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前言
一七五零年代不是和平的十年，而是有著極大不確定性和極不穩定的十年。黃河衝積平原正經歷著一場日益嚴重的水利危機，許多中國內地人口最多和最繁榮的省份面臨接連不斷的水澇威脅。帝國的西北邊疆，由於阿睦爾撒納反叛以及大小和卓木叛亂，處於不斷變動之中，在此無需贅述。清朝軍事的種種問題解釋了乾隆皇帝在一七五七年告誡武備的迫切語氣。我們很快會看到，在西師大功告成之後，一七六零年代這種急迫感消退了。
02王朝危險
在乾隆皇帝看來，巡幸和射箭攜手，都是軍事演練的形式，而它們的荒廢，對於清朝極其有害。編年史充滿了引以為戒的軍事衰敗故事，而最吸引乾隆皇帝的，是那些強調因忽視軍事所招致的民族一王朝危險。作為清史的研究者，我們應該將這些民族的意義和始料未及事件的影響，很好地融入我們對乾隆南巡以及一般意義上皇帝巡幸的理解。
一七六零年代早中期是清朝重要的分水嶺，這時乾隆朝六十年過半，乾隆皇帝業已基本上穩定了黃河一大運河體系，平定了西北，解決了長久以來被認為難以對付的兩大問題。人們會認為，這些事件的轉變極大地影響了乾隆皇帝在中國內地的統治進程，這在一七六二年第三次南巡中表現得尤其明顯。
乾隆皇帝認為，八旗內部的軍事衰敗威脅著整個清朝政體。在他看來，以清朝帝室及旗人為代表的士氣和紀律，就是盛世、開明政體以及廣袤帝國的堅實基礎。換言之，乾隆皇帝將清朝統治的輝煌成就一一全體人民所享有的文明、穩定與繁榮歸因於徵服者精英在所有國家事務尤其是軍事事務中紀律嚴明的積極行動。從最開始，乾隆皇帝就將武備吹捧為盛世和開明政體出現的前提條件。
在此過程中，他有效地將軍事衰敗的危害認識推廣至普通民眾，包括漢族百姓。第一次南巡期間，乾隆皇帝在檢閱了江寧駐防八旗和綠營軍隊後，書寫了一副匾聯。匾：整暇精嚴聯：詰我宜豫昇平日，振武先殷文物邦。這副匾聯懸掛在江寧駐防八旗校場的閱兵臺。許多漢族士大夫已欣然接受武備和仁治彼此依存，尤其是因為這一表達，能夠從經典政治理論找到根據。
《南巡盛典》編纂者強調了文武權力間的互補關係，所引用的權威說法正是孔子自己的話：「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衛國安民之道，莫要於此也。」他們引據更多經典，強調軍務的重要：《易》之「師」曰：容民畜眾；「既濟」曰：思患而豫防之。「既濟」卦辭中的預防思想是顯而易見的。「思患而豫防之」就是告誡要保持軍事警惕，甚至是在和平時期或是軍事行動「既濟」之後。衛禮賢認為，這一段強調的是在文武力量間達致並保持和諧的平衡。對於「師」，卦辭釋意則遠為直接，值得進一步討論。
「容民畜眾」背後是一種假設，即軍事力量源自經濟強大和人口繁盛，而這反過來又是寬仁統治的結果。這一邏輯自身植根於從全體人民徵兵的思想。然而，《南巡盛典》的編纂者，改編了這些經典原則。在「閱武」卷的序言中，清朝官員祝賀乾隆皇帝近來對於金川土司、準噶爾部以及回部的軍事勝利，作為「生民未有之豐功駿烈」，在和平、繁榮與武備之間搭建了密切的聯繫，他們接著說：六幕之內耕鑿宴如，不知鉦鼓鐃鐲為何事。
內地如江浙之間益復優遊太平，樂其樂而利其利，自古兵民鮮若斯之相安、不相耀也。將近來在遙遠戰場的勝利歸因於「皇上廣運聖神，仁育義正」，這是徵服的一種標準的委婉說法；然而，這些取勝的戰役「生民未有之豐功駿烈」，這種認識，顯然與上述所討論的經典注釋相背離。尤其後一句斷語與一個全面繁榮的國家最終源於仁政而非武力的思想相矛盾。
