人而設計的，而教育褒獎的則是那些願意在碌碌無為的枷鎖下屈服的人。」（《教育為何是無用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P8）羅素曾對教育作過專門研究，他指出，「在每個國家中，歷史教學都是為了美化國家。兒童學會相信他們自己的國家總是對的，而且幾乎總是勝利的，他的國家產生了幾乎所有的偉大人物，而且在所有的方面都比所有其他國家優越。」（《羅素論自由》，P285）而且「當一個國家描述自己的歷史時，隨便怎麼吹噓或粉飾都不為過。」（同上，P108）這樣的歷史教育，其實質是什麼呢？「誰掌握歷史，誰就掌握未來；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歷史。」（《一九八四 動物農場》，譯林出版社，2008年，P26）克萊普勒的親身經歷極具說服力，第三帝國為了「讓單個的戰士，單個群組，不受外界的影響，不理內心的權衡，不顧任何本能的感覺，完全像一臺機器那樣去聽從上級的命令，按鈕一撳就隨之運行起來。」（150）也就是將所有社會成員「機械化」。在最高領袖之下，每個人既是上級也是下級，因此，「每個人都應該是上級和領袖手中的自動化器械，同時也是按鈕的操縱者」（150），一級按鈕控制二級按鈕，二級按鈕控制三級按鈕，構成了一個控制嚴密、運行有序的工具體系。他說的是整個社會，教育作為社會的有機構成，也同樣如此。
四、羊群化。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在批評政府的功能時指出。「他們藉口統治，把人民分成兩大類，狼和羊。」（《傑斐遜選集》，商務印書館，2011年，P406）這個情況不僅存在於美國建國之初的200多年前，在20世紀的中國，龐大的人群也被劃分為勢不兩立的兩部分——人民和敵人，目的基本是一致的，——「藉口統治」。在極權國家的教育裡，需要的不僅是工具，有時則是羊群。克萊普勒心有餘悸地反思道，納粹蓄心積慮地統一思想、統一語言的根本目的是什麼呢？那就是「扼殺個體的本質，麻木其作為個人的尊嚴，致使他成為一大群沒有思想、沒有意志的動物中的一隻，任人驅趕著湧向某一規定的方向，……」（《第三帝國的語言》，16）這種動物顯然更像羊群。1966年，「文革」狂飆突起，「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我國的青年學生從城市到農村，如同懵懂莽撞的羊群，砸文物，燒古籍，打人抄家，橫行城鄉，嚴重者甚至打死教師。這些學生的行徑正是「人類靈魂工程師」加工的必然結果，也正是這種教育制度的必然產物。羅素在分析納粹德國與紅色俄國的教育本質時指出，極權國家的教育當局，「他們實際上是通過『愛國主義』的教育，使孩子們為他們認可的國家利益去賣命。這種所謂愛國精神，就是指願意為一些毫無意義的原因去相互廝殺。」（《羅素論自由》，P119）這大約是對愛國主義的異類定義，也是對某一類愛國主義的尖銳批評。而在我們今天的教育中，國際上一有風吹草動，一些學生就會鬧出一些動靜，輕者上街遊行，聚眾起鬨；重者燒美領館、砸日系車，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在全球化、網絡化的時代，民主、自由、法治已經進入我國的核心價值觀。檢視我國幾十年的制度與觀念遺留，應當進一步強調改革開放、與時俱進，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我才會說，別了，人類靈魂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