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史專家、新聞教育家、中國傳媒大學（原北京廣播學院）前副校長、教授趙玉明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2020年8月30日凌晨2點3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趙玉明1936年出生於山西汾陽，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1958年轉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59年畢業後到北京廣播學院（今中國傳媒大學）任教，先後擔任新聞系副主任、主任，副院長等職務，於1992年起領取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至2007年退休，獲得中國傳媒大學首批「突出貢獻教授」稱號。趙玉明同志先後擔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聞學學科規劃評審組成員，教育部高校新聞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中國廣播電視協會廣播電視史研究委員會會長，中國廣播電視學會副秘書長，中國廣播電視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原中國新聞教育學會副會長和《中國廣播電視年鑑》主編，《中國新聞年鑑》《中國廣播電視學刊》《現代傳播》編委等。
趙玉明主要從事中國新聞史、中國廣播電視史教學研究工作。代表著作有《中國現代廣播簡史》《中國廣播電視通史》（主編兼主要撰稿人）《中國廣播電視史教程》（合著）及《趙玉明文集》（四卷本），主編有《中國廣播電視圖史》《中國現代廣播史料選編》《日本侵華廣播史料選編》《中國抗戰廣播史料選編》《新修地方志早期廣播史料彙編（上、下）》《廣播電視簡明辭典》《廣播電視辭典》《中國廣播電視人物詞典》《中外廣播電視百科全書》《廣播電視學學科體系建設研究》及《周恩來題詞集解》（特邀主編）《周恩來題詞記事暨研究文集》等。主持完成多項國家社科、教育部、國家廣電總局的科研項目。所著（含參與編著）的教材、專著、論文和主編的廣播電視工具書曾在教育部（國家教委）、國家廣電總局（廣電部）和中國廣播電視學會等主辦的有關論著評選中多次獲獎。2009年獲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編纂出版榮譽證書，同年獲中國傳媒大會「金長城傳媒獎·共和國60周年60名傳媒影響力人物」。2010年獲教育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全國優秀博士論文指導教師」榮譽證書。新世紀以來，先後獲四個國家一級學會和兩個二級學會的表彰，其中有中國廣播電視學會首屆全國「十佳百優」廣播電視理論工作者評選「十佳」之一（2001年），中國老教授協會頒發的「老教授科教工作優秀獎」（2012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從事高教工作逾30年高教研究有重要貢獻學者」稱號（2013年），中國新聞史學會第二屆「終身成就獎」（2016年）以及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新聞學與傳播學專業委員會（原中國新聞教育學會）「中國新聞教育貢獻人物」 稱號（2008年），中國出版協會年鑑工作委員會（原中國年鑑研究會）「傑出年鑑工作者」稱號（2015年）。
本期公眾號特推送趙玉明先生《20年前的破冰之旅：憶大陸新聞學者首次訪臺始末》一文，以資悼念。
新年伊始，報載2012年大陸赴臺參訪和旅遊人數已達260萬人次。不禁憶起20年前首次赴臺的情景，竟有隔世之感。
自上世紀80年代後期，海峽兩岸相互開放，漸有人員往來。80年代末，隨著兩岸新聞記者開始互訪，新聞學者的交流也初現端倪。1989年9月初，臺灣方面李瞻、潘家慶教授等首次來北京到中國人民大學參加「兩岸新聞教育學術研討會」。從新聞教育交流來講也屬一次單向的破冰之旅。會議期間，人大甘惜分、方漢奇兩位教授向李、潘表示了期盼訪臺，以實現兩岸新聞學者雙向交流的迫切願望。