《易經》的這些注釋包含有強大武力是繁榮社會的結果，而非原因的認識，而《南巡盛典》的編纂者完全顛倒了這一邏輯。他們在兵丁與百姓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這樣做背離了經典註疏。戰時從普通民眾之中招募兵丁的想法完全不見於他們的思想。十八世紀，居住在中國內地的帝國普通臣民不服兵役。
03激發兩個領域互補的理想
相反地，由於他們「耕鑿宴如，不知鉦鼓饒鐲為何事」，只是「樂其樂而利其利」。在這段話中，「內地」特別是江南地區的普通漢人，被刻畫為獨立軍事力量的受惠者。說完這些後，序言作者繼續激發起一種文武力量兩個領域互補的理想，因此也為下述的可能性留有了空間：中國內地農業和商業經濟的蓬勃發展，可能對於清朝在帝國內亞邊疆的勝利做出了貢獻。
然而，乾隆皇帝公開聲明，清朝的軍事勝利，與江南的繁榮，或者說與綠營兵沒有多少關係，甚至一點關係都沒有。乾隆皇帝將平定新疆只是作為民族一王朝一長串勝利中的又一個而已。乾隆皇帝在一七六零年的上諭中重申了這一點：若論我國家用兵，自開創以來暨近日平準夷，蕩回部，皆我滿洲及索倫勇將健卒，折衝萬裡，藏成大功，綠營兵尚無所用。可以說，在皇帝和官員的話語中，武備與和平繁榮之間不是互相依存關係，而是因果關係。
換言之，乾隆皇帝將民族一王朝的軍事力量描述為一個重要的有創生能力的原則，支撐著江南臣民所享有的和平繁榮。對乾隆一七五九年平定新疆，與江南、浙江等富裕省份所享有和平繁榮間的因果關係的闡述，是這種耀武揚威的典範。這種類型的耀武揚威自然就成為一七六零年代南巡的特色，而乾隆皇帝急於提醒內亞和長江下遊的精英，將「新疆」納入帝國，這是民族一王朝例外主義和武力的最好、最直接的證明。
在乾隆皇帝的扈從人員中，內亞部落當權者引人注目的現身及精心安排的亮相，令乾隆一七六二年第三次南巡有著炫耀勝利的氛圍。乾隆皇帝在一七六二年抵達揚州後，接見了哈薩克的策伯克及隨員，賞賜他們不同品級的冠服。這些哈薩克人不是此次南巡中僅有的最近歸附的內亞部落首領。一同接見的還有以回部伯克和投誠的霍集斯為首的一班維吾爾貴族，他們來自塔裡木盆地綠洲和闐、烏什等地。在揚州，乾隆皇帝宴請他的哈薩克和維吾爾客人，其他的皇帝高級扈從以及來自江南和浙江的地方官員。
04武備展示
與既往的做法一樣，皇帝在南巡詩歌中展現了這些內亞權貴的存在。廣陵鄂畚何南北，總我心懷抱保赤人。揚州郊外覽勝時，乾隆皇帝繼續描述來自內亞的朝貢者。除讓他們參觀江南名勝外，乾隆皇帝也希望通過其他方式給他的內亞臣民留下深刻印象，從展現內地百姓的祥和幸福到更為明確的武備展示。
一七六二年，哈薩克部落首領隨行，向南最遠到達長江的金山島，在那裡檢閱了水師，這是為了教誨他們：「奚緣閱水操？」乾隆皇帝問道，「哈薩扈巡艘，欲示詰戎制」。後來，這些新歸附的哈薩克「陪臣」被護送北上回京，在那裡等候，直到皇帝月初返回。而郡王霍集斯，這位來自和聞、烏什的穆斯林伯克，及其隨員繼續跟隨聖駕到達杭州，那裡他們目睹了另一場檢閱軍隊一一這一次是杭州的駐防八旗。
乾隆皇帝個人對於一七六二年杭州駐防八旗表現的評論，與一七五零年代檢閱的評論有著顯著差別。一首用作紀念的詩作反映了皇帝心緒上的變化：時巡江國駐行驂，武備於今閱已三。未御射侯緣臂病，詰戎身先略懷慚。乾隆皇帝繼續告誡要防止軍事鬆懈，尤其是在「定遐」即平定了遠方之後。然而，他也顯得不怎麼對武備焦慮了，而是更滿足於陶醉在最近武功的勝利餘暉之中。
參考文獻：
《大清會典》《清代蒙古官吏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