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學生被誤當小偷被迫退學 七年間拾荒討清白
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7年04月11日 23:21 來源：
來源：中新網
在瀋陽市一個居民小區附近，經常可以看到一對撿破爛的母女。女兒名叫李秀麗，十年前在她還是一名快要畢業的大專學生時，突然接到學校退學的通知，從那時開始，她就跟著母親以撿垃圾為生。
曾經的大學生為什麼如今要撿垃圾呢？據李秀麗回憶，十年前，也就是1997年11月28日，和她同寢室的同學張翠霞發現自己存摺上的600元錢在當天上午9點被別人冒領了。張翠霞報警後，瀋陽市公安局一名叫董兆宏的民警來調查這起案件。邏輯推理後，民警董兆宏認為，取錢的人就是偷存摺的人。但由於案發的銀行在十年前沒有安裝監控設施，小偷留下的唯一的蛛絲馬跡就是在取款單上的筆跡。董兆宏準備通過筆跡鑑定來破案，並把鑑定目標鎖定在李秀麗和另一名女生身上。
李秀麗說，那天，她和另一個女生填寫了民警董兆宏拿來的很多空白取款單，作為筆跡鑑定的樣本。兩個月後，筆跡鑑定結果出來了。董兆宏跟她說就是她，聽到這個結果，她當時就感覺腦袋炸了。
當時民警董兆宏拿出的鑑定結論上寫著：「送檢取款憑條上，有關取款人填寫的字跡是李秀麗所寫。」而李秀麗也在那天寫下承認自己是小偷的交代材料。可李秀麗說，當初承認偷竊，是迫不得已。當時太無知，被民警嚇得編了個口供。
隨後，李秀麗翻供了。她向辦案民警董兆宏提供了自己沒有作案時間的證據：有三名同學書面證明，那天他們和李秀麗一起上自習，案發時她沒有出過教室。在李秀麗的強烈要求下，民警董兆宏答應換一個鑑定部門，再做一次筆跡鑑定。
很快，第二次的鑑定結果也出來了。董兆宏拿著一張紙找到李秀麗，紙上寫著經兩次筆跡鑑定都是李秀麗。隨後，公安機關作出了處理意見：李秀麗偷竊存摺，冒領他人存款，應予以治安處罰。但考慮到李秀麗是在讀大學生，公安機關把處罰權交給了學校。1998年4月6日，學校對李秀麗作出勒令退學的處分。
據李秀麗說，當年她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在班裡擔任學習委員，她所學的機械製造專業當時是很熱門的，眼看再過兩個月就要畢業時卻被勒令退學了，她的前途變得一片黑暗，而靠撿垃圾供她讀書的母親也感到特別失望。
為討清白奔波辛苦整七年
公安機關都已經作出了認定，李秀麗就是小偷的事實似乎是板上釘釘了。可李秀麗還是不服，被勒令退學後，1998年5月，李秀麗對公安機關提起了訴訟。半年後，法院作出的判決給了李秀麗一次機會。判決要求公安局更加嚴格地履行程序，重新作出偷竊認定。
法院作出的判決應該是讓李秀麗看到了希望，但是她等來的又是什麼呢？拿著法院的判決，李秀麗反覆到公安局要新的認定結論。據李秀麗說，1998年年底，突然有一天，公安局的人開車來接她去取結論，但是取結論的地點不是公安局，而是看守所。「我一下車就拽著我媽不鬆手，他們就硬拉，把我媽拉到外面，把我使勁拖到裡頭去了。我進去之後，他們給了我一個勞動教養決定書。」這份由瀋陽市勞動教養委員會作出的決定上寫著：「李秀麗進行盜竊活動，危害社會治安，根據有關規定，決定勞動教養一年。」
一年後，李秀麗勞教期滿。從勞教所出來，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法院，把瀋陽市勞動教養委員會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認定勞動教養錯誤。
李秀麗認為，翻案的關鍵在於筆跡鑑定結論能不能改變。帶著案發時間前後的作業本等材料，她從瀋陽來到北京，找到了著名的物證學專家徐立根教授。徐教授在這些資料裡挑出了大量的樣本，和那張被冒領的取款單上的字跡進行了比對。隨後，徐教授以北京物證技術鑑定所的名義作出了結論：取款條上的幾個字不是李秀麗寫的。
拿著徐教授作出的鑑定結論，李秀麗覺得打官司有信心了：「當時我看了之後，真是像救星來了似的。」
之後幾年，李秀麗就用這個鑑定結論作為證據，來洗刷自己的惡名。但這個過程之漫長，是誰也沒有想到的。李秀麗一邊和母親撿垃圾維持生活，一邊一次又一次地跑法院打官司，這一跑就是七年。
2004年9月，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勞動教養委員會認定李秀麗盜竊的事實證據不足，適用法律不當，判決撤銷勞動教養的決定和以前所有的法院判決，並予以李秀麗國家賠償1.9萬元。事件發生時，李秀麗只有21歲。打完這場官司，她已經28歲了。這個判決她等了整整七年。
一人辦案致筆跡送檢存疑點
雖然法院的判決證明了「公安機關認定李秀麗是小偷」是一個錯誤，可當初為什麼會產生如此錯誤，讓一個風華正茂的大學生蒙受了七年冤枉呢？公安局是依據兩次筆跡鑑定的結論作出的錯誤認定，那麼這是不是意味著筆跡鑑定就是錯誤的呢？徐立根教授說，鑑定出錯是有可能的，關鍵是要看錯在哪裡。有可能是送檢人在樣本的收集上有毛病，必須了解他在什麼情況下怎麼收取的樣本。