李瞻教授返臺後傾力策劃大陸新聞學者訪臺之事。1990年10月，經他促成，臺灣方面以「中國新聞學會」名義發函邀請大陸甘、方老師等10人訪臺。惜因兩岸隔絕時間過長，互有疑慮，據說彼方有關大陸人員入境規定中含有敵意內容，甚至禁止中共黨員入境；此方則要求對方函中不得有「中華民國」字樣，邀請單位不得為冠有「中國」字樣的學術團體。此事發生在海峽兩岸達成「九二共識」之前，未能成行，也屬意料之中。1992年9月底，李瞻致函方老師告知臺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擬於次年舉辦「一九九三年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屆時將邀請大陸新聞學者與會。同年10月10日方老師將該函複印寄我，閱後方知我在被邀之列。方老師囑我抓緊辦理有關手續並函復政大。我向廣播學院領導匯報此事後，又知我校被邀者尚有電視系任遠教授。任與我是1959年同時畢業於人大新聞系，並分配至廣播學院任教的，此次同行訪臺，互有照應，當屬幸事。1993年是我校與臺灣有關院校交流的初始之年。2月，我參加了接待臺灣世界新聞傳播學院代表團的訪問活動。4月，又參與接待了臺灣兩岸文藝交流訪問團，並主持了座談會。兩次交流都在熱烈友好親情般的氣氛中進行，在與臺灣友人的交談中，我被告知將於6月底赴臺出席上述研討會，他們表示期待再次會見，以主人身份接待來訪。
在準備前往臺北赴會的過程中，廣電部臺辦、國家教委臺辦多次叮囑有關注意事項，如在臺期間不宜個人單獨外出，勿去參觀中正（蔣介石）紀念堂等地，不要與臺官方單位如「陸委會」、「新聞局」等來往，並囑準備預案。教委臺辦還召集在京赴臺參會的人員開會。在會上始知此次直接從大陸赴臺參會學者有17人。為保存史料，現將名單列出如下：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甘惜分、方漢奇、何梓華；
北京廣播學院：趙玉明、任遠；
中國新聞學院：沈如鋼；
中國社科院新聞所：孫旭培；
上海 復旦大學：寧樹藩、劉海貴；
湖北 武漢大學：李進才、吳高福、樊凡；
廣東 暨南大學：吳文虎；
深圳大學：熊源偉、餘明陽；
新疆 新疆大學：汪仲英；
黑龍江 哈爾濱社科院：葉乃滋。、
上述17人均為分別被邀請、以個人身份並非以代表團名義赴臺與會，但為便於在臺期間有事協商，教委臺辦指定李進才、何梓華為聯繫人。諸事安排完畢，我與任遠於6月24日離京飛赴深圳。按照研討會主辦方函告，大陸一行17人須於25日上午8點在深圳火車站候車室集合，以便香港旅行社來人引導我們從香港過境。在我方深圳海關辦理出境手續一切順利，費時不多。但到羅湖海關辦理香港入境手續卻大費周折。港英當局的辦事機構竟然讓我們一行從上午9點多到下午3點多足足等候了6個多小時才辦完了填卡、蓋章、交手續費（60港元）三件並不複雜之事。不知是故意刁難，還是歷來如此，大家頗有一種「被殖民」的感覺。在悶熱無聊的等候中，大家還吃了一頓盒飯午餐，花費港幣30元（折合人民幣45元），不禁令人咋舌。在辦手續過程中，我們之中還有一人手包被竊，所幸證件追回，但錢款盡失。這也給大家提醒，香港也並非首善之地。當晚下榻香港利園酒店。26日上午，旅行社為不失商機，安排我們一行到香港最大的珠寶商廠家謝瑞麟珠寶商店參觀購物。學者畢竟是學者，看的雖甚認真仔細，但購者寥寥。下午4點半從啟德機場秉坐香港國泰航空公司飛機，經1小時許的飛行，平安抵達臺灣桃園機場。飛行中，鄰座間互相興奮交談，忘卻了此前的煩惱不快。在機場辦完必要的手續後，走進候機大廳，受到研討會主辦方政大傳播學院院長潘家慶教授等的歡迎。隨後入住機場過境旅館，研討會也在該處舉行。回想24日下午3點多離京，26日下午近6點到臺北，前後歷時兩天多，50多個小時，兩岸隔絕40年帶來的旅途周折和不便，實難忘懷。此之於今天北京直飛臺北不過三四個小時，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政大傳播學院為籌備此次研討會付出了諸多努力，不但要設法克服兩岸隔絕帶來的政治上的障礙，還要籌措一筆不菲的經費（據臺刊報導為新臺幣近500萬元，折合人民幣100多萬元，我記得當年廣播學院的科研經費也不足100萬元），其中包括用於支付大陸學者的往返旅費及在臺期間的食宿費用等，儘管如此，在研討會開幕前夕，還是發生了一件事。大陸學者中有人發現研討會入門處的會標上，除中文名稱「1993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外，尚有英文名稱「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如果直譯為中文，意即「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國際研討會」。這就意味著這次研討會是國際性的，引申下去就意味著含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之意。大陸學者如果與會那就是大是大非問題了。大陸一行的聯繫人急忙分別向我們通報，並商討如何處理此事。如處理不當，我們有可能無法出席研討會，那麼此前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所幸有驚無險，後來聽說在與研討會召集人潘家慶院長商討過程中，主辦方提出中英文會名雖有不同，但宣布以中文為主如何？大陸聯繫人提出應以中文為準，否則……主辦方接受了上述建議。潘院長在次日的開幕詞中專門加了一句，此次研討會「以中文會名為準，特此聲明」。大家長嘆了一口氣，中國人的智慧終於化解了一場危機！其實，此次與會人員近200人，除臺灣、香港及大陸學者外，還有來自美國、澳大利亞和新加坡等地的學者，也可謂是一次「國際性」會議。不過大陸方面認為臺灣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是無權舉辦國際性會議的。
27日上午，研討會報到。下午兩點，研討會開幕，潘院長致簡短開幕詞後，臺灣傳播學研究開創者之一、七旬高齡的徐佳士教授作專題演講，提出建立一個中文傳播研究的「社區」，廣泛開展中文傳播研究，其創意甚新，引入注目。28日全天及29日上午為分組研討，為了多方學習、交友，我往返於多處會場，研討內容涉及新聞傳播研究及教學的各個方面，會上各抒己見，時見爭鳴，氣氛熱烈，獲益良多。29日下午，我在主題為「中國大陸傳播教育體制的建立與檢討」分組會上發言，題為「中國大陸廣播電視教育的回顧與前瞻」，另有何梓華、樊凡兩位的發言，評論人為潘家慶教授。需要說明的是「檢討」兩字的含意，在臺灣和大陸各有不同的側重含意。在臺灣，「檢討」兩字，主要是指進行事務或工作的一般性分析與探討（據《兩岸常用詞典》）；而在大陸，自解放後「檢討」兩字則為找出缺點和錯誤，並作自我批評（據《現代漢語詞典》）。如果說寫檢討，那就是犯了錯誤而寫的檢查。此處若不釐清不同的含意，可能以為我們發言是在對大陸傳播教育體制的缺點和錯誤作檢討了。我的發言全面評述了自20世紀20年代初起七十年來大陸廣播電視教育的發展歷程，並重點介紹了廣播學院概貌和辦學特色。會後，該文收入政大新聞學系主編的研討會第二本論文集中，書名為《中國大陸新聞傳播研究——「1993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論文彙編》，我校學報也於當年第6期予以刊登。研討會的全部活動於6月30日下午圓滿結束。以後的幾天用來遊覽名勝，訪問臺灣媒體單位和新聞院系以及參觀臺北「故宮博物院」等，整個行程安排緊湊有序，7月5日我與任遠同行經香港離臺，於6日上午8時乘港龍航空飛機回到北京。前後歷時13天的臺北之行，在我的學術生涯中留下了難忘的印象，20年後回憶起來仍有以下幾點感觸：
第一、主辦方及相關各界的親情般的接待令人感動。臺灣政大傳播學院作為主辦方，對研討會的召開作了周到細緻的準備。報到後每人領到一份《大會手冊》，幾天的大小三四十場研討會的安排一目了然。院方的老師和同學們對大陸一行，特別是甘、方、寧等長輩的起居飲食關懷備至。不久前曾到我校訪問的世新傳播學院教務長皇甫河旺和龔周明先生聽說我們已到臺北，在研討會開幕前夕中午，代表成嘉玲院長（正在美國訪問）專程前來賓館看望並宴請我和任遠等。會後，7月4日下午，龔周明先生陪同我和任遠參觀了臺北「故宮博物院」，訪問了世新學院。晚間又邀請了幾位臺灣教授共進晚餐，互談兩地相關專業的學術交流事宜。政大傳播學院廣播電視學系主任關向仁教授得知我和任遠來自北京廣播學院，專業相近，在宴請中邊吃邊聊，互相介紹各自專業教學研究情況，大有相見恨晚之意。《中國時報》、《聯合報》兩大報系在研討會後盛情邀請大陸一行到阿里山、日月潭遊覽，使我們飽覽寶島大好風光，愜意無限。7月5日，我和任遠離開寶島飛赴香港途中，與會的香港浸會學院俞旭老師與我們同行。他在飛機上關切地問我們到香港後下榻何處？並直言相告：「如佳賓館費用太貴，如住一般旅店安全有虞，現在我的夫人和孩子均在美國，我單身一人在港，你們如不嫌棄，乾脆到我家住一宿，我們還可暢聊一晚。」盛情難卻，離開機場後遂到俞旭家中。我們在香港度過了難忘的一夜。為了酬謝俞旭老師的盛情款待，我返京後購置了一批大陸出版的新聞傳播及廣電專業圖書回寄給他。
第二、臺灣媒體爭相報導研討會的敬業精神令人欽佩。本次研討會是兩岸三地及海外華人新聞學者首次齊聚一堂的學術盛會，特別是作為大陸新聞學者的破冰之旅，更引起了臺灣媒體的廣泛關注。研討會期間，媒體記者穿梭往來。從臺灣媒體的報導來看，甘老師、方老師和中國社科院新聞所所長孫旭培是臺灣媒體的重點採訪對象。僅以《中國時報》為例。6月28日，該報以「兩岸三地為建立中文傳媒體系集思廣益」為題，報導了研討會開幕盛況。7月1日，以「中文傳播應在本土化與國際化間力求平衡」為題報導了閉幕消息。在遊覽阿里山、日月潭途中，該報記者隨行抓緊採訪，以「一個方向多種聲音，合唱總比齊唱好」為題，突出報導了大陸學者的訪臺觀感。7月3日，該報邀請以大陸新聞學者為主的兩岸三地20位新聞學者以「大陸新聞發展與兩岸新聞交流」為主題舉辦座談會。次日以整版篇幅摘登發言予以報導，強調「大陸新聞改革蓄勢待發，兩岸新聞交流注入活力。」我在發言中對兩岸廣播電視交流發表了三點意見。當時，瀏覽臺灣報刊的有關報導，總的印象是比較客觀、全面，版面集中，圖片多樣，標題醒目，很是吸引眼球。獲贈的臺灣《新聞鏡》周刊第242期專門刊登了研討會召集人潘家慶、秘書長鍾蔚文兩位教授的專文和專訪以及徐佳士教授在開幕式上的主題講演、研討會的安排等。