徐教授首先對收集樣本的過程產生了質疑，在有問題的那兩份鑑定書裡，都有民警董兆宏讓李秀麗和另一名女生填寫的空白的取款單樣本，那麼十年前，收集這些樣本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呢？李秀麗說：「讓我們倆都寫了一百多張這樣的空白取款單，都是一樣的內容，我倆誰都沒做標記，也沒籤名字。」記者看到，在認定李秀麗是小偷的鑑定樣本裡，的確沒有李秀麗書寫的籤名。
「沒有籤名，是不是最後誰給她調包了，那就不好說了。」徐教授認為，除了收集樣本是個關鍵，送交鑑定部門的過程也非常重要。那麼，十年前，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收集的鑑定樣本？又是怎樣送檢的？這些只有當時的辦案民警明白。
帶著諸多疑問，記者來到瀋陽市公安局，尋找當時的辦案民警董兆宏。公安局的有關人員告訴記者，他們這裡已經沒有這個人了。他受處分後，早不在公安局了。
通過查找，記者在瀋陽市一所大學裡，找到了擔任保衛幹部的董兆宏。聽到記者提及李秀麗的事，董兆宏馬上走開。
在案卷卷宗裡，記者查到，法院詢問了董兆宏送交鑑定樣本的過程，董兆宏說去送檢的過程中只有他一個人。由此可以看出，那些樣本只經過董兆宏一人的手，沒有他人監督。
依據法院判決，公安機關認定李秀麗是小偷就是個錯誤，那麼在李秀麗提出疑義的情況下，為什麼堅持對她進行勞動教養呢？記者到公安機關了解當年的情況，但得到的答覆是「此事不能接受採訪」。
清白討回拾荒現狀未改變
李秀麗等到了這樣一個判決，她的生活又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她目前的狀況又怎麼樣？
600元錢被盜事件從發生到今天，已經有十年了。對於公安局來說，這也許就是個誰也沒有興趣再提及的案件。但十年的時間卻徹底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李秀麗當年的同學們如今大都已成家立業了。而那個曾經也被懷疑盜竊，和她一起做了筆跡鑑定的女孩一畢業就回了老家。這十年中，李秀麗也四處尋找工作，但沒有文憑、又被勞教過，這讓她四處碰壁。無奈之下，李秀麗只能和媽媽一起去撿垃圾。吃的菜都是她們到附近的市場上撿來的。
但眼淚和委屈無法改變現狀，李秀麗明白，要想讓社會接納自己，一切還得從頭開始。她找到學校，要求學校為她恢復學籍、頒發畢業證、分配工作，並提出經濟賠償48萬元。而學校表示，他們只能滿足第一項要求，如果她申請，他們應該為她恢復學籍。
2006年年底，李秀麗到法院，提起了要求學校民事賠償的訴訟。目前，還沒有工作的李秀麗繼續靠撿垃圾維持生活。
專家說法
公安機關的認定及處罰均存在證據不足
撒貝寧(央視《今日說法》主持人)：我們看到，公安機關認定李秀麗有偷竊的行為，主要證據就是那兩份筆跡鑑定。單憑筆跡鑑定，是否能夠認定一個人的偷竊行為？
洪道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應該是不能的。因為筆跡鑑定是間接證據，它最多只是證明了這個取款條是某某人寫的，但這某某人取款的存摺是哪兒來的、是怎麼來的，可是跟這個鑑定沒有任何關係。所以，單憑筆跡鑑定只能證明其中的一個環節，背後其他的事兒鑑定解釋不了。
撒貝寧：法院作出了個判決，要求公安機關重新再認定一次。這個判決依據是什麼？
洪道德：李秀麗親筆書寫的供詞和鑑定結論應該說是吻合的，因為她承認自己偷了。但我們一定要注意一點，李秀麗現在說當初親筆書寫的供詞內容是被逼的。第二次鑑定是在李秀麗的親筆書寫供詞以後才搞的，這就說明李秀麗的親筆書寫供詞已經被公安機關否定掉了。那麼這個案子認定李秀麗有盜竊行為的證據，又只剩下一個鑑定了。而鑑定這個證據是永遠成不了直接證據的。
除了鑑定之外，又出現了一個新的證據，就是三名同學證明當時李秀麗沒有作案時間。所以，這兩個證據相互矛盾。基於這樣的證據，認定她盜竊應當是證據不足。
撒貝寧：通過記者調查的情況，您怎麼看這一年的勞動教養？
洪道德：在沒有新證據的情況下，對她進行勞動教養顯然是證據不足。當時的公安機關怎麼會突然對她勞動教養了？我想是一個執法理念的問題。可能因為李秀麗對這件事不依不饒，公安機關感覺面子下不來，認為公安機關做的決定作為公民就應該服從，要不服從，後面可是還有比這更嚴厲的措施。
公平正義取決於辦案的每一個細節
撒貝寧：現在李秀麗這件事算是還了她一個清白，可是這中間還有三份鑑定，其中兩份認為是她寫的，一份認為不是她寫的，原因就在於這個比對材料有問題。
洪道德：送檢樣本當初是一個人去送的，這不合法，應該至少兩個人去送，相互監督。
法律對公安人員所有的偵查活動都是要求不能少於兩人，到今天來看，它是形成疑案的一個很重要的程序上的原因。所以，後來發生的這些事情，包括公安機關自己都說不清楚。
撒貝寧：通過整件事，您覺得它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是什麼？
洪道德：在辦案程序上面的違反規則，很可能給一個人帶來相當大的損害，甚至是終身的磨難。這個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們每個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公安辦案人員，要慎重對待自己手中的權力。
責編：張建