第三、臺灣發達的新聞傳播教育事業令人稱羨。臺灣自1988年解除「報禁」以來，新聞傳播事業發展較快，隨之新聞傳播教育也日新月異。以我們曾前往參觀訪問的政大傳播學院為例，該院學科體系完整，設有三系（新聞學系、廣告學系、廣播電視學系）和一所（新聞研究所）。教研內容包括新聞、傳播、廣告、廣電、公關等各方面，各系所都有自己的學術刊物。該院從本科班到博士班層次齊全。新聞所從1954年開辦碩士班，1982年起率先開辦博士班，1987年首屆畢業。博士生教育比之於大陸略早兩年左右（中國人民大學1984年首招新聞學博士生，1988年首屆畢業）。各系所的教學實驗設備相當齊全、先進，另外還有藏書豐富的圖書資料室。臺灣新聞傳播學的主要教師都具有博士學位，大部分還是海歸。據說，臺灣各大學講師職稱的評聘必須具有博士學位才可，這一點令大陸新聞學者深感差距甚大。從教師待遇方面來看，據個人當時私下了解比較，大體同等師資的薪金待遇，大陸僅為臺灣的1/5至1/6左右。年資較深的教授科研經費和時間充裕，海外學術休假已成慣例。臺灣新聞傳播學史論、實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佳作迭出。在參訪期間，兩岸學者互相交換了一批學術成果，相比之下，臺灣方面的成果多於大陸。
7月初，訪臺歸來。瀏覽帶回大幅醒目報導大陸新聞學者訪臺活動的臺灣報刊之餘，反觀北京報刊竟無一字報導，不禁深感失衡。為了彌補遺憾，我與人大新聞系畢業、已在媒體工作的女兒趙虹商量，由她採訪方老師、甘老師及孫旭培等，將他們訪臺觀感寫成一文。此文後在《光明日報》7月25日臺港澳專欄中刊出，題為「有益的交流」。原文不長，引述如下，也可視為此次訪臺圓滿成功的歷史記錄。
應臺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邀請，中國人民大學、社科院、北京廣播學院、中國新聞學院、武漢大學、暨南大學、深圳大學、新疆大學的17位新聞學專家、教授6月27日―30日出席了在臺北召開的1993年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談起此次臺灣之行，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方漢奇教授說，第一次到臺灣，對寶島的秀麗風光和臺灣新聞業有了感性認識。臺灣新聞業信息量大、管理水平較高。對兩岸新聞史學界的交流、合作前景，雙方都持樂觀態度。
方教授認為印象最深的是「手足之情、同胞之情」。雖然兩岸新聞體制不同，一些觀念不同，但並不妨礙同業之間的交流，整個交流充滿了求同存異的友好氣氛。
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甘惜分教授也感觸頗深地說，40多年的隔絕，今日共聚一堂，大陸學者受到非常熱情的接待，老報人、老教育工作者之間相處得很好。臺灣學者對大陸新聞機構的情況了解很多，積累了豐富的大陸報刊資料並有較深入的研究。
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孫旭培認為，臺灣同行在傳播學研究方面比大陸要深、要廣，除大眾傳播學以外，他們對人際傳播、口頭傳播等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們的一些研究方法和成果，值得我們借鑑。兩岸都非常關心傳播學的「中國化」問題，認為中西傳播文化合理交融，是對現代傳播學內容的豐富和發展。
北京廣播學院副院長趙玉明教授認為，臺灣新聞教育事業比較發達，公私立學校並存，經費充足。新聞系科設置齊全，教學設備先進，主要師資大多具有博士學位。有的新聞院系還有自己的報紙、廣播電臺、電視臺，有的還定期編印《新聞學研究》、《廣播與電視》、《廣告學研究》等專業刊物。這些都值得我們借鑑。
選編自趙玉明《20年前的破冰之旅：憶大陸新聞學者首次訪臺始末》，《新聞春秋》2013年第3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
本期編輯：振 